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5

以色列: 一個民族的重生5

第十三章佔領成為重負

耶路撒冷屬於我，但讓我感到陌生…… 生活在那的也是陌生人…… 他們一直生活在那，我才是陌生人。 ——阿摩司·奧茲寫於六日戰爭後拿俄米·舍莫爾在歌詞中寫道：「我們重新回到水井旁，回到這裡的市集和廣場，[回到]耶路撒冷舊城的聖殿山。」確如歌中所唱，猶太人重新回到這裡。東、西耶路撒冷間的那道牆已不復存在，聖殿山下的西牆又回到猶太人的懷抱。自從大約兩千年前羅馬人毀滅聖殿以來，第一次有大量猶太人來到西牆前。他們用手觸摸牆上的石塊，徜徉於古老的集市，終於能夠親眼看見這個千年來魂牽夢縈、但過去19年來無法靠近的地方。「推著嬰兒車的女人，包著頭巾的老婦，戴著簷帽的基布茲成員，裹著祈禱巾戴著哈西德毛帽、黑色大簷帽或針織基帕帽的正統派教徒來到這裡……陌生人之間會相互一笑，似乎在說：我們站到了故事的最後。」

但故事並沒有結束。歡慶之餘，人們也感覺怪怪的，佔領似乎不像歡慶者想像的那麼簡單。但不管怎樣，在這場許多人認為這個年輕國家將滅亡的戰爭中，以色列克服了各種難以克服的困難。以色列人回到了聖經時代的土地，回到了許多世紀來猶太人只能在宗教經典中讀到的地方。但拿俄米·舍莫爾在歌詞中提到的市集並非無人居住。阿摩司·奧茲（他父親在1947年11月那個夜晚曾對他說猶太歷史將永遠改變）感到，歷史的浪潮正再次發生改變，在西奈半島服兵役的他，一休假就來到耶路撒冷。走在街上，他發出這樣的感慨：耶路撒冷屬於我，但讓我感到陌生……這座城市有人居住。活在那的也是陌生人：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他們一直活在那，我才是陌生人……他們的眼神恨我。他們希望我死。我是受詛咒的陌生人……我拿著衝鋒槍走在街上，儼然成了兒時惡夢中的人物：一個身在異鄉的異客。戰後，他很快在工黨《達瓦爾報》的專欄中寫道：「佔領即使不可避免，也是腐化墮落的。」在後來幾十年裡，他同以色列小說家大衛·格羅斯曼等人一起對這個觀點進行深入闡釋。從攝於六日戰爭前的西牆黑白照中能看到，西牆前是一條擁擠的小巷，連幾百個人都容納不下。政府料到六日戰爭後會有幾千猶太國公民湧到猶太教最神聖的這個地方來歡慶。小巷旁有個髒亂的棚戶區，叫穆格拉比（Mughrabi）區。 1948年，135 戶無家可歸的難民搬到這兒長住。 6月10日晚上，在得到高層批准後，軍隊要求穆格拉比區的阿拉伯人立即離開，他們計畫在此建立一個能容納大量人口的廣場。很快，軍隊的推土機開始清除這些房屋，疏通通往西牆的道路。負責清空穆格拉比區的指揮官後來回憶說：「要求在此居住的人離開，是我下達過的最艱難的命令……當你[在戰場上]下令'開火'，只需要本能，不用多想。但這兒，你不得不下達的命令會傷及無辜。」一些學者認為，穆格拉比區的行動很能體現以色列當時草率而倉促的決策，其中有些決策隨後幾十年塑造了以色列的發展。6月10日拆除該區前，以色列沒有展開如何對待佔領區大量城鎮和社區的全國性討論。但以色列人很快就明白，六日戰爭後，以色列人對佔領的土地和人口作出的決策，將給以色列關生戰爭挑戰，將試圖解除以色列的戰爭挑戰，將給以色列關生戰爭。戰後的變化讓全體以色列人無比興奮。世俗猶太人同樣心潮澎湃。但從1967年到1970年去世，奧爾特曼備受爭議，因為他以筆作為武器，為戰後以色列的鷹派代言。這場勝利最大的意義，是它消除了以色列國和以色列地之間的差異。 ……此後，以色列國就是以色列地。」眾所周知，奧特曼是世俗猶太人。雖然保留六日戰爭期間以色列佔領的土地後來成為宗教團體的主張，但不要忘記，從19世紀末起，世俗猶太復國主義者就在巴勒史丹購買土地，建造家園。早期移民大多是來自俄國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年輕人，在海外資助者的幫助下，他們從願意出售土地的阿拉伯人手中買地。 1947年，阿拉伯人對伊休夫發動進攻，這場戰爭一直持續到1949年，在此期間以色列佔領了更多的土地。獨立戰爭後，在1950年代開發這些土地，自然成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下一步。世俗猶太復國主義者對這些新土地懷有如此熱情，還有另一層原因。一段時間以來，典型的勞工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後續疲軟。在六日戰爭前的六年中，全國祇成立了十個新的莫沙夫或基布茲。建設集體主義農莊的，大多是歐洲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猶太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大多死於希特勒的毒氣室，這類移民數量大幅減少。世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急需注入新的熱情。世俗猶太復國主義激情的減弱帶來了真空，從而為宗教人士成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新的領導者、成為以色列建國後第三個十年的領袖創造了機會。猶太復國主義以前有明顯的世俗特點，也試圖培養新猶太人，故而遭到猶太宗教人士的攻擊。但六日戰爭後，一些宗教領袖試圖領導這場重新獲得活力的運動。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茲維·耶胡達·庫克拉比。戰爭前，庫克拉比表達了他對以色列地被分裂的悲痛之情；戰爭後，他突然搖身一變，像一位活在當代的聖經先知那樣歷數起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榮耀：這位拉比站在鋪著一面以色列國旗的誦經台後發表講話。誦經台上既有宗教經典，也有代表世俗力量的以色列國旗，茲維·耶胡達似乎想透過這種擺放方式告訴人們：這面國旗和我身後包裹《妥拉》櫃子的絲絨布一樣神聖。 ……拉比用鏗鏘有力的聲音和盛氣凌人的語調警告全世界不要幹預上帝的計劃，也不要奪走以色列解放的這片土地。他還說，以色列民主選出的政府也無權從佔領土地撤離。

庫克拉比認為自己有權提醒政府有權做什麼、無權做什麼，他這種自信為未來將要發生的事發出危險訊號。但大多數以色列人完全沒注意到。當然，並非每位宗教人士都持這種觀點。正統派猶太教徒耶沙亞胡·雷博維茨教授就是一個例子。作為以色列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雷博維茨認為1967年6月勝利後，主要宗教義務是拯救以色列的靈魂，要做到這一點，以色列需要從佔領土地上撤出，這樣以色列人就不會強行統治異族人。戰爭結束三年後，他給以色列十二年級的學生寫了封信，信中總結了他從1967年停火以來反覆強調的觀點：我主張立即從居住有125萬阿拉伯人的佔領土地撤離，這與和平沒有任何關係。我總是說“離開”，而不是說“歸還”，因為我不知道我應該歸還給誰。歸還給侯賽因？法塔赫？納賽爾？還是當地居民？我們離開後，阿拉伯人會對這片土地做什麼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我們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利管這些事。我們應該在猶太國建造防禦工事，保衛這個國家。如果我們不能有尊嚴地離開——即在理解猶太民族和國家的真正需求後主動離開，那麼美國人和蘇聯人會逼迫我們狼狽地撤離。要明白，我對「佔領土地」問題一點都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生活在那的125萬阿拉伯人，我並非關心他們，而是關心猶太民族和猶太國。目前已經有30萬阿拉伯人生活在以色列境內，如果以色列還要管理佔領土地上的阿拉伯人，以色列無法成為猶太人的國家，猶太民族將岌岌可危，我們在國家中建立起來的社會體係也將遭到破壞。雷博維茨石破天驚的觀點遭到許多宗教人士的反對。其中就有參與解放老城區和聖殿山行動的空降兵哈南·波拉特。他走到西牆，目睹那些被嚴重風化的神聖石頭，喃喃說道：“我們在續寫聖經新的篇章。”

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長期以來就是屬於年輕人的革命。哈伊姆‧納赫曼‧比亞利克在1892年發表《鳥頌》時才19歲。指揮哈雷爾旅的伊扎克·拉賓雖然只有26歲，但在爭奪耶路撒冷的戰鬥中立下汗馬功勞。同樣，懷著滿腔熱血和十足的幹勁，年僅24歲的哈南· 波拉特等人也發起了一場改變以色列的運動。哈南·波拉特1943年出生於耶路撒冷附近猶地亞山上的埃齊翁村，這裡當時是一個成立不久的宗教基布茲。波拉特很早就體驗過流亡的滋味。 1948年5月13日，就在以色列宣佈建國的前一天，埃齊翁村成為獨立戰爭中最早被阿拉伯人攻陷的基布茲之一，村里所有成年男性被聚集起來，然後被掃射或用手榴彈炸死。波拉特和他的朋友們能活下來，是因為基布茲的婦女和兒童已提前撤離，在耶路撒冷避難，只有成年男性留下來保衛家園。這一帶的基布茲被攻陷後，許多猶太人遇害，包括波拉特好朋友們的父親，他自小就與這些人朝夕相處。當波拉特說他要拯救「父輩之地」時，他並未使用隱喻。其他人也想拯救「父輩之地」。六日戰爭結束幾週後，負有盛名的聖經老師約埃爾· 賓－努恩帶領學生，來到多年以來只能從書本上讀到的地方：手持袖珍本聖經，戴著基布茲無簷帽，約埃爾帶領學生走在聖經之地，尋找聖經中寫到的水井、遺跡和地形，並根據這些地點尋找古戰場。他們找到亞伯拉罕從希伯倫走到耶路撒冷的路，還找到1948年帕爾馬赫成員趕去支援埃齊翁村的路，兩條路並存在這片土地上，就彷彿這兩件事沒有隔著兩千年的流散一樣。學生們能夠親自踏在聖經所描述的山間小路上，這讓賓－努恩能夠賦予聖經一種新的生命力。在賓－努恩的教導下，滿懷宗教熱情的波拉特有了新的目標：他希望人們能夠重新定居在他父輩們遇害的地方，如果這些基布茲當年沒有被攻陷，這片土地如今就已經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了。 1967年9月25日，六日戰爭剛結束三個月，哈南·波拉特見到總理，希望政府同意以色列人重新在埃齊翁村定居。他多次提起自己和總理之間的對話，它表明以色列的政治領導人完全誤解了這股重新燃起的宗教熱情：「孩子（kinderlach），你想要什麼？」艾希科爾問道，他用了意第緒語中對小孩的暱稱。「我想去那裡。」哈南迴答。「孩子，如果想去，你就去啊。」哈南說：「還有十天就是猶太新年，我們都很想去我們父母禱告的地方禱告。」總理說：「喔，孩子，既然想禱告，就禱告吧。」我們無法從這段敘述中判斷艾希科爾的態度，他是反對、支持還是懷疑。「艾希科爾的評論有不同的解讀，有的人說他強烈支持，也有的人說他堅決反對，但不管怎樣，激進分子沒有太在意他的態度。」但可以確定的是，不管艾希科爾如何看待波拉特，他都嚴重低估了波拉特的決心。返回古什埃齊翁，不僅是為了在一塊特定的土地上生活，也不僅是為了改變以色列的地理和政治環境。波拉特和他的朋友們是為了返回自己的家園，回到他們出生的地方，回到他們父母耕種土地、建造房屋和建立社區的地方。為了守護這裡，他們的父親獻出了生命，他們的長輩因此被屠殺。如果將猶太復國主義概括為猶太人返回先祖之地的事業，那麼對於波拉特和他的朋友們來說，他們必須返回父輩居住的地方。 1948年5月，當埃齊翁村和周邊猶太村莊淪陷時，哈伊姆·古里寫道：「我們將重生，像以前一樣再次站起來。」19年後，那些死者的兒女們決定實現古里對全國人民的承諾。

