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 一個民族的重生4
第十章 以色列登上国际舞台
面对阿拉伯人的仇视，我们绝不能退缩，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的双手随时可能沾满我们的鲜血。我们不能转移目光，以防自己双手松弛。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主动武装自己，变得强大而不屈，以防对手将我们手中的剑击落，置我们于死地。——1956年摩西·达扬在罗伊·罗特伯格葬礼上的悼词委任统治时期发生过多起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但英国官员（只要他们愿意）总能找到并惩治袭击者。但在签订停战协定后的中东，袭击者常常从约旦或埃及越境发动袭击再退回那里，以色列想抓获他们就变得越来越难。委任统治时期，维持这一地区的治安是英国的责任，也符合英国的利益，但英国人离开后，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不愿像英国那样维持当地的治安。阿拉伯人潜入以色列境内无人照看的耕地种植（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土地），抢劫边境的村庄，发动经常造成人员死伤的暴力袭击，然后又穿越边境回到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的阿拉伯官员一般不会惩治这些肇事者。到1953年，以色列建国已经有五年，独立战争也已过去四年，但以色列公民仍然经常遭到从约旦和埃及过来的巴勒斯坦人的袭击。这些袭击手段残忍，次数增多，在独立战争后三年里，每年都有几千起越境和袭击事件发生。1953年10月13日，32岁的苏珊·卡尼亚斯（SusanKanias）和她三个幼子正在耶胡德（Yehud）的家中熟睡，这座小镇位于罗德（Lod，以前叫利达）以北，靠近以色列版图最狭窄的部分。西临地中海，东靠停火线，中间只有9英里距离，耶胡德就正好夹在海岸线和边界线中间，离停火线不到5英里距离，因而和其他许多村庄一样很容易遇袭。趁着夜色，一伙巴勒斯坦越境者闯入她家，向屋内投掷了一枚手榴弹，苏珊和两个孩子当场死亡，一个孩子受伤。类似的谋杀案件还有很多。1951—1956年，几百名以色列人被潜入境内的“费达因”（fedayeen，阿拉伯语“自我牺牲者”之意）杀害，受伤者更多。但这次不同于以往，卡尼亚斯家遇袭后，以前不知如何应对这类袭击的以色列国防军此时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有些以色列人属于“行动派”，就像1923年提出“铁墙”理论的雅博廷斯基一样，这些人一直认为要想让阿拉伯邻国严肃对待越境者，以色列只有回击，而且是强有力的回击。1953年初，以色列国防军开始训练一支开展快速报复行动的精锐部队，这些强硬分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边境的安宁。他们成立了由阿里埃勒·沙龙指挥的101部队，成员大多为经过精心挑选的志愿者，许多人在独立前曾在哈加纳精锐部队帕尔马赫服役。这支部队的训练非常严格，训练科目包括“越境侦察，和敌方巡逻人员与村庄站岗人员的战斗……急行军……搏击，柔道，各种武器的使用以及蓄意破坏的训练”。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完成未来的任务，指挥官还在训练中加入了实战内容。苏珊·卡尼亚斯和她的孩子遇害的当晚，101部队立即得到反击的命令。战士们越过停火线，来到约旦河西岸边境一个名为凯比亚（Qibya）的阿拉伯村庄：以色列国防军的主力部队……准备了约700千克爆破炸药。工兵在便携式手电筒的光线下安装炸弹，摧毁了45栋房屋，整个过程中没有遇到约旦军队的阻挠。将近3小时的爆破行动从12点30分持续到凌晨3点20分。军队没有检查房屋内是否有居民，有的居民躲在了地窖里和阁楼上。军队相信行动进行到这一步，房屋内已经没有（活）人。在占领村庄和爆破阶段，总共有50—60名居民死亡……两三天后，约旦人在搜索完废墟后宣布这次行动造成69（或70）名平民死亡，其中大多为妇女和儿童。组建101部队是以色列应对新挑战的方式，这种挑战在未来几十年将一直存在。以色列周边分布的全是热衷于使用暴力手段的敌对国，这些邻国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还宣誓未来也不会承认，这意味着要想生存下来，以色列必须投入巨大财力和精力维持一支比敌军更强大的军队。101部队就在这种思想下应运而生。面临持续的生存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创造了一支战斗力空前的军队，从此拥有了世界一流水平的特种部队。