IS6

以色列: 一個民族的重生6

第十六章效法猶太復國主義者：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興起

我們將像沒有恐怖攻擊一樣繼續和平進程，並像沒有和平進程一樣打擊恐怖主義。 ——總理伊扎克·拉賓貝京當選總理結束了工黨幾十年的統治。不同於以前的總理，貝京非常重視猶太傳統。但最能體現宗教重新進入公共領域的，還是阿里耶·德里在政治上的快速崛起。德里一家是摩洛哥移民，1967年六日戰爭以色列獲勝後，阿拉伯國家再次像獨立戰爭之後那樣轉而對付境內的猶太人，德里一家於是移民以色列。初到以色列，德里一家非常貧窮，但他們持守傳統猶太人的生活方式。德里相信，以色列主流社會沒有給包括他家人在內的移民公平的機會，才華過人的德里便開始從政。他的擢升速度驚人。 1985年，年僅26歲時已成為內政部長身邊的顧問，29歲時成為以色列內政部長。以色列一位著名記者評論他是「新時代以色列最振奮人心和最有前途的人物」。雖然90年代的一連串醜聞導致他下台，但當他（暫時）離開公眾視野時，以色列政治已留下了他深深的烙印。 1984年，正當阿里耶·德里青雲直上時，俄巴底亞·約瑟拉比卸任了以色列塞法迪大拉比一職。約瑟拉比是猶太教律法的天才，就各種律法疑難問題做出許多精闢的裁決。他也是一位民粹主義者，擅長對非正統派猶太人、阿拉伯人和任何時候他所不認可的人冷言相訥。利用他在東方猶太人內部的強大影響力，俄巴底亞拉比（Rav Ovadia，追隨者都這樣稱呼他）建立了沙斯黨。這個名字來自「塞法迪守護者」（Shomrei Sefarad）的希伯來語首字母縮寫，意思是「守護《妥拉》的塞法迪人」。但它也是個雙關語，在希伯來語中還可以理解為「塞法迪人的守衛者」。事實上，東方猶太人正是這樣看沙斯黨的，即沙斯黨是他們的守護者。沙斯黨正統派宗教特色毫不含糊，強調對傳統的堅持，也致力於解決東方猶太人在社會福利和教育上的需求。即使宗教上不太虔誠的東方猶太人也擁護這個政黨。東方猶太人不用再支持有明顯世俗傾向的利庫德集團，他們如今有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沙斯黨，這個黨看起來宗教特色鮮明，政治上也成功。阿里耶·德里是沙斯黨的公共代言人，深具個人魅力和政治敏銳性，沙斯黨支持率和影響力因此迅速上升。 1984年，剛成立的沙斯黨在議會中只獲得4席。 1999 年，就在德里被判處貪污罪（最終因此入獄）這一年，沙斯黨獲得了13%的票數，一舉奪取議會中的17個席位。沙斯黨的崛起讓人們開始對猶太復國主義歷史有了新的解讀，對它未來的發展也有了新的想像。德里在解釋自己理念和傳統猶太復國主義理念的區別時，毫不掩飾地挖苦後者：現在，世俗的以色列人害怕沙斯黨會改變這個國家的世俗特徵。他們口口聲聲稱自己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但他們根本不是。他們從事的是異端運動。他們認為我們的父母是落後的原始人，試圖改變他們的信仰。他們把我們的父母安置在條件惡劣的偏遠城鎮和村莊，讓他們的孩子接受毫無用處的教育。現在，我們站了出來，要維護這些生活在偏遠地區人民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害怕我們。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要迫害我們。這種迫害既是種族的，也是宗教上的。但他們越羞辱我們，我們越壯大。我們將改變以色列國的特徵。沙斯黨沒有放棄這項承諾。當宗教在以色列公共領域變得越來越重要時，類似情況也出現在中東其他地區，特別是在以色列的鄰國。 1980年代中期，阿拉伯世界還沒有完全從泛阿拉伯主義這個世俗夢想的失敗中走出來。這段時期最能吸引追隨者的阿拉伯領袖呼籲人們將信仰寄託在伊斯蘭革命上，只有透過這項事業才能恢復阿拉伯世界昔日的榮光。幾十年來，透過強權政治統治阿拉伯國家的世俗政權被嚴重削弱（特別是埃及的薩達特政權），尋求新道路的時機已經成熟。 1979年，伊朗透過革命讓阿亞圖拉掌權，這對中東地區產生了深遠影響，伊斯蘭主義迅速填補了中東的權力真空。在70年代和1980年代，穆斯林兄弟會成為中東最具影響力的伊斯蘭組織。在阿拉伯世界許多地方，穆斯林兄弟會建立起有效的體系，向人民提供世俗政府沒能提供的重要社會服務。在提供福利的同時，這些社會服務組織也有效地傳播了高度傳統主義的宗教思想，這很快反映在阿拉伯國家的大街小巷中，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戴傳統穆斯林頭巾希賈布（hijab），越來越多的男性開始留象徵宗教虔誠的鬍子。六日戰爭結束20年後，伊斯蘭教再次展現強大的吸引力，以色列人放眼所及，到處可見新成立的伊斯蘭教機構。經濟陷入困境也是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穆斯林轉變宗教態度的原因。在許多方面，以色列人的統治改善了巴勒斯坦的經濟狀況。六日戰爭後的1967年到1980 年代初，加薩走廊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從80美元上升到1700美元。同一時期，約旦河西岸的國內生產毛額翻了3倍。巴勒斯坦被佔土地上的汽車數量翻了10倍。 1967年，加薩地帶只有18%的家庭能得到電力供應，但1981年加薩走廊併入以色列電網後，比例上升到89%。但以色列的統治並沒有讓加薩走廊所有居民脫貧。加薩人口密集，擁擠不堪，街道上到處流著未經處理的污水，許多家庭沒有自來水。 1980年代中期的經濟大蕭條讓生活更加艱難，在人滿為患、髒亂不堪的巴勒斯坦難民營，情況尤其嚴重。包括泛阿拉伯主義在內的各種運動，讓巴勒斯坦難民一次又一次失望而歸。這時出現的伊斯蘭運動，群眾基礎深厚，組織者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疾苦，向他們描繪了美好的未來，並得到巴勒斯坦人的深切認同。穆斯林兄弟會的影響力和權力迅速發展，擁有了越來越多宗教上虔誠的追隨者。不無諷刺的是，以色列開明的政策也助長了穆斯林基要主義在加薩走廊和約旦河西岸的傳播。六日戰爭以前，巴勒斯坦被佔領土沒有大學，為了發展當地溫和的政治勢力，以色列鼓勵發展高等教育，七所大學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得以建成。但這項政策適得其反，這些大學成為極端伊斯蘭運動的溫床。一開始，以色列錯誤地認為這些都是純粹宗教運動，不包含任何政治目的。這項誤判後來讓以色列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1988年，哈馬斯成立。對該組織的追隨者而言，他們的核心宗教義務就是將歷史上的巴勒斯坦全境從「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佔領」下解放出來，他們認為「從河流（約旦河）到大海（地中海）」的土地屬於穆斯林的「瓦克夫」（waqf）。他們宣誓對以色列發動「吉哈德」（jihad，聖戰）。哈馬斯成立時所製定的憲章在內容和語調上公然反猶，其用語和《錫安長老會紀要》等納粹德國宣傳資料如出一轍。熟悉20世紀歷史的人都不會對《哈馬斯憲章》

中的語言和要旨感到陌生：今天的目標是巴勒斯坦，明天的就可能是另一個國家或多個國家。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陰謀深不可測，在吞併巴勒斯坦後，他們會繼續向從尼羅河到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地區擴張。當他們將佔領土地徹底消化後，會繼續擴張。《錫安長老教會紀要》中介紹了他們的陰謀，他們現在的所作所為完全印證了書中的話。哈馬斯認為，猶太人「為了統治全世界，建立了聯合國和安理會」。猶太人應該幾乎為所有國際戰爭負責，包括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態度更值得注意，《哈馬斯憲章》在緒論部分承諾，「以色列將繼續壯大和發展，直到伊斯蘭教將其消滅，就像它消滅了它那些先行者那樣」。納賽爾已經過世。以色列的軍事優勢足以有效應對來自敘利亞的任何威脅。泛阿拉伯主義已成為歷史。但以色列要再次面對決心消滅它的另一個敵人。 1987年12月9日，在加薩走廊一起交通事故中，一名以色列司機駕駛的卡車壓死了四名阿拉伯工人。約旦河西岸和加薩的阿拉伯人長期壓抑的怨憤一觸即發，他們走上街頭使用暴力手段。和以色列軍隊對峙的阿拉伯青年從一開始的數百人發展到數千人，他們不斷朝軍隊與平民投擲石塊和燃燒彈。接下來是總罷工，就算店家不願意停業，在暴徒的恐嚇下也只好關門。這場突如其來的抵抗運動被稱為「因提法達」（intifada）。在阿拉伯語中，「因提法達」是「抖落」的意思，就像狗甩掉身上的水一樣，巴勒斯坦人用這個詞來比喻他們試圖甩掉以色列人的統治。這場運動讓以色列在軍事上面臨一個新的挑戰。這場抵抗運動很早以前就有爆發的徵兆。 1980年代中期，以色列就開始應對巴勒斯坦人的大規模暴力活動，這和以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對猶太人發動的有針對性的襲擊完全不同。剛開始，巴勒斯坦人在衝突中丟擲石塊、用刀捅人、燃燒輪胎。這些行為並沒有引起以色列安全部門足夠的重視。 1987年12月的事件爆發後，以色列領導人發現這是先前從未碰到過的難題，不知如何應對。巴勒斯坦哲學教授和公共知識分子薩利·努賽貝赫（Sari Nusseibeh）將這次起義比喻為火山爆發，他說：「火山爆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旦時機成熟，火山中的岩漿就會以驚人的方式噴發。以色列士兵從未在戰場上和拿著石頭的青少年交手，這並非以色列國防軍精銳部隊可以輕易辨識和清除的敵人。以色列年輕男女面對的是一群憤怒而絕望的平民，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人的武器只是石頭和燃燒彈。以色列的科技優勢在這個新戰場上幾乎沒有用武之地。以色列國防軍士兵的作戰地點突然變成人口稠密的平民區，作戰工具主要是橡皮子彈、催淚瓦斯和警棍，偶爾也使用更具殺傷力的武器。有的國防軍官員說，拉賓命令軍隊「打斷他們的手和腿」。但這種方法也不起作用，憤恨和絕望太深了。幾十年來，以色列的佔領和六日戰爭的失利讓巴勒斯坦人心生怨恨，因提法達正是怨恨的劇烈爆發。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正面交鋒中，雙方都承受了巨大的損失。佔領土地上的學校大多被徵用為起義活動的指揮中心，學生常年無法正常上課。一位希伯來大學犯罪學教授記錄道：「1987—1988學年，約旦河西岸的小學生201個上學日中有175日因為學校強制關門而取消。」除了學校被強制關門，包括宵禁、封路和搜查等行動也嚴重影響了巴勒斯坦人的正常生活，進一步激化了巴勒斯坦活動人的憤怒情緒，暴力活動升級。約旦發生的變化讓這一地區變得更加複雜。在六日戰爭中，由於侯賽因加入埃及和敘利亞對以色列的戰爭，約旦失去了約旦河西岸，但約旦王室一直沒有放棄對約旦河西岸的主權要求。約旦議會中仍有西岸來的巴勒斯坦代表；數千名約旦公務員仍在約旦河西岸工作，部分薪資由安曼發放。然而，侯賽因的約旦王國由佔人口少數的哈希姆家族統治，佔人口多數的巴勒斯坦人是明顯的二等公民，成為「心懷不滿的大多數」。國王最不願意看到約旦河西岸的暴力活動越過約旦河，蔓延到約旦的中心地帶，威脅到他的政權。由於因提法達，1988年7月，約旦宣布放棄對約旦河西岸的主權要求。只要想到約旦有一天會重新收回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就會多處下注，不敢公開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因為後者仍是約旦的宿敵。但是，約旦退出競爭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無可爭議地成為最能代表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利益的組織。以色列當初從未計劃要佔領約旦河西岸，如今以色列卻由於沒有負責任的一方接管這塊土地而無法終止對這裡的佔領，這在很大程度上使以色列的政治困境變得更加錯綜複雜。因提法達（後來被稱為第一次因提法達）讓以色列社會接受了一次從未經歷過的挑戰，十八九歲的士兵們是聽著國防軍的英勇事蹟長大的，這支軍隊打敗了邪惡的敵人，捍衛了以色列的榮譽。但他們自己的軍旅生涯卻沒那麼風光，他們感覺更像是在維持治安，管理敵方的平民。一位以色列記者用「射擊和哭泣」（yorim v'bochim）來表達這代人的幻滅。一位預備役軍官悲傷地說：「18歲的年輕人問我在佔領土地上服役是不是很恐怖。我告訴他們，最讓我害怕的是我自己，我害怕自己成為惡人，害怕自己陷入艱難的選擇。這片叢林有著獨特的法則。」因提法達的目的達到了。現在，以色列人不僅思考長期佔領對巴勒斯坦人的影響，也開始擔心扮演佔領者角色對自己、對他們的孩子、對他們的人性產生的影響。許多人開始明白以色列正統派哲學家耶沙亞胡·雷博維茨早在1967年發出的警告：“以色列必須'將自己從統治另一個民族的詛咒中解放出來'”，如果它不想“給整個猶太民族帶來災難的話”。因提法達也沉重打擊了以色列右翼政治勢力。約西·克萊因·哈勒維指出，當看到巴勒斯坦人的憤怒，許多以色列人開始明白，只要以色列還控制加薩、約旦河西岸以及生活在那裡的幾百萬巴勒斯坦人，實現和平就是天方夜譚。六日戰爭後，以色列普遍存在「開化式」佔領的思想，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赫茨爾的《新故土》，它認為猶太人的到來能給這一地區帶來進步，因此理應受到阿拉伯人的歡迎；隨著約旦河西岸的憤怒在燃燒，這種思想也著火了。巴勒斯坦人用寫在牆上的標語告訴以色列人，巴勒斯坦民族主義不可小覷。在隨後幾十年，越來越多的以色列人意識到，以色列遲早將從約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區撤出。這段時期，歐洲也發生了劇變。 1989年底，柏林圍牆倒塌。 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自以色列成立以來，以色列和阿拉伯鄰國就夾在兩個超級大國的博弈中間。美蘇關係對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的阿以戰爭影響深遠。在以色列建國問題上，美國在聯合國投了贊成票。雖然美以關係隨後經歷過艱難時期，但在蘇聯解體前，美國被認為是以色列的保護國，而蘇聯則是阿拉伯國家的支持者。隨著蘇聯解體，阿拉伯人急需尋找新的靠山。歐洲國家此後將逐漸在阿以衝突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蘇聯解體也深刻改變了以色列國內的人口組成。猶太國將要接受建國以來最大一批移民的湧入。蘇聯猶太人並非一夕之間來到以色列，美國猶太人從中做了許多工作。史達林上台後，蘇聯猶太人受到政府的強壓。政府試圖扼殺猶太傳統教育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幾乎所有能體現猶太身分的事物都淪為打擊對象。在70年間，史達林和後來的蘇聯領導人弱化了蘇聯猶太人的猶太性，降低了他們對猶太教的熟悉程度，但即便如此，蘇聯猶太人仍希望回歸以色列，和同胞一起生活。 1967年，蘇聯猶太人看到以色列猶太人打破了千年來的受害者形象，給何為猶太人樹立起新的典範，他們的回歸願望變得更加強烈。蘇聯的大門是關閉的，解放蘇聯猶太人成為美國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的重要任務。包括「學生為蘇聯猶太人鬥爭」（Student Struggle for Soviet Jewry）在內的組織機構和包括1974年美國貿易法《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用於懲罰限制移民的共產主義國家）在內的政治努力都發揮了積極作用。除此之外，遊行示威活動也對蘇聯政府施加了壓力，不少無畏的美國猶太人還申請並得到了蘇聯簽證，他們給蘇聯猶太人送去書籍、音樂和其他教育與宗教材料，以此鼓舞他們的士氣，加強他們的教育。慢慢地，蘇聯的大門開啟了。 1970年，只有992人從蘇聯移民以色列；1980年，這數字達到7570；1990年，達到185227。這次移民潮直到2000年才結束，總共有100萬蘇聯猶太人來到猶太國，大大改變了以色列的面貌。和許多先前的移民一樣，剛抵達以色列時，蘇聯移民也沒什麼錢，急需政府幫助。以色列的就業市場競爭激烈，許多在蘇聯擁有高度專業技能的移民，在以色列必須工作。由於人多，分佈又相對集中，他們發行有自己的報紙和雜誌。這導致其他以色列人對蘇聯猶太人不滿，指責他們不願意融入以色列社會。這批移民和東方猶太移民差異很大。雖然他們也經過一段時間才融入以色列社會，但他們在許多方面屬於西方移民，不少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其中有工程師和醫生，還有人擅長藝術，尤其是音樂。蘇聯猶太人很快就融入以色列的科學界和藝術界，不僅為這些領域輸送了大量人才，也擴大了以色列社會在教育和文化服務上的需求。

蘇聯移民的公共代表人物是拿單‧夏蘭斯基。他曾經是前蘇聯猶太人中一名「被禁移民者」（refusenik）。因為申請移民以色列，他被強加一項莫須有的罪名──為美國國防情報局充當間諜，為此在獄中服刑了9年。在美國總統雷根的施壓下，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最終釋放了拿單·夏蘭斯基。移民以色列後，他成為蜚聲國際的人權運動者，是猶太人勇氣的象徵。 1996年，他成立了專門維護俄羅斯移民利益的政黨，名為以色列阿利亞黨（Yisrael Ba-Aliyah，「阿利亞」在希伯來文中既有移民之意，也有上升之意，所以這個名稱可同時理解為「移民以色列」或「以色列崛起」），這讓他在議會中佔據顯要地位。後來，隨著俄羅斯移民對建立自己政黨需求的下降，他退出了政黨政治，但仍然是以色列重要的政治家，也是仍然健在的猶太民族最偉大的英雄之一。試圖到猶太國尋求庇護、夢想在這裡開始新生活的，不只是蘇聯猶太人。內戰和飢荒的肆虐讓埃塞俄比亞人民不聊生，世界猶太人尤其關心埃塞俄比亞猶太社團的命運。 35年前，以色列國防軍透過「魔毯行動」將也門猶太人安全運送到以色列，現在，視全世界猶太人安危為己任的以色列政府開始考慮營救埃塞俄比亞猶太人。早在1984年，以色列就派社會運動家和摩薩德特工到蘇丹，將數千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秘密帶到以色列，但衣索比亞還有很多猶太人。 1991年，埃塞俄比亞情況進一步惡化，當地猶太人的處境變得更加危險。 1991年5月，以色列發動了大膽的“所羅門行動”，將經過改裝的C-130運輸機（“大力神”運輸機）降落在內戰中的埃塞俄比亞狹窄的跑道上。為了盡可能裝載更多的人，飛機座椅被拆除，最多時一架飛機上擠了1100人。這些移民極度貧窮，一些衣物和簡單的炊具就是全部家當。有些人身體已經非常虛弱，飛機降落在以色列後，在停機坪等待的救護車將其中140人直接送到醫院治療。短短36小時內，35架以色列空軍C-130運輸機和以色列航空波音747客機將14,325名衣索比亞猶太人運送到以色列。埃塞俄比亞猶太人雖然也是猶太人後裔（他們的起源問題仍有爭議），但他們和那些不顧生命危險開飛機去營救他們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之間幾乎沒有共同點。上千年來，衣索比亞猶太人和生活在巴比倫、巴勒斯坦、歐洲和北非的猶太人沒有任何來往。他們秉持了一種古老的猶太生活方式，這和以色列人自認為「純正的」猶太教截然不同。任何猶太發展或猶太傳統如果其歷史不到兩千年，這些新移民基本上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塔木德》，這是他們流散出以色列地之後才出現的。普珥節和光明節進入猶太曆法是在他們與其他猶太人隔絕後產生的。他們對大屠殺或猶太人過去兩千年以來經歷的其他事件一無所知，因為這些都發生在他們流散到非洲以後。他們說的語言不是希伯來語，而是阿姆哈拉語（Amharic）。可以說，剛剛到來時，以色列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現代國家，現代文明也是一個全新的概念。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電、自來水和現代科技（由於氣溫較低，有人試圖在飛機上生火），這些對他們都是挑戰。這次移民行動和以色列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悲哀的是，許多埃塞俄比亞人淪為以色列下層階級，以色列也出現針對他們的種族歧視事件。他們的孩子要經過幾十年努力，才能在以色列社會、經濟、教育和軍事領域建樹。但同時，以色列確實拯救了上萬人的埃塞俄比亞猶太社團，將他們帶到了以色列。當白種人駕駛載有黑人移民的飛機降落在機場，以色列向全世界證明，猶太國拯救猶太人的任務超越了種族和膚色。毫無疑問，以色列存在種族歧視，偶爾還會出現嚴重的種族主義的案例。但整體而言，埃塞俄比亞猶太人遇到的主要障礙是文化差異，這也是全世界移民面對的挑戰。他們的猶太教與以色列的宗教文化差異太大。雖然他們的外表、語言和行為方式與已經生活在這裡的猶太人不同，雖說他們要融入以色列社會確實艱難，但以色列人深信接收埃塞俄比亞猶太人是絕對正確的。他們也屬於猶太民族，而拯救這個民族正是以色列存在的全部意義。讓人感到諷刺和悲哀的是，不管是衣索比亞移民還是俄羅斯移民，以色列的拉比總署對他們是否真正是猶太人卻不確定。就俄羅斯移民而言，他們中許多人根據猶太律法（halakhah）確實不能算猶太人。蘇聯猶太社團和非猶太人通婚現像很普遍。有數據顯示，依據《回歸法》（不同於傳統猶太律法，《回歸法》採用的是納粹德國定義猶太人的方法，即祖父母當中有一人為猶太人就算是猶太人），來到以色列的蘇聯猶太人中，只有25%屬於嚴格意義上的猶太人。雖然沒有明確說新移民不是猶太人，但拉比總署在這些人改宗加入猶太教的問題上設置重重障礙，這遭到包括正統派拉比在內的許多人的批評。埃塞俄比亞人的情況更糟。塞法迪大拉比最早裁定這些埃塞俄比亞人（他稱他們為法拉沙人[Falashas]，這是對這個群體另一個常見的稱呼）屬於猶太人。 1973 年，早在大批埃塞俄比亞移民抵達以色列前，俄巴底亞·約瑟拉比就在具有歷史意義的裁決中說：我因此得出結論，法拉沙人是向南遷到埃塞俄比亞的以色列支派的後裔，毫無疑問，先前提到的聖人已經證明他們[法拉沙人]屬於這一派……基於以上可靠的證人和證據……和我個人的意見，我為猶太人。相形之下，阿什肯納茲大拉比什洛莫·戈倫（一位非常博學的學者，做出過許多具有開創意義的宗教裁決）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很保守。 1981年前，他在文章中甚至從未暗示過他認為這些移民屬於猶太人。