艾希科爾象徵性的認可正是波拉特所需要的。不到兩天時間，波拉特和他的朋友們（人們稱他們為「埃齊翁村的孩子」）坐著破舊的卡車和大巴陸續回到基布茲的舊址。抵達後，他們從車上卸下床墊，放在臨時搭建的鋁結構棚屋裡，這就是他們的家。他們將茲維·耶胡達·庫克的頭像掛在男宿舍裡，在約旦河西岸的第一個定居點度過了第一夜。以色列人普遍認為埃齊翁村是在耶路撒冷保衛戰中被攻陷的，這在以色列集體記憶中佔據重要地位。重新有人在此定居，令各行各業的猶太人深受鼓舞。在特拉維夫，「一位即將退休的牙醫決定賣掉自己辦公室的設備，將這筆收入捐給埃齊翁村。」特拉維夫大學的校長評論說：「埃齊翁村的先驅在為我們指引前進的方向。」一位學生說如果能加入這裡的基布茲，他寧願放棄上大學的機會；一對夫婦申請到這裡的基布茲度蜜月。隨後，定居者運動聲勢逐漸壯大，無法回頭。截至1973年底，僅經過6年發展，以色列人在約旦河西岸（主要在約旦河谷）建立了17個定居點，1977年5月達到36個。 1973年，加薩走廊和西奈半島西北角（靠近拉法[Rafa]口岸）建有7個定居點，1977年達到16個。在西奈半島內陸，1973年有3個定居點，1977年達到7個。 1974年，決心在1967年佔領土地上建立定居點的以色列人成立了第一個屬於他們的政治實體“信仰者集團”，它後來成為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核心力量。信仰者集團不僅是茲維·耶胡達·庫克拉比意識形態的體現，也是對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思想的復興。幾年後，阿里埃勒‧沙龍回憶說，有人問他：「信仰者集團的成員都是些什麼人？他回答說：「他們和20世紀40年代的我們差不多，只是比我們更認真。「信仰者集團將對以色列社會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截至2012年，約有34.1 萬以色列人生活在定居點。有些以色列人想保留約旦河西岸是出於宗教和意識形態原因，但有些人是出於安全考量而非神學考量。歸還部分1967年佔領土地，保留剩餘的土地。 Arba）。隆也提議將西奈半島大部分地區歸還埃及，但保留戈蘭高地大部分地區。幾十年後，大多數以色列人將明白，約旦河西岸最終無法逃避分而治之的命運（由於國際壓力等原因），不可能被以色列長期單獨佔領，但這個問題已經變得遠比“阿隆方案”提出時複雜。旦河西岸，巴以雙方在談判中提出的要求也變得越來越強硬和無法調和，這場衝突從政治問題演變為宗教問題，雙方的宗教人士都認為這是上帝賜予他們的土地。如何處理佔領土地成為猶太復國主義最具爭議的問題。

一個文化中心。後來，本－古里安和雅博廷斯基就如何抵抗鄂圖曼帝國與英國產生分歧。多年後，本－古里安和梅納赫姆·貝京在德國賠款問題上出現爭執——他們兩人更深層次的矛盾在於猶太民族記憶在以色列政策和政治議程中應當扮演什麼角色。現在，以色列右翼和左派人士針鋒相對，定居者和那些主張以色列應該放棄佔領土地的人劍拔弩張。和先前的爭論一樣，這不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衝突。兩個陣營的人都深愛著猶太國，都在為這個國家的繁榮而努力奮鬥，但對於如何才能更好地保護這個國家的靈魂，他們提出了不同的行動方針。信仰者集團認為約旦河西岸是一片處女地，年輕的猶太人都應當來到這片聖經中所描述的民族誕生之地生活。但其他以色列人看得很清楚，這裡生活著約125萬以色列統治下的阿拉伯人。阿隆認為這塊土地能讓以色列變得更安全，雷博維茨則認為這是改變以色列屬性的毒瘤。突然，以色列邊境問題不再是一個安全和外交問題；它變成了一個宗教問題，因而變得越來越複雜。以色列社會出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嚴重的對立，這一分歧直到今天也沒有消除。梅厄·阿里埃勒是一位內向、滿頭捲髮、有藝術天賦的空降兵，和哈南·波拉特一樣，他也參加過解放耶路撒冷舊城的戰鬥。波拉特看到西牆時充滿驚奇，梅厄的感受卻截然不同。「他心想：『我隨時可能被這種想法擊中：我終於來到這兒，兩千年的渴望得以實現'，但梅厄·阿里埃勒沒有一點興奮的感覺，更沒有覺得自己在續寫聖經新的篇章。他問自己：『我這是怎麼了？我還是猶太人嗎？』」極具音樂才華的他提筆改寫了俄米·舍莫爾的歌，拿俄米·舍莫的歌。舍莫爾在歌詞開頭寫道：“山林的氣息美酒般清爽，鐘聲和松柏的芳香在風塵中瀰漫。”阿里埃勒的《鋼鐵的耶路撒冷》則以“在你的黑暗中”開始：“在你的黑暗中，耶路撒冷……我們來這裡開拓你的疆土，驅趕敵人。”

拿俄米·舍莫爾看到了猶太人返回民族誕生的祖先之地，梅厄·阿里埃勒則看到了戰亂帶來的痛苦。雖然歌詞末尾也提到“金色的耶路撒冷”，但情感完全改變了。這裡不只是金色的耶路撒冷，也是「鉛一般的耶路撒冷，夢一般的耶路撒冷」。歌詞最後是一句祈禱：在你的城牆中，願和平永駐。戰爭結束後，阿里埃勒用低成本錄製了這首歌，不知怎的為以色列電台注意到，忽然之間就被反覆廣播。這首情緒悲傷、對拿俄米·舍莫爾略帶嘲諷的歌曲大受歡迎，並非偶然。以色列即將掀起一場關於這場戰爭的大討論。戰爭中佔領的土地應如何處置？雷博維茨和波拉特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拿俄米·舍莫爾和梅厄·阿里埃勒也給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借用約西·克萊因·哈勒維的話，阿里埃勒後來成為以色列的鮑勃·迪倫，唱出了他那一代以色列人的幻滅感。又過了十年，這種幻滅催生出「現在就和平」運動（the Peace Now movement）。以色列社會的音樂家和詩人總是能充當新興運動的預言者，這又是一個例子。連一些以色列國防軍的高官也明白，這場勝利雖然偉大，但也露出一個軟肋。伊扎克·拉賓後來說：“我們本來可以控制更大的區域。如果我們想佔領開羅，埃及軍隊無能為力，阿曼也是一樣，6月11日我們還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佔領大馬士革。但佔領更多土地並不是我們打這場仗的目的，我們佔領的土地已經成為一個重負。” “重負”一詞用得準得準。許多以色列人意識到，控制這些新佔土地和統治125萬阿拉伯人非常棘手。 1948年阻止將軍們佔領約旦河西岸的本－古里安這時雖已退休，但他仍表示，以色列應該保留耶路撒冷和戈蘭高地，但其他地方要統統放棄。在這方面，他和耶沙亞胡·雷博維茨觀點一致：這事關以色列的靈魂。以色列的士兵也改變了強硬姿態，一些身經百戰的老兵開始分享讓他們內心深感不安的所見所聞。《士兵談話》一書蒐集了對參戰基布茲成員的採訪，其中披露了士兵們從未暴露過的心聲。有的人談到自己殺人時的痛苦和對戰爭的反感。也有人說，看到和自己孩子年齡一般大的阿拉伯兒童舉起雙手投降，深感羞愧。這本訪談集的出版人本來認為此書反應有限，沒想到賣出了10萬冊，對以色列市場來說這不啻是天文數字。這本書的成功和梅厄‧阿里埃勒《鋼鐵的耶路撒冷》的流行有著同樣的原因。有些以色列人已預感到巴勒斯坦民族運動即將興起，以色列人自己也為此推波助瀾。六日戰爭不但讓以色列人內部出現分裂，也讓戰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變得空前團結。以色列的勝利讓納賽爾的泛阿拉伯主義運動受到重創。現在大家清楚地看到，納賽爾和其他阿拉伯國家領導人口口聲聲支持巴勒斯坦人（1948年戰爭逃離家園的人及其後代），但並沒有什麼實際行動。六日戰爭讓納賽爾蒙受奇恥大辱，巴勒斯坦人也是一樣，他們在戰爭中沒有任何主動權，只是大國博弈中被犧牲掉的無關緊要的棋子。許多人在1948年背井離鄉，來到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六日戰爭後，他們發現當年趕走他們的以色列人再次成為統治者。這項變化對巴勒斯坦人的衝擊非常大。 1949年停火線這時已失效，19年後他們可以再次來到1948年以前他們生活的地方，這讓他們的心情非常複雜，當時一位歷史學家寫道：西耶路撒冷的卡塔蒙（Qatamon）和巴卡（Baqa）區的大房子在1948年前屬於阿拉伯富人，他們在1948年棄屋後，這些大房子逃離房子。 [六日戰爭後]這裡面有掛著約旦車牌的汽車在馬路上慢慢開，東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專程來看自己以前的房子。 ……美國總領事埃文·威爾遜[在電報中]寫道：“我們在新城住宅的客廳有架擺了19年的大鋼琴，它的主人1948年匆忙離開，交給以前住這的人保管，主人現在回來索要了。” 有的巴勒斯坦人認為以色列人動機邪惡。格桑·卡納法尼是當時巴勒斯坦的著名作家（和激進組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的領導人），在《回到海法》（他發表的眾多短篇小說之一）中，他描述了巴勒斯坦人從約旦河西岸來到海法查看他們在1948年以前住處的經歷，當她以前住處的經歷，主角對以色列來說他們剛完成佔領，就允許人們自由通過邊境，一分鐘也沒浪費，這種事情在戰爭史上從未有過。你知道1948年4月發生的事有多糟糕，現在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只是為了我們嗎？不是！這也是戰爭的一部分，他們在對我們說：「自己去看吧，看看我們比你們強多少，看看這些地方發展得多好。安心成為我們的奴隸吧，你們應該讚美我們。」以色列的控制也為他們帶來了其他福利。一些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找到工作，生活水準大幅提高。逐漸，在以色列統治下，他們還獲得了更多教育機會。但對巴勒斯坦人而言，最刻骨銘心的變化還在於統治者從約旦穆斯林變為以色列猶太人，生活水平再提高也無法改變被佔領的事實，結束被佔領狀態遲早將成為他們最主要的民族目標。 1950年代末，亞西爾·阿拉法特成立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簡稱法塔赫。阿拉法特1929年8月出生於開羅。他的父親來自加沙，母親從小在耶路撒冷長大。母親過世後，父親把他送到耶路撒冷舊城，讓他和母親的家人一起生活。他後來又回到開羅學土木工程（學習之餘也跟著穆斯林兄弟會參加了1948年戰爭）。西奈戰役後，所有費達因分子被驅逐出境，阿拉法特此時來到科威特，和這裡的巴勒斯坦難民一起生活。 1959年，他成立了法塔赫。 1968年，法塔赫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英文簡寫為PLO，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於1964年成立，當時以色列還未佔領約旦河西岸），很快就成為該組織的核心力量。阿拉法特的掌權不僅影響以色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從事跨國極端活動，全世界都深受其害。在以色列還存在著為了讓兩個民族和睦相處而放棄部分土地的聲音，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則不願做出任何退讓。它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態度，在其憲章中表達得非常清楚：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場殖民主義運動，其目標具有攻擊性和擴張性，其組織結構具有種族主義和隔離主義特徵，其手段和目標具有法西斯主義特徵。以色列是這個破壞性運動的先鋒，是殖民主義的中流砥柱，是中東地區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長期緊張與動亂的根源。 1967年，巴勒斯坦人（以及同阿拉伯聯盟和埃及關係密切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蒙受了奇恥大辱，阿拉法特領導的法塔赫影響力陡增，吸引了數百萬巴勒斯坦人。隨著法塔赫成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當中最具影響力的力量，阿拉法特不但成為該組織主席，也成為國際人物。可以說，他已經被當作巴勒斯坦人的政治領袖。同猶太復國主義一樣，除了政治上的努力，巴勒斯坦人在文學上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其中最著名的是馬哈茂德·達爾維什的詩。達爾維什出生於西加利利地區，獨立戰爭期間他們家離開了世代生活的巴爾沃（al-Birwa）村。他在詩歌中運用了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阿拉伯詩歌韻律，表達了巴勒斯坦人強烈的思鄉之情。 1964年（這一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達爾維什創作了《身分證》一詩。他開篇向讀者宣稱：「寫下來！/我是阿拉伯人！」接著表達了巴勒斯坦人在內心深處對以色列人的指控：「你們竊取了我祖先的果園，/和我開墾的土地。」巴勒斯坦人的絕望來自哪裡？「你們什麼都沒給我們留下，／除了這些岩石。」然後是警告：如果我飢餓，掠奪者的肉將會成為我的食物，當心我的飢餓，當心我的憤怒！達爾維什與其他巴勒斯坦作家和詩人一起發出了巴勒斯坦人尋求獨立和自由的心聲。他在詩中提到的憤怒非常真實，很快就會成為以色列持續繁榮的最大威脅。 1967年9月1日，六日戰爭結束三個月後，阿拉伯聯盟在蘇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召開的首腦會議上發表了一份聲明，其中提到：阿拉伯國家首腦一致同意在國際和外交領域聯合起來，消除侵略行為造成的後果，確保以色列從6月5日以來佔領的阿拉伯土地上撤出。這個過程必須在阿拉伯國家共同遵守的框架下進行，即對以色列不和解、不談判、不承認，堅決維護巴勒斯坦人在自己國家的權利。對以色列實行不和解、不談判、不承認的「三不原則」成為阿拉伯世界一個響亮的口號。以色列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戰爭中取得了軍事勝利，但猶太國同週邊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衝突並沒有結束。不僅如此，這場勝利還激起了新的衝突——同巴勒斯坦人的衝突。雙方都用意識形態上的熱情回應這項深刻變化。以色列方面出現了致力於定居點運動的信仰者集團，巴勒斯坦方面則被激發出追求民族主義事業的鬥志和滅亡猶太國的決心。正是由於1967年這場勝利，猶太國有了一個新的敵人，這個敵人的力量將不斷壯大，對猶太國的未來影響深遠。

第十四章贖罪日戰爭：「構想」心態破裂

你承諾有和平……你承諾要遵守承諾。 ——以色列歌曲《73年冬天》 1973年春天，結束了在華盛頓的以色列駐美國大使五年的任期後，伊扎克·拉賓回到以色列，他發現這個國家已經改變了。「回家後我發現以色列變得自信，甚至有點沾沾自喜，這與一個遠離戰爭可能性的國家是相稱的。」六日戰爭前幾週，以色列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懷疑，到處瀰漫著絕望情緒。但戰後幾年又進入了一段非常自信的時期。以色列似乎邁出毀滅的陰影，早期以色列人緊張不安的流散心態如今彷彿只是猶太歷史的殘留。後來，以色列人將這種新的民族心態稱為“conceptzia”，即“構想”，這種心態在軍隊高層和情報系統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一般民眾和高階領導都深信國防軍擁有絕對的軍事優勢。在六天的閃電戰中，埃及軍隊遭到猶太國的快速毀滅，恢復軍力還需要多年。同樣，他們覺得敘利亞也會學到教訓，不會貿然攻擊以色列北部邊境。他們宣稱，多虧了國防軍，以色列無懈可擊。以色列人的生活也發生了很大改變。在建國早年，軍事領導人談及自己的成就時態度謙遜，民眾也普遍認為「這是他們對國家應盡的責任」。但現在，國防軍的將軍得到全國人民的敬仰，被奉為英雄，有的將軍利用戰後獲得的影響力開始從政，動搖了本－古里安堅持的軍政分離政策。從1948年到六日戰爭，擔任總理的大衛·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和列維·艾希科爾三位政治家沒有任何軍隊背景。但後來，以色列不少總理曾是將軍或戰功顯赫的戰士。本－古里安、AD戈登和果爾達·梅厄等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領導人的作風艱苦樸素，這在新任領導人身上逐漸消失。以色列早期領導人從不追求物質享受，即使身居高位也住在佈置簡單的小公寓。這項傳統沒能堅持下來。新的以色列領導人開始住得好——非常之好。伊扎克·拉賓說得沒錯，以色列變得和以前不同了。正是在這種新的心態下，1973年春天的獨立紀念日，以色列舉行了史上規模最大的閱兵儀式。這也將是最後一次。儘管有炫耀軍力的行為和戰無不勝的心態，但當時的以色列並不安寧。在西奈半島，以色列和埃及軍隊仍在「眼對眼」——雙方能清楚看見彼此，中間僅隔著一條窄窄的運河。以色列開始修建巴－列夫防線（以國防軍總參謀長哈伊姆·巴－列夫[Chaim Bar-Lev]將軍的名字命名）。沒人真的認為這條防線能阻擋埃及軍隊大規模入侵，但支持者認為一旦埃及發動進攻，這條防線能提供早期預警，為增援部隊的到來爭取時間。從一開始，就有以色列軍官對巴－列夫防線提出異議。時任南方司令部指揮官的阿里埃勒·沙隆認為，修建巴－列夫防線是危險之舉，它會給以色列人營造錯誤的安全感。他後來用一向自信的口吻說道：「我一早就堅信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他們[其他將軍和前任總參謀長]是錯的。巴－列夫防線注定會給我們帶來災難，四年後果然如此。」但當時軍隊高層有這種擔憂的人並不多，防線得以繼續修建。有些人覺得，巴－列夫防線就是以色列南方邊境堅不可摧的象徵。當以色列修建防禦工事時，埃及總統納賽爾的姿態越來越咄咄逼人。為了顯示有決心收復六日戰爭失去的西奈半島，納賽爾多次向西奈半島發動有限的砲擊和小規模入侵。這些行動沒有奏效，納賽爾於是在1969年3月8日發動新一輪攻勢，後來被稱為「消耗戰」。 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的消耗戰一般在以色列武裝衝突史上被略過不提。停火最終達成後，兩國邊界沒有任何改變，但雙方損失都很大。學者們對於具體死傷人數尚有爭議，以色列一位軍事歷史學家給出的以色列死亡人數為921人，其中694人為戰士，剩下為平民。戰爭期間以色列還損失了20多架飛機和一艘驅逐艦。和以往所有戰爭一樣，阿拉伯方面的傷亡更慘重。班尼·莫里斯認為，埃及軍人和平民的死亡人數達到1萬人。在戰鬥最激烈的階段，埃及平均每天有300名戰士陣亡。此外，埃及還損失了約100架飛機和幾艘海軍艦艇。最能體現埃及損失慘重的，是埃及總參謀長也在陣亡名單之列。

1970年4月，埃及總統納賽爾邀請世界猶太復國主義者議會（World Zionist Congress，這是1897年赫茲爾在巴塞爾召開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者代表大會以來負責組織大會的常設機構）主席納胡姆·古德曼去埃及，討論終止衝突的方案。總理果爾達·梅厄認為這是圈套，給古德曼施壓，希望他不去。一些以色列人公開對果爾達提出抗議，懷疑以色列沒有為終止暴力做出應有努力。 1970年4月28日，58名高中生聯名寫信給梅厄表達異議，此舉在許多人看來是不可原諒的違反集體主義精神的行為。他們在信中寫道：「我們和許多人都想知道，如果政府的政策總是錯過和平的機會，我們如何打贏這場沒有盡頭也沒有意義的戰爭？」反對果爾達·梅厄的騷亂開始出現。誰也沒想到，一封簡單的來信（至今仍叫作「十二年級學生的信」）能在全國產生如此大影響。這封信表明，以色列的集體主義精神（本－古里安「國家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始解體。同樣重要的是，以色列的和平運動隨之興起，以色列民眾透過這項運動質疑政府外交政策的誠意與動機。幾個月後，埃及總統納賽爾因為心臟病突然去世。離開人世前，迦瑪爾·阿卜杜爾·納賽爾知道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業已經失敗，他沒有像自己承諾的那樣將以色列人趕入大海，他領導的泛阿拉伯主義運動也失去勢頭。可以說，他的死亡象徵著埃及領導的泛阿拉伯主義運動的終結。就在泛阿拉伯主義消亡之際，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正在覺醒。自從以色列獨立和巴勒斯坦「大災難」以來，阿拉伯國家一直聲稱巴勒斯坦事業是泛阿拉伯主義運動的重點，但他們沒有任何成果。巴勒斯坦人中的活動人士已經意識到，阿拉伯國家對巴勒斯坦問題的努力僅僅停留在口頭上。他們明白，要想在這項事業上取得進展，收復1967年被佔土地，只能靠自己。

亞西爾·阿拉法特成為這項事業的領導者。他不但將巴勒斯坦民族獨立的願望變成全世界關注的焦點，也開創了巴勒斯坦在全世界進行暴力活動的先河。後來，阿拉法特的暴力攻擊不僅針對以色列平民，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成為他的攻擊目標。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攻擊最早出現在1960年代中期。 1965年初，法塔赫槍手開始潛入以色列境內，發動更具殺傷力的攻擊。 1965年5月，攻擊規模不斷升級，以色列一輛農場卡車、一輛化學品運輸車和一個基布茲的居民遭到槍擊，多人受傷。 1967 年6月至1971年3月，類似攻擊接連不斷，造成以色列大量人員死傷。從一開始，阿拉法特就明確表示，回到1967年邊界是遠遠不夠的，巴勒斯坦人心中有更宏偉的目標。阿拉法特說：「我們不關心1967年6月發生了什麼，對消除六月那場戰爭的後果也不在意。巴勒斯坦革命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趕走猶太復國主義者政權，解放我們的土地。」巴勒斯坦人的暴力革命也擴展到海外。他們劫持了多架航班。 1970年2月21日，瑞士航空公司一架飛機被他們劫持，機上47名乘客和機組人員遇害，其中包括17名以色列公民。就在同一天，巴勒斯坦人襲擊了慕尼黑一座敬老院，7位猶太老人被殺。雖然阿拉法特因為襲擊活動而遭到國際社會痛斥，但他達到了目的，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得到了國際關注和同情，最終讓以色列在外交上陷入被動。諷刺的是，首先打擊阿拉法特的竟然是阿拉伯國家。 1948年獨立戰爭和後來的六日戰爭中，有幾十萬巴勒斯坦人逃到約旦。 1970年，約旦成為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最重要的大本營。隨著實力的壯大，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開始乾預約旦哈希姆家族的統治，在短短3個月內，巴解組織武裝分子兩次試圖暗殺侯賽因國王。為了推翻哈希姆王朝，巴解組織也在約旦領土上發動攻擊，其中包括把3架班機劫持到約旦，再在電視直播時炸毀飛機。統治地位岌岌可危的侯賽因國王發動了名為「黑九月」的血腥鎮壓活動。這場戰爭始於1970年9月，終於1971年7月，其實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約旦軍隊之間的內戰。在這10個月中，約有2,000名巴解組織戰士被殺，數千名非戰鬥人員死亡。約旦陷入混亂，敘利亞準備拯救巴勒斯坦人為名入侵約旦。為了保護約旦，以色列在戈蘭高地集結大量坦克，大馬士革隨時可能陷落，敘利亞不得不放棄這項行動。侯賽因保住了自己的王國，但他無意中造成了另一個中東國家的毀滅。被約旦趕出境外後，巴解組織領導人和數千名戰士逃到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穆斯林和基督徒長期生活在微妙而緊張的政治框架中，到1975年，黎巴嫩出現平民騷亂，內戰隨後全面爆發。這個曾經有「中東巴黎」美譽的國家終將化為一片廢墟，主要由於阿拉法特的所作所為，黎巴嫩作為一個正常運作國家的日子已經不多了。隨著冷戰加劇，美國和蘇聯都把中東（特別是埃及）看成是擴大自身影響力的關鍵地區。納賽爾去世後，副總統安瓦爾·薩達特成為繼任者。蘇聯把埃及和薩達特置於其翼下，但薩達特非常反感蘇聯對埃及內政的干涉，驅逐了國內的蘇聯顧問。以色列和美國都認為薩達特犯了戰略性錯誤，失去了一個重要盟友。但這位埃及領導人遠比他們想像的聰明，他知道蘇聯擔心埃及對以色列發動戰爭，蘇聯是埃及的支持者，如果埃及再次失敗，將嚴重影響蘇聯形象。不管對薩達特多不滿意，蘇聯人都不能坐視他失敗。為了「懲罰」埃及，蘇聯加強了對敘利亞的援助，提供了大量坦克、飛機和地對空飛彈。一夕之間，敘利亞成為全世界人均武器擁有最多的阿拉伯國家。這對以色列而言是個壞消息，因為在敘利亞執政的復興社會黨致力於「消除猶太復國主義者侵略行動的一切蹤跡」。蘇聯人也知道不能放棄埃及。儘管對薩達特不滿，他們還是向埃及提供了戰鬥機、坦克、反坦克飛彈、地對空飛彈和能夠威脅以色列主要城市的「飛毛腿」飛彈。這正是薩達特想要的成果。突然之間，中東的均勢被打破，遠遠超出許多以色列人願意承認的程度。大多數以色列人沒有意識到地區情況正在迅速變化，而「構想」心態成為他們最大的累贅。薩達特決心恢復埃及人的民族尊嚴。 1973年3月，薩達特和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達成協議，共同攻擊以色列。協議中沒有太多細節，因為兩個國家對這場戰爭期望不同。敘利亞仍希望摧毀以色列，但薩達特只希望鼓舞埃及人民的士氣，在某種程度上洗清1967年戰敗的恥辱。對他而言，如果埃及軍隊能夠佔領蘇伊士運河東岸的陣地，衝破具有像徵意義的巴－列夫防線，這場戰爭就算勝利了。為了限制以色列空軍的作用，埃及軍隊計畫在蘇伊士運河西岸部署蘇聯提供的地對空飛彈，渡過運河的部隊只停留在地對空飛彈12千公尺的保護範圍以內。在準備戰鬥的同時，薩達特或許也在尋求政治解決方案。 1971年初，薩達特向以色列提議，如果以色列軍隊撤到距離蘇伊士運河40千公尺以外，雙方可以達成臨時協議。果爾達·梅厄當時對以色列的安全情勢非常自信，也不相信薩達特真想實現和平，所以斷然拒絕了提議。 1972年底，不為大多數以色列人所知的是，薩達特任命資深外交官哈菲茲·伊斯梅爾為國家安全顧問，並安排伊斯梅爾和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鬆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舉行秘密會談。埃及表示，只要以色列同意歸還1967年佔領的埃及領土，埃及願意停止衝突，並與以色列一起實現關係正常化。