1990年8月，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美國和以西方國家為主組成的多國部隊與侯賽因開戰。為了報復美國，1991年1月，侯賽因向以色列發射了多枚飛彈。以色列領導人從來不願意在以色列人民遭到攻擊時無所作為，但這次以色列無能為力，美國總統喬治·HW布希堅稱他不能容忍以色列捲入這場戰爭（美國沒有向以色列空軍提供確保以色列軍用飛機不會被友軍火力擊中的暗號代碼）。當時以色列總統伊扎克·沙米爾建國前是萊希的領導人，他在使用武力保護猶太人時從不猶豫，但面對美國施加的政治壓力，他只能按兵不動。以色列人帶著大量食物和防毒面具（因為擔心侯賽因像入侵伊朗時那樣使用化學武器）躲進防空洞，他們在密不透風的房間裡等待這場戰爭結束。除了防毒面具，許多嬰兒床也裝上了防毒設備。人們對侯賽因充滿恐懼。雖然能夠理解政府採取的實用主義政策（為了確保以色列擁有足夠的自衛能力，美國向以色列提供了愛國者導彈），但他們也感到驚愕，沒想到在基希涅夫事件將近一個世紀後，猶太人再次躲了起來，猶太男人無法保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比亞利克在他最著名的一首詩歌《論殺戮》中，表達了目睹猶太人被殺戮後他對上帝的憤怒。在這首詩最膾炙人口的一句中，比亞利克高呼：「如果還有什麼正義，就讓它出現吧！」他無法忍受猶太人長期作為受害者的狀態。一個世紀已經過去，特拉維夫遭到飛彈襲擊後，國防軍卻按兵不動，一位以色列政治評論家寫道：「如果還有什麼國防軍，就讓它立即出現吧！」幾乎無人不知這句話的來歷。早在贖罪日戰爭時，施洛莫·加齊特（1970年代末期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局長）就指出，埃以之間的戰爭已經陷入僵局，誰也無法成為贏家。自80年代以來，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戰爭更是如此，沒有任何一方能取得決定性勝利或突破性進展。越來越多的以色列人意識到雙方必須談判。

最早與埃及實現和平的是利庫德集團領導下的右翼政府，最早同意和巴勒斯坦人間接對話的也是他們。 1991年10月，在伊扎克·沙米爾擔任總理期間，以色列官員和來自敘利亞、黎巴嫩、約旦的代表團在西班牙會面，史稱馬德里和平會議。由於當時以色列法律仍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定義為恐怖組織，以色列拒絕與該組織直接對話。作為妥協，以色列同意讓約旦河西岸和約旦的不屬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巴勒斯坦代表加入約旦代表團。有史以來，以色列人第一次和巴勒斯坦人坐在同一張談判桌上。馬德里和平會議的目的，並不是達成某種協議，而是啟動雙邊談判。就此而論，會議成功了，巴以雙方開始展開對話，同巴勒斯坦實現和平列入以色列的議程。在1992年的大選中，以色列人將選票投給了最有可能幫助他們實現和平的總理伊扎克·拉賓。拉賓曾參與獨立戰爭和1967年戰爭中許多關鍵的行動，以色列人相信他能理解他們的安全需求。雖然曾經因為醜聞而辭職，但以色列人現在希望他能回來，如果他幫助以色列達成同巴勒斯坦的和平協議，以色列人的生活就能回歸正常。在就職演說上，拉賓認為猶太人的處境已經起了變化，現在以色列人可以為實現和平而做出一定犧牲：我們不再是一個“獨居的民族”，“全世界都和我們作對”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必須擺脫近半個世紀以來禁錮著我們的孤立感。 ……我們深信可以實現和平，必須實現和平，和平一定會來。詩人薩烏爾·切爾尼霍夫斯基（Shaul Tchernikovsky）曾寫道：「我相信未來。即使遙遠，各民族間和平相處、相互祝福的一天終將到來。」我願相信，這一天離我們不再遙遠。 1993年初，以色列廢除了禁止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談判的法律。第二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開始在挪威奧斯陸秘密談判。雙方就《奧斯陸第一階段協議》的基本架構達成協議，這成為後來《奧斯陸協議》的一部分。該協議制定了一項最多長達五年的安排，這段期間巴以雙方將就永久解決方案進行談判。協議為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做準備，該機構將負責管理巴勒斯坦控制的地區。以色列軍隊將從加薩和約旦河西岸地區部分撤出。 1993年8月，西蒙·佩雷斯訪問奧斯陸，秘密簽署了這份協議。根據協議中「相互承認」的條款，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承認了以色列的生存權，宣布放棄對猶太國使用武力。以色列則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允許亞西爾·阿拉法特和他的數十萬名戰士從國外回到約旦河西岸和加薩。 1995年9月，雙方又簽署了《奧斯陸第二階段協議》，將約旦河西岸分為A、B、C三個區域（參見地圖8），分別由巴勒斯坦單獨控制、巴以雙方共管和以色列單獨控制。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協議都沒有承諾保證巴勒斯坦人建國，但協議框架最終打算達到這個目的。 1993年，阿拉法特、拉賓和美國總統柯林頓共同出現在白宮前的大草坪上，隨著拉賓和阿拉法特相互握手，中東似乎即將進入一個新時代。持強硬立場的穆斯林認為《奧斯陸協議》離經叛道。以色列沒有權利生活在阿拉伯土地上，堅決抵制和以色列達成任何協議。因此，《奧斯陸協議》不但沒有迎來和平，還再次引發巴勒斯坦人針對以色列人的更尖銳的暴力活動，而且這次遠比因提法達時期的暴力活動更加致命。為了挫敗協議，哈馬斯和其他激進組織針對以色列平民發動多起自殺式爆炸事件，造成特拉維夫和包括耶路撒冷等位於綠線（1949年停火線）內城市大量傷亡。 1994—1996年，死於武裝攻擊的以色列人數超過了建國以來所有武裝攻擊造成的傷亡人數。但阿拉法特很少在公開場合譴責巴勒斯坦激進分子，即便逮捕，也會等國際社會視線轉移後才釋放。許多以色列人認為，1974年在聯合國大會上腰配槍套發表「橄欖枝」演說的阿拉法特只是在欺騙世人。和平談判進入如此關鍵的階段，阿拉法特理應用阿拉伯語讓巴勒斯坦人停止暴力行動，但他不願意這麼做。接下來，一起猶太人恐怖攻擊活動讓這一區的局勢更加緊張。 1994年2月25 日，從美國移民以色列的猶太教徒巴魯克·戈登斯坦攜帶武器走進希伯倫的先祖墓地，朝正在禱告的穆斯林開槍掃射，29名巴勒斯坦朝拜者當場死亡，最後他自己也被憤怒的群眾殺死。希伯倫再次成了火藥桶。 1929年，正是在希伯倫的暴動中，阿拉伯人不但殺害多名猶太人，還摧毀了那裡的猶太社團，揭開了中東地區巴以武裝衝突的序幕。 1967年六日戰爭後，一群猶太青年移居到希伯崙，在綠線外建立了第一批定居點中的一個。現在，地區局勢緊張，《奧斯陸協議》前途未卜，希伯倫又發生了屠殺，而且是在先祖墓地。只不過這次兇手是猶太人，而正在禱告的穆斯林是受害者。戈登斯坦的攻擊讓以色列人毛骨悚然，猶太宗教領袖紛紛譴責他。但傷害已經造成了。阿拉伯暴力攻擊持續升級，整個地區陷入混亂。有消息人士說，由於這些激進主義活動，連拉賓私下也在考慮放棄《奧斯陸協議》。多年後，在2008年，國防部前部長摩西·亞阿龍（Moshe Ya'alon，暱稱為“博吉”[Bogie]）透露，拉賓曾對他說，作為總理他“打算'糾正'《奧斯陸協議》，因為阿拉法特已不值得信任”。 2010年，在接受以色列一家知名報紙的採訪時，拉賓的女兒達莉亞·拉賓說道：“許多和父親關係很近的人告訴我，就在遇刺前夜，他還在考慮終止奧斯陸進程，因為當時恐襲非常猖獗，他意識到阿拉法特沒有灰心諾言。” 無論他個人喪氣，也無論他在私下喪氣。本－古里安決心要讓伊休夫像沒有戰爭一樣反對白皮書，並像沒有白皮書一樣參戰。拉賓將這句話改了改，宣稱：「我們將像沒有恐怖攻擊一樣繼續和平進程，並像沒有和平進程一樣打擊恐怖主義。「雖然對阿拉法特耍兩面派感到憤怒，但以色列繼續落實《奧斯陸協議》中規定的義務。1994年5月，協議的細節敲定9天后，以色列國防軍撤出了耶利哥和加沙地帶絕大部分地區。接著，以色列國防軍開始從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大城市與領土撤離領土。和平進程在別處取得了進展。佔比例進一步下降），解決不了的爭議在兩國之間已不復存在。」 1994年10月，以色列和約旦簽訂和平協議。因祖父阿卜杜拉一世國王因為考慮和以色列人實現和平而被巴勒斯坦人謀殺，侯賽因當時還年輕，而且就在謀殺現場目睹了這一幕；這項成就對他而言不僅具有政治和經濟意義，也有深刻的個人意義。與阿拉法特達成的「協議」不但沒有帶來和平，反而造成更多「恐怖」攻擊，越來越多的以色列人對此深感驚恐，認為以色列犯下了致命的錯誤。人的土地，任何協議如果要他們放棄哪怕一小塊地，那它就是離經叛道。少數極端的拉比說拉賓是「羅德夫」（rodef，「取人命的人」）和「伯蓋德」（boged，「叛徒」），根據猶太律法，這兩個罪名是死罪。

被人拍到他當時就站在一個寫著「處死拉賓」的標語的上方（他很可能沒注意到）。很多以色列人擔心煽動再不控制會導致災難。 62年前，哈伊姆·阿羅佐羅夫在特拉維夫海邊被刺殺，看到拉賓危險的處境，哈伊姆·阿羅佐羅夫的兒子為以色列一家報紙的專欄撰文，請求全國人民保持冷靜。他認為他的父親就因為當時的煽動而被謀殺，現在以色列的情況和他父親死前如出一轍。他寫道：「右翼領袖必須停止煽動，必須告訴追隨者，再煽動下去會有什麼後果，否則，這些領導人要承擔所有的後果，就像當年謀殺阿羅佐羅夫時一樣。」拉賓雖然私下里已經對《奧斯陸協議》疑慮叢叢，但他在公開場合繼續支持。為了向以色列和全世界表達以色列將執行和阿拉法特簽訂的協議，1995年11月4日，他和西蒙·佩雷斯呼籲民眾前往特拉維夫，舉行一次大規模和平集會。許多以色列人響應號召，據統計，當天到場人數為15萬，實際參加人數可能更高。拉賓在演講中對成千上萬仍然相信有可能和平的民眾說道：我從軍27年，因為沒有和平機會，戰鬥了很長時間。但我相信，和平機會現在來了，而且機會很大。為了在場的各位，以及其他沒有在場的民眾，我們必須抓住這個機會。我始終相信，大多數人想要和平，並且為了和平而願意承擔風險。你們能來參加這次活動，已經證明我們是一個渴望和平、反對暴力的民族，我相信那些沒到現場的人也是一樣。暴力侵蝕以色列民主的根基。暴力必須受到譴責，必須受到孤立。暴力不是以色列的出路。民主國家可以有不同觀點，但最終決定必須透過民主選舉做出，1992年的選舉讓我們有權利做今天在做的事，繼續這項事業。

演講結束後，拉賓和集會人群一道唱起已成為和平陣營主題曲的《和平之歌》（Shir La-Shalom），這首歌副歌部分的歌聲響徹整個特拉維夫廣場：不要只說這天終將到來，而要去實現它。這個夢想並非遙不可及，在城市的所有廣場上，讓我們呼喚和平！就在拉賓前往登車地點準備離開時，25歲的巴伊蘭大學信教的法律系學生伊格爾·阿米爾繞過保鏢，對總理連開三槍。拉賓被緊急送往醫院。以色列全國人民屏息凝視，焦慮等待搶救結果。不久，拉賓的同事艾坦·哈伯（Etan Haber）走出伊車洛夫（Ichilov）醫院，拉賓剛剛在此動了手術。他向驚恐萬分的民眾讀了一段簡短的聲明，許多以色列人至今都能將它背下來：以色列政府以震驚和悲痛的心情宣布，總理兼國防部長伊扎克·拉賓，今晚在特拉維夫被一名兇手刺殺身亡。願他安息。這個年輕的國家多災多難，從未經歷過和平，一下又要面對這個它根本無法想像的恐懼。深深的羞恥如烏雲籠罩在以色列上空，久久不散。數千民眾自發性地返回廣場，來到剛才集會之處，再次唱起當晚早些時候唱的那首歌，而以色列已不是剛才那個以色列了。幾千人在街上哭泣。語言無法表達此時此刻的絕望，三五成群的年輕以色列人在全國街道邊點上無數根蠟燭。起初不知所措的人們逐漸意識到這是個巨大的悲劇，每個以色列人都是悲劇中的一員，和平之夢已滅，國將不國。人們抱在一起，只有哭泣。他們坐在那，盯著搖曳的燭光，邊唱邊哭。他們希望從朋友的擁抱中找到些許安慰，希望這個傷痕累累的國家有一天還能透過某種方式康復。他們禱告，因為仍希望有一點迴旋的餘地。同時，他們哀悼，因為害怕到手的東西會淪為泡影——這個小國的發展超乎所有人意料，復國的願景使之最終建國，而他們的祖父祖母歷經艱辛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重獲猶太新生，但這一切都可能隨拉賓的遇刺而與他們漸行漸遠。

第十七章和平進程陷入僵局

我是個失敗者，這都是拜你所賜。 ——比爾·柯林頓致亞西爾·阿拉法特拉賓下葬前，100萬人走過棺材，向遺體告別。 80個國家派代表參加了葬禮，約旦國王侯賽因在對這些政要發表演講時說：「我從沒想過這一刻，沒想到我會失去一位如此重要的兄弟、同事和朋友。」他說拉賓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漢和軍人」。「雖然他來自敵對方，但我們互相尊重。我認識他，因為我和他都意識到，我們應該跨越分歧的鴻溝，開展真誠的對話，增進相互間認識，為我們各自的後代留下一筆他們應得的遺產。」當侯賽因國王離開講台時，人們看到他在顫抖。多年前，他的祖父因為追求和平而被謀殺，拉賓的去世是歷史的重演，勾起了他痛苦的回憶。人們不禁要問，總有人不惜一切代價阻礙和平的實現，中東是否會在暗無天日的戰亂中一直沉下去？埃及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來到以色列參加葬禮。」這一幕永遠銘刻在以色列人的記憶中。西蒙·佩雷斯長期以來是拉賓工黨領導人位置的激烈競爭者。拉賓的位置。但年輕時就在本－古里安等開國元勳身邊工作的佩雷斯也明白，此時此刻，需要有人站出來領導國家，讓以色列社會走出陰霾。西蒙·佩雷斯什麼都見過。 Perski）。佩雷斯決心完成拉賓的和平事業，繼續推動《奧斯陸協議》的落實。

進了一大步。但在此期間，巴勒斯坦人的襲擊活動仍在繼續，襲擊的次數和造成的傷亡甚至比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奧斯陸協議》失敗的事實已經越來越難以掩蓋。佩雷斯說：「我們沒有得到感謝，我們得到的是炸彈。」佩雷斯宣布以色列提前6個月舉行大選，右派人士刺殺拉賓讓以色列人厭惡，佩雷斯認為自己可以毫無懸念地當選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確，民調也顯示，他的支持率遠高於利庫德黨的班雅明·內塔尼亞胡。巴勒斯坦激進分子改變了選舉的結果。短短9天內，在特拉維夫和亞實基倫（Ashkelon）這兩座以色列中心城市的兩起暴力襲擊中，將近60名以色列人喪命。在取代拉賓擔任總理僅7個月後，佩雷斯就被憤怒而驚恐的以色列人用選票趕下台。安全始終是以色列選民最關心的問題。每當暴力攻擊加劇，他們就會將選票投給右翼政黨；1996年的選舉也不例外，內塔尼亞胡取代佩雷斯成為以色列總理。上台後，內塔尼亞胡履行了以色列政府先前的承諾（根據1995年的巴以和平協定，也稱為《奧斯陸第二階段協議》），重新部署在希伯倫的軍隊，希伯倫已是以色列控制的約旦河西岸最後一座城市。在美國施壓下，1998年內塔尼亞胡又簽訂了《懷伊河備忘錄》（Wye River Memorandum），旨在恢復實施已陷入僵局的《奧斯陸第二階段協議》。但從一開始，內塔尼亞胡就認為《奧斯陸協議》是以色列做出的錯誤決定。在三年執政期間，他殫精竭慮，避免《奧斯陸協議》可能對以色列帶來的危險。但在下一輪選舉中，以色列人想要一個中間人物，於是又向左搖擺，選出埃胡德·巴拉克擔任以色列總理。

巴拉克是一名戰功卓越的軍人，他在競選時提出了三點承諾。首先，他承諾將以色列軍隊撤出黎巴嫩南部，政府先前一直不知如何從這場戰爭中脫身；其次，他承諾讓以色列和敘利亞實現和平；最後，雖然人們越來越懷疑《奧斯陸協議》，但巴拉克仍然承諾同巴勒斯坦人實現和平。一些以色列領導人認為，最明智的辦法是將巴拉克前兩個承諾結合起來：如果可以與敘利亞簽訂和平協議，那麼以色列就可以透過與敘利亞協調而撤出黎巴嫩。但實際上，敘利亞樂意看到以色列武裝繼續留在黎巴嫩，這樣他們才能透過真主黨這個代理人來打擊以色列軍隊。敘利亞外交部部長甚至聲稱，如果以色列不經敘利亞同意就撤軍，將被敘利亞視為「戰爭行為」。以色列一位著名記者就此評論道：「這種心理扭曲即使按照當地標準也是令人難忘的。」這樣，巴拉克要想將以色列帶出黎巴嫩，除了單方面撤軍，別無選擇。 2000年5月24日，他這麼做了。當時服役於黎巴嫩的國防軍戰士大多出生於1982年前後，以色列在這一年最早入侵黎巴嫩。這並非以色列最後一次面對阿拉伯暴力活動選擇單方面撤離。後來的事實證明，每當以色列做出這樣的選擇，就會被阿拉伯極端分子利用。截至2000年，真主黨用行動證明，他們能對全世界最專業的一支軍隊實施致命的暴力行為：1985年（黎巴嫩戰爭主要作戰階段結束後）到1997年之間，200多名以色列戰士陣亡，750多人受傷。以軍撤出後，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的地位得以鞏固。在以軍越過邊境回到以色列的前夜，真主黨副總書記將當晚形容為“巴勒斯坦人勝利的曙光”，“他們也可以通過抵抗和殉難來獲得解放”，他承諾“在黎巴嫩取得的勝利可以復製到巴勒斯坦”。從黎巴嫩撤軍的諾言實現後，巴拉克將注意力轉向巴勒斯坦問題。 5月撤軍結束不久，2000年夏天，埃胡德·巴拉克、亞西爾·阿拉法特和比爾·柯林頓在戴維營開始談判。 22年前正是在這裡，貝京與薩達特在卡特的協調下達成埃以和平協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多年來最棘手的問題（巴勒斯坦難民回歸、耶路撒冷歸屬和巴勒斯坦國邊界劃分）都被拿到談判桌上。巴拉克決心同巴勒斯坦人達成全面協議。為了實現巴勒斯坦建國，巴拉克向阿拉法特提供約旦河西岸92%的土地和耶路撒冷部分地區。但讓以色列談判團隊驚訝的是，阿拉法特及其團隊竟然拒絕考慮這項方案。起初，《奧斯陸協議》的簽訂引發巴勒斯坦暴力襲擊的升級；現在，以色列提出了一個他們認為阿拉法特會覺得慷慨的解決方案，就算阿拉法特仍不滿意，這個方案也可以作為繼續談判的基礎，但阿拉法特斷然拒絕了。巴勒斯坦的毫不妥協讓柯林頓也困惑不解。戴維營和談宣告失敗，與會者不歡而散。回到以色列的巴拉克政治處境非常不利，右翼人士因為他在戴維營的讓步過大而憤怒，左翼人士則對他的空手而歸失望。回到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卻受到英雄般的歡迎。巴勒斯坦人認為他經受住了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威逼利誘，向世界表明如果不能滿足巴勒斯坦人對耶路撒冷、邊界和難民回歸方面的全部要求，他們不會做出任何妥協。阿拉法特希望他的人民看到他的意志是堅定的，他一直忠於人民的理想。美國外交家和作家丹尼斯·羅斯參與了幾十年來的中東和談，曾擔任比爾·柯林頓的中東特使。他後來寫道：「巴拉克和克林頓都準備為達成協議而做需要做的事，兩人迎接了挑戰，誰都沒有迴避複雜而危險的歷史和宗教問題。能這樣說阿拉法特嗎？很遺憾，不能。」以色列的分析人士和歷史學家，甚至包括那些長期和左翼政治勢力關係密切的歷史學家，都清楚阿拉法特的用意。只要談判繼續拖延下去，國際社會就認為這位曾經的戰士在追求和平。一旦簽訂和平協議，國際社會就會期待他治理這個新成立的國家，他必須對這個國家負責。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阿拉法特根本不願意踏出這一步。地區局勢日趨緊張。以色列從黎巴嫩撤軍剛過六個月，戴維營和談剛結束兩個多月，反對黨領袖阿里埃勒·沙龍決定到聖殿山看看。身為以色列公民，他完全有權參觀聖殿山，但有些人認為這是挑釁之舉。其他人則宣稱沙龍此舉是為了告訴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將繼續保持對東耶路撒冷和舊城區的主權。也許還有人在想，沙隆知道阿拉法特必然會做出激烈的反應，他要在政府做出進一步妥協前，讓以色列人看穿阿拉法特的行為方式。不管到底出於什麼動機，沙龍「事先顯然得知，以色列情報機構告訴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部長什洛莫·本－阿米，沙龍訪問聖殿山不會引起聯合暴力。約旦河西岸安全預防部門負責人巴勒斯坦人賈布里勒·拉米（Jibril Rajoub）的話也間接確認了情報機構的判斷拉米告訴本－阿米，沙龍可以考慮到聖地，但不要進入清真寺。沙龍沒有進入清真寺，2000年9月28日，在數百名以色列警察的保護下，他登上了聖殿山。第二天，兩萬名巴勒斯坦人來到聖殿山示威，以色列軍隊在與巴勒斯坦人對峙中使用了小型輕武器，讓暴動進一步升級。在當天的衝突中，7名巴勒斯坦暴徒被擊斃，300名巴勒斯坦人和70名以色列警察受傷。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領導人在電視演說中發表了強烈的反以言論，在廣播演說中號召人們發動「吉哈德」（這個穆斯林宗教用語專指針對非穆斯林的宗教戰爭）。幾天內，在阿拉法特及其安全部隊的縱容和煽動下，衝突迅速蔓延到全國。以色列安全部門認為阿拉法特為發動起義蓄謀已久，沙龍登上聖殿山只不過為他提供了借口。這場衝突持續了四年之久，後來稱為「第二次因提法達」。衝突之初發生的一些事件頗有像徵意義。 9月30日，一支法國電視拍攝團隊在加薩拍下了令人恐懼的一幕： 12歲的穆罕默德·杜拉（Mohammad al-Dura）雖然有父親的奮力保護，還是被殘忍殺害。以色列堅持國防軍沒有殺害這名男孩（後來證明這的確不是國防軍所為），但這起事件讓巴勒斯坦民眾無比憤怒。此事發生後不到兩週，有兩名以色列預備役戰士駕車前往駐地報到，但在路口拐錯彎，誤入了巴勒斯坦城市拉馬拉。他們很快就被當地民眾包圍，然後被殘忍殺害。一名激進分子站在窗前，向歡呼的巴勒斯坦群眾舉起沾滿鮮血的雙手，這張照片在全世界廣為流傳。看到此景，以色列人再次感受到巴勒斯坦人的目的不是建國，而是殺害猶太人。這次因提法達遠不像第一次因提法達那樣屬於大規模群眾起義，但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安全部隊使用了武器和自殺性爆炸手段，因而比第一次因提法達更具殺傷力。衝突也蔓延到以色列阿拉伯人那裡，特別是在阿拉伯人密集的加利利地區。有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攻擊了猶太人的財產、汽車、定居點和各種機構。以色列的猶太人也展開了反擊，在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混居的城市，許多清真寺、阿拉伯人商店和居民區遭到攻擊。 2000年10月，在一次示威活動中，以色列警察和阿拉伯暴徒發生衝突，現場一度失控，阿拉伯人開始投擲石塊和火焰炸彈，用彈弓射擊鋼珠，有的人還用真槍射擊。以色列警察也使用了實彈，10月的短短幾天內，13名以色列阿拉伯人被以色列安全部隊擊斃。這一衝突後來稱為「2000年十月事件」。負責調查此事的奧爾（Or）調查委員會發現，以色列警察對暴力衝突準備不足，有時反應過激。 2000年十月事件和1956年卡西姆村事件不同。在十月事件中，阿拉伯人使用了武力。但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看來，這兩個事件有連結。和1956年卡西姆村事件和1976 年土地日事件一樣，十月事件再次證明他們永遠是二等公民，不如猶太人受重視。哈瑞迪人在抗議政府時也會在馬路上點燃輪胎並使用輕微的暴力，但以色列安全部隊從來不會朝他們開槍。沙龍去聖殿山和2000年十月事件中阿拉伯人的死亡進一步加劇了暴力活動。到處有人投擲燃燒彈，焚燒公車。阿拉伯縱火者還在森林裡放火，這是極具象徵意義的攻擊方式。猶太移民潮興起以來，植樹造林一直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重要工程。在過去一個世紀，猶太國民基金會在這裡種植了2.5億棵樹。樹木不僅能改良土壤，也像徵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將以色列地變成沃土的決心。但縱火者恰恰要毀掉這種進步。隨著暴力的延續，柯林頓總統為了挽救和平進程，做出了最後努力。 2000年12月底，他提出了一個名為「柯林頓參數」的方案。根據他的建議，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國將包括約旦河西岸94%—96%的土地（雖然方案中沒有提到加沙，但柯林頓在2001年1 月指出巴勒斯坦國的領土包括加薩走廊）。分佈在猶太人口佔優勢地區的定居點可以併入以色列，這樣，以色列就能併入約80%的定居者。柯林頓建議根據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比例將東耶路撒冷劃分為巴勒斯坦區和猶太區。為了減少以色列在安全上的顧慮，柯林頓提議在約旦河谷地臨時駐紮國際部隊和以色列部隊，並在此建立長期存在的「預警站」。巴勒斯坦難民只能返回巴勒斯坦，不能進入以色列本土。嚴格來說，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同意了柯林頓的方案。但柯林頓後來在自傳《我的生活》中寫道：「阿拉法特說他有保留地接受這個方案。但與以色列不同，阿拉法特的保留意見不在方案之內，至少在難民和西牆的問題上是如此。但他答應過在我離任前實現和平，所以我認為他接受方案時的態度是認真的。」

就在柯林頓即將離任前，阿拉法特打電話來表示感謝，他說柯林頓是偉人。柯林頓總統回答：「主席先生，我不是偉人。我是個失敗者，這都是拜你所賜。」在總統任上的最後一天，柯林頓也提醒喬治布希和柯林鮑威爾，不要相信阿拉法特將對他們說的任何一個字。他告訴他們，相信阿拉法特是「他擔任總統期間犯下的最大錯誤」。柯林頓讓阿拉法特和拉賓實現了那次著名的握手，但離開白宮時，他沒能解決巴以衝突。和平進程危在旦夕，針對以色列人的攻擊沒有減弱，以色列的氣氛令人絕望。以色列人已經無法繼續忍受埃胡德·巴拉克總理。戴維營和談失敗後，阿拉法特毫不妥協，但巴拉克繼續讓步。在失去議會的支持後，巴拉克不得不宣佈在2001年2月提前舉行大選。 2000年十月事件讓以色列阿拉伯人抵制選舉，這進一步削弱了左翼政黨的力量。果然，巴拉克輸掉選舉，取代他的是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領導人阿里埃勒·沙龍。不同於巴拉克，沙龍認為和巴勒斯坦人沒完沒了的談判是毫無意義的政治秀，他對此毫無興趣。他認為阿拉法特根本不想達成協議，以色列必須明白這一點。和平進程徹底失敗。意識到這一點，讓許多以色列人非常痛苦，就像1973年贖罪日戰爭後他們從「構想」心態中醒來那樣痛苦。以色列《獨立宣言》中宣稱以色列“向所有鄰邦及其人民伸出手，致力於和平與睦鄰友好”，許多以色列人從小就相信戰爭雙方有一天會放下武器，讓中東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正是懷著這種想法，以色列先後同埃及和約旦實現了和平。但巴勒斯坦人似乎一心只想看到以色列從世界版圖上消失。長期以來認為讓步是實現和平唯一途徑的左翼政治勢力已經疲憊不堪，他們傷心地發現，自己的想法過於天真，被對手玩弄於股掌之上。他們想起掃羅王的首領押尼珥（Abner）提出的那個問題：「刀劍豈可永遠殺人？」在深切的失望和擔憂中，他們發現對此沒法給予否定回答。

2001年，100多名以色列人死於自殺性炸彈攻擊，數十人死於其他攻擊方式。巴勒斯坦人越來越無所顧忌。為了造成更大傷亡，他們開始攻擊人口更密集的地點。 2001年夏天，一名自殺性爆炸攻擊者在特拉維夫海灘的舞廳將自己引爆，21名以色列人喪生，其中大部分是來自俄國移民家庭的10多歲的女孩。 100多人在這次襲擊中受傷。兩個月後，耶路撒冷市中心最繁華地帶一家比薩餅店遭到自殺性爆炸襲擊，造成130人受傷，15人死亡，其中半數死者為兒童。大多數暴力攻擊者來自約旦河西岸。更讓以色列人難以接受的是，巴勒斯坦警察和法塔赫的坦齊姆（tanzim）部隊參與了多起槍擊事件；法塔赫人員還實施了自殺性爆炸襲擊，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些事件加重了以色列民眾對阿拉法特、法塔赫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敵意，許多人開始認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根本沒有實現和平的夥伴。 2002年逾越節前夜，約250位賓客聚集在海濱城市內塔尼亞的公園飯店，共同享用傳統的逾越節晚餐。一名化裝成婦女模樣的巴勒斯坦激進分子混過飯店保全人員的檢查，隨後引爆了一個大當量炸彈，巨大的爆炸造成28人死亡，約140人受傷，包括20人重傷，其中兩人因為傷勢過重死亡。有幾對夫婦在爆炸中死去，有一人已經90歲。一對父女也在爆炸中一起遇難。這場攻擊讓沙龍下定決心進行反擊。不久，以色列發動了“防禦之盾行動”，這是六日戰爭以來在約旦河西岸發動的規模最大的軍事行動，旨在摧毀位於巴勒斯坦主要城市的激進組織基地。實際上，在這次行動後，以色列重新控制了1995年根據《奧斯陸協議》交還給巴勒斯坦人的城市。以色列並未就此止步。為了製止暴力攻擊進一步傷害以色列公民，2002年9月，政府決定建造一道隔離牆，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土隔離。隔離牆耗時5年建成，長達480英里（雖然一直沒有完全竣工）。北部隔離牆建造完成後，從約旦河西岸那塊地區潛入以色列被徹底阻止。隔離牆的效果毋庸置疑，但對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帶來諸多不便，以色列為此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但以色列領導人不為所動，繼續推動隔離牆的建設。截至2004年12月，自殺性爆炸事件已下降了84%。 2000年9月至2004年9月，巴以衝突導致以色列1,0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傷。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數達2700人。同樣蒙受損失的還有以色列和平陣營。幾十年來，以色列左派人士提倡「土地換和平」原則，他們堅信，只要以色列交還1967年佔領的大部分土地，巴勒斯坦人就會和以色列人實現和平。但巴拉克向阿拉法特讓步帶來的結果卻是另一次因提法達，這證明左翼人士的想法天真而危險。許多以色列人認為，就算阿拉法特對巴拉克的方案不滿意，也可以在這個方案的基礎上繼續談判下去，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發起新一輪暴力活動，這證明他是一個堅定的激進分子，永遠不會轉變為一名政治家。在這過程中，以色列左翼陣營成為最大的犧牲品。本尼·莫里斯多年來是政治左翼的代表人物，他精準地總結了以色列人的處境和立場。他稱阿拉法特是個“積習難改的騙子”，也得出這個悲觀結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可能永遠無法和平共處。以色列公眾都對本尼莫里斯觀點的轉變困惑不解，他解釋說：我沒有做大腦移植手術，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謠言，至少我現在不打算做這個手術。然而，我對當下的中東危機及其主要參與者的看法，在過去兩年發生了劇變。我的感覺有點像那些在匈牙利的西方遊客，俄國坦克在1956年粗暴地開入布達佩斯，他們在那一刻忽然驚醒了。許多人和莫里斯一樣悲觀，包括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布希後來說：「阿拉法特欺騙了我。我不會再相信他。實際上，我沒打算再跟他說話。 2002年春天我已經下定論：只要阿拉法特還執政，就不可能實現和平。」在1923年出版的《鐵牆》中，澤夫·雅博廷斯基提出，除非阿拉伯人明白以色列人絕不會妥協，否則他們永遠不會停止衝突。歷史以悲慘的方式證明了雅博廷斯基觀點的正確性。轉變為政治中立派，他們一方面同意左翼的觀點，認為巴勒斯坦建國對以色列至關重要，只有這樣以色列才可以不用再管理幾百萬巴勒斯坦人。 2004年11月11日，75歲的亞西爾·阿拉法特生病沒多久就去世了。阿巴斯1935年出生於採法特，1948年戰爭時逃離家鄉，先後在開羅和莫斯科接受教育。還是1993年《奧斯陸協議》的巴勒斯坦談判團隊成員。

和巴勒斯坦一樣，以色列國內也出現新變化。 2003年在赫茲利亞（Herzliya）的一次會議上，以色列總理阿里埃勒·沙龍宣布，他決定從加薩單方面撤出國防軍，並清除這一區域所有猶太定居點。 2004年4月14日，沙龍給喬治布希總統的信中寫道：「我的結論是，當前的巴勒斯坦根本不存在能同我們進行和平談判、尋求和解方案的對象。這種僵局不利於實現美國和以色列共同的目標，為了減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衝突，我決定啟動逐步撤軍進程。」34 年，加沙一直有猶太定居點。截至2004年，有8,800名猶太人居住在加沙，週邊則居住著100萬巴勒斯坦人。猶太人控制區佔加薩走廊面積的五分之一。但以色列保護這幾千人的成本變得越來越高，多年來有幾萬以色列軍人在加薩服役。儘管如此，在過去5年中仍有124名以色列人在加薩被害。沙龍認為，既然不能透過談判撤離加沙，以色列只能單方面撤離。沙龍普遍被視為典型的鷹派，現在決定以色列應撤離加沙，這齣乎許多人意料。他所屬的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的成員也深感失望。時任財政部部長的內塔尼亞胡和沙龍公開辯論，他認為離開加薩會讓以色列更加危險。哈馬斯立即以行動支持了內塔尼亞胡的觀點，開始從加薩向以色列境內發射火箭。光是2004年，哈馬斯就發射了882枚迫擊砲彈和276枚卡桑（Kassam）火箭。和麵對暴力仍達成《奧斯陸協議》的拉賓一樣，沙龍也沒有讓火箭改變自己的計畫。為了表達自己反對這項政策，內塔尼亞胡於8月17日辭掉財政部部長職務。加薩的定居者更是認為，沙龍的決策是對選民的背叛。競選時沙龍曾表示不會從加薩撤離，但現在出爾反爾。「猶太人不能驅逐猶太人」成為定居者的口號。他們寫請願書，組織示威和抗議活動，甚至用絕食抗議。政府一方面安撫，承諾發給每個家庭賠償金；另一方面施壓，聲稱那些拒絕撤離的民眾將被送到監獄。