1973年，基辛格和伊斯梅爾會晤了兩次，但埃及的建議並沒有產生實質結果，原因不得而知。有學者認為，伊斯梅爾「樂意…和以色列達成和解，只要歸還土地，兩國就能建立正常外交關係」。還有的學者提出假設：薩達特已決心透過戰爭重振埃及士氣，伊斯梅爾的活動或許只是用來轉移人們注意力的。不管真實原因如何，這個提議都沒有受到重視。以色列方也有人拋出各種提議。以色列國防部部長摩西·達揚試圖尋求經濟解決方案，他自信地認為，如果以色列軍隊撤出蘇伊士運河東岸，埃及允許以色列使用蘇伊士運河，雙方就可以避免戰爭。以色列政府和埃及政府對達揚的提議都沒什麼興趣，這項計畫最終被擱置。以色列人似乎不擔心戰爭，認定埃及不敢開戰。 1973年春天和夏天，埃及軍隊沿著以色列南部邊界進行軍事演習，由於抱著「構想」心態，以色列最高指揮部認為這是常規演習，但事實並非如此。埃及早已做好了越過運河的準備，舉行軍事演習，是為了讓以色列國防軍放鬆對南部邊界的警戒。隨後以色列情報部門蒐集到埃及將發動攻擊的證據，但最高指揮部沒有正確解讀這些資訊。當時以色列人似乎都沉浸在以色列戰無不勝的錯覺中，國防軍對埃及武裝力量不屑一顧，以至於有的領導人要么把埃及會發動進攻當作無稽之談，要么相信以色列強大的情報體系會為他們提供足夠的預警時間，這樣即使埃軍發動進攻，也會被擊退。 5月，埃及軍隊進入高級戒備狀態後，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大衛·埃拉扎爾（“達多”）動員了部分國防軍預備役人員，財政開支巨大。不久，埃及取消戒備，許多人認為達多反應過度。這樣，國防軍的將軍們下次再碰到這種情況，就不會輕易早早動員預備役人員了。 9月底，侯賽因國王秘密訪問耶路撒冷，他告訴梅厄總理，埃及和敘利亞即將發動進攻。會後，梅厄非常緊張，但高級指揮官消除了她的疑慮。以色列仍然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10月初，以色列情報系統收到摩薩德高級特工阿什拉夫·馬爾萬的情報，馬爾萬是埃及總統納賽爾的女婿，也是以色列間諜。他警告以色列人，埃及正在計劃進攻，很可能以軍事演習作為幌子。但遺憾的是，這份情報根本沒有被送到總理辦公室。 10月1日，以色列南方司令部的本雅明·西曼·托夫中尉向上級領導大衛·格達裡亞（David Gedaliah）中校提交了報告，說埃及軍隊在運河西岸的部署表明他們不是在演習，而是準備發動進攻。兩天後他再次提交報告，強調埃及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非常高。格達裡亞既沒有和別人提起這些報告，也沒有將其寫進提交給總司令部的南方司令部情報匯總中。西曼·托夫寫的報告沒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10月4日和5日，蘇聯顧問攜家眷離開埃及和敘利亞，但以色列對這樣重要的跡象依舊視而不見。在這段期間，從對埃及和敘利亞的空拍圖中，發現了比以往更多的坦克、步兵單位和地對空飛彈，但以色列還是按兵不動。 10月5日中午12點30分，位於特拉維夫的摩薩德總部收到一份緊急電報，馬爾萬在電報中再次警告戰爭即將爆發，他要求直接和摩薩德負責人茲維·扎米爾（Zvi Zamir）將軍通話。接通電話後，他告訴札米爾，戰爭將在第二天的贖罪日（10月6日）爆發，這是猶太人一年中最神聖的一天。但馬爾萬說戰爭將在日落時分爆發，這一點並不正確。週五，即贖罪日前夕，以色列內閣舉行緊急會議。在會上，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局長艾利·澤拉（Eli Zeira）將軍對政府表示，他掌握了確鑿證據，埃及軍隊將在第二天下午6點發動攻擊。總參謀長埃拉札爾立刻要求政府批准空軍發動和1967年6月類似的空襲行動。果爾達·梅厄沒有同意。亨利·基辛格曾要求以色列不要先開火，否則後果嚴重，當時擔任以色列駐美國大使的伊扎克·拉賓已經答應過這項要求。梅厄和達揚都不願失去美國的同情與援助，拒絕先發制人。為了不讓以色列顯得像侵略者，他們也拒絕了軍方提出的全軍動員請求，只同意小部分動員。他們反而同意，一旦隔天爆發戰爭，只有果爾達·梅厄有權動員預備役部隊。贖罪日時的以色列往往異常安靜。法律規定，這一天所有商店都得停業，路上幾乎沒有車，孩子們有時會到空曠的高速公路上騎自行車。雖然是個宗教節日，但大多數世俗猶太人也會過贖罪日，平常不守教規的人這一天也會禁食25小時，平常不去猶太會堂的猶太人這天也會去那待一段時間。這天是安靜的，無比寧靜，人們在這種靜謐中各自反思人生。 1973年10月6日下午兩點，防空警報聲劃破了全國的寧靜。對耶路撒冷人來說，這是六日戰爭結束後第一次聽到防空警報。以色列人急忙打開收音機，一開始什麼都聽不到，因為大多數電台在贖罪日停止播音。但那些沒有關掉收音機的人們很快聽到了最不想聽到的消息：「這不是虛假警報，警報再次響起後，所有人必須進入防空洞！」播完這則新聞，收音機傳出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這首曲子因讓人想到葬禮音樂而著名。一小時後，下午三點半左右，廣播中發布了另一則消息：「埃及和敘利亞已經發動進攻，局部動員令已下達。」防空警報一次次響起，在全國，贖罪日的平靜似乎已成為遙遠的記憶，成千上萬以色列人驚恐地跑向防空洞。下午四點，道路上的汽車多了起來，車上標誌顯示，這些車將士兵送往前線。廣播通知所有無關車輛不要上路。加油站重新開始運營，節日停駛的公共交通系統恢復運轉，醫院中所有非緊急病人出院回家，為戰爭傷者騰出床位。聽到最後這則廣播後，大眾明白，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態已經非常嚴重。一些家庭的父子、兄弟同時被召到部隊。很快，廣播播報員播報了一條大家最擔心的訊息：「埃及人渡過蘇伊士運河，已經到達東岸。」下午五點，民眾得知「敘利亞飛機正在加利利上空同以色列戰機展開激烈的空戰」。根據指示，民眾為窗戶、鏡子和相框鏡面貼上膠帶，防止遭到轟炸時飛濺的玻璃造成二次傷害。不久後，以色列人終於聽到總理的聲音。她對全國人民說，就在內閣討論如何應對阿拉伯國家可能發動攻擊時，埃及和敘利亞從地面和空中突然開火。實際情況遠比梅厄所說的嚴重。總理沒有告訴民眾，戰爭爆發後15分鐘內，240架埃及戰鬥機飛越運河，為地面部隊提供掩護；戰爭爆發後1分鐘內，2000名埃及士兵向以方發射了1 萬枚砲彈。密集的砲火持續了53分鐘。運河東岸的以色列守軍只有436人，其中許多是沒有任何戰爭經驗的新移民。總理也沒有告訴民眾，1400輛敘利亞坦克正從戈蘭高地衝向加利利地區，以色列只有57輛坦克抵抗敘利亞600輛坦克組成的先頭部隊。只要通過這條防線，敘利亞軍隊就可以長驅直入，開向以色列腹地。當天晚上，摩西·達揚再次用行動證明，即使戰爭爆發後，許多人還抱著「構想」心態。他預測以色列的死亡人數只會有“幾十人”，不會是幾百人。至於戈蘭高地，他說：「我認為這天對我們而言並不糟糕。」晚上8點，廣播播報了戈蘭高地所有婦女和兒童撤離的消息，這和1948年5月古什埃齊翁被約旦人攻陷前的情況一模一樣。午夜時，以色列動員了20萬預備役人員，許多人直接到戰場報到。抵達營區時，他們發現留給他們的，盡是受損或無法使用的裝備和維護不佳的坦克。阿里埃勒·沙龍的傳記作者說：「這不是一支準備打仗的部隊，而是一支鬆懈、墮落和過於自信的部隊。」這些裝備不良的預備役戰士將面對30萬敘利亞軍隊和85萬埃及軍隊。與1948年和1967年一樣，伊拉克再次參戰，派出了1.4萬名士兵。黎巴嫩每天向以色列開火。以色列國防軍和對手的軍力對比達到1∶6。 1973年，剛誕生25年的猶太國第三次面臨生死戰。在戰爭第一階段，以色列一直處於守勢，以色列人對戰爭的結果茫然無知，而這一切似乎沒有盡頭。這場戰爭持續了16天，頭5天對以色列而言猶如惡夢；戰爭中以色列一半的損失就發生在這幾天。除了極少幾次反擊，國防軍一直在抵抗，以色列的戰士們很困惑。阿里埃勒·沙龍在10月7日視察一個基地後指出：“突然發生的一切他們從未經歷過。這些戰士從小在勝利中長大……這一代人從來沒嚐過失敗的滋味。現在他們非常震驚……怎麼可能是[埃及軍隊]在向前開進，而我們被打敗了？” 形勢非常危急。在戰爭前兩天，以色列損失了10%的飛機，國防軍前線某裝甲師損失了半數以上的坦克車。象徵以色列堅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線也被沖破。到10月8日，以色列部署在西奈半島的290輛坦克中有180輛被擊毀，達揚這時意識到自己先前滿不在乎的過度自信是多麼荒謬，在隨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語調絕望，讓聽眾很震驚。梅厄得知達揚要去談可能發生的“第三聖殿毀滅”，就禁止達揚接受那次電視採訪。果爾達·梅厄向尼克森總統尋求幫助，甚至暗示他以色列有亡國的危險。雖然以色列情況危急，但尼克森並沒有馬上採取行動。在電視演說中，梅厄總理向約旦呼籲，不要犯下1967年那樣付出沉重代價的錯誤。當時以色列和約旦之間頗多合作，她相信就算約旦參戰，也不會表現得很積極。至於美國援助，她能做的只有等待。 10月10日是戰爭爆發的第五天，總理在電視上向全體民眾發表演說。她譴責了蘇聯，正是在蘇聯的支持下，埃及和敘利亞才讓以色列蒙受如此沉重的損失。「敘利亞和埃及軍人手中的武器全都來自蘇聯。」尼克森也意識到，以色列在打的不僅是一場地區性戰爭，也是一場兩個超級大國的代理人之間的戰爭，區域外大國將在這場戰爭中發揮關鍵作用。總統指示他的國家安全顧問，除了雷射導引炸彈以外，要確保以色列能夠得到所有它需要的武器裝備，只要以色列能用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飛機運送這些武器裝備。有些報告認為，尼克森這麼做，不僅是因為美國越來越希望以色列繼續存在，也因為他透過一些報告得知，以色列為了自保，已經把罩在核武上的罩子拿掉了。 10月8日在西奈半島展開的反擊中，以色列國防軍遭到重創，總參謀部明白，要避免災難出現，以色列必須立刻改變戰爭走向。國防軍領導人制定了「先北後南」的策略：首先扭轉北部敘利亞軍隊勢如破竹的攻勢，南部軍隊暫時維持守勢。這一策略起作用了。兩天後（10月10日），以軍將敘利亞軍隊趕出了四天前哈菲茲·阿薩德總統下令突破的邊境線。 10月11日，以色列砲兵火力已經覆蓋到大馬士革郊區。隨後，以色列空軍轟炸了位於大馬士革的敘利亞國防部大樓。達揚這時已不像幾天前那樣悲觀，他說：「敘利亞人必須明白，大馬士革通往以色列的路同時也是以色列通往大馬士革的路。」以色列在北部反客為主，這讓超級大國緊張起來。蘇聯警告以色列離大馬士革太近。 10月11日，蘇聯駐美國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Anatoly Dobrynin）告訴基辛格，為了保護敘利亞，蘇聯空軍已進入戒備狀態，蘇聯軍艦正在開往敘利亞沿海城市的路上。兩天後（10月13日），理查德·尼克森命令美國飛機幫助以色列空運軍事物資。北部威脅解除後，以色列開始集中兵力對付南部的埃及軍隊。 10月14日，埃及軍隊犯下嚴重的戰術錯誤，在發動新攻勢時，他們的地面部隊離開了地對空飛彈的保護區，暴露在以色列空軍的打擊範圍內。在接下來的戰鬥中，埃及損失了250輛坦克，以色列只損失了20輛坦克。南部戰局開始扭轉。以色列乘勝追擊。 10月15日，在阿里埃勒·沙隆將軍指揮下，以色列軍隊試圖渡過蘇伊士運河。這場戰鬥儘管非常慘烈（僅在這一場戰鬥中以色列就陣亡了300人，將近六日戰爭死亡人數的一半），但第一支部隊渡過了運河。接下來一週內，國防軍主力部隊也經過運河，佔領了運河西岸地區。 10月19日，蘇聯和美國分別對埃及和以色列施壓，呼籲雙方停火。但以色列北部和南部的戰鬥仍在繼續。 10月22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338號決議，要求雙方在下午6點52分停火。 6點50 分，以色列廣播宣布以色列將接受停火條件。但戰鬥仍在持續。 10月24日凌晨兩點，埃及第三軍團被以色列國防軍包圍，隨時可能全軍覆沒，埃及和敘利亞這才同意停火。下午1點，停火協議正式生效，戰爭基本結束。在這場戰爭的最後階段，以色列國防軍表現英勇。在空戰中，以色列空軍擊落了277 架阿拉伯國家戰鬥機，自己只損失了6架飛機（46∶1）。阿拉伯國家一共損失了432 架飛機，以色列損失了102架。阿拉伯國家的傷亡慘重，共有8,258人死亡， 19,540人受傷。有以色列人認為，阿拉伯國家的實際傷亡是這數字的兩倍，死亡人數應該達到1.5萬人（其中1.1萬為埃及人），受傷人數達3.5萬人（其中2.5萬人為埃及人）。以色列失去了2656名戰士，7250人受傷。這數據雖然遠低於阿拉伯人，卻是1967 年死傷人數的三倍多。這場戰爭持續的時間比1967年戰爭長，但以色列處境並沒有改變。戰爭爆發前，以色列人犯下許多嚴重錯誤，戰爭帶來的巨大傷亡讓以色列人難以接受。許多以色列人對土地、和平和戰爭抱持的設想破滅。儘管以色列人有理由再次對前線戰士充滿信心，但對領導階層就沒那麼有信心了。和平變得越來越無望，很多人不再相信有什麼「最後的戰爭」。正如伊加爾·雅丁在戰後所說：「這是以色列第一場父親孩子並肩作戰的戰爭，我們從未想過會有這種事。作為父親，我們當年打仗，就是為了孩子將來不用上戰場。」以色列人對盟國的信任也受到影響。英國透過對該地區實施武器禁運也這樣幹。石油再次成為國際政治中一個重要因素。以色列人的「構想」心態終於被深深的憂慮取代。 Hashita）基布茲有11名年輕成員戰死。電視上播出了送葬場景，11輛軍用吉普車組成一支送葬車隊，每輛車上擺著一具用以色列國旗覆蓋的棺材，這種畫面讓許多觀眾受不了。這種痛苦也是許多基布茲成員無法承受的。基布茲悄悄發生了變化，建國那一代對世俗主義的堅持、對宗教的徹底排斥開始解體。雖然當時體現得還不明顯，但世俗、自信和不在乎宗教傳統的新猶太人形象將要在以色列退潮，人們轉而開始在前輩看不起的領域中尋找生活的意義。 1967年創作《金色的耶路撒冷》的拿俄米·舍莫爾再次用作品證明了她驚人的預見。 1973年戰爭前，她將披頭四的《順其自然》（Let It Be）改編為希伯來歌曲。戰爭過後，她修改了這首歌的歌詞和旋律，雖然副歌部分仍保留了《順其自然》的旋律。這首歌將以色列人的悲傷表達得淋漓盡致，引起全國轟動，至今仍流行。她寫道：「地平線上仍有一片白帆，但處在密布的烏雲下。」這首歌既有披頭四的風格，也帶有1973年以色列的特色，她寫道：我們所有的渴望，順其自然吧，請讓一切順其自然，順其自然，我們所有的渴望，順其自然吧。全國人民的悲痛之情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散。 1995年獨立日上，以色列人第一次聽到並將成為以色列經典歌曲的《73年冬天》。這首歌開頭寫道：「我們是73年冬天的孩子。」這些孩子唱道，他們的父母「在戰爭結束的拂曉時分夢到我們」。這些孩子明白，生出他們是一種絕望的行為，也是父母最後的希望：「當你們用愛的力量懷上我們，在73年冬天，/你們要讓被戰爭擄走的一切填充你們的身體。」而父母則早早許下承諾，「你們承諾要不惜一切代價，為我們把我們的敵人轉化為愛人」。但整整一代人之後，這個承諾卻未能兌現。歌曲的副歌部分直擊心靈，直到今天，仍讓唱的人深有感觸：你承諾有和平，你承諾家園裡有春天和花朵，你承諾會遵守承諾，你承諾有和平鴿。 1995年這首歌出現時，贖罪日戰爭已經結束20多年，但和平鴿沒有飛來。仍在持續的戰爭讓這個國家的內心千瘡百孔。贖罪日也因為這場戰爭而不再是以前那個宗教意義上的贖罪日了。每年在這個用於反省和懺悔的宗教節日上，人們都會想起當年以色列人的無能、悲傷、失落和幻滅。可以說，贖罪日戰爭將以色列靈魂的一部分擊得粉碎，再也無法復原。此外，這場戰爭政治影響深遠。早在1973年11月13日，梅納赫姆·貝京就在議會上批評果爾達·梅厄和政府在戰爭中無能。幾十年來，貝京身處以色列政治邊緣，他現在得到越來越多以色列人的認可。但對獨霸政壇的工黨打擊更大的，是調查戰爭爆發原因的阿格拉納特委員會。該委員會1973年11月21日成立，1974年4月1日發表的調查報告認為，以色列軍隊高層犯了許多錯誤，但基本上沒有追究政府的責任。總參謀長大衛·埃拉扎爾、情報部門負責人艾利·澤拉將軍和南方司令部司令撒母耳·葛農（Shmuel Gonen）三位軍方高級將領引咎辭職。葛農辭職後立即離開以色列，餘生在非洲度過，61歲時死於心臟病突發。戰爭結束不到三年，大衛·埃拉扎爾於1976年4月也死於心臟病，享年51歲。雖然阿格拉納特委員會對果爾達·梅厄和摩西·達揚手下留情，但這反而讓這些政治領袖的處境變得更糟。他們似乎得到了免受追責的“特許”，這讓公眾感到憤怒和噁心，許多人強烈要求這些人辭職。