為了順利撤走加薩的定居者，推平他們的房屋和其他設施，參與行動的1.4萬名警察和國防軍戰士就如何應對定居者的過激行為接受了特別訓練。 2005年8月的撤離過程整體而言比較順利，雖然定居者向士兵丟石頭和油漆瓶，但沒有人使用武器。還有的定居者為了不被士兵帶走，用路障將自己的房屋圍住。從19世紀末最早的阿利亞開始，猶太人就在這裡購買土地，建造家園。作為一群最富激情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定居者不相信猶太國會會將他們驅趕出家園。在加薩一個叫尼夫德卡里姆（Neve Dekalim）定居點的猶太會堂，一位21歲以色列人告訴記者：「這座建築是我們生活的象徵。我不相信國防軍會闖進這裡把我們帶走。」她判斷錯了。撤離行動過程中，沒有人嚴重受傷，也沒有人死亡。士兵們挨家挨戶通知出發時間到了。加薩夏天炎熱，士兵們還給撤離的定居者發放飲用水。有的戰士和民眾擁抱在一起痛哭，還有的士兵和定居者一起禱告。單邊撤離行動讓許多人想起歷史上另一個事件。梅納赫姆·貝京常說，他政治生涯中最值得驕傲的，就是在1948年6月「阿爾塔萊納號」事件中避免了內戰爆發。在加沙，以色列社會再次展現成熟的一面，軍隊對這次行動周密部署，被迫離開家園的猶太人也表現得非常克制和體面。阿里埃勒·沙龍在競選時承諾以色列不會從加薩撤離，當他決定撤離時也沒有舉行公投，整個過程讓以色列人感到非常不符合民主原則，但沒有人用極端暴力的方式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法制得以維護。對許多以色列人來說，這是一個悲痛的一天，但對這個年輕的民主國家而言，這也是一個值得驕傲的一天。加薩行動順利完成後，沙龍下個目標是讓以色列從約旦河西岸撤離。為了減少政治阻力，2005年他離開利庫德集團，組成了自己的前進黨（Kadima Yisrael，「前進，以色列！」之意），黨員多為勞工黨和利庫德集團中持中間立場的成員。但撤出加薩四個月後，沙龍突發中風，陷入昏迷。這位人稱「推土機」的勇士倒下了。沙龍的接任者是耶路撒冷前市長埃胡德·奧爾默特，他上任總理職位後，宣布要將大部分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歸還給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有別於以往的諸位總理，奧爾默特認為，巴以雙方可以在解決談判中的棘手問題之前建立巴勒斯坦國。他說：“如果巴勒斯坦人能放棄激進主義路線，停止針對以色列公民的戰爭，那麼可以在雙方達成最終協議之前就基於臨時邊界實現民族獨立，建立巴勒斯坦國。剩下的問題兩國可通過談判逐步解決。”就在奧爾默特發表這項聲明當天，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舉行選舉，宣誓滅亡以色列的哈馬斯以微弱的優勢獲勝，但由於巴勒斯坦選舉制度的原因和法塔赫內部出現嚴重分裂，哈馬斯獲得議會大多數席位，選票上微弱的優勢最終轉化為壓倒性的政治勝利。大選獲勝後，哈馬斯官員重申他們不承認以色列，也不會與以色列談判。正當以色列提議讓巴勒斯坦提前建國時，巴勒斯坦人將一個決心滅亡以色列、拒絕停止衝突的政府選上台。和平進程的希望之光最後熄滅。 2009年，埃胡德·奧爾默特因貪污罪指控而辭職，他的和平計劃和他的政治生涯一起宣告結束。和平談判再次以失敗告終，後來成為一個固定模式，但衝突仍在繼續。以色列國防軍再次需要適應新的戰爭形式。第一次因提法達爆發後，一直和正規部隊作戰的以色列國防軍發現自己的對手成了巴勒斯坦民眾，對手使用的武器大多時候並非槍砲，而是石塊。但第二次因提法達爆發後，國防軍再次需要學習如何對付激進組織，但這些組織的行為方式不同於幾十年來和他們交手的激進組織，而是和正規部隊越來越像。北部需要應對的激進組織是真主黨，西南部是哈馬斯。這兩個激進組織都試圖消滅以色列，攻擊以色列平民，並不斷向邊境附近人口密集的區域發射火箭。有時，這些攻擊和以色列的報復行動導致衝突升級，引發激烈交戰行為。 2006年6月25日，利用在以色列和加薩邊境建造的地道，哈馬斯在邊境地區將正在執行任務的下士吉拉德·沙利特綁架。哈馬斯綁架人質所展現的大膽和軍事能力讓以色列人大為震驚。 2006年7月12日，真主黨戰士向正在邊境巡邏的兩輛以色列軍隊車輛發射了兩枚反戰車飛彈，3名以色列士兵當場死亡。更糟的是，真主黨在這次行動中又綁架了兩名士兵，在試圖營救人質的過程中，又有5名以色列士兵陣亡。真主黨要求用被俘士兵交還囚犯（當時以色列不知道這兩名士兵已經死亡），但遭到以色列拒絕。為了削弱真主黨的實力，以色列國防軍攻擊了真主黨的軍事目標和黎巴嫩的民用設施，包括貝魯特的拉菲克·哈里裡（Rafic Hariri）國際機場。但在幾週的激烈交火中，真主黨頑強抵抗，雖然其軍事實力明顯遜於國防軍，但在初期抵擋住了國防軍的進攻。這次激烈衝突後來稱為第二次黎巴嫩戰爭。它體現了非對稱戰爭這種較新的作戰樣式，在這種戰爭中，有關平民死傷的輿論有效限制了實力優勢的民主國家。在第二次黎巴嫩戰爭中，超過1000名黎巴嫩人和165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對黎巴嫩造成了大規模的破壞。在大約一個月時間裡，雙方展開猛烈對攻，隨著地面部隊的推進，以色列最終佔據上風，但在聯合國的施壓和調停下，以色列被迫接受停火。哈馬斯雖然在議會中贏得勝利，但法塔赫並沒有交出權力。 2007年6月，哈馬斯發動武裝政變，炸毀了位於汗尤尼斯（Khan Yunis）市的法塔赫指揮部，趕走了建築中的法塔赫成員，奪取了加沙控制權，這讓阿巴斯顏面掃地，深受打擊。

從那以後，每隔一兩年，哈馬斯就會連續幾週或幾個月向以色列城市發射數百上千枚火箭彈，讓以色列南部人民無法正常生活。以色列人希望政府能保護他們，因此，每當出現這種情況，以色列都會報復，有時軍事衝突會發展為全面戰爭。大多數情況下，以色列空軍會對哈馬斯進行懲罰性打擊，但有兩次以色列決定派出地面部隊。由於哈馬斯想阻止以色列國防軍深入加沙，並試圖對以色列人造成盡可能大的傷亡，惡戰接踵而至。每一輪戰爭都會有數百名巴勒斯坦激進分子、以色列軍人和平民死亡——但巴勒斯坦方的傷亡遠高於以色列方。然而，雙方都無法取得實質成果。一次又一次，雙方都會接受停火，等待下一輪衝突的到來。許多以色列人意識到，這些短暫的戰爭有個共同點，就是以色列無法在這些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不管是同黎巴嫩的真主黨還是同加薩的哈馬斯，戰爭雖然慘烈，但雙方都沒有獲得任何戰略成果。真主黨和哈馬斯無法讓以色列投降、撤軍，無法改變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也無法摧毀這些激進組織的網絡，更無法確保他們不會再對以色列發動攻擊。事實上，以色列人發現，自從1973年以來，以色列就沒有在真正意義上贏過一場戰爭。的確，在2002年「防禦之盾行動」中，國防軍表現出色，短時間內就結束了戰鬥，但幾十年來，以色列再也沒有像1967年那樣大獲全勝，他們的敵人比以前更加頑強和兇殘。在這些衝突中，隨著以色列的傷亡人數不斷上升，以色列人也發現了以色列社會的另一個變化。在1960年代，基布茲是培養軍官的搖籃，基布茲成員在戰爭中承受了和他們所佔人口比例不相符的傷亡，但現在，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宗教社團（national religious community）取代了基布茲的角色。截至2010年，這類宗教社團雖然不到以色列人口的10%，但他們在作戰部隊的比例卻達到25%—30%。同樣，軍官訓練課程的畢業生中，這類宗教社團的人員也越來越多，所佔比例從1990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6%。如今，以色列的軍隊領導人和以色列最有愛國熱情的那部分人中，有許多來自這個獨特的社會群體。雖然深陷於同巴勒斯坦人的衝突中，但以色列在另一個領域卻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氣象。 1950年代，以色列政府資金短缺，無力為來自北非和其他地區數十萬移民提供足夠的住房和食品。 20世紀末21世紀初，以色列已成為科技強國。建國60年來，以色列的經濟總量翻了50倍。 2008年，以色列國內生產毛額年增率為3.1%，領先世界多數國家。以色列的工程師、研發中心和新創公司的密度居世界第一。同年，以色列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數量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超過整個歐洲大陸在納斯達克上市公司的總和。以色列人均創投金額是「美國的2.5倍，歐洲的30倍，中國的80倍，印度的350倍」。如此驚人的成就得益於多方面因素。俄羅斯猶太移民功不可沒。俄羅斯移民中，數萬人擁有高學歷，他們迫切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改善初到以色列時艱苦的生活條件。以色列一位著名政策專家指出：「移民不怕一切重來，他們天生是冒險者，每個移民國家都是創業的國度。」以色列從一開始就致力於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現在，這個政策開始為國家帶來紅利。俄羅斯移民融入了教育、軍隊、社會和經濟等領域，為這個年輕的國家注入了巨大活力。以色列能成為「創業的國度」還有其他原因。 1980年代中期，美國和以色列聯合研發「獅」式戰鬥機的計畫因美國國會施壓而終止，約1500名以色列高級工程師突然失業。他們很多人走上了創業之路，促成以色列成為科技強國。科技產業為以色列社會帶來大量財富，以色列成為全球投資人和發明家最青睞的國家之一。然而，在國際社會看來，以色列並不是“創業的國度”，而是應被排斥的國家。激進主義沒能幫助巴勒斯坦人達到目的，他們開始實施新的策略：讓以色列在國際社會非法化。這對以色列而言並不新鮮。早在1975年，聯合國就通過一項決議，宣稱猶太復國主義是種族主義。現在，許多其他組織也加入譴責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行列，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和以色列都誕生於罪惡之中，沒有生存的權利。聯合國及其分支組織成為這場戰爭的主戰場。自1970年代以來，聯合國已成為一個明顯具有反以色列傾向的平台。本－古里安稱聯合國是「荒誕派戲劇」。阿巴· 埃班先後擔任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和駐美國大使，說話一向簡練而雄辯，他這樣評論聯合國：“如果阿爾及利亞提交一份決議聲稱地球是平的，而且是以色列把地球壓平的，這個決議將以164票贊成、13票反對和26票棄權得以通過。” 到2000年時，聯合國連這一點基本面。雖然1991年12月聯合國撤銷了關於猶太復國主義是種族主義的決議，但這種觀念仍然存在。 2001年和2009年，在南非德班舉行的聯合國反對種族主義會議就裁定：猶太復國主義屬於殖民主義，以色列是一個種族隔離國家，以色列誕生於罪惡的「種族清洗」。會議上也發放了《錫安長老教會紀要》和希特勒的《我的奮鬥》。 2003—2012年，聯合國提交了314個關於以色列的提案，40%獲得通過。關於以色列的提案數量是其他國家的6倍，排在以色列後面的國家是蘇丹。 2013年底，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長齊夫·埃爾金（Ze'ev Elkin）指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103個關於單一國家的決議中，有43個（佔42%）決議譴責以色列。光是2013年3月的會議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通過了6個批評以色列的決議，關於世界其他國家的決議總共只有4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緊急會議中大多數議題也與以色列有關。但在這段期間，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並未就達爾富爾衝突或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蘇丹和辛巴威侵犯人權行為通過任何決議。有些觀察者明白事理，敢為以色列說話。當聯合國強烈譴責以色列2014年對哈馬斯發動的戰爭並要求以色列對平民的死亡負責時，英國退役上校和前英國駐阿富汗部隊指揮官理查德·肯普做出回應。他在《紐約時報》一篇社論中提醒讀者，到底誰該為沒完沒了的衝突負責。聯合國譴責“以色列'長期佔領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並封鎖加沙”，但聯合國明白事情並非如此。肯普提醒讀者，10年前以色列從加薩撤離，但哈馬斯利用這個機會將衝突升級。肯普寫道：「去年夏天的衝突因為哈馬斯針對以色列平民的火箭襲擊事件而急劇升級，這是哈馬斯挑釁行為的延續。」有人指責以色列違反了國際人道主義法律，肯普把以色列國防軍的行為與其他國家的軍隊做了對比：他們應聽一聽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丁·鄧普西（Martin E. Dempsey）將軍的觀點。去年11月，鄧普西指出，以色列國防軍為了減少平民傷亡，採取了許多值得稱道的措施。最近，美國、德國、西班牙和澳洲等7個國家11名高階軍官組成的加薩衝突調查團也這麼認為。我有幸成為調查團成員之一，在我們提交給戴維斯法官的報告中寫道：「據我們所知，沒有任何軍隊像以色列國防軍一樣在去年夏天的行動中採取大量措施保護平民。」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薩曼莎·鮑爾甚至也對聯合國提出強烈抗議。薩曼莎·鮑爾平常不算是熱心支持以色列的政治家，但她也承認聯合國的做法有失公正：我們已經看到，許多成員國利用安理會、聯合國大會甚至神秘的聯合國委員會對以色列政策進行批判，這些批判已經超出合法範圍，旨在將以色列國非法化。在全世界範圍內，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長期討論的國家……不是使用毒氣殺害本國人民的敘利亞，而是以色列。這種偏見所針對的，不僅是以色列這個國家，也包括這個國家所代表的觀念。

猶太復國主義一直以來既是一種觀念，也是具體的以色列建國運動。鮑爾的話準確地描述了猶太復國主義作為一種觀念所遭到的攻擊。 1917年，英國發表《貝爾福宣言》支持建立猶太國的觀念。 1947年11月，在聯合國分治決議的投票上，國際社會做出了同樣的選擇。但70年後，國際社會多數成員改變了立場，人們所反對的並不是猶太國的行為，而是猶太人應當擁有自己國家的觀念。聯合國撤銷反猶太決議，並沒有改變人們對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的偏見。顯然，如果現在聯合國再就以色列建國問題舉行投票，這項提議幾乎不可能像1947年11月時那樣通過。聯合國並非唯一的戰場。許多看似公正的人權組織也專門針對以色列，對以色列採取明顯的雙重標準。「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組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為了維護那些人權遭到侵犯的人，1978年羅伯特‧伯恩斯坦創立了這個組織。 2009年，羅伯特伯恩斯坦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譴責這個由他一手創立的組織：以色列經常遭到哈馬斯和真主黨的襲擊，這些組織打擊以色列平民，並把自己的平民用作人體盾牌。人權觀察組織對這場衝突的立場不夠公正。 ……人權觀察組織的領導者知道，哈馬斯和真主黨專門挑選人口密集地區發動戰爭，故意將居民區變成戰場。他們也知道，越來越多先進的武器正流入加薩走廊和黎巴嫩，用來發動新一輪攻擊。他們也知道，是武裝衝突剝奪了巴勒斯坦人追求和平與美好生活的可能。但作為長期以來的受害者，以色列卻遭到人權觀察組織的嚴厲批評。這種雙重標準並不罕見。眾多組織、媒體和歐洲政府形成一股譴責猶太國的強大力量，展現「明顯的雙重標準，專門針對以色列，否認猶太國的生存權和猶太民族的自決權，並將以色列妖魔化」。這股力量不斷壯大。

很多情況下，為了掩蓋對猶太國觀念的否認，這些組織宣稱自己致力於結束以色列對其他民族土地的佔領。 2005年，正當以色列從加薩撤出時，「抵制、撤資和製裁」（BDS）運動誕生。該運動呼籲抵制以色列，除非以色列結束1967年以來對巴勒斯坦土地的佔領，並賦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平等的公民權，讓1948年逃離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難民及其後代（現在已經有幾百萬人）回歸家園。以色列不可能接收所有這些巴勒斯坦人（這將讓猶太人成為以色列的少數民族），也能繼續維持國家的猶太性與民主性。因此它的真正目的是滅亡以色列。這是非常高明的策略。透過使用對美國猶太人而言極具說服力的人權理論，「抵制、撤資和製裁」運動和其他組織讓許多年輕的美國猶太人對猶太國產生懷疑，令他們覺得以色列在某個重要方面背叛了猶太教的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很久以來確保了猶太教是世上一種進步力量。但更有經驗的觀察家理解背後的運作。 2004年6月（當時「抵制、撤資和製裁」運動尚未誕生），聯合國在紐約舉行了以反猶太主義為主題的研討會。在會議上，一位著名的人權活動家和學者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當今，反猶太主義像病毒一樣寄生在聯合國當中。反猶太主義者在聯合國譴責以色列，將以色列妖魔化，將猶太國的敵人神聖化，否認猶太人的受害者身份，指責以色列所做的自衛和反擊，還拒絕指認攻擊者。」歐洲的反猶太主義也在越來越多，針對猶太人的暴力事件抬頭，猶多。許多歐洲猶太人對這種局勢並不陌生，2015年西歐移民以色列的人數再創歷史新高，許多猶太人再次選擇了逃離。對以色列政府而言，較迫在眉睫的心頭之患是核武技術的擴散，尤其是那些試圖滅亡以色列的政府發展核武。 2007年，以色列的「貝京理論」再次受到考驗，以色列得到了敘利亞在幼發拉底河旁建造核反應器的確切證據。同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協調後，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奧爾默特下令對敘利亞核設施實施秘密軍事打擊，以色列空軍摧毀了這些設施，沒有給敘利亞任何反擊的機會。在伊朗，「貝京學說」受到的考驗更嚴峻。 2006年4月，伊朗宣布已提煉出濃縮鈾，這是製造核武的關鍵一步。同年，伊朗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德－內賈德堅決表示要「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他的想法成為伊朗的長期政策。 2012年，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哈桑·費羅扎巴迪（Hassan Firouzabadi）聲稱：「伊朗將堅決貫徹徹底滅亡以色列的政策。」而伊朗距以色列的距離比伊拉克更遠。為了避免遭到以色列空襲，伊朗將核設施建造在地下很深的地方，以色列轟炸機和其他武器對此無能為力。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繼續貫徹“貝京學說”，他聲稱，如果國際社會不能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以色列將單獨發起行動。但美國總統歐巴馬不願使用武力解決伊朗核問題，也不同意以色列單獨發起行動，更沒有向以色列提供完成這次行動的武器，而是讓伊朗在核武研發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讓600萬生活在以色列的猶太人承受著被伊朗核武滅絕的風險。 2015年3月，世界主要大國和組織（包括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德國和歐盟）代表及伊朗代表在瑞士洛桑就框架協議舉行談判，該協議試圖透過部分解除幾十年來對伊朗嚴厲的經濟制裁，以換取伊朗放棄發展核武。 2015年7月14日，談判各方最終簽署了一份名為《全面聯合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的框架協議。這份協議並沒有要求伊朗拆除大量已建成的核設施，協議所強加的限制只有10 年有效期限。反對這項協議的立法者註意到，該協議建立在信任伊朗的基礎上，因此是魯莽的。多年來跟以色列有隔閡的共和黨成員亨利·基辛格也在同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茲（George Shultz）共同撰寫的文章中表示，西方世界犯了一個可怕的戰略錯誤，放棄了道德上的責任：相對於伊朗，戰爭的威脅對西方的限制更大。伊朗認為自己同意談判本身就是妥協，西方則認為必須達成協議。每當談判陷入僵局，西方就會提出新的方案。在這個過程中，伊朗不斷推動核子計畫。根據官方判斷，伊朗人只需2—3個月時間，就能製造出核武……歷史不會幫助我們，歷史只幫助那些嘗試幫助自己的人。各行各業的以色列人都認為此乃不祥之兆。美國表面上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但兩國在這項關鍵政策上出現嚴重分歧。讓以色列人難以理解的是，美國似乎在為一個決心透過獲得核武來滅亡以色列的國家掃清前進障礙。有的人認為，這代表美以關係出現了重大轉向，以色列陷入了幾十年來不曾有過的孤立無援之境。當時擔任以色列駐華盛頓大使的邁克爾·奧倫寫道：「最讓我難以接受的是，我們最親密的盟友同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我們的生死問題談判時，我們的盟友甚至都沒通知我們一聲。」可以說，即使那些不相信伊朗會用核武器攻擊以色列的以色列人也明白，伊朗一旦具備這種能力，中東地區的遊戲規則將被改變。約西·克萊因·哈勒維最善於捕捉以色列人的心態，他指出，以色列在伊朗核問題上的最終決策將決定建國是否真的能夠改變猶太人的命運。他說：“如果甘心承受來自核武的威脅，猶太國將失去為猶太歷史代言的權利。”

第十八章猶太國的猶太復興

那股沁香仍在撥動我的心弦……打開通往代代傳承的古老詩篇的大門。 ——以色列音樂家拉米·克萊恩斯坦歌曲《小禮物》 2013年初，第十九屆議會選舉結束。根據慣例，新當選的議員要當著全體議會成員的面發表演說。在這屆選舉中，新成立的未來黨（全名為「擁有未來」[Yesh Atid]黨）異軍突起，該黨領導人是英俊而睿智的亞伊爾·拉皮德。他從政前是以色列廣受歡迎的電視記者和作家；他父親是大屠殺倖存者，也是強烈反對宗教的議員。亞伊爾·拉皮德帶領未來黨進入內閣，並提交了一份具有折中主義特色的議員名單，名單中許多人沒有擔任過民選官員，其中有男有女，有哈瑞迪人，有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有同性戀，也有異性戀，有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也有東方猶太人和埃塞俄比亞猶太人，有新的移民，有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也有東方猶太人和埃塞俄比亞猶太人，也有東方猶太人，也有許多民族移民，也有東方猶太人和埃塞俄比亞猶太人，也有東方猶太人和埃塞俄比亞猶太人，也有東方猶太人，也有東方猶太人，也有東方猶太人和埃塞俄比亞猶太人，也有東方猶太人，也有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也有東方猶太人和埃塞俄比亞猶太人，也有東方猶太人和埃塞俄比亞猶太人，也有東方猶太人，也有東方猶太人和埃塞俄比亞猶太人，也有東方猶太人和埃塞俄比亞猶太人，也有東方猶太人和埃塞俄比亞猶太人。拉皮德製定這份名單，部分考量是想打破以色列社會不同人群之間的隔閡。露絲·卡爾德龍是未來黨的議員之一。輪到卡爾德龍發言時，她拿起一冊《塔木德》走上演講台，說道：“尊敬的議長和議會成員，我手中這本書改變了我的生活，正是它讓我有機會作為一名新議員在以色列議會發言。” 接下來，卡爾德龍介紹了自己的家庭背景，她的個人成長史和大多數其他議員似乎大同小木德：《我祖父大同傳》。我出生和成長於特拉維夫一個古雅的猶太社區。我的父親摩西‧卡爾德龍生在保加利亞，年輕時移民到這片土地。經歷過早期的戰亂後，他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學習農業，獨立戰爭爆發後立即參軍，並參與了保衛古什埃齊翁的行動。 ……我的母親生在德國，她是猶太人、左撇子、紅髮，集這三種[當時的]不幸於一身，十幾歲時就移民來這兒了，在英國對耶路撒冷的圍攻中，她認識了我的父親。她的故事剛聽起來似乎是典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家庭史，但其實不是。她接著用細節告訴大家，這種故事到她這代人就結束了。我在一個具有強烈猶太色彩和復國主義色彩的家庭中長大，我的家庭融合了世俗、傳統和宗教元素，結合了阿什肯納茲和塞法迪猶太文化，我們既支持[修正派的]貝塔爾，也支持[社會主義的]青年衛士，在六七十年代這些都是以色列社會的主流文化。和其他同儕一樣，我接受的是「從塔納赫到帕爾馬赫」的公共教育，我對《密釋納》《塔木德》及卡巴拉和哈西德教義一點不熟悉。 10多歲時，我已經覺得自己缺了什麼。拿俄米·舍莫爾歌頌了獲得解放的、新的以色列身份，這固然美好，但少了點什麼。我需要深度；我詞彙貧乏，不足以表達我的想法；過去、史詩、英雄、地點、戲劇和故事——這些統統缺乏。建國那一代教育家創造出新希伯來人[即新猶太人]，他們實現了夢想，成為一個個勇敢、務實、膚色黝黑的戰士。但在我看來，這裡面有一種空虛，我真切感受到了空虛。一直以來，我不知如何填補這種空虛，直到我讀到《塔木德》。我被書中的語言、幽默、深邃的思維、論辯的風格，以及它的務實、人性和成熟所折服，我終於找到了一生的摯愛。卡爾德龍演講開頭的自我介紹絕非為了滿足他人的好奇心。她在說，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確獲得了成功，但過於成功。猶太復國主義創造出新猶太人，但這些人無人指引，成為「歷史的孤兒」。猶太復國主義「治癒」了猶太人，但也過度治他們癒了。猶太復國主義急於創造出在哥薩克人襲擊基希涅夫時不會躲在酒桶後的新猶太人，但也割裂了猶太人和猶太傳統之間的聯繫，一兩代人後，年輕的以色列人對自己民族的傳統幾乎一無所知。著名以色列作家和翻譯家希勒爾·哈爾金（Hillel Halkin）稱他們為「說希伯來語的異族人」。現在，年輕以色列人渴望獲得生命的意義，迫切想追尋民族的根源，試圖重新與那些被猶太復國主義剝奪的文化建立連結。卡爾德龍指出這不只是她的個人願望。許多人和她一樣，希望與傳統文化建立聯繫，為了滿足這方面需求，許多機構應運而生。她和其他人在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創立“希伯來文化之家”，為不同性別的宗教和世俗人士一起學習猶太宗教經典提供一個平台。世俗以色列人開始學習這些偉大的著作，再次擁抱猶太傳統，而這種傳統正是本－古里安、奧爾特曼和比亞利克勸以色列人遠離的（不無諷刺的是，這三人都熟悉並時常引用猶太經典文本）。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坐到一塊學習，宗教人士發現並不能把世俗人士簡單視為“叛教者”，他們對宗教經典也有獨到的見解，而這在傳統宗教場合聽不到，能讓年輕宗教人士也覺得受益匪淺。雖然這還沒有成為全國性現象，但越來越多以色列人開始懷疑，猶太國是否會像拿單·奧爾特曼在《銀盤》中所暗示的那樣，能取代代表了幾千年猶太傳統的西奈山。事實上，他們感到，如果失去了西乃山，失去了蘊含在經典猶太著述中獨特的猶太精神，猶太國家和主權將變得毫無意義。最初的猶太復國主義革命已經褪色。在許多早期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家看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是治癒猶太人的運動，能夠拯救被宗教囚禁的猶太人，讓他們擺脫猶太經學院書架上的故紙堆。有一段時間，完全沒有信仰宗教讓猶太復國主義者最感到自豪。亞伊爾·拉皮德的父親湯米·拉皮德曾同一個極端正統派教徒一起上電視節目。在節目中，拉皮德說他不信上帝存在，他回憶說：「在這期節目上，某個極端正統派的政客憤怒地向我吼：『如果你不信上帝，那誰來認定你是猶太人？』我可能回去：『希特勒。』演播廳頓時鴉雀無聲。」拉皮德的回答或許比一般猶太主義的回答可能比一般猶太復教。所以，卡爾德龍手持《塔木德》走上演講台對全體議員發表的演講才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她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培養出來的新猶太人，卻渴望重新獲得老猶太人的部分身分。猶太復國主義的正宗意識形態開始出現裂縫。裂縫不僅在人數不多但逐漸壯大的以色列年輕知識精英的身上可以看到，在以色列搖滾樂壇上也能看到。以色列「搖滾樂之父」阿里克·艾因施坦從小在極其世俗的特拉維夫長大，他的生活方式和世界上大多數搖滾藝人沒有多大區別。喜劇演員、電影導演烏裡·佐哈爾是艾因施坦的好友，兩人同為以色列世俗文藝界的代表人物。 1977年，佐哈爾告別演藝圈，住進極端正統派社團，成了猶太教拉比。此時，艾因施坦同妻子阿隆娜的婚姻也走到盡頭。阿隆娜來自典型的猶太復國主義家庭，父親是以色列空軍最早一批飛行員，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她成為以色列世俗社會中的貴族。她的祖父母是伊斯雷爾·肖哈特和曼婭·肖哈特。祖母曾參與沙皇俄國的革命運動，並在第二次阿利亞同丈夫來到巴勒斯坦。這種經驗也構成標準的猶太復國主義敘事。同艾因施坦離婚後，阿隆娜也轉向宗教，成為極端正統派教徒。後來，阿里克和阿隆娜的兩個女兒嫁給了烏裡·佐哈爾最大的兩個兒子，這四人都是極端正統派教徒。這個故事聽起來很八卦，但阿里克·艾因施坦作為以色列一代搖滾樂天王，本來非常世俗，他身邊這麼多家人從世俗菁英轉變為極端正統派宗教人士，很能反映出以色列社會生活中的變化。類似阿里克·艾因施坦這樣的家庭還有很多。回歸宗教成為許多以色列音樂家的標誌特徵。艾提（以斯帖）·安克麗1990年發行第一張專輯《我能從你眼中看到它》，一舉成名，這張唱片在以色列創造了雙白金銷量，她被評為當年以色列最佳女歌手。 2001年，她開始慢慢遵守猶太教教規。在2009年發行的專輯中，她以音樂演繹了中世紀猶太詩人和哲學家猶大·哈維拉比的詩作。作為第一個“以色列音樂世家”，巴奈（Banai）家族最能體現以色列人向宗教靠近的趨勢。這個家族第一代藝術家約西·巴奈和加夫里·巴奈都是堅定的世俗主義者，第二代藝術家埃胡德·巴奈和尤瓦爾·巴奈（表兄弟）在各自樂隊中將東西方元素融入以色列文化，表明以色列人試圖在外來文化中追求精神滿足。 1990年代，同樣是表兄弟的埃胡德和伊維塔則明顯將猶太教元素帶入音樂。這個家族幾代藝術家的靈性探索之旅代表了以色列人的心路歷程。網路上和書店裡也能發現這種變化。 YNet是以色列最主要的新聞網站（由世俗的日報《最新消息》[Yediot Achronot]創辦），該網站頻繁更新的頁面經常刊登猶太教方面的文章。 2005年，以色列教授馬爾卡·沙凱德出版了《我會永遠將你吟唱：現代希伯來詩歌中的聖經》一書。這本以色列現代詩選展現了和聖經的對話，篇幅超過1000頁。內容雖然是以色列人幾十年來創作的詩歌，但由於追溯了以色列人與聖經的持續對話，反映出聖經在以色列文化生活中無處不在，故而迎合了有這方面需要的市場，大受歡迎。米卡·古德曼是以色列備受歡迎的老師和年輕公共知識分子，他最早出版的三本書分別探討邁蒙尼德的《迷途指津》、猶大·哈列維拉比中世紀經典著作《庫薩裡》、聖經中的《申命記》。這些主題似乎不會引起大眾關注。但沒想到，三本書全都進入暢銷書排行榜。以色列人購買、閱讀和思考這類書，但這些主題其祖父母輩不會在交談中涉及。在電影業，主流電影開始用一種仍然批判卻不失同情的眼光審視傳統猶太世界，長期以來，世俗的以色列對這種世界不是視而不見就是冷嘲熱諷。 1999年上映的《卡多什》（Kadosh，希伯來語中「神聖」之意），關注了世俗世界在看待極端正統派教徒的生活時所抱有的狹隘和不屑，影片對此既有批判，又有幾分理解。 2012年上映的《填補空白》（Fill the Void）聚焦在聖經中的利未婚習俗對一個極端正統派家庭的影響。女主角是一位年輕女孩，她姊姊在分娩中死去，於是她必須嫁給姊夫。 2014年的《離婚證明》（Get）探討了猶太男性在離婚時可以對妻子施加的權力，以色列政府將婚姻交給猶太宗教法庭負責，所以會產生這種權力。這類題材的電影迅速增多，但知名度最高的，可能還是2011年上映的《註腳》，這部電影審視了一對父子之間的複雜關係。兩人都是《塔木德》教授，父親只對乏人問津的《塔木德》文本的高深字句感興趣，兒子則因為尋找《塔木德》文本的當代意義而吸引了大批學生，這讓父親難以接受，他認為兒子的方法在學術上不夠嚴肅。這兩代之間的衝突既真實反映了以色列學術界的現狀，又清楚表明露絲·卡爾德龍這代年輕人之所以嚮往《塔木德》，並不是要從事科學的學術研究，而是希望藉助猶太文本開啟尋找生活意義的旅程。這種變化甚至在以色列最重要的主流知識分子身上也有鮮明體現。 2003年，露絲·加維森教授（以色列著名法哲學家，後來被提名為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和雅科夫·米丹拉比（著名的埃齊翁山猶太經學院的領導人之一）發表了《加維森和米丹公約》，這份「協議」由以色列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共同擬就，內容是如何讓以色列既能在公共空間中表現出明顯的個人權利。公約涉及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猶太人身分、婚姻、安息日、西牆和國防軍等。他們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例如雙方一致同意，所有想結婚的人需要在民事部門登記，但任何宗教儀式將是非強制性的；安息日是以色列的公共休息日，但餐廳、娛樂場所與部分雜貨店、加油站和藥店可以正常營業，此外，安息日還應該有替代性的公共交通。加維森長期以來是活躍的以色列左翼人士（她曾是以色列民權協會的領導人，也積極組織各種學術活動），是一位不守猶太教規的女性，但連她也認為如果缺少猶太核心內容，這個國家無法長久生存。她的努力反映了以色列出現的兩個趨勢：一是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試圖消除隔閡、尋求共同點的趨勢，二是以色列人試圖從猶太傳統文化中尋求生活意義的趨勢。她認為，如果以色列不是民主國家，就會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而如果這個國家不具有明顯的猶太性，就將失去存在的理由。她堅持認為，以色列政府在政策上面臨的挑戰，「不僅是確保國家的生存，還得確保這個國家能包容猶太認同的有效遺產……唯其如此，以色列人才會對猶太歷史和猶太文本感興趣。只有擁有這樣的遺產，生活在以色列的公眾才會繼續支持這個既有民主性又有猶太性的國家」。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為打破隔閡而攜手努力的例子還有很多。許多年輕的猶太教徒急切地與年輕的世俗人士接觸，而除了接觸，世俗人士還想從宗教人士那裡學習宗教經典，這是「從塔納赫到帕爾馬赫」的世俗教育未能提供的內容。全國各地開始出現為期一年的課程，對像是高中畢業後尚未服役的學生。不少教育機構有意讓參軍前的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一起學習。每年有數千人報名參加這些課程，遠超過教育機構的接收能力。當然，以色列社會仍然複雜而異質。大約100萬前蘇聯的猶太人在移民以色列時深深懷疑宗教，至今仍是如此。他們的孩子有不少人根據猶太律法不能算是猶太人（因為母親不是猶太人），但這些人在服役時利用軍隊提供的機會皈依了猶太教。俄國猶太人和東方猶太人同樣在政治上傾向右翼立場，但俄國猶太人不像東方猶太人那樣本能地堅持宗教傳統。特拉維夫仍然是高度世俗的城市，和以色列大部分地方截然不同，以至於它有時被稱為「特拉維夫國」。在這片土地上存在著多個以色列，宗教在每一個以色列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即便存在地區差異，人們還是可以在全國範圍內感受到一些變化：以色列社會越來越接受被猶太復國主義先驅拋棄的猶太傳統；與前幾代人不同，新一代以色列人開始注重自己的精神需求。建國後不到五十年，建國元勳擯棄的宗教傳統正重新返回以色列生活的核心。以色列——尤其是建國之初形成的意識形態——正在發生巨變。這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第一個變化是東方猶太人在社會、文化領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東方猶太人對待猶太教的方式向來不像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那樣觀念僵硬，現在世俗猶太人開始受東方猶太人世界觀的影響。東方猶太人比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更「佩服」拉比，但不會像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那樣「順從」拉比。以色列一位著名哲學家指出，對東方猶太人而言，猶太人和猶太傳統的關係與其說體現為「順服」（obedience，這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傳統所強調的核心），不如說更多地體現為「忠誠」（loyalty）。東方猶太人認為，即使不嚴格遵守全套猶太教律法，也可以成為非常虔誠的猶太教徒。這種對待宗教的方式，就有可能讓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親近猶太傳統，對猶太傳統心生尊敬和忠誠，而不是害怕成為“宗教人士”，許多從小在世俗世界成長起來的以色列人仍然很反感“宗教人士”這個標籤。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人已經厭倦了歷史的重負，不願將自己的生活放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檢視。早在1943年，哈伊姆‧哈札茲就在短篇小說《演說》中表達了他對猶太歷史的否定。幾十年後，這種觀點在以色列變得越來越普遍。但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從來沒有忘卻歷史，也沒有拋棄自己的民族記憶。考古學深受全國人民喜愛，包括伊加爾·雅丁在內的考古學家成為人們心中的英雄。看看以色列街道的名稱，就能發現民族記憶對以色列人而言有多麼神聖。在以色列，找不到百老匯大街或九十六號大街，所有街道的名字都和這些有關：聖經、《塔木德》中的人名，猶太歷史上的名人，聖經時代的地名或花名（這種花一定只存在於以色列地），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名字，猶太歷史和以色列歷史上的重要日子等。但是，經過兩三代之後，現在的以色列人不再像前輩那樣希望在歷史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這種激情在他們身上逐漸淡去。取代拿單·奧爾特曼（他於1970年去世； 1934年哈伊姆·納赫曼·比亞利克去世後，拿單·奧爾特曼成為他的接班人）成為以色列頭號詩人的耶胡達·阿米亥，經常說自己希望擺脫歷史和民族敘事的負擔。在他最著名的詩作《遊客》中，主角拿著兩個沉重的籃子，碰到一群跟著導遊的遊客。導遊指著他對遊客說：「在那人腦袋的右邊，有座羅馬時期的拱門。看，就在他腦袋的右邊。」但這個人，這個活生生的人難道沒有古老的石頭重要？主角（也就是阿米亥）說：「若要實現救贖，導遊應該對他們說：『你們看到那個羅馬時期的拱門了嗎？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拱門附近，左下方一點，坐著個男人，他剛為家人買了水果和蔬菜。』」以色列人在尋找新的救贖方式，這種救贖並不來自戰場上的勇氣，而是來自簡單的意識形態，人性的許多以色列人正在從數千年來塑造猶太民族的宗教經典和文化傳統中尋找救贖。

以色列人重新開始探索生命意義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他們已經意識到短期內根本看不到和平的希望。贖罪日戰爭後，以色列人從「構想」心態中走了出來。以色列著名歌手葉霍拉姆·加翁（Yehoram Gaon）在一首歌的副歌部分唱道：「我向你保證，我的小姑娘，這將是最後一場戰爭。」然而，2000年底，隨著第二次因提法達的爆發，沒有以色列人再相信存在「最後一場戰爭」。這場衝突就算不會永存，也會持續很久。赫茲爾在《新故土》中描繪了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猶太國友好相處的美好畫面，覺得繁榮的猶太國受所有人歡迎，現在看來這實在太幼稚了。當以色列人在追求長久和平的事業上不再有任何激情，他們自然會把注意力投向別處。雖然有些以色列人越來越對自己的宗教根源感興趣，但就在這時，以色列社會中許多人也開始擔心猶太國的其他宗教現象。拉比總署成立並發展於鄂圖曼帝國與英國委任統治時期，如今人們對這項機構越來越不滿。隨著哈瑞迪人日益邁向以色列政治的核心，他們能夠確保在拉比總署擔任大拉比的人要么來自極端正統教派，要么立場與極端正統教派非常接近。進入21世紀後，有的大拉比因濫用資金而被起訴，有的大拉比甚至不支持猶太復國主義事業。他們反對現代性，拒絕接受改變，排斥和嘲諷一切非正統形式的猶太教。由於大多數生活在海外的猶太人不是正統派教徒，這些以色列大拉比也疏遠了大量流散地猶太人。 2016年，一位正統派的拉比撰文指出，拉比總署的處境堪憂，文章引用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71%的以色列人對拉比總署不滿，65%的人主張乾脆廢除這一機構。哈瑞迪世界雖然內部存在差異，但整體而言，他們讓猶太人生存下去的策略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各個派別存在根本矛盾。如果說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以消除流散猶太人的無所作為、讓猶太人自己掌握歷史為己任，哈瑞迪世界則認為猶太生活只有在流散地才能達到最純粹的狀態。猶太復國主義者試圖創造新猶太人，哈瑞迪人則欣賞「老」猶太人，視之為最「正宗」的猶太人，他們希望恢復宗教生活的中心地位，就算這意味著逼迫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以色列人就範。猶太復國主義認為猶太人強大起來就可以平等地與非猶太世界交往，哈瑞迪世界則對外邦人世界充滿懷疑和恐懼，只願獨善其身，同那個外在世界接觸得越少越好。 1963年，本－古里安已經意識到免除哈瑞迪學生服兵役是個錯誤的決定。他在給當時總理艾希科爾的信中寫道：「我免除了猶太宗教學生的兵役。當時他們人少，但現在人數越來越多。如果這些人不受控制，將影響到國家的權威。」本－古里安並沒有完全認識到他犯下的這個錯誤有多麼嚴重，受到威脅的絕不僅是國家的權威。 2014年，哈瑞迪人占到以色列人口總數的15%，比例還在上升。平均每位哈瑞迪女性會生6.2個孩子，其他猶太人只生2.4個孩子。大多數哈瑞迪男孩在14歲時就不再接受世俗教育，他們難以適應就業市場，對政府的依賴越來越強。 2010年，時任以色列央行行長、廣受愛戴的史丹利·費希爾（Stanley Fischer）提出警告，如果不做出重大的政策改變，以色列的哈瑞迪人口將讓這個國家的經濟繁榮「無法持續」。有趣的是，雖然以色列人深切擔心哈瑞迪人對民主制度（許多哈瑞迪人偏愛神權統治或非猶太人統治）、世俗民權和經濟造成負面影響，但他們也被哈瑞迪虔誠的宗教生活所吸引。這一點也在流行文化中得以體現。一部關於哈瑞迪人的電視劇風靡全國，每播出一集都會在社群網路上引發熱議。這部電視劇名為《謝迪塞爾》（Shtisel），講述了同名的哈瑞迪家庭的故事。幾十年來，世俗猶太人對哈瑞迪人的生活沒有興趣，甚至感到厭惡。《謝迪塞爾》以關懷與理解的視角描繪了哈瑞迪人的生活方式，以色列一般大眾雖然對此還是抗拒，但覺得它也有迷人之處。一位編劇指出：「這是第一部展現哈瑞迪人如何愛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子孫的電視作品。」許多特拉維夫人在看過這部電視劇後，開始在日常生活中炫耀從中學到的幾句意第緒語。哈瑞迪人和其他以色列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仍未結束，但妨礙他們溝通的障礙正在破裂。以色列人在許多不久之前仍不可想像的地方尋求生命的意義。不管哈瑞迪人可能會對以色列民主制度和經濟持續發展帶來什麼挑戰，猶太國還有更極端的宗教組織。《奧斯陸協議》簽訂後幾十年，一群民族主義極端分子來到約旦河西岸（即以色列人常說的“猶地亞和撒瑪利亞”，這是聖經時期的稱呼）建立定居點。這些所謂的「山頂青年」受到信仰者集團世界觀的影響，但他們認為即使是信仰者集團中的核心人員也非常無所作為，對國家和政府太過敬重。他們的目的不僅是確保猶太人對「整個以色列地」的主權，還希望建立一個以猶太律法為法律的君主國。在他們看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太年輕，根本無法成為猶太民族宏偉敘事的一部分。該組織一位成員對採訪者說：「我不認為自己所從事的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他要尋找「更接近民族根源的東西」。就算是澤夫·雅博廷斯基等人強硬的論調也不能讓這些年輕人滿意。他們在尋找更激烈的理論來武裝自己。這就是耶沙亞胡·雷博維茨所預言的如果以色列不撤出約旦河西岸將會發生的可怕事情。他們在伊扎克·金斯博格拉比那裡找到了他們所需要的理論。伊扎克·金斯博格拉比在《蒙福的男人》（Barukh Ha-Gever）一書中為巴魯克·戈登斯坦的行為辯解：1994 年，正是戈登斯坦的襲擊導致希伯倫2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25人受傷。這本書的書名是個雙關語，既可以理解為“蒙福的男人”也可以理解為“巴魯克是個男人”，這也成為後猶太復國主義時代傾向於使用暴力的“山頂青年”的口號。金斯博格的兩位崇拜者在2009年合著了《國王的律法》（Torat Ha-Melekh）一書，書中最臭名昭著（和最噁心）的觀點是殺害巴勒斯坦兒童是合法的，「因為他們長大後會傷害我們」。該書也認為聖經中「不可殺人」的誡命說的是不可殺猶太人。這本書的語調和內容讓一些猶太團體感到震驚，他們向以色列最高法院遞交了訴狀，要求禁止發行此書，並指控兩名作者犯有煽動罪。但以色列一直保護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最高法院認為這本書雖然具有煽動性，但並沒有明確召喚人們採取某種行動，因此無法禁。後來幾屆政府就像無法控制哈瑞迪人權力變大一樣，也無法遏制這種影響雖小但極醜陋的現象。沒有一個傑出的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家曾預料到，重新賦予猶太人力量的復國主義思想會孕育出如此醜惡、危險和種族偏見的蘗枝。這股力量不管有多弱小，以色列都得直面。儘管這些發展令人擔憂，但整體而言，猶太教在猶太國的發展是正派的、生機勃勃的、呈現復興之勢的。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者代表大會過去120年、以色列建國將近70年後，阿哈德·哈姆的夢想基本實現。以色列在猶太文化上再次展現出強大的活力、創造力和探索力。 1897年，阿哈德·哈姆做夢也想不到將來會出現一個人口800 萬、其中四分之三為猶太人的國家。在猶太復國主義早期，誰也想不到將有一個獨立主權的世俗國家，其中開設了數千所庫克拉比所夢想的猶太經學院；在這個國家的書店裡擺滿了書，而那些書大多用埃利澤·本－耶胡達復活的希伯來語寫成。赫茨爾的理想是讓猶太人建國，阿哈德·哈姆的願景是讓以色列成為偉大的精神中心。兩人都沒有想到，他們的理想竟然交融在了一起。如果以色列不是一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它無法成為它正在成為的猶太精神中心。沒有赫茲爾的成功，阿哈德·哈姆的夢想也無法實現。而越來越多的以色列人意識到，只有當生活在以色列的新猶太人紮根於民族傳統，赫茨爾建立的主權國家才有意義。沒有阿哈德·哈姆，赫茨爾的以色列只是一個政治實體而已，這對以色列人而言是遠遠不夠的。西奧多·赫茨爾和阿哈德·哈姆，這兩人性格截然不同，對猶太人的未來也抱持著完全對立的願景。但《貝爾福宣言》過去一個世紀後，以色列人開始意識到，他們的國家之所以與眾不同，就在於他們不再相信他們必須在這兩個願景中選擇一種。只有讓兩個願景結合同時實現，才能最終創造出精神豐富、情感細緻的新猶太人。