民眾發起的和平抗議活動也出現了。最著名的是莫蒂·阿什肯納澤獨自一人來到耶路撒冷的總理府前抗議，橫幅上寫著：「奶奶[果爾達·梅厄總理的綽號]，你的國防部部長很失敗，你3000名孫兒孫女因此喪生。」這場戰爭前，對一名民選高官這樣說話是難以想像的，但民眾孫女因此喪生。」這場戰爭前，對一名民選高官這樣說話是難以想像的，但民眾孫女現在顧不了。在推遲到1973年12月的選舉中，工黨仍然獲勝。但1974年4月，果爾達·梅厄辭職，接替她的是伊扎克·拉賓。拉賓的票數少於梅厄第一任期獲得的票數，而民眾仍氣得發抖，他所領導的這個政黨即將失去在以色列政壇的統治地位。拉賓的上台標誌著新時代的來臨。他是第一位出生在20世紀的以色列總理，第一位出生在以色列地的總理，第一位只接受過以色列教育的總理，也是第一位有過軍旅生涯的總理。以色列人已經做好準備，迎接這類新領導人。美國猶太人察覺到這種變化，其中一些認為，1967年以來，以色列過度自信和好鬥，如今能有所收斂讓他們舒了口氣。幾位美國猶太領導人評論道：「和一個不那麼以色列的以色列打交道，讓我們感到愉快。」在美國，雅各·布勞斯坦和大衛·本－古里安的觀點長期以來各有擁躉，布勞斯坦的觀點此時重新佔據上風。 1973年12月，以色列人還沒有完全從幾個月前戰爭的悲痛中走出來，又一個噩耗傳來：大衛·本－古里安去世。本－古里安已經和病魔鬥爭了很長時間，人們並非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但鑑於以色列人剛剛經歷的創傷，國父般的人物這時去世，仍然是痛苦的打擊。本－古里安有專制傾向，從政時間可能也有點過長。他出生於歐洲，年少時就出於理想主義情懷來到巴勒斯坦，在果園摘過橘子，建立了工會，成為伊休夫政治領袖。在英國統治的混亂年代，本－古里安審時度勢，巧妙地讓伊休夫得以壯大。他締造了許多建國前的機構，最後成功建國。他擁有超強的把握歷史時機的能力，知道何時該耐心等待，何時該迅速出擊。他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就宣佈建國，因為他明白這樣的歷史機會不會再有。他雖然不是軍人，但在獨立戰爭中展現出人的勇氣和卓越的謀略，讓這個剛剛嶄露頭角的國家渡過危機。如果說是赫茨爾賦予政治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生命，那麼大衛·本－古里安就是以色列國生命的賦予者。以色列第五任總統伊扎克·納馮（Yitzhak Navon）堅信，本－古里安是兩千年前「第二聖殿毀滅以來最偉大的猶太人」。但現在，他已與世長辭。一場讓以色列人心力交瘁的戰爭剛結束，他們又在電視上看到大衛‧本－古里安的葬禮。一位以色列作家說：「他們像是在看自己的葬禮。」這場戰爭以災難開始，它粉碎了以色列人的「構想」心態。但以色列在贖罪日戰爭中也有可圈可點之處。敘利亞坦克突破以色列北部防線後，民眾雖然驚恐萬分，但沒有逃亡。軍方在戰爭爆發前和戰爭早期犯了許多錯誤，但面對巨大壓力，軍隊重整旗鼓，調整戰略，最後再一次展現了以色列強大的軍事實力。很大程度上由於軍隊高層的錯誤，成百上千的戰士獻出了生命，但活下來的戰士一直堅守前線，既沒有逃跑，也沒有投降。雖然沒有聽到達揚對總理說的「第三聖殿」（重生的猶太共和國）搖搖欲墜的言論，但他們能感覺到他們快要失去一切。以色列不會在他們的注視下倒塌。和以往一樣，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也發揮了作用。在民眾的監督下，軍隊高層領導和國家領導人都為自己的過錯付出了代價。以色列軍隊在戰爭後期取得了壓倒性優勢。以軍包圍了埃及第三軍團，可以將之殲滅。在北部，以色列裝甲部隊停在可以攻入大馬士革的地方。在遇到突襲、開局不在利的情況下，以色列實現了驚天逆轉。事實上，贖罪日戰爭成為以色列最後一次同敵軍正規部隊的較量。雖然戰爭爆發前和戰爭初期的表現不盡人意，但以色列國防軍讓阿拉伯鄰國明白，同以色列正面交鋒是自取滅亡，沒有勝算。儘管如此，以色列並沒有“獲勝”，像以前人們習慣看到的那樣。幾年後，什洛莫·加齊特（1974—1979年任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局長）在電視採訪中承認，贖罪日戰爭中沒有勝利者。他相信，軍事上的僵局讓雙方比任何時候都更希望達成和平協定。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鬥爭遠遠沒有結束。在戰場上失利後，以色列的敵人在其他領域向以色列發動攻擊。巴勒斯坦人多年來試圖在外交上孤立以色列。如今，歐洲國家害怕阿拉伯再次實施石油禁運，屈服於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壓力，這讓他們對以色列的外交鬥爭變得格外有效。 1974年11月，亞西爾·阿拉法特被邀請到聯合國發表講話，在後來被稱為《橄欖枝和手槍》的演講中，他沒有談到和以色列實現和平，而是談到「猶太人入侵巴勒斯坦」。他的演講既有威脅使用暴力的意味，也影射了和平：「今天，我來到這裡，一手拿著橄欖枝，一手拿著自由戰士的槍，不要讓橄欖枝從我手中滑落。我再說一遍，不要讓橄欖枝從我手中滑落。」話畢，滿場掌聲。為了回應掌聲，阿拉法特雙手緊扣，舉過頭頂，露出他腰帶上的手槍皮套。阿拉法特顯然有意把槍套帶到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的現場，以此含蓄地威脅要繼續使用武力，但這絲毫沒有影響觀眾們鼓掌。阿拉法特向以色列的生存權宣戰，但聯合國報之以全場歡呼和站立鼓掌。僅一年後，聯合國大會批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為聯合國觀察員。聯合國對以色列的外交攻勢不斷取得進展。 1975年11月，聯合國大會以72票贊成、35票反對（和32票棄權）通過了3379號決議，確認「猶太復國主義是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的一種形式」。美國對該決議投了反對票。美國駐聯合國代表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對這一提案提出強烈譴責：「聯合國將要把反猶太主義變成國際法。」莫伊尼漢也發表了他那段著名的言論：「[美國]…不承認，不遵守，也永遠不會默許這個臭名昭著的決議…一大股邪惡的力量被釋放進這個世界。」連莫伊尼漢也想蔓延到國際法蔓延，將非法化開立的國際力量將連開伊尼漢也想蔓延。雖然不用面對敵人的正規部隊，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以色列變得更不安全。在許多方面，猶太國即將受到國際社會的排斥，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脆弱。