結語《貝爾福宣言》發表一個世紀後的猶太「民族家園」

但我們還在這裡…在這片海岸堅守，在這片海岸生活。無論怎樣，我們都在這裡。 ——阿里·沙維特《我的應許之地》 1917年《貝爾福宣言》中寫道：「英王陛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一個世紀之後，「猶太人的民族家園」在以色列地成為現實，在這裡安家的猶太人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安家的猶太人都多。通往建國的道路曲曲折折，建設國家的任務並不容易。 1929年，阿拉伯暴徒短短幾天內就摧毀了在希伯倫生活了幾個世紀的猶太社團，從那以後，該地區陷入漫長的衝突，至今看不到結束的希望。雙方都有數千人死去。十多年後，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猶太人被納粹分子及其幫兇謀殺。波蘭曾擁有當時全世界最大的猶太社團，但那裡有90%的猶太人遭殺害。在納粹大屠殺期間，在歐洲國家和北非、伊拉克、伊朗、葉門等阿拉伯國家中，數百萬猶太人流離失所。悲劇不只發生在猶太人身上，幾十萬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和1967年的衝突中也被迫離開了世代生活的家園。這個新建立的「民族家園」多次走到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通過分治決議後，大衛·本－古里安和梅納赫姆·貝京沒有像其他以色列人那樣走上大街歡慶，他們知道，戰爭已經爆發，而結果未明。這場戰爭犧牲掉新國家1% 的猶太公民——這對任何社會都是沉重的打擊。 1950年代早期，隨著數十萬移民紛紛在以色列靠岸，食品和住房資源嚴重短缺，國家瀕臨崩潰。 1967年，納賽爾向阿拉伯世界承諾，將屠殺猶太人，以色列在備戰過程中挖了數千個墳墓，誰也不知道猶太國能否逃過此劫。 1973年，以色列軍事情報部門出現嚴重誤判，埃及大軍渡過蘇伊士運河，敘利亞坦克隨時可能突破加利利地區。當薩達姆·侯賽因建造核設施時，以色列沒有十足的把握能將其摧毀。除此之外，戰爭和因提法達、經濟抵制和恐怖主義、大量移民的吸收和內部社會不平等問題，都讓以色列接受了嚴峻考驗，可以說，每一次考驗都威脅到新成立的猶太國能否生存。然而，以色列不但生存了下來，而且欣欣向榮。最早匯集在這片土地的定居者勢單力薄，只能靠海外慈善家的資助生活，但現在他們發展為一個擁有800萬人口的現代國家，其中600萬為猶太人。在以色列迎來第68個獨立紀念日之際，以色列人口已是1948年人口的10倍，單單這數字就能夠說明以色列的成就。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實現了復興。榮獲普立茲獎的作家和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評論說，在三千年前就存在的諸民族中，只有猶太人還生活在當時的土地上，說著當時的語言，奉守當時的宗教。可以說，猶太民族回歸先祖之地，是人類史上最富戲劇性的故事。是什麼造就了這份堅毅與決心？為什麼猶太人成功了而其他許多民族失敗了？這其中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點就像果爾達·梅厄所言，在於「猶太人擁有一件秘密武器：他們沒有其他地方可去」。以色列建國的故事在許多方面同猶太民族重生的故事一樣偉大。地方在贖罪日陷於停頓，只需要讓一群猶太人去那兒，讓他們說聖經時代的語言，按猶太（陰）歷安排作息，用先祖時代的石頭建造城市，創造無與倫比的希伯來語詩歌和文學以及猶太學術和學問——這樣，你就有了延續性。」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向猶太人許下了各種承諾，有的實現了，有的卻沒有。在《猶太國》中，西奧多·赫茨爾斷言，一旦猶太人有了自己的國家，歐洲的反猶太主義就會消亡。很不幸，事實證明這一判斷過於天真。如今，歐洲的反猶太主義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法國猶太人正在消亡。然而，赫茨爾不曾料到，猶太國已對流散地猶太人產生了深遠影響。幾乎沒有共同點。猶太國確實已經改變了流散地的猶太生活。

在《新故土》中，赫茨爾也描繪了回到先祖之地的猶太人和其他民族和平相處的美好願景。這部分成為現實。雖然還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進，但以色列阿拉伯人在職業、學術、社會和經濟等領域不斷取得進步，他們成為外科醫生、工程師、律師和最高法院成員。貝都因女性在以色列大學學習醫學。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地位問題很複雜，而猶太國同生活在以色列以外的阿拉伯人的關係更加複雜。以色列和鄰國之間的衝突仍在持續，短期內難以找到解決方法。國際社會和以色列人都失去了終止這場衝突的信心。以色列人相信，對約旦河西岸土地的佔領已證明耶沙亞胡·雷博維茨的判斷是正確的。他們擔心這種佔領已把以色列人變成他們不想成為的人。而同時，許多以色列人也不知道現階段還能有什麼其他替代方案。民調顯示，多數以色列人希望結束佔領，但調查結果同時也顯示，基於現狀，多數以色列人不願意承受放棄土地所帶來的安全風險。佔領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所有問題仍然是當今以色列人的心頭之痛。猶太復國主義夢想在其他方面取得巨大成功，遠遠超越了猶太民族的想像。埃利澤· 本－耶胡達希望猶太人能重新說希伯來語，但他沒想到希伯來語會成為幾百萬人的母語，沒想到希伯來語作家能成為舉世聞名的小說家和詩人，也沒有想到以色列書店會擺滿用一個半世紀前幾乎無人知曉的語言寫成的書。以色列《獨立宣言》中提到希伯來語絕非偶然，這門古老語言的復活像徵著傳統猶太生活和猶太民族在猶太國的復興，這種成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無法複製。 AD戈登敦促猶太人回到這片土地勞動，他認為只有當猶太人用先祖之家的泥土弄髒自己，猶太民族才能復興。他們照做了。即使以色列成為高科技國家後，以色列人骨子裡仍然是農夫。以色列的水利灌溉技術全球領先。徒步在以色列地旅行仍然是男女老少熱衷的運動。每逢假日，以色列的國家公園往往人山人海。在過去100年，以色列人在這片土地上種植了2.5億棵樹，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在21世紀初的森林面積超過100年前，以色列就是其中之一。以色列人可能不像戈登預想的那樣直接從事農業勞動，但他們已經深深愛上了這片不久前大多數猶太人還無法進入的土地。比亞利克、諾爾道和雅博廷斯基都希望猶太人不再是受害者，這一點以色列也做到了。今天的以色列仍在同恐怖主義作戰，仍然擔心伊朗獲得核武器，但在過去四分之三個世紀裡，以色列擊退了敵人所有的進攻，還是全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大國之一。今天的以色列人不再是比亞利克在《屠殺之城》中譴責的猶太人。武力使用向來是複雜的道德難題，特別是對故意設在平民中的武裝設施使用武力。以色列沒有逃避這些難題，雖然有時會因此陷入被動。這方面儘管有爭議，肯普上校指出了關鍵一點：以色列國防軍比世界上其他軍隊採取了更多措施來避免平民傷亡。以色列人大多對這場衝突憂心忡忡，但仍為國防軍對人道原則的堅持感到自豪。阿哈德·哈姆在以色列地精神再生的夢想也實現了。以色列人正在重新擁抱猶太傳統，閱讀民族經典文本，這會讓當年的大衛‧本－古里安感到震驚。在以色列，作家和詩人的名字家喻戶曉，許多重要社會運動家本身就是著名小說家，詩人和作家的頭像還印在紙幣上，而且，每當以色列人希望有人向當權者說真話，他們常常去找作家。赫茨爾不僅向《新故土》的讀者承諾了一個猶太人的避難所，還承諾了一個能發展和繁榮的猶太國。這個夢想也得以實現。這個小國面積差不多和新澤西州相同，人口和洛杉磯相近，卻擁有全球領先的醫療技術。在2015年的世界大學排名中，希伯來大學排第67位，以色列理工學院（相當於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學院）排第77位，魏茨曼科學研究所排在第101—105位之間，特拉維夫大學則排在第151—200名之間。猶太傳統一直倚重教育，尚未建國時，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者代表大會上就有人提議在伊休夫成立大學。建國後，長期以來對教育和學術的重視，讓以色列人取得了非凡成就，在科學、經濟和文學等領域獲得多個諾貝爾獎。赫茨爾的願景中也提到，猶太國將向全世界分享其進步和科技成果，這一點以色列也做到了。 1977年梅納赫姆·貝京上台後，第一個舉措就是下令營救幾十艘載有越南人的船隻，這些船淡水耗盡，無助地漂浮在公海上，其他國家的船都無情地從旁邊駛過。以色列接收了他們，讓他們加入了以色列國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對以色列並不友好，但他後來在評論貝京的決定時說道：“這是充滿同情和體恤的行為，貝京及其政府認識到家園對於那些一無所有的人，對於那些以相同方式表達個性和追求自由的人來說是多麼重要，這也典型地體現了以色列人自身的奮鬥歷史。” 貝京人的決定的確根。在回應卡特時，貝京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受迫害，遭羞辱，最終肉體被毀滅。所以，我當選總統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以色列地為這些人提供庇護，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在後來的歲月裡，以色列參加了多次自然災害的人道主義救援，且常常是在當地建造的國家。赫茨爾創辦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代表大會遵循民主原則，以色列繼承了這項傳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成立了大約100個國家（大多因帝國解體而成立），以色列是其中為數不多的選擇了民主道路並不間斷堅持到今天的國家之一。在男女平等問題上，以色列尚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是民主國家中唯一一個從建國伊始女性就可以服兵役的國家。以色列也是最早選出女性總理和女性最高法院院長的民主國家之一。

以色列人仍然有許多事情要擔心，也知道這個國家在許多方面需要改進，但大多數人自豪地認為他們的國家已經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不僅如此，不少非以色列人也這樣看。福阿德·阿賈米（Fouad Ajami）是位什葉派穆斯林，1945年出生於黎巴嫩南部靠近以色列邊境的地區。 1991年他回憶說：我所居住的村莊坐落在高高的山脊上，每天晚上能看到以色列村莊梅圖拉的探照燈，那道燈光讓童年的我感到非常好奇。祖父說，那道燈光來自猶太人的土地。 ……在靠近邊境那空曠而荒涼的郊外，可以看見猶太人的土地，甚至能聽見鐵絲網後他們的交談聲。那些聲音無法滿足阿賈米的好奇心，多年後他親身來到猶太國。在總結所見所聞時，他寫道：在一片荒涼而狹小的土地上，猶太復國主義者建立起一個持久的國家。它有軍事實力，但不窮兵黷武。它接收了一批批難民，再把他們塑造成公民。它為信仰保留了空間，但仍然是個世俗國家。面對長期圍堵，它仍然堅持民主精神。阿拉伯人本來可以從這種經驗中學到東西，但他們卻因恐懼望而卻步。對於猶太國所取得的成就，很難找到比這更精煉的總結了。未來會怎樣？以色列人明白他們沒有答案。猶太復國主義者從一開始就不敢問自己這個問題。 1947年，拿單‧奧特曼寫了《夏日爭執》一詩，其中用不同的女人來刻畫不同類型的以色列人。誰會成為以色列人？他們會是怎樣的人？又擁有怎樣的未來？從西頓到非利士，那裡的城市會如何？

暴風會為它們帶來雷雨嗎？噓！別爭了！未來的女人正在房裡穿衣打扮，誰都不許用鎖眼偷看！在以色列生活，就意味著沒有可以窺視未來的鎖眼。雖然以色列人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是過去的經歷多少能提供一些啟示。《貝爾福宣言》發表一個世紀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獲得了累累碩果。不管處境何其艱難，伊休夫和後來的猶太國總能出乎意料地獲取勝利。大多數以色列人相信，不管遇到什麼困難，他們和他們仍然年輕的國家都能設法克服。因為他們沒有選擇。以色列人最根本的責任是確保以色列繁榮。 1948年他們經不起失敗，現在他們同樣經不起失敗。風險太大了，以色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個國家。以色列體現了一場仍在展開的豐富對話，體現了一個業界已實現的宏大觀念。一旦失敗，他們不僅會失去與父親和父親攜手創造和培育的奇蹟般的國家，更將失去成立猶太國所要拯救的猶太民族的未來。