第十五章革命中的革命：以色列右翼政治勢力的崛起與復仇

我們不再是任何人眼中膽小怕事的猶太人。 ……那個時代已結束。 ……如果不願自我犧牲，奧斯威辛將再次出現。如果自衛必須付出代價，那我們就付！ ——總理梅納赫姆·貝京20世紀70年代，和政治、文化和公共生活領域的情況一樣，活躍在以色列樂壇的大多是阿什肯納茲人，即祖籍歐洲的白種猶太人，在幾次阿利亞移民運動和建國以前，他們就確立了在巴勒斯坦的主導地位。拿俄米·舍莫爾的父母來自維爾紐斯（Vilna）。 60年代以色列無可爭議的搖滾天王阿里克·艾因施坦1939年出生於伊休夫，他的父母也來自歐洲。 1973年第一屆歐洲歌唱大賽（Eurovision competition）中代表以色列參賽的是著名歌手伊蘭尼特，她的父母移民自波蘭。 1974年代表以色列在歐洲歌唱大賽上演唱《我將生命獻給她》（Natati Lah Chayai）的，是當時風靡全國的蜂巢樂隊（Kaveret），這個歡快搞笑的樂隊也由五名白人（阿什肯納茲人）男歌手組成，這首歌曲至今膾炙人口。以色列廣播很少播放東方猶太人創作和表演的音樂，唱片公司也沒有興趣。業內人士認為，東方猶太人充滿中東情調的音樂聽起來古怪而陌生，更像阿拉伯人的音樂。比亞利克和奧特曼等人希望猶太國能培養新猶太人，但東方猶太人的形象、口音以及他們表達猶太身份的方式和新猶太人的形象相去甚遠。東方猶太人在社會各領域都居邊緣地位，樂壇只是這個普遍現象的反映罷了。磁帶的發明和快速普及才大大改變了樂壇格局。 70年代初，被錄音室拒於門外的東方猶太音樂家開始用錄音帶傳播自己的作品，這最早發生在特拉維夫，後來又出現在別處。這種音樂具有北非和中東風格，有點離經叛道，很快就得名「磁帶音樂」（muzikat hakasetot），並很快改變了以色列樂壇的面貌。東方猶太人的音樂鑽進了以色列人的生活。佐哈爾·阿爾戈夫（Zohar Argov，他的父母不是來自歐洲，而是來自也門）等音樂家透過「磁帶音樂」革命一舉成名，變成家喻戶曉的明星。 70年代興起的東方猶太革命，不僅影響了音樂產業，以色列政治生態也因此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歷史上東方猶太人長期作為少數群體生活在阿拉伯人統治下，他們在東道國施壓或驅趕下來到以色列。大多數人的財產被東道國政府剝奪，淪為以色列社會的窮人。接收這些移民時，以色列經濟低迷，能夠用於改善東方猶太人生活條件的資源極為有限。猶太國吸收了所有的東方猶太移民，賦予他們公民身份，為他們提供教育和基本住房。但政府把他們大多安置在偏遠的過渡營。就像當年把一貫具有軍事訓練傳統的基布茲設立在邊境地區可以保衛國家一樣，政府在遠離國家中心的邊緣地區設立過渡營也有國家利益的考慮：可以防止以色列對這些地區的擁有在未來出現爭議。不難理解，在東方猶太人看來，被安置在遠離國家中心地帶的過渡營，意味著他們在以色列社會處於邊緣地位，如果不採取行動，永遠翻不了身。早期移民比較服從政府安排，但他們的孩子深感國家不公，對國家的不滿成為東方猶太人身分的重要特徵，驅使他們在70年代初建立自己的組織。 1971年，一個名為「黑豹黨」（根據美國同名團體得名）的團體和總理果爾達·梅厄會面，表達了自己的失望。會後，梅厄給的唯一評論是「他們不是好人」。馬帕伊黨的領導階層遙不可及，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阿格拉納特委員會和隨後果爾達·梅厄的辭職進一步強化了東方猶太人的這種感覺。梅厄的繼任者伊扎克·拉賓的執政時間也不長。 1977年，以色列媒體揭露拉賓的妻子利亞擁有一個（在拉賓擔任以色列駐美國大使期間辦理的）海外銀行帳戶，上面存款雖然不多，但這屬於以色列法律明令禁止的行為。以色列民眾為此氣憤、惱怒和沮喪，在國家經濟如此困難的情況下，工黨領袖一再表現出的無能、腐敗和遙不可及讓他們忍無可忍。和梅厄一樣，拉賓也辭職了。以色列為變化做好了準備。梅納赫姆·貝京自1949年第一次大選以來，一直被邊緣化在反對黨（除了六日戰爭開始時短暫加入團結政府）。截至1977年，他29年的政治生涯並無多大建樹。作為澤夫·雅博廷斯基的追隨者，貝京主要在建國前夕和建國後的十年建立起自己（或好或壞）的名聲。成為伊爾貢領導人後，他宣布對英國發動起義。他策劃了大衛王酒店爆炸，這是促使英國人離開巴勒斯坦的關鍵原因。在「阿爾塔萊納號」事件中，貝京在避免全面內戰爆發中也扮演了關鍵角色。雖然他輸掉了圍繞德國賠款問題的政治鬥爭，但這讓他在許多以色列人心目中成為以色列靈魂——猶太性的守護者。大衛·本－古里安不斷把法西斯主義者的標籤貼在貝京身上，這甚至影響到美國猶太人對貝京的看法。 1948年他出訪美國前，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漢娜·阿倫特在內的知名美國猶太人給《紐約時報》寫聯名信，信中也稱他為法西斯主義者，說貝京「宣揚的是極端民族主義、宗教神秘主義和種族優越論的大雜燴」。到1977年，貝京仍沒有完全擺脫這類指責，但許多以色列人已經意識到，他並不像對手描述的那麼簡單。正是他極力呼籲結束對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軍事統治。 1965年以色列議會再次調查「阿爾塔萊納號」事件時，有人提出本－古里安試圖謀殺貝京，而調查結果顯示貝京在事件中並沒有什麼過錯。在擔任反對黨領袖的這些年裡，貝京與東方猶太人建立起關係。他多次提醒這些人，他所領導的伊爾貢當中就有很多戰士來自突尼斯、葉門、敘利亞、阿根廷、南非、伊拉克、波斯和其他非歐洲猶太社團：伊爾貢各部門都有來自不同猶太社團和不同階級的成員。 ……我們這裡堪稱猶太國小熔爐。我們從不問出身，只看重忠誠和能力。東方猶太社團的成員在伊爾貢就像在家裡一般快樂。沒人對他們擺出居高臨下的愚蠢姿態，這也有助於他們擺脫任何無端的自卑感。

他注意到，與在議會中不同，東方猶太人在伊爾貢身居高位。有人可能會推想，貝京西裝革履、「一本正經」的波蘭猶太紳士形像在東方猶太人看來歐洲特徵明顯，他們會像反感工黨一樣反感他。但諷刺的是，貝京的波蘭背景給以色列北非移民留下了好印象。 1950年代初，當貝京訪問過渡營時（訪問期間他稱呼生活在那的東方猶太人為“我的兄弟姐妹們”），過渡營的居民注意到他的著裝非常正式，他的黑色西裝和其他伊休夫領導人的著裝格格不入，他們認為這表明貝京尊重他們；相形之下，本-古里安來訪時經常穿著T恤和短褲，他們經常穿著他們。貝京將東方猶太人心中的怒火化為政治資本。早在1959年，他就在聽眾大多為東方猶太人的一次演講中說，本－古里安將以色列分裂為一個「阿什肯納茲主義和非阿什肯納茲主義」判然有別的國家。贖罪日戰爭、梅厄和拉賓分別因阿格拉納特委員會與經濟醜聞辭職以及東方猶太人長期對政府的不滿這幾個因素合在一起，就促成了貝京的「完美風暴」。在1977年5 月的選舉日，以色列有史以來首次舉行投票後的民意調查，其結果震驚了全國，貝京領導的利庫德集團贏得43個席位，工黨聯盟（本－古里安的經過改組的馬帕伊黨）只獲得32個席位（比上屆選舉少了三分之一席位）。梅納赫姆·貝京成為史上第一個在連續八次選舉失利後在第九次獲勝的總理。以色列新聞主播哈伊姆·雅文（Chaim Yavin）稱利庫德集團這一勝利為「大逆轉」（Mahapach）。（在希伯來文中，此字詞根和「革命」[mahapeicha]一詞相同）。許多以色列人（特別是東方猶太人選民）興奮地走上街頭，高喊貝京的名字。以色列出現了一位新的加冕王子。這不但是貝京的勝利，東方猶太人也認為這是他們的勝利。他們覺得自己終於在規劃國家的發展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阿什肯納茲精英則目瞪口呆。這些以色列人從小在本－古里安的統治下長大，對他充滿崇敬，無法想像由其他政黨來領導這個國家。一位敏銳的評論家分析道：「他們無法理解，這個政黨建立起國家，接收了數百萬東方猶太人移民，怎麼可能會有人反對它？工黨在大選中的失利讓他們非常吃驚。」選舉日當天，結果出來後，記者們爭先恐後將麥克風伸到貝京面前，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會說什麼。儘管他不嚴格遵守教規，但貝京總是隨身帶著基帕帽，他這時戴上帽子，誦讀了祈禱文“你賜予我們生命”，猶太人在取得成就和好運時就會誦讀這段祈禱文。以色列人在政府高官身上從未見過此景。 1948年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建國時，根本沒戴過基帕帽。另一位記者在歡慶的人群中問貝京，他會是擁有什麼風格的總理，面對這個怪問題，貝京思考片刻後回答：「一個好猶太人應該有的風格。」對貝京這句話，以色列人雖然有不同的理解，但人們已經開始重新思考什麼是「好猶太人」。同一年，廣受觀眾喜愛的喜劇演員和著名導演烏裡·佐哈爾第一次在他主持的電視遊戲節目中戴基帕帽。以色列正在發生一個深刻的變化：宗教正重新進入以色列人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馬帕伊黨執政將近30年後，政權順利地從馬帕伊黨轉到利庫德集團手中，沒有任何爭端，貝京成為政府的領導者。這反映了以色列人對民主制度的堅定持守，令人印象深刻。貝京政府首先處理的，不是東方猶太人問題，而是和平問題。多年來，亨利·基辛格在以色列和埃及間展開“穿梭外交”，讓雙方同意了兩個撤軍協議，即贖罪日戰爭結束後撤回各自駐紮在邊境的軍隊。但這些舉措雖然結束了上一場衝突，卻無法保證下一場衝突就不會發生。

以色列大選後幾個月，在一系列秘密溝通（有的是透過羅馬尼亞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失敗後，1977年11月9日，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在埃及議會脫稿講話時宣布：以色列「將對我對你們說的話感到詔異：為了讓埃及戰士不再受傷，什麼困難我都願意在所不辭，我願意在以色列世界辯論。貝京幾乎在第一時間回應了薩達特的精心策劃，他在針對埃及人的廣播演講中邀請薩達特訪問耶路撒冷。僅僅8天后，讓許多以色列人難以置信的是，薩達特的飛機降落在了特拉維夫。貝京親自站在飛機的舷梯下迎接薩達特，見面後兩人在為薩達特一行人準備的紅地毯上互相擁抱。以色列國旗和埃及國旗一起在微風中飄揚。接下來幾分鐘，薩達特終於見到了先前耳熟能詳的以色列領導集體。這位曾經對以色列發動戰爭的人正站在以色列的國土上，受到熱烈歡迎。薩達特被引見給摩西·達揚和伊扎克·拉賓，這兩人帶領以色列人在1967年獲得大勝，又被引見給果爾達·梅厄，她在1973年擊敗他。拉賓後來回憶說，薩達特當場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這裡見的人都是他以前的生死對手，在短短幾秒鐘內，他總能夠對每個人說出最正確的話。」以色列公民透過電視密切關注他的來訪，他們也對薩達特印象深刻。「以色列民眾欣喜若狂。如果說薩達特想讓他們相信他的和平意圖，那他來以色列這個驚人姿態就已經贏得了他們。」第二天，薩達特成為第一個在以色列議會發表講話的阿拉伯領導人。他提出了實現和平的五個條件：以色列完全撤回1967年邊界，巴勒斯坦人實現獨立，保障本地區所有國家和平相處及邊界安全，承諾未來不使用武力，結束中東的敵對狀態。薩達特要求過高，談判過程艱難激烈，進展緩慢。吉米·卡特總統領導下的美國也加入談判，成為埃以雙方的調解者。貝京和薩達特也算是互相尊重（他們的關係經歷過起起落落），但貝京和卡特的關係極度。卡特將貝京和薩達特邀請到戴維營，認為那裡的田園風光有助於推動談判進程，但談判還是差點崩潰。貝京和薩達特一度針鋒相對，幾乎沒有眼神接觸。卡特稱貝京為“精神變態”，但貝京認為美國要求以色列做出的讓步太大，而卡特對這些讓步有意麻木不仁。貝京打算離開戴維營。最終，各方還是縮小了分歧。貝京放棄了西奈半島，但保留了對約旦河西岸的控制。他沒有答應薩達特讓他將約旦河西岸交給巴勒斯坦人的要求，聲稱不想在和一個敵人簽訂和平協議的同時為另一個敵人創造國家。這位埃及總統收回了西奈半島，成為和以色列實現和平的第一位阿拉伯國家首腦，但也出賣了巴勒斯坦人。 1978年9月28日下午3點左右，經過激烈辯論，以色列議會以84票贊成、19票反對和17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戴維營和平協議》。貝京當年被英國列為頭號恐怖分子，如今卻讓以色列和它最強大的敵人實現了和平。根據協議，以色列同意撤出六日戰爭佔領的西奈半島，雖然這場戰爭並非以色列人挑起，並讓以色列失去了數千人的生命。薩達特曾有意與以色列談判，但被梅厄的左傾政府拒絕了；對於還記得此事的人來說，此舉是驚人的。為了實現和平，以色列不惜放棄土地，這樣的事以後還會發生。以色列人注意到，做出放棄土地決定的竟然是右翼總理，而且還是以色列史上第一位右翼總理。之所以會如此，部分原因在於議會政治。如果左翼勢力試圖放棄土地，右翼勢力必然站出來反對。但如果是右翼勢力提出這項建議，（一向更傾向於為和平達成妥協的）左翼勢力卻不得不支持。不無諷刺的是，右翼勢力看來才是未來和平的關鍵。當然，埃以和平協議的簽署也離不開貝京的個人因素，他比先前許多總理更果斷，一看到機會極少猶豫。