致謝

在寫作本書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幫助和鼓勵，很高興能有機會在此對他們表示感謝。以色列第一所博雅學院沙勒姆學院是理想的工作場所。正是在學院許多教職員的幫助下，本書得以完成。感謝丹尼爾·波利薩爾、塞思·戈爾茨坦和伊多·赫維羅尼，在我們一起建立這所學院的過程中能夠理解我抽出大量時間寫書。我很難想到有誰能像丹一樣支持同事的工作。丹仔細閱讀了本書書稿，修改了許多細節，就本書的語調和涵蓋內容提出了寶貴建議，並修正了多個錯誤。他投入的時間和從一開始給我的鼓勵令我感動。丹知識面廣，能力強，還樂於助人，這也是沙勒姆學院的人都敬重他的原因。感謝在我寫書期間擔任沙勒姆學院董事會主席的尤迪·列維、大衛·梅塞爾和亞伊爾·沙米爾以及董事會成員，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理解和鼓勵。沒有幾位朋友無私的資助，本書也無法寫成。保羅·E.辛格基金會的特里·卡塞爾和保羅·辛格最早開始支持這一項目，他們的慷慨解囊讓這本書得以出版。雅各布森家族基金會的喬納森·雅各布森和喬安娜·雅各布森也給了我一筆資助。羅伯特·赫爾特拉比和維吉尼亞·拜耳資助我之前出版的書，他們也同意負擔本書的費用。感謝他們的友情資助。幾年前，我有幸成為沙勒姆學院的科勒特研究員，感謝科勒特基金會的資助和安妮塔·弗里德曼和傑弗裡·法伯對我的賞識。許多朋友、同事、學者和家人幫我搜尋文獻，並提供了我原本無法找到的資料。在這方面，我要感謝麗娜·巴丁、梅納赫姆·本·薩森、馬克·布雷特勒、塞爾吉奧·德拉佩戈拉、埃琳娜·戈迪斯、巴里·萊文菲爾德、薩曼莎·馬戈利斯、大衛·馬特洛、馬修·米勒、本尼·莫里斯、法尼婭·奧茲·薩爾茨伯格、利薩納、阿里·沙皮蘭崔特、約西·西格爾、肯·斯特恩、納瓦·溫克勒、雅各·賴特。大衛·布魯默爾也在團隊中工作了幾個月時間，感謝他為這項研究做出的貢獻。阿里霍夫曼在哈佛大學讀博期間，幾乎抽出了一個夏天的時間研讀書稿，感謝他的建議和意見。感謝以色列國家檔案館首席檔案員雅科夫·羅佐維克和猶太復國主義中央檔案館的蓋伊·賈摩為我提供的幫助。在寫作過程中，以色列幾位思想領袖接受了我的採訪，他們深刻的見解豐富了本書。在這方面，我要感謝露絲·卡爾德龍、米卡·古德曼、丹尼爾·哈特曼、阿維·卡茨曼、約西·克萊因·哈勒維和索爾·辛格。一些家人和朋友也讀過後期書稿，提出了極具建設性的意見，大大提升了終稿的品質。馬丁‧克雷默和賽斯‧戈爾茨坦分別在不同階段讀到書稿，並對書稿仔細標註，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部分朋友和同事也是如此，在這方面，我要感謝丹尼爾·邦納、約拿單·戈迪斯、約西·克萊因·哈勒維、喬·雅各布森、特里·卡塞爾、塞思·卡拉曼、傑· 萊夫科維茨、杰弗裡·斯沃茨、伊蘭·特洛恩和麗薩·沃勒克。卡洛琳·赫塞爾是猶太圖書業的傳奇人物，多年來她是我的導師和好友，總是能帶給我許多寫作的靈感。她也多次閱讀本書書稿，感謝她對此書提出的許多建議和長期以來對我的鼓勵。上述讀者有些人很不贊同本書的語調。雖然有的人認為本書立場沒什麼問題，但有的人認為我在一些地方對以色列的批評過於嚴厲，也有人認為我在某些應該更嚴厲批判的地方對以色列過於「寬容」。這類書都有這種問題，研究以色列的方法或語調不可能讓每個人都滿意。本書最終反映的是我對以色列的看法和我對這個複雜國家的解讀。但我還是在上述讀者和朋友建議的基礎上改進了本書語調，使之更細緻入微。感謝他們的付出、智慧和誠懇。當然，本書在語調和內容上仍存在的不足或錯誤，都由我負責。二十多年來，我一直保持著同出版經紀人理查德·派恩的合作關係，讓我心存感激的，不僅是他的專業精神和我倆的友誼，還包括二十多年來他為我提供的睿智建議。感謝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旗下Ecco出版社整個團隊出色完成這項工作。感謝我的編輯艾瑪·加納斯基和副發行人米麗亞姆·帕克在編輯文稿、圖片和地圖中付出的辛勞。本書的地圖實用而美觀，這都是喬·勒莫尼耶的功勞。感謝資深設計經理Suet Chong對本書封面的設計與地圖與圖片的排版。感謝勞裡·麥基對本書的細心編排。許多年前，我和艾莉舍瓦在科羅拉多州山頂有幸認識了大衛·柴科夫和艾倫·柴科夫夫婦。此後我們成為家人一樣親近的朋友。我們好幾個夏天來到他們家度假，暫時逃離在以色列生活的壓力。本書開頭就是在他們家湖邊優美的房子裡寫的，他們讓我感覺像在自己家一樣自在。大衛的母親巴伊拉是多倫多著名的教育家，特別熱愛以色列，我們在那幾個夏天聊天時，她經常會談起對以色列早年歲月的懷念。我在本書扉頁提到她的名字，以表達我對整個柴科夫家族的感謝。我一刻也沒有忘記剛到耶路撒冷時平夏斯·羅佐維克和桑迪·羅佐維克對我們家的幫助。不管多少年過去，都不會影響我們對他們家的感激之情。書中希伯來聖經的譯文參考的是《塔納赫：基於希伯來文本的猶太出版協會新譯本》，但我經常對引文有所修改。從這個計畫一開始，我有幸擁有兩位優秀的研究助理，蕾切爾‧葛林斯潘和阿莉‧梅爾‧費厄斯坦。在寫作本書的第二年，蕾切爾成為主要研究員。她到耶路撒冷市政府工作後，阿莉接手。為了完成本書，她連續工作了好幾個月，完成了大量工作。她們倆都勤奮聰明，有責任感，寫作出色。蕾切爾和阿莉協助擬定了本書結構，做了大量編輯工作，包括製作參考文獻、註釋，獲取圖片使用權等。我們三人有許多共同點，我們都在美國東海岸長大和接受教育，然後都選擇移民以色列。但我們也存在著許多差異，我們的政治觀點和對宗教的親近程度不盡相同，這決定了我們對書中提到的事件和時代有不同的立場。在將近兩年時間裡，我們在一起切磋，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並不斷地錘鍊對方的觀點。本書每一頁都能體現蕾切爾和阿莉的智慧和道德影響，我不但對她們的貢獻表示感激，也很懷念和她們一起工作的快樂時光。寫作本書期間，我的家庭悲欣交集。開始不久，我父親就病倒了，幾個月後離開人世。在這悲痛的一年，艾莉舍瓦和孩子們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感謝他們對我和我父親不離不棄的愛和照顧。多年來，為了讓我們的孩子（塔莉亞、阿維夏伊、阿維和米卡）明白如何按照自己的原則和信仰生活，艾莉舍瓦下定決心帶領全家來以色列生活。我相信孩子們已經明白了母親的良苦用心，為擁有這樣一位偉大的母親而感到幸福。後來艾莉舍瓦又開始負責照顧我的母親，再次為孩子們樹立了無私奉獻的榜樣。艾莉舍瓦對以色列及其歷史非常熟悉，她的許多見解充實了本書內容。她也是才華洋溢的編輯，注重細節和文體，及時糾正了書中不少錯誤。在許多人幫我審稿後，她還能提出許多明智的建議，讓書中無數章節得以改進。對於她所做的一切，我無法用語言表達，我對她的愛也是如此。父親離開人世前一周，他有幸看到自己第一個重孫女的出生，本書就是獻給她的。寫書的過程也是艾拉探索這個陌生世界的過程。我常常告訴自己，她是我們家多個世紀來第一個出生在以色列地的孩子，每當念及此，我就感到非常開心。她雖然年紀很小，但為我們帶來了無限歡樂。我在扉頁上引用聖經經文（《撒迦利亞書》2：14）作為題詞獻給她，在此我將這段經文改寫如下以祝福她：願我們家第一位「錫安的女兒」一生享有巨大的歡樂、宏大的夢想、深切的滿足，願她一生熱愛自己的民族。耶路撒冷2016年5月猶太曆5776年以珥月5日，正值第68個以色列獨立日

附錄1 人物簡介亞倫松家庭（亞倫和薩拉）：亞倫和薩拉兄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了為英國提供情報的「尼里」間諜組織。奧斯曼帝國最終發現了這個組織，監禁、折磨和殺害了許多成員。亞倫和薩拉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心中的英雄和榜樣。阿巴斯，馬哈茂德（阿布·馬贊）：馬哈茂德·阿巴斯曾被亞西爾·阿拉法特任命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第一任總理，並在《奧斯陸協議》的談判中擔任巴勒斯坦方談判代表。阿拉法特死後，他成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哈德‧哈姆（阿謝爾‧茲維‧金茲伯格）：著名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家。阿哈德·哈姆反赫茨爾的建國方案，主張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精神中心。阿薩德，哈菲茲：1971—2000年擔任敘利亞總統。 1973年和安瓦爾·薩達特一起對以色列發動贖罪日戰爭，1996年仍拒絕與以色列實現和平。侯賽因，阿布杜拉一世：1946—1951年擔任外約旦（1949年改名為約旦）國王。相對於其他阿拉伯領導人，阿卜杜拉國王與伊休夫和後來以色列領導人保持了較好的關係。 1951年因為考慮與以色列實現和平而被暗殺。侯賽尼，哈吉‧阿明：1921—1937年擔任耶路撒冷大穆夫提。身為阿拉伯最高委員會領導人，他千方百計阻止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限制猶太人建立定居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幫助納粹德國在伊斯蘭世界進行輿論宣傳。阿隆，伊加爾：帕爾馬赫創立者、以色列政治家和以色列國防軍將領。阿隆曾提出計劃，將1967年佔領的土地部分併吞、部分歸還約旦，但未能實施。阿拉法特，亞西爾：阿拉法特20世紀50年代成立法塔赫，後來成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被認為是巴勒斯坦人的政治領袖。他在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地方策劃過多起武裝攻擊，雖然簽署了《奧斯陸協議》，但後來又拒絕與以色列實現和平。阿里埃勒，梅厄：1967年參與奪取耶路撒冷舊城行動的國防軍戰士，後來成為以色列著名音樂家，他在歌曲中表達了以色列人對佔領約旦河西岸的反感。他的成名作是那首在拿俄米·舍莫爾《金色的耶路撒冷》基礎上改編的《鋼鐵的耶路撒冷》。阿羅佐羅夫，哈伊姆：曾擔任猶太代辦處政治局局長。阿羅佐羅夫發起了《哈瓦拉協議》（《轉移協議》），幫助猶太人將資金轉移到巴勒斯坦，同時為德國商品開拓巴勒斯坦市場。阿羅佐羅夫同納粹分子的談判讓伊休夫許多人非常生氣。 1933年他被暗殺。貝爾福，亞瑟：英國外交大臣。在任期間，貝爾福在寫給羅斯柴爾德勳爵的信中宣布：「英王陛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建立猶太國的觀念第一次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巴爾·科赫巴（西蒙·巴爾·科赫巴）：羅馬人毀滅第二聖殿62年後，巴爾·科赫巴於公元132年對羅馬皇帝發動起義。 135年，巴爾·科赫巴的軍隊被強大的羅馬軍隊擊敗。巴爾·科赫巴成為猶太人反抗外來侵略的象徵。巴拉克，埃胡德：前國防軍將軍，1999—2001年擔任以色列總理。 2000年他將以色列軍隊撤出黎巴嫩，並與柯林頓、阿拉法特在戴維營舉行和平談判。貝京，梅納赫姆：對英國人起義期間擔任伊爾貢領導人，1948—1977年擔任反對黨領導人，之後被選為以色列總理。他執政期間以色列同埃及實現了和平，轟炸了伊拉克奧斯拉克核電廠，也入侵了黎巴嫩。本－古里安，大衛（大衛‧格魯恩）：1906年移民巴勒斯坦後，本－古里安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最後成為伊休夫最高領導人。 1948年他宣布以色列獨立，成為以色列第一任總理。本－耶胡達，埃利澤（埃利澤·帕爾曼）：希伯來文之父。本－耶胡達認為希伯來文的復活是猶太文化在以色列地復興的前提。別爾季切夫斯基，米嘉‧約瑟夫：俄國猶太學者。他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是對猶太教的反抗。他的名言是：“我們要么做最後一批猶太人，要么做第一批希伯來人。”

伯納多特，福克：瑞典外交官。獨立戰爭期間，聯合國秘書長委派他就停火事宜進行調停，後來被猶太地下武裝組織暗殺。比亞利克，哈伊姆·納赫曼：世界著名猶太詩人，他透過詩歌表達了以色列人回歸故土的渴望，成為代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重要聲音。 1934年，數千人在特拉維夫參加了他的葬禮。布勞斯坦，雅各：美國猶太委員會主席。布勞斯坦身上體現了美國猶太人對以色列的矛盾態度。他認為生活在美國的猶太人並不處在流散狀態，以色列不能將自己當作猶太生活的中心，因此同本－古里安有嚴重的觀念衝突。布勞斯坦，拉亥爾‧塞拉（女詩人拉亥爾）：移民巴勒斯坦後，拉亥爾加入了德加尼亞基布茲，罹患肺結核後被趕出基布茲。一個世紀後她創作的詩歌仍然深受喜愛。布倫納，約瑟夫‧哈伊姆：第二次阿利亞時期最偉大的希伯來作家之一。布倫納的創作關注早期伊休夫生活中的鬥爭。他在雅法的阿拉伯人暴亂中被殺。居魯士，波斯王：西元前539年波斯帝國戰勝巴比倫後，居魯士王允許當時流亡異地的猶太人回歸故土，在耶路撒冷重建聖殿。達爾維什，馬哈茂德：巴勒斯坦詩人，寫了許多關於巴勒斯坦人無家可歸的作品，表達了巴勒斯坦人對回歸家園的渴望。達揚，摩西：哈加納成員，1953年成為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在1967年六日戰爭中任以色列國防軍總指揮，贖罪日戰爭期間任國防部長。德里，阿里耶：以色列東方猶太人中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身為沙斯黨領袖之一，德里成為以色列政壇的風雲人物，但後來因貪污醜聞而受到衝擊。

艾班，阿巴：以色列外交官和政治家。埃班曾在多個職位上工作，包括以色列駐美國大使和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 1967年擔任以色列外交部部長期間，埃班在戰爭爆發前不懈地為以色列爭取國際支持。艾希曼，阿道夫：策劃萬湖會議和提出最終解決方案的納粹政府領導人之一。 1960 年在阿根廷被以色列摩薩德特工逮捕，後來被定罪。他是以色列歷史上唯一被判死刑的人。埃拉扎爾，大衛（達多）：以色列高級軍事將領。在六日戰爭中，埃拉札爾曾對以色列佔領戈蘭高地有過軍功。贖罪日戰爭期間擔任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根據阿格拉納特委員會調查報告，埃拉札爾在戰爭中犯下多項過失，因此被剝奪總參謀長職位。艾希科爾，列維：1963—1969年擔任以色列第三任總理，1969年去世。六日戰爭前許多以色列人對他失去信心，他成為第一位建立全國「團結政府」的總理。傑馬耶勒，巴希爾：黎巴嫩基督徒長槍黨組織的領導人。梅納赫姆·貝京一度希望，傑馬耶勒的武裝力量在以色列的幫助下能控制黎巴嫩，結束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黎巴嫩南部的統治地位。傑馬耶勒被殺後，貝京的計畫落空。戈登斯坦，巴魯克：從美國移民到以色列的猶太教徒。 1994年2月，他在希伯崙的先祖墓園殺害了29名正在做禱告的巴勒斯坦人。大多數以色列人和世界猶太人厭惡他，但一小部分極端分子視他為英雄。戈登，亞倫大衛（AD戈登）：勞工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有影響的人物。戈登認為猶太人只有在土地上勞動才能實現救贖。這種思想對塑造新猶太人的形象影響巨大，這些新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勞動，並構成基布茲運動的靈魂。

戈倫，什洛莫拉比：六日戰爭期間以色列國防軍的拉比。國防軍佔領耶路撒冷舊城區後，戈倫手拿羊角號和《妥拉》捲軸來到聖殿山。他後來成為以色列大拉比。儘管他精通猶太律法，並做出不少有勇氣的裁決，但他在認可埃塞俄比亞移民的猶太人身份上拖拖拉拉。古里，哈伊姆：以色列作家。古里用詩歌記錄了以色列歷史上許多關鍵事件，例如拉美德黑事件和六日戰爭。格林伯格，烏裡‧茨維：伊休夫的重要詩人，雅博廷斯基修正派運動的追隨者。哈拿尼雅：名氣不大的聖經時代的先知。哈拿尼雅預言，猶太人會提前得到救贖，而耶利米認為這種救贖會來得太晚。他的觀點在那些否認猶太人應該忍受流散生活的猶太人那裡很有市場。（參閱耶利米）赫茨爾，西奧多：猶太復國主義之父。《猶太國》一書出版後一舉成名。一年後，他組織世界各地猶太人參加猶太復國主義者代表大會，掀起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赫斯，摩西：早期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家和作家。 1862年在《羅馬和耶路撒冷》中提出建立猶太國的想法。這本書和赫茨爾的《猶太國》非常相似，但沒有被重視。侯賽因，伊本‧塔拉勒：約旦國王，1952—1999年在位。 1967年侯賽因對以色列發動戰爭，但1973年他警告以色列可能會遭到阿拉伯國家進攻，並盡他所能不參與這場戰爭。 1994年，約旦和以色列簽訂和平協議。侯賽因還在伊扎克·拉賓的葬禮上發表了動人的悼詞。雅博廷斯基，澤夫（弗拉基米爾）：猶太復國主義修正派創始人。雅博廷斯基認為，在建立和維持猶太國的過程中，必須敢於使用武力。他是以色列政治右翼的先驅，對梅納赫姆·貝京影響很大。耶利米：聖經中猶太人流散巴比倫時期的著名先知。耶利米預言猶太人將在外流散70年後回到故土。他勸告猶太人在異國他鄉安居樂業。（參見哈拿尼雅）卡迪沙伊，耶希埃爾：伊爾貢戰士。卡迪沙伊是梅納赫姆·貝京的密友和政治心腹。他是「阿爾塔萊納號」上的乘客，但躲過了這次事件，沒有受傷。卡斯特納，魯道夫：大屠殺期間匈牙利猶太復國主義救援委員會的領導人。 1944 年，他與德國人達成用卡車交換猶太人的協議。在馬爾基爾·格魯恩瓦爾德聲稱他是「間接謀殺者」後，卡斯特納起訴格魯恩瓦爾德誹謗，但格魯恩瓦爾德被判無罪，卡斯特納受到公開羞辱。事後遭暗殺。基辛格，亨利：美國外交家。 1969—1975年擔任國家安全顧問，1973—1977年擔任國務卿。中東戰爭期間他為白宮建言獻策，後來試圖透過談判實現中東和平。庫克，亞伯拉罕·以撒，拉比：猶太學者和猶太神秘主義教徒。庫克拉比是屈指可數的幾位支持巴勒斯坦的世俗拓荒者的宗教領導人之一。後來成為伊休夫的大拉比。庫克，茲維·耶胡達，拉比：亞伯拉罕·以撒·庫克拉比的兒子。他領導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進入以色列社會和政治的核心。他的意識形態是信仰者集團定居運動的思想基石。拉皮德，湯米：以色列記者、政治家和大屠殺倖存者。 1999—2006年擔任以色列議員。他也是知名作家和電視工作者，在政治上激烈反對極端正統派的政黨。拉皮德，亞伊爾：湯米‧拉皮德的兒子。亞伊爾也是記者和政治家，他成立了中間路線的未來黨。

雷博維茨，耶沙亞胡：以色列信奉正統派的公共知識分子。雷博維茨極力主張撤離六日戰爭佔領的土地，預言統治另一個民族會導致以色列的毀滅。勞合喬治，大衛：1916—1922年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同情猶太復國主義事業，支持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瑪普，亞伯拉罕：早期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家。 1853年，瑪普寫了第一本希伯來小說《錫安之戀》。這本暢銷書的背景設在聖經時期的以色列地，包括大衛‧本－古里安在內的許多人深受此書鼓舞。梅厄，果爾達（果爾達·梅耶森）：猶太工人總工會政治部和猶太代辦處政治部領導人。梅厄在擔任議員期間曾出任勞工部長和外交部部長。 1969年成為第一位女性總理，1974年辭職。納賽爾，迦瑪爾·阿卜杜爾：1956—1970年去世期間擔任埃及總統。身為泛阿拉伯主義領導人，納賽爾試圖團結阿拉伯人民消滅以色列。他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導致1956年西奈戰役的爆發。 1967年，他的挑釁引發六日戰爭。內塔尼亞胡，班雅明：利庫德集團領導人。 1996—1999年擔任總理，2009年再度當選總理。很多人認為他的政治思想受到雅博廷斯基和貝京的影響。諾爾道，馬克思：早期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家，政治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之一，西奧多·赫茨爾的重要政治夥伴。他提出培養身強力壯的新猶太人。奧默特，埃胡德：以色列政治家。 2006—2009年，他取代沙龍擔任以色列總理。本想繼續推進沙龍的撤離政策，但因為醜聞下台。他是以色列史上第一位進監獄的總理。

奧茲，阿摩司：以色列著名小說家和以色列左派人士代表人物。佩雷斯，西蒙：以色列政治家和外交家。佩雷斯擁有多個政府部門的工作經驗，兩度擔任總理，2007—2014年擔任以色列總統。他在以色列發展核武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也參與了《奧斯陸協議》的談判。平斯克，列奧：早期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家。 1882年寫作《自我解放》一書，鼓勵猶太人追求獨立和建國。 1882年，平斯克建立了「錫安熱愛者」組織，這是最早出現的幫助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歐洲組織之一。波拉特，哈南：六日戰爭期間的空降兵，參與了收復耶路撒冷舊城的行動。波拉特也是虔誠的猶太教徒，他與友人於1967年在古什埃齊翁建立了最早的定居點。拉賓，伊扎克：以色列將軍和政治家，曾參與帕爾馬赫和以色列國防軍的戰爭，六日戰爭期間成為國防軍的總參謀長。 1974—1977年擔任總理，1992年再次成為總理。拉賓執政期間同約旦實現了和平，並簽署了《奧斯陸協議》。 1995年11月被暗殺。羅斯柴爾德，埃德蒙男爵：人稱“眾所周知的捐助者”，早期伊休夫幾乎靠他一個人的捐助得以維持。雖然他在巴勒斯坦投入了數百萬美元，但許多新移民反感他，認為他幹預開拓者的工作。羅特伯格，羅伊：諸多被阿拉伯越境者殺害的以色列人之一。這些越境者叫作「費達因」（阿拉伯語中「自我犧牲者」的意思）。羅特伯格之所以留名，是因為摩西· 達揚在他葬禮上的悼詞，達揚在悼詞中說以色列和鄰國的衝突必將曠日長久、代價高昂。