不久，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授予貝京和薩達特諾貝爾和平獎。然而，由於推動和以色列實現和平，薩達特成為阿拉伯世界的眾矢之的。（埃及被逐出阿拉伯國家聯盟，位於開羅的該組織總部被關閉。在其他阿拉伯國家學習的埃及留學生也被驅逐出境。）薩達特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沒有參加1978年12月10日舉行的諾貝爾獎頒獎儀式（當時談判還沒有完全結束，他也不願讓人看到他和貝京在一起），而是派他的女婿到現場談判。以色列政黨間的嫌隙仍舊。果爾達·梅厄和班－古里安一樣，本能地對貝京心存厭惡。一向機智過人的她評論道，貝京不該拿諾貝爾獎，而應該拿奧斯卡獎。貝京在奧斯陸領獎時，梅厄去世。雖然沒有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但薩達特的謹慎還是沒能讓他逃過一劫。 1980 年，以色列通過了《耶路撒冷法》，宣布整個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外界認為以色列這是要吞併東耶路撒冷。中東阿拉伯民眾對薩達特變得更不滿。 1951年，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一世也因為被懷疑考慮和以色列進行和平談判而被阿拉伯人謀殺。歷史總有驚人的巧合。 1981年10月6日，在開羅參加紀念「十月戰爭」（埃及人稱贖罪日戰爭為十月戰爭）埃軍渡過蘇伊士運河的閱兵儀式上，安瓦爾·薩達特被自己軍隊的士兵槍殺。以色列境內也有反對和怨恨。 1978年《戴維營和平協議》簽訂時，居住在西奈半島的猶太居民就向議會抗議，反對以色列從該地區撤出。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發生在加薩邊境由世俗人士建立的小城亞米特（Yamit）。 1982年4月，薩達特遇刺不久，這座小城的撤離工作就開始了。雖然大多數居民願意接受賠款，平靜離開，但有的人拒絕拋棄家園。他們爬到屋頂上，以色列國防軍戰士只好使用高壓水槍，才把他們趕下來。有一夥極端分子將自己關進亞米特的一座地堡，聲稱如果軍隊驅趕，他們就炸掉地堡自殺。貝京並沒有對這些人妥協。最終，政府徹底拆除了這個定居點，包括定居者在那裡建造的溫室和果園。這些被改造出來的沃土瞬間又成為沙漠。雖然撤離過程中沒有任何人員傷亡，但以色列公民和以色列戰士扭打在一起的場面還是為這個國家蒙上了陰影。 25年後，以色列2005年撤出加薩時，這樣的場景將再度上演。但這兩次撤離行動其實也展現了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也體現了軍方和定居者的克制。在兩次行動前，都有人悲觀地預測將出現暴力衝突。然而，儘管許多人因為離開家園而傷心欲絕，但沒有人在這兩次行動中受重傷。同時，以色列人憑直覺能感到，如果有一天以色列從約旦河西岸撤出，更暴力的場面將會出現。雖然利庫德集團不是宗教政黨，但該黨許多領袖和選民與信仰者集團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後者是積極開拓定居點建設的宗教－民族主義組織。許多以色列人越來越對早期拓荒者的革命熱情冷嘲熱諷，信仰者集團的成員卻認為自己在繼承早期拓荒者的傳統，繼續在猶太先祖之地建設，以色列透過一場本無意發起的自衛戰爭佔領了這裡。很多年前，貝京就認可定居運動。 1974年，信仰者集團成員申請建立埃隆莫雷赫（Elon Moreh），這是早期定居點之一。和許多其他定居點（包括希伯崙的定居點）的最初階段一樣，申請雖然遭到政府拒絕，但這裡的定居者仍繼續開發。最終，在多次要求無效後，左翼政府默認了已經建成的定居點。新佔領土地上的定居點問題或許是當時最容易造成不和的政治問題。工黨政府對此不明確表態，主要是想迴避。定居者則利用政府的模糊態度在土地上創造既成事實。相比之下，貝京決心讓定居運動繼續發展，在原則上給予政策支持，而不僅僅是作為政治權宜之策。 1977年5月，大選結束兩天后，貝京和阿里埃勒·沙龍來到埃隆莫雷赫定居點的臨時營地，貝京表示：“很快就會出現更多的埃隆莫雷赫。” 跟隨在身後的記者問剛剛當選的總理，他如此支持定居點運動，是不是意味著西岸以色列會吞併等約旦河，貝孫併責：我們不用吞京詞”我們。你可以吞併其他國家的土地，但不能吞併自己的土地。再說，什麼叫「約旦河西岸」？從今往後，全世界要習慣這片土地在聖經時期的名字：「猶太和撒瑪利亞」……用這些字對你們來說就這麼難嗎？貝京的上台為以色列帶來了新的概念。他擔任總理期間，定居點的數量增加了一倍。由於定居點的數量後來在以色列右翼政府執政時期繼續增長，也由於以色列右翼始終不遺餘力地維護定居點運動的合法性，國際社會後來把定居點當作以色列政治右翼的發明，但這一觀點並不正確。貝京上台時已經有75個定居點，都建於果爾達·梅厄和伊扎克·拉賓政府執政時期。不管土地是買來的，還是以色列從無意尋求的衝突中佔領的，在這片土地上定居，既不是左翼政黨的政策，也不是右翼政黨的政策。從一開始這就是猶太復國主義精神的核心支柱。猶太人就是這樣在建立自己的國家。許多以色列人找不到理由放棄這種意識形態，既然它一開始就成全了這個國家。讓政治右翼顯得不同的，是它在表達這種主張時理直氣壯，毫無愧疚。雖然以色列同埃及實現了和平（即使只能算「冷」和平），但新的威脅不斷湧現。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揚言要「用血流成河淹死」猶太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伊拉克在法國人的積極幫助下開始建立核反應器。法國曾經幫助以色列在迪莫納建立核反應堆，現在他們又在幫助一個試圖消滅以色列的國家。剛上任的貝京表示，絕不能讓一心滅亡猶太國的侯賽因獲得核武。 1978年8月，貝京召開了第一次討論伊拉克核設施應變方案的秘密內閣會議，這種會議一共召開了10多次。軍事行動的風險很大，外交領域也不樂觀。以色列人明白，一旦發動進攻，美國為了顧及自己在中東阿拉伯國家的利益，必然譴責以色列，讓以色列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因為美國國務院一直遲至1980年都在反复聲稱：“沒有明確證據顯示伊拉克試圖獲得核爆炸物。”軍事上摧毀伊拉克核設施的行動非常危險，飛行員需要穿越敵對國，長途飛行1200英里，為了飛行1200英里，全程只能超低空飛行（事實上，有幾名飛行員在這次任務的訓練中犧牲）。但貝京認為這次行動無疑意義重大。猶太人民流散了兩千年才得以重建民族家園，絕不能再次遭受滅頂之災。 1981年6月7日，8架以色列戰鬥機向東朝伊拉克方向飛去，一路未被發現，到達目標點後投下炸彈；位於奧斯拉克（Osirak）的伊拉克核反應堆被徹底摧毀，而所有飛機安全返回以色列。這次攻擊雖然是以色列軍事史上的光輝時刻，但馬上遭到國際社會強烈而持久的譴責。不出所料，法國人怒不可遏，但以色列政府也受到美國國內密集的批評。襲擊行動兩天后，《紐約時報》發表社論，譴責這次襲擊是「不可原諒和短視的入侵行為」。文章也影射貝京早年策劃的行動，聲稱這位以色列總理「採取了他最弱小的敵人的慣用伎倆：恐怖主義。他用自己強烈的受害者心態為入侵找藉口」。《洛杉磯時報》的約瑟夫·克拉夫特將這次行動和阿拉法特的「恐怖主義」等同起來，認為「美國人應該勇敢地指出，巴勒斯坦領導人亞西爾· 阿拉法特和梅納赫姆·貝京看起來都傾向於使用恐怖主義手段」。美國起初也譴責了以色列的行動，在得到美國的贊成票後，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487 號決議，裁定該攻擊「嚴重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行為準則」。但10年後，1991年在伊拉克執行「沙漠風暴行動」（Operation Desert Storm）的美國已經改變了當初的立場。美國國防部部長迪克·切尼（Dick Cheney）寄給以色列人一張顯示奧斯拉克核反應堆殘骸的衛星照片，並在上面寫道：向大衛·伊夫里（David Ivri）將軍致以感謝和感激，他1981年出色地終止了伊拉克的核計劃，這讓我們完成“沙漠風暴行動”容易多了。美國國防部長迪克·切尼襲擊伊拉克沒有影響到以色列同埃及的和平協定。阿拉伯國家的軍隊也沒有做出任何反應。核反應爐已成廢墟，埃以繼續保持和平狀態。每個人心裡都明白，美國總統雷根其實沒有他表現的那麼憤怒。這次襲擊獲得了不折不扣的成功。以色列開始有了一種名為「貝京學說」的政策，它不能容忍敵方發展或擁有任何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這項政策在貝京退出政治舞台後仍長期存在。以色列用行動證明，對於承認其生存權的國家，以色列可以與之和平相處，而對於試圖摧毀它的國家，以色列定會報復。但這時猶太國面臨的新挑戰，並非來自正規軍，而是來自激進組織，特別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威脅。自1970年9月約旦國王侯賽因將亞西爾·阿拉法特和巴解組織逐出約旦後，巴解組織開始把黎巴嫩（位於以色列北部）當作發動對以行動的大本營（參見地圖6）。黎巴嫩曾是中東繁榮的國家，但此時深陷內戰，許多派系加入戰爭，包括根基牢固的基督教馬龍派、黎巴嫩穆斯林、敘利亞人和德魯茲人。黎巴嫩內部矛盾尖銳，國家的解體和混亂使之成為巴解組織對以色列發動暴力攻擊的絕佳場所。「激進主義」對以色列來說並不新鮮。巴解組織起初採用最能吸引註意力的攻擊方式，許多攻擊成為以色列歷史上的標誌性事件，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1972年9月對慕尼黑奧運發動的攻擊。激進分子來自「黑九月」組織，他們衝進奧運村以色列代表團駐地，劫持了以色列運動員。德國的特種部隊未能成功解救人質，經過交火， 11名以色列人遇害。這事件對以色列人衝擊極大，大屠殺已經過去30年，全世界透過電視直播再次目睹猶太人慘遭殺害，而且地點還是德國。 1976年夏天，慕尼黑襲擊4年後，巴勒斯坦和德國激進分子將法國航空公司一架飛機劫持到烏幹達恩德培（Entebbe），100多位名人質大多為猶太人，其中大多為以色列人。這次解救人質行動堪稱經典，成為以色列人的傳奇故事。 7月4日，以色列特種部隊飛到恩德培，成功解救了人質（有3人在交火中喪生）。這支特種部隊的指揮官約拿單·內塔尼亞胡（日後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哥哥）是唯一一名陣亡的突擊隊員，由於拯救行動大膽而成功，英勇就義的他立刻成為以色列人的英雄。以色列國內也出現騷亂。這些年來，以色列阿拉伯人開始有組織地向政府要求更高的社會福利和經濟待遇。 1976年3月，以色列政府宣布計劃，打算沒收一大片土地劃分給包括卡米埃勒（Carmiel，位於海法和加利利湖中間的一座以色列小城）在內的三座城市，這塊地中有阿拉伯人的地。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看來，政府不斷剝奪他們長期擁有的土地，更突顯了他們只是二等公民。 3月30日，成千上萬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上街抗議。土地計畫是引發抗議的導火線，但從抗議的規模就能看出，抗議活動也是以色列阿拉伯人長期以來不滿情緒的爆發。抗議活動變得越來越暴力，阿拉伯人在街上點燃輪胎，封鎖道路，並向軍隊投擲石頭（有人說還有燃燒彈）。對於接下來發生的騷亂，人們說法不一，但有6名沒有拿武器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被以色列武裝擊斃。許多以色列阿拉伯人認為這是1956年卡西姆村屠殺事件的重演，並改變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自我認知。他們注意到，以色列的猶太人經常組織抗議政府的活動，但從來不會遭到軍人和警察的槍擊。這一天被稱為“1976年土地日”，成為以色列阿拉伯人歷史中能夠勾起痛苦回憶的標誌性事件。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抗議示威中很少攜帶武器，但以色列境外的巴勒斯坦極端分子的手段極為殘暴。阿拉法特改變了策略，他以黎巴嫩南部為基地，不斷向以色列平民發射火箭，目的是要讓他們的生活苦不堪言。越境攻擊和向以色列北部發射火箭變得越來越頻繁，躲進防空洞幾乎成為以色列人生活的常態，這讓北部以色列人有一種被敵人包圍的強烈感覺。截至1982年，超過1.5萬名巴勒斯坦遊擊隊員在黎巴嫩南部活動，從這裡向北一直延伸到貝魯特，此區域逐漸被稱為「法塔赫的土地」。 1978年3月11日，貝京剛當選總理不久，一個由11人組成的激進分子團夥從海路潛入以色列境內，在沿海公路上劫持了一輛開往特拉維夫的公車，殺害了38名以色列人，71人受傷。《時代雜誌》稱這是「以色列有史以來遭受的最嚴重的恐怖攻擊」。作為回擊，以色列發起「利塔尼行動」（Operation Litani），迫使巴解組織匆匆撤退到貝魯特，但並沒有動搖巴解組織在黎巴嫩的根基。這次事件早早釋放出一個訊號：以色列很難用軍事手段戰勝激進組織。針對以色列北部的威脅仍在持續，火箭也沒有間斷。每當火箭彈從黎巴嫩方向飛來，北部城鎮的居民就跑向防空洞。以色列兒童在地下室度過了許多夜晚，滿是驚恐。海邊公路的攻擊讓以色列第一次出兵黎巴嫩，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在倫敦另一次針對猶太人的攻擊，加速了以色列第二次出兵黎巴嫩。 1982年6月3日，巴勒斯坦激進份子在倫敦朝以色列駐英國大使什洛莫‧阿爾戈夫開槍。以色列和巴解組織之間積怨已深，對什洛莫·阿爾戈夫的攻擊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貝京和雅博廷斯基一樣，非常重視「哈達爾」（hadar）觀念（把尊嚴看作猶太人生活之核心的觀念），想到以色列兒童夜復一夜只能躲在防空洞擔驚受怕，就令他憤憤不平、無法忍受。這讓人聯想到歐洲猶太人曾經的生活，也違背了猶太人建國的初衷。就像比亞利克早在《屠殺之城》中表達過類似的困惑一樣，貝京也問道，為什麼猶太人甘願受襲而不去自衛：我們不再是任何人眼中膽小怕事的猶太人，不會再等待美國人或聯合國來救我們。那個時代已結束。我們必須勇敢地保衛自己。如果不願自我犧牲，奧斯威辛將再次出現。如果自衛必須付出代價，那我們就付！沒錯，戰爭意味著流血，意味著有人將失去親人，有人將成為孤兒，這想起來確實很糟糕。此刻，我們在加利利地區的同胞正在流血，我們必須行動保護他們。怎能對別無選擇的事情心存疑慮？貝京的計劃非常冒險。他和許多以色列人希望，如果基督徒能控制黎巴嫩，就不會再有射向以色列的火箭。此外，貝京也希望，如果以色列能幫助黎巴嫩長槍黨（1936年由黎巴嫩基督徒創立的準軍事組織）領導人巴希爾·傑馬耶勒對付他的宿敵黎巴嫩穆斯林，作為回報，以色列也許能夠和黎巴嫩簽訂和平協定。這個計畫的關鍵在於傑馬耶勒能否最終獲勝，但這不是以色列能控制的。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發動「加利利和平行動」。行動初期，以色列趕走了位於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組織戰士。但行動很快就偏離了原計劃，阿里埃勒·沙龍帶領部隊遠遠越過了內閣規定的40千米縱深處，這也是貝京向雷根總統承諾的入侵範圍。不久，以色列國防軍包圍了貝魯特，以色列入侵他國成為不爭的事實。以色列的傷亡人數也很多，200多名戰士陣亡，超過1000人受傷。許多以色列人認為這是第一場由以色列主動發動的戰爭，而非被動應戰。黎巴嫩正成為以色列的越南。以色列的國際形像也受到損害。阿拉法特儘管蒙受損失，卻拒絕離開貝魯特，他定期出現在西方電視上，一同展示的還有巴勒斯坦傷殘兒童和被轟炸後冒起濃煙的巴勒斯坦人房屋。以色列入侵貝魯特被媒體大肆宣傳，在無數國際觀眾眼中，阿拉法特忽然成了英雄，成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拯救者。但在軍事上，面對以色列的強大火力，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毫無還手之力。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重要機構設在貝魯特西南部的巴勒斯坦難民營內，以色列軍隊無情地轟炸了這裡，並且成功。 1982年8月12日，阿拉法特終於妥協。繼1971年被逐出約旦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又被迫離開黎巴嫩。 8月21—30日，約9,000名巴解組織戰士（和6,000名敘利亞戰士）被護送出貝魯特。阿拉法特則在部分戰士的陪伴下，搭船前往突尼斯。黎巴嫩軍事行動從一開始就偏離計劃，行動結果也同樣出乎意料。 1982年9月14日，阿拉法特剛離開貝魯特不到一個月，一名敘利亞特工對黎巴嫩長槍黨總部實施了爆炸襲擊，27人遇害，其中包括巴希爾·傑馬耶勒。以色列失去了與黎巴嫩實現和平的希望，黎巴嫩基督徒也失去了他們敬仰的領導人。以色列政府的戰略部署完全被打亂。黎巴嫩的事態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傑馬耶勒之死所引起的混亂，讓阿里埃勒·沙龍看到機會，沙龍主張以色列趁機佔領貝魯特西南邊緣人口密集的巴勒斯坦難民營，他認為那些沒有離開黎巴嫩的巴解組織戰士仍把那裡用作基地。沙龍告訴內閣，他計劃清除薩布拉（Sabra）難民營的巴勒斯坦遊擊隊員。他沒有提到第二個難民營沙提拉（Shatila）的名字。他強調說，基督教長槍黨「會留下來用『他們的方法』行動」。他保證以色列人不會參戰。 9月16日夜晚，以色列國防軍幾個師的兵力封鎖了薩布拉和沙提拉難民營的周邊地區。在國防軍的掩護下，試圖為傑馬耶勒報仇的基督徒長槍黨武裝進入難民營，遭到巴解組織穆斯林武裝的頑強抵抗，但基督徒武裝很快就佔據壓倒性優勢。他們長期對穆斯林懷有敵意，傑馬耶勒之死更是讓他們怒不可遏，基督徒武裝開始對平民開槍，在三天時間裡屠殺了大量巴勒斯坦穆斯林。戰鬥結束後，「一批批二三十歲的年輕男性被要求靠牆站，手腳被綁，然後像黑幫處決一樣在密集的機槍掃射中倒下」。大約有700—800名男女老幼死於這場屠殺。 1982年9月26日，無數人走上特拉維夫街頭，向政府抗議軍隊這項行為，要求對這場屠殺展開司法調查，呼籲「殺人犯沙龍」和「殺人犯貝京」辭職。國家陷入一場深刻的危機，貝京成立了卡漢（Kahan）調查委員會，調查以色列是否要為屠殺負責。這次屠殺事件深刻改變了美國年輕猶太人對以色列的看法。他們1967年以來對以色列無條件的支持已不復存在。美國一位重要的猶太社會活動家說：「這是恥辱的時刻。…我想我們失去了很多年輕人的支持。…一個國家無法透過這樣的行為來激勵年輕猶太人熱愛以色列，除非他是狂熱分子。」以色列和美國年輕猶太人的關係日後還將出現更嚴重的裂痕。經過四個月審議，調查委員會宣布了結果，雖然以色列對薩布拉和沙提拉的屠殺不負直接責任，但阿里埃勒·沙龍對此事件負有「個人責任」：國防部長不顧屠殺風險的行為無法得到合理解釋。 ……他深入參與了這場戰爭，和長槍黨的接觸也時常由他負責照顧。當他決定國防軍不參與行動，而讓長槍黨單獨進入難民營時，如果他不知道這個決定將產生後來確實產生了的災難，那唯一可能的解釋是他完全不考慮會發生什麼。