薩達特，安瓦爾：埃及總統。 1970年納賽爾死後上台，1981年遭暗殺。他1973年對以色列發動戰爭，但1978年與貝京簽訂和平協定。西納什，漢娜：以色列的民族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志願成為英軍空降兵，空降在南斯拉夫。被德國人逮捕入獄，慘遭折磨後被處死。沙米爾，伊扎克：以色列政治家。曾擔任萊希的領導者。 1983—1984年、1986— 1992年兩度代表利庫德集團擔任總理。夏蘭斯基，拿單：全世界猶太人心目中的英雄和人權運動者。夏蘭斯基曾因被誣陷為間諜而被蘇聯政府關押了9年，出獄後移民以色列，成為日益壯大的俄羅斯移民的政治代言人。夏里特，摩西：1954—1955年擔任以色列第二任總理。沙隆，阿里埃勒：以色列將軍和政治家。沙龍幾乎參加了以色列所有的重大戰爭，退伍後加入利庫德集團。 2001—2006年擔任總理，在此期間成立前進黨，並將以色列人從加薩撤離。舍莫爾，拿俄米：深受以色列人喜愛的以色列音樂家和詞作家。她最著名的兩首歌分別是創作於六日戰爭兩週前的《金色的耶路撒冷》和贖罪日戰爭後的《順其自然》。斯塔夫斯基，亞伯拉罕：貝塔爾成員。史塔夫斯基是暗殺發起《轉移協議》的哈伊姆·阿羅佐羅夫的兇手之一，他一開始被定罪，但後來被無罪釋放。死於「阿爾塔萊納號」事件。斯特恩，亞伯拉罕：前伊爾貢成員。 1940年，斯特恩離開伊爾貢，成立了自己的土地下武裝萊希。 1942年，英國人在殘忍的搜捕行動中將其殺害。特倫佩爾多，約瑟夫：戰爭英雄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特倫佩爾多幫助組建了伊休夫最早的有組織的武裝力量錫安騾馬隊。 1920年，他在保衛特爾哈伊的戰鬥中犧牲。魏茨曼，哈伊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主席和以色列第一任總統。他在《貝爾福宣言》的發表和希伯來大學的建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也成立了魏茨曼科學研究所。雅丁，伊加爾：以色列考古學家、將軍和政治家。獨立戰爭期間他是哈加納作戰部部長，後來成為以色列國防軍第二任總參謀長。雅維茨，澤夫：1887年移民巴勒斯坦後，雅維茲在這裡出版了第一本現代希伯來小說。因為同羅斯柴爾德男爵產生矛盾，他後來離開了巴勒斯坦。伊扎爾，S（伊扎爾·斯米蘭斯基）：以色列作家。在小說《赫貝赫澤》中，伊札爾描寫了1948年戰爭中以色列軍隊對巴勒斯坦人造成的傷害。此書被選入以色列中學教材，伊札爾多次當選以色列議員。約瑟，俄巴底亞，拉比：猶太律法方面的天才和受以色列東方猶太人歡迎的拉比。他在塞法迪猶太人大拉比的任期結束後成立了沙斯黨，這是第一個代表東方猶太人利益的政黨。贊格威爾，伊斯雷爾：小說家、劇作家和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家。他最早提出巴勒斯坦是「一塊沒有民族的土地，等待著一個沒有土地的民族」。和赫茲爾一樣，贊格威爾也認為猶太人從歐洲大量移民巴勒斯坦能夠同時造福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

附錄2 非英文術語釋義阿利亞（aliyah）：希伯來動詞「上升」的動名詞形式，指移民以色列。在歷史上用來指前往巴勒斯坦的移民潮，如第一次阿利亞或前蘇聯猶太人的阿利亞。阿什肯納茲（Ashkenazi）：指主要來自歐洲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在中東歐建立社團，形成了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傳統，甚至創造了自己的語言意第緒語。比盧伊姆（Biluim）：比盧（Bilu）是希伯來文「雅各之家，讓我們上行」的簡寫，比盧伊姆是比盧的複數形式，指第一次阿利亞中移民巴勒斯坦的一群俄國學生。布里特沙洛姆（Brit Shalom）：希伯來語，「和平契約」的意思。布里特沙洛姆是巴勒斯坦一群知識分子於1925年成立的促進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和平的組織。他們認為只要猶太人放棄追求民族主權就能實現和平。康塞普奇亞（conceptzia）：希伯來文詞彙，來自英文「構想」（conception）一詞。專指在1967年六日戰爭到1973年贖罪日戰爭期間以色列人認為自己戰無不勝的自大心態。埃雷茲以色列（Eretz Israel）：希伯來語，「以色列地」的意思。費達因（Fedayeen）：阿拉伯語，「自我犧牲者」的意思。一般指20世紀50年代攻擊以色列的阿拉伯敢死隊員。這些人自詡為自由戰士，經常穿越約以和埃以邊境，襲擊以色列村莊和城鎮。費拉欣（Fellahin）：阿拉伯語，「農民」或「勞動者」的意思。古什埃穆尼姆（Gush Emunim）：希伯來語，「信仰者集團」的意思。信仰者集團成立於1974年，致力於在1967年佔領的土地上建造定居點。哈瓦拉（ha'avarah）：希伯來語，「轉移」的意思。指哈伊姆·阿羅佐羅夫和納粹分子達成的《轉移協議》，透過德國政府一系列複雜的安排，該協議能夠讓德國猶太人將財產轉移到巴勒斯坦。哈加納（Haganah）：希伯來語，「防禦」的意思。哈加納於1921年由伊休夫領導人建立，最初用於保護猶太農場和村莊，抵抗和防止阿拉伯人入侵。後來發展為以色列國防軍。哈拉哈（Halakhah）：「猶太教律法」的意思。哈姆塔納（Hamtanah）：希伯來語，「等待時期」的意思。專指1967年六日戰爭爆發前的三週，在這段期間，以色列領導人知道同阿拉伯鄰國的戰爭已經無法避免。國家做了最壞的打算，飯店改為醫院，停車場被修成公墓。哈努卡（Hanukkah）：紀念西元前164年馬卡比起義軍趕走希臘人的猶太節日。這個節日持續8天，許多人會在節日期間點燃猶太教燭台。哈瑞迪人（Haredim）：希伯來文，「顫抖者」的意思。指極端正統教派的猶太教教徒。哈瑞迪人大多對猶太國持反對或矛盾的態度，現在他們成為以色列一股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力量。

哈紹莫（Hashomer）：希伯來語，「守衛者」的意思。伊休夫最早成立的保護猶太人和猶太村莊的防禦性組織。哈西德（Hasid）：來自希伯來文「仁愛」（Hesed）一詞。哈西德教派是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一支，18世紀成立於東歐，這個教派的成員叫做哈西德。哈斯卡拉（Haskalah）：猶太啟蒙運動。該運動在西歐從18世紀末持續到19世紀末。哈斯卡拉知識分子試圖將啟蒙觀念融入猶太教，讓猶太人擁抱世俗世界，這些觀念對早期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家產生了很大影響。哈提克瓦（Hatikvah）：希伯來語，「希望」的意思。這是以色列國歌的名字，寫於1878年。赫魯特（Herut）：希伯來語，「自由」的意思。這是梅納赫姆·貝京1948年建立的政黨的名字。它後來和其他政黨合併成利庫德集團。希斯達德魯特（Histadrut）：猶太工人總工會。伊休夫的首要工會。後來成為以色列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霍夫維錫安（Hovevei Zion）：希伯來語，「錫安熱愛者」的意思。這是在歐洲最早成立的幫助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組織之一。在第一次阿利亞中，許多富有理想主義情懷的東歐猶太人就是透過這個組織來到巴勒斯坦。因提法達（intifada）：阿拉伯語，「擺脫」「抖落」的意思。指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以色列佔領的土地上對以色列人發動的大起義。第一次因提法達發生在1987 —1991年，第二次因提法達發生在2000—2004年。伊爾貢（Irgun）：希伯來語，「組織」的意思，全名為「國家軍事組織」（IrgunTsva'i Leumi）。伊爾貢是一個地下武裝組織，希伯來文首字母縮寫為「埃策爾」（Etzel）。伊爾貢成立於1931年，當時成員主要為深受雅博廷斯基影響、對哈加納的克制政策不滿的哈加納成員。在獨立戰爭期間，伊爾貢被編入以色列國防軍，但在此之前，伊爾貢一直是一支獨立的作戰力量。基布茲（kibbutz）：基布茲最早是基於社會主義原則建立的集體社區，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在建國最初幾十年，基布茲是最具以色列特色的組織。但即便在鼎盛時期，基布茲人口也只佔全國人口7%左右。基帕（kippah）：希伯來語，指僅能蓋住頭頂的「無沿便帽」。傳統上由猶太男子佩戴。克奈塞特（Knesset）：以色列議會。克奈塞特有120個席位，沿用猶太復國主義者代表大會使用的比例代表制。第一屆克奈塞特於1949年選舉產生。科特爾（Kotel）：希伯來語，“牆”的意思。指西牆（哭牆），這是第二聖殿唯一殘留下來的牆體。這裡既是猶太人的聖地，也是猶太教不同的教派產生衝突的戰場。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德語，意為「碎玻璃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和10日在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被集體迫害事件。在這事件中，許多猶太商店和猶太會堂被燒毀，猶太人傷亡慘重。萊希（Lechi）：希伯來語，「以色列自由的戰士」（Lochamei Cherut Yisrael）的首字母縮寫。指1940年由亞伯拉罕·斯特恩建立的地下武裝力量。史特恩本來是伊爾貢成員，後來同該組織決裂，建立了自己的軍事組織。

利庫德（Likud）：希伯來語，「鞏固」的意思，專指「利庫德集團」。該政黨1973年由梅納赫姆·貝京和其他右翼政黨領袖建立。 1977年在貝京領導下第一次成為以色列的執政黨。馬巴羅特（ma'abarot）：過渡營。獨立戰爭後，大量新移民來到以色列，被臨時安排在過渡營。建立過渡營，是為了改變之前難民營惡劣的住宿環境，在「真正」的房屋建成前讓移民暫時居住的。但過渡營的條件很快就變得跟難民營一樣差。馬阿皮里姆（ma'apilim）：英國委任統治時期對那些不顧英國封鎖來到伊休夫的非法移民的希伯來文稱呼。有的非法移民定居下來，有的則被英國人逮捕，關押到拘留營。馬姆拉赫提尤特（mamlachtiyut）：譯為「國家主義」或「國家意識」差不多與希伯來原文最接近。指本古里安試圖讓國家成為以色列文化與政策核心的運動。馬帕伊（Mapai）：「以色列地工人黨」的希伯來文縮寫。馬帕伊黨是一個左翼世俗政黨，1968年，和另一個左翼小政黨合併成為以色列工黨。 1948—1977年，馬帕伊黨和工黨先後一直是以色列的執政黨。米茲臘希（Mizrachi）：指羅馬人攻陷耶路撒冷後流散到東方（主要在北非和中東）的猶太人。許多世紀來，他們形成了獨特的宗教和文化傳統。 [中譯本又譯成「東方猶太人」] 莫沙夫（moshav）：希伯來語，「村莊」或「定居點」的意思。莫沙夫是以色列合作社制的農業社區。許多莫沙夫由早期阿利亞移民建立。摩薩德（Mossad）：希伯來語，「機構」的意思。摩薩德是以色列的國家情報機構。納克巴（Nakba）：阿拉伯語，「浩劫」的意思。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用這個字指1948年以色列獨立戰爭。帕爾馬赫（Palmach）：希伯來語中“突擊隊”的首字母縮寫。 1941年成立，是哈加納中的精銳部隊。這支部隊由英軍訓練，最初目的是迎擊德軍對巴勒斯坦可能的入侵。這支部隊中有許多伊休夫優秀的戰士。錫安工人黨（Poalei Zion）：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信仰馬克思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的工人在東歐各地建立的組織。「狩獵季」（Saison）：法語，「季節」的意思，又譯為「狩獵季」。指1944年11 月到1945年3月哈加納精銳部隊搜索伊爾貢和萊希成員的行動。被捕的成員被哈加納交給英國人。塞法迪（Sephardi）：希伯來文「西班牙」的形容詞形式。塞法迪人指在羅馬時期的流散之後定居在伊比利亞和西班牙的猶太人。他們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社團，形成了獨特的宗教和文化傳統。沙斯黨（Shas）：一句聖經經文的希伯來文首字母縮寫，可譯為「塞法迪守護者」。 1984年，曾任塞法迪大拉比的俄巴底亞·約瑟拉比成立了代表東方猶太人利益的沙斯黨。舍亥赫雅努（Shehecheyanu）：希伯來語，「你賜給我們生命」的意思。在人生轉捩點等重要時刻念誦的猶太祝福禱告。猶太人在其中向上帝表達感恩之情，感謝上帝保全我們，活到此刻。

朔阿（Shoah）：取自《西番雅書》的聖經用語，「浩劫」的意思。現代希伯來文用這個字指納粹大屠殺（Holocaust，這個字來自古希臘文）。朔法爾（shofar）：用公羊角製作的古老猶太禮器。猶太人常常在猶太新年和贖罪日結束時在猶太會堂吹響朔法爾。 [中譯本又譯為「羊角號」] 西乃山（Sinai）：聖經中上帝向猶太民族啟示《妥拉》的地方。什泰特勒（shtetl）：意第緒語，指有大量猶太人生活其中的小村莊或小鎮。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這類猶太村鎮主要分佈在中東歐。塔木德（Talmud）：拉比猶太教的核心經典文本。由巴比倫流散猶太社團創作於約西元200年到西元500年間。這是聖經之後最重要的猶太教著作，直到今天仍是全世界傳統猶太人學習的首要宗教文本。妥拉（Torah）：猶太人對《摩西五經》（聖經中從《創世記》到《申命記》的五章）的傳統稱呼。《妥拉》講述了猶太民族的誕生，以及從埃及人奴役下回到應許之地的經驗。葉施瓦（yeshiva）：猶太經學院，男性猶太教徒學習宗教的主要場所，主要學習內容是《巴比倫塔木德》。意第緒語（Yiddish）：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在德語、希伯來語和阿拉米語基礎上創造的語言。意第緒語是許多移民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包括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和以色列不少重要領導人）的母語。伊休夫（Yishuv）：希伯來語，「定居區」的意思。一般指以色列建國前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社團。伊休夫擁有自己的政府和軍隊，是以色列國的雛形。

贖罪日（Yom Kippur）：猶太曆法中最神聖的一天。贖罪日主要用於自我反省，這一天需要禁食25小時，猶太人要到猶太會堂禱告。

附錄3 以色列《獨立宣言》 1948年5月14日（猶太曆5708年以珥月5日）發表於特拉維夫猶太民族是在以色列地形成的。在這片土地上，猶太民族的精神、宗教和民族特性得到了塑造；在這片土地上，猶太民族曾過著自由而獨立的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猶太民族創造了一種具有民族和世界意義的文化，並把永恆的聖經奉獻給了世界。在被暴力驅逐出以色列故土後，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對故土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地希望返回故土，在那裡重新獲得政治自由，從沒有為此停止過祈禱。基於這段歷史和傳統聯繫，世世代代的猶太人為加強他們與古老家園的聯繫一直奮鬥不息。在最近的幾代人中，他們大批地返回以色列故土。無論是作為拓荒者和保衛者的老兵，還是作為突破封鎖的新抵達者，這些猶太人使荒地變成了良田，復活了希伯來語，興建了城市與村莊，並創造了一個具有自身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的社會。他們希望和平，但也做好了保衛自身的準備。他們為該地區所有居民帶來了進步的佳音，並決心獲得政治上的獨立。在西奧多·赫茨爾建立猶太國思想的鼓舞下，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者代表大會於猶太歷5657年（公元1897年）召開，並公開宣布：猶太民族具有在自己的國土上恢復自己國家的權利。這項權利為1917年11月2日的《貝爾福宣言》所承認，後來又為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所肯定。而委任統治就是對猶太民族與以色列故土的歷史聯繫，以及對猶太民族有權在那裡重建民族家園要求給予的國際承認。在我們這個時代發生的導致歐洲幾百萬猶太人慘遭殺害的大屠殺再一次表明，為解決猶太民族無家可歸和缺乏主權這一問題，有必要重新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這個猶太人的國家將對所有猶太人敞開大門，並確保猶太民族在國際大家庭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儘管面對種種艱難困苦和危險，在可怕的納粹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歐洲猶太人，與其他國家中的猶太人一道，從未放棄回歸以色列故土的努力，從未放棄在其民族土地上享有尊嚴、自由和誠實勞動、生活的權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色列故土的猶太人全力以赴，參與了愛好自由人民反對罪惡納粹勢力的鬥爭。他們以自己戰士的血，以自己對戰爭勝利的貢獻，贏得了創立聯合國諸民族一員的權利。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項要求在以色列故土建立一個猶太人國家的決議，並號召這一地區的人民主動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貫徹這項決議。聯合國對猶太民族建立自己國家合法權利的承認是不容改變的。就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樣，在自己的主權國家裡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是猶太民族的自然權利。

為此，我們，全國委員會的委員，代表以色列故土的猶太人民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英國委任統治結束之日，在這裡集會，根據我們自然的和歷史的權利以及聯合國大會決議，宣告在以色列故土上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以色列國。我們決定：從今天午夜，猶太曆5708年以珥月6日，即1948年5月15日零時委任統治結束之時起到根據憲法產生的國家機關接管政權為止（不遲於1948年10月1日），全國委員會將行使國家臨時委員會的職權，它的執行機關－全國臨時行政委員會將行使猶太人國家臨時委員會的職權。這個猶太人國家取名為以色列國。以色列國將向散居世界各國的猶太人敞開移居的大門，將全力促進國家的發展以造福所有的居民。以色列國將把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自由、正義與和平原則作為立國基礎，將保證全體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種族和性別，享有最充分的社會和政治平等權，將保證宗教、信仰、語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將保證保護所有宗教的聖地，並將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各項原則。以色列國準備與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和代表合作，履行1947年11月29日大會決議，並且為建立整個以色列地的經濟整合而努力。我們請求聯合國協助猶太民族建立他們的國家，並接納以色列加入國際大家庭。儘管幾個月來我們一直遭到猛烈的攻擊，我們仍號召生活在以色列地的阿拉伯居民起來維護和平，並在享有平等公民權利以及在各種臨時和永久的國家機關中擁有相應代表權的基礎上，為國家的發展建設貢獻出他們的力量。我們向所有鄰邦及其人民伸出和平、和睦、友邦之手，敦請他們與已經在自己故土上獨立的猶太民族以互助精神合作。以色列國準備在為整個中東的進步而共同努力中做出自己的貢獻。我們號召散居在世界各國的猶太人團結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周圍，協助我們完成移居和重建的使命，並同我們一道為實現世代以來的夢想——重振以色列——而奮鬥。懷著對以色列磐石的信念，我們在今天，在安息日的前夕，在猶太歷5708年以珥月5 日，即1948年5月14日，在祖國的土地上，在特拉維夫城，在國家臨時委員會的這次會議上，為宣言簽名作證。大衛·本－古里安雷切爾·科恩亞倫·基斯林丹尼爾·奧斯特卡爾曼·卡哈納拉比摩西·科羅德尼莫迪凱·本托夫埃利澤·卡普蘭伊扎克·本·茲維薩阿迪亞·科巴西亞伯拉罕·卡茲內爾森埃利亞胡·伯里格納伊扎克·梅厄·萊文拉比菲利克斯·羅森布魯斯弗里茲·伯恩斯坦大衛·雷梅茲沃爾夫·戈爾德拉比梅厄·大衛·洛文斯坦伯爾·萊普特梅厄·格拉波維斯基莫迪凱·沙特納伊·扎克·伯姆維茨·盧斯特·伯蘭·梅耶·萊戈·拉爾伯格亞·伯利諾爾·伯貝克霍爾·施特里特納徹姆·尼爾摩西·沙皮拉埃利亞胡·多布金茲維·西格爾摩西·謝爾托克梅厄·維爾納－科夫納耶胡達·萊伯·哈科恩·費希曼拉比澤拉克·沃哈弗提赫茨爾·瓦爾迪大衛·茨維·平卡斯

附錄4 以色列總理、總統與美國總統對應表

附錄5 以色列政黨及其分化組合

以色列政黨分化組合頻繁，不斷有新的政黨誕生和舊的政黨消亡，因此很難準確地追蹤左翼政黨和右翼政黨的權力走勢。人們有時用工黨指稱左翼政黨，用利庫德集團指稱右翼政黨，但工黨和利庫德集團也經歷了分化組合的過程，其中涉及一些本書提到的政黨。右翼政黨赫魯特：1948—1965年（梅納赫姆·貝京建立的政黨）加哈爾集團：1965—1973年（由赫魯特黨和自由黨合併而成）利庫德集團：1973年至今（由加哈爾集團、自由中心、國家黨和大以色列運動組成的左翼政黨：大衛·伊帕伊黨

工黨聯盟：1965—1968年（由馬帕伊黨和勞工聯盟合併而成），本－古里安離開馬帕伊黨成立了拉菲黨以色列工黨：1968—2014年（由工黨聯盟和拉菲黨合併而成）一個以色列：1991—2001年（以色列工黨、橋黨、梅德黨）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2014年至今（以色列工黨和運動黨合併而成，運動黨是2014 年由齊皮·利夫尼成立的新政黨）

附錄6 延伸閱讀本書只對以色列歷史的整體情況加以勾勒。書中提到的每個事件、主題和人物都可以繼續探索。關於書中談到的問題，許多出色的著作有更詳盡的討論。想了解更多推薦書目和網路參考資料，請參閱我的網站http://danielgordis.org/books/israel-concise-history-nationrebo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