內閣接受了卡漢調查委員會的建議，沙龍怨憤地辭掉國防部部長職務，但仍然留在政府中擔任“不管部長”，不負責任何具體部門的工作。此時的沙龍在政治上蒙受羞辱，遭到不少人痛恨。誰也想不到20年後，這個好勇鬥狠的人將成為以色列總理，並策劃了以色列史上意義最重大的一次領土撤離行動。以色列在黎巴嫩靠近黎以邊境地區維持一定數量的軍隊，直到2000年，總理埃胡德·巴拉克才把軍隊撤回以色列。當軍隊離開黎巴嫩時，許多以色列人認為在將近20 年裡，以色列在黎巴嫩沒什麼收穫，還傷了幾百名戰士。長期駐紮黎巴嫩令許多以色列人一直對國家滿腹牢騷，薩布拉和沙提拉難民營更是讓他們良心不安。馬蒂‧弗里德曼是以色列國防軍戰士，在以色列撤軍前夕曾駐紮在黎巴嫩，後來成為國際知名的記者和作家，他在文章中生動而準確地捕捉到以色列當時的狀態： 1982年來到黎巴嫩的以色列步履輕盈，對未來充滿各種美好的想像，雖然許多計劃並不明智，還執行得很差。 ……我們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入侵[黎巴嫩]是為了徹底改變我們週邊的環境。 ……一切都出於這個想法：命運是可以改變的，我們的命運將由我們來塑造。但我們很多人逐漸明白……我們錯了……中東從來不按照我們的意願改變和發展，未來也不會發展。以色列電影也捕捉到這個國家出現的各種矛盾心態。 1986年的《來自西頓的兩根手指》（Two Fingers from Sidon）記錄了以色列撤軍前駐紮在黎巴嫩的士兵的日常生活，展現了國防軍在黎巴嫩所處的危險，並涉及復雜的倫理道德問題。 2007年上映的影片《波弗特》（Beaufort）取名自黎巴嫩山區一個以色列前哨，這部電影自我批判的力度更大，描述了撤軍前駐紮在黎巴嫩的一群士兵的生活，在表現士兵心中的恐懼和撤軍前他們要面對的道德難題的同時，又傳達出一種揮之不去的戰爭結束遙遙無期和戰爭結束的遙遙無期。

但最能體現以色列對黎巴嫩戰爭持續反思的電影，還得數2008年上映的以色列影片《和巴什爾共舞》（Waltz with Bashir）。這部電影講述了導演阿里·福爾曼自己的故事。 1982年，年僅19歲的福爾曼是一名步兵。 2006年，他的一位戰友跟他說自己常做那場戰爭的惡夢，但福爾曼卻什麼也想不起來。和其他戰友會面後，福爾曼終於回憶起，他曾參與行動向難民營發射照明彈，黎巴嫩長槍黨正是藉著這些照明彈在難民營實施屠殺。他這才明白，由於感到此舉和親手屠殺一樣有罪，他將這方面的記憶封鎖起來了。這是以色列一向存在的自我反省與自我批判精神的延續。上文提到的小說《赫貝赫澤》對一些以色列士兵在獨立戰爭中的行為提出了質疑，這本書不但暢銷全國，還入選一些高中的課本。同樣，《和巴什爾共舞》也被上萬以色列人觀看。以色列社會一直在思考以色列在這場戰爭中以及在薩布拉和沙提拉難民營中扮演的角色，這成為一個不斷被人們討論和分析的議題。在一場他們無法結束的衝突中，以色列人是否正在走向歧途？每當他們思考這個問題時，黎巴嫩戰爭就不可迴避。這部電影在黎巴嫩遭禁。貝京的身體此時已經不佳，這場戰爭令他意志消沉，而妻子的過世更是讓他感到無比孤獨。卡漢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提交幾個月後，貝京便辭掉總理職務，回到家中。從辭職到1992年去世的10年裡，除了悼念亡妻和看醫生，他幾乎足不出戶。英國委任統治時期擔任萊希領導人的伊扎克·沙米爾取代這位前伊爾貢領導人，成為以色列新任總理。貝京改變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態，也將新的宗教感情變成以色列人熱議的話題。他自己並不刻意遵守教規，但他從不掩飾對猶太傳統的熱愛和尊重。曾擔任部長的丹‧梅里多爾（Dan Meridor）說：「他像猶太人那樣說話。」幾十年後，以色列社會將以貝京都難以想像的方式開始「像猶太人那樣說話」。然而，黎巴嫩戰爭是梅納赫姆·貝京政治遺產中不可迴避的問題。貝京入侵黎巴嫩的理由很充分，但這場戰爭讓以色列陷入泥淖。最終，黎巴嫩無法正常運作。暴力活動（以色列深度參與了這些暴力活動）所產生的權力真空逐漸將這個國家變成真主黨的基地，對以色列構成更嚴峻的武裝威脅。這些威脅當初可以避免嗎？我們不得而知。是貝京自己做出關鍵決策，還是阿里埃勒·沙龍誤導了他？這仍然是一個有激烈爭論的問題，連貝京政府當時的成員也莫衷一是。貝京執政時期，以色列的發展並不順，但這是一個重要時期。以色列同最強大的敵人埃及實現了和平；以色列用實際行動表明，它無法容忍敵對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色列還向世界證明，為了保護公民正常生活的權利，不讓兒童睡在防空洞，國家不惜使用武力發動戰爭，哪怕這種戰爭最終會招致以色列人的反對。在社會領域，利庫德集團帶領以色列進入一段更強調自由資本主義的時期，但這項政策也出了差錯。以色列的通貨膨脹率一度高達450%。受經濟衰退影響最大的還是東方猶太人，但是，貝京執政時期的以色列承認了以前沒有公正對待部分移民，這樣，以色列人在他任期結束後變得更團結了。這段時期最重要之處，大概還是工黨幾十年來在以色列一黨執政的霸權地位被打破。長期被邊緣化的右翼政黨結束了工黨對國家政治和政策的壟斷。普通以色列人如今有了在規劃國家未來方面的更多選擇。很多時候，以色列選民投誰的票，主要取決於他們是否感到被支持或孤立。在接下來幾十年，隨著國際社會逐漸拋棄這個國家，許多以色列人透過強硬的方式尋求安全感。以色列人有安全感時，會更關注社會問題，也更願意為和平做出犧牲；而當他們感覺受到威脅時，就會本能地給那些他們認為能保護他們的人投票。這個簡單的事實將在未來改變中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