这些报复行动蓄意使用了残暴手段，意在明确表明以色列不会容忍针对以色列无辜公民的袭击，报复行动的地点选在以色列境外，其间会杀害一些无辜的阿拉伯人。一些志愿加入101部队的战士虽然身经百战，也无法接受这些残忍的行动。一些人因为凯比亚行动而受到精神创伤，还有人拒绝加入行动，其中包括曾经在独立战争期间执行过无数袭击任务的帕尔马赫成员。一位战士回忆起这次行动时不断问自己：“这些尖叫和哭泣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吗？这些农民（fellahin）能对我们犯什么罪？战争太残酷了，大家普遍情绪低落，没人说话，都很沉默，独自承受着一切。”一个世纪以来，以色列饱经战乱，许多以色列人在思考如何平衡生存与道德的关系，生存下去诚然重要，但他们也试图建立一个拥有道德标准的社会，这种深刻的反思已经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传统。反思的声音早在独立战争时就已出现。战争刚结束，S.伊扎尔（这是笔名，真名是伊扎尔·斯米兰斯基）就出版了《赫贝赫泽》（KhirbetKhizeh），这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想捕捉战争后期以色列军队对一个阿拉伯村庄所采取的行动在道德上的复杂性。小说情节进展缓慢，叙事者像是在迷雾中审视这个世界，又像是在梦境中。逐渐地，叙事者意识到被赶出家园的阿拉伯人所承受的苦难：“我像被闪电击中一样，突然对一切有了不同的理解，更准确地说，一切都指向流散。这就是流散，流散就是这样，流散看上去就是这样。”伊扎尔绝不是在质疑以色列的合法性，也没有怀疑以色列人为独立战争作战的意义。和后来许多以色列男女作家一样，他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只关注自己的损失，也要看看作战另一方的损失。（以色列人当然明白，如果敌人也有这种反思，这一地区这些年来很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在小说末尾，一位叫摩西的战士对叙事者说：“我们的移民将来到这个‘沦为废墟的村庄’[这是阿拉伯语‘Khirbet'的意思]，这个村庄的名字我过会再讲，他们会占下这块地，在上面耕种，把它建成美丽的地方。”小说的叙事者讽刺挖苦了A.D.戈登的“犹太人在土地上劳动”的梦想和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理念：太好了，我们将在这建房子，吸收移民。如何吸收？我们将在这开合作商店，建学校，可能还会修一座犹太会堂。这里还会有辩论各种事情的政党。人们在这耕地、播种和收获，取得伟大的成就。希伯来赫泽村（HebrewKhizeh）万岁！到那时，谁还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被我们清理和占领的沦为废墟的赫泽村（KhirbetKhizeh）？我们来了，射了，烧了；我们将这里炸掉，将当地人驱逐和流放。伊扎尔提出的批评非常严厉，但同样重要的是，他的书没有遭到冷遇，作者也没有被以色列社会遗弃。相反，《赫贝赫泽》成为以色列的畅销书，1964年还被收入以色列高中教材。S.伊扎尔多次被选为以色列议会的议员。自我批判仍将是以色列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并非每个人都觉得101部队和凯比亚行动难以接受。有些战士认为这非常必要，虽说在道德层面上很复杂。被摩西·达扬称为“巴尔·科赫巴以来我们最伟大的战士”的梅厄·哈尔－齐昂是101部队极具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他曾说：“我们的行动不包含对阿拉伯人的仇恨，也没有任何仇恨的因素。在我们受命做的每件事中，我们都能看到保卫[以色列的]生存的必要性。”在以色列国防军找到有效应对措施之前，几百名无辜的以色列人被杀害。哈尔－齐昂、阿里埃勒·沙龙和101其他成员代表着诺尔道和比亚利克主张培养的新犹太人，哈尔－齐昂等人大声宣称：“不能再发生基希涅夫事件！”成立犹太国，就意味着犹太人不再仅仅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死去。凯比亚村行动让阿里埃勒·沙龙进入公众视野，他是一位英勇而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也是以色列一位很难做出简单评价的争议性人物。沙龙（这是他后来希伯来语化的姓氏）出生于1928年，在特拉维夫旁名为马拉尔（Malal）村的莫沙夫（合作农庄）长大。母亲维拉和父亲撒母耳·施恩内曼（SamuilScheinerman）都是来自俄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很特立独行的人，把花生和红薯等农庄其他人眼中难以成活的作物种活了。大家叫他阿里克（Arik），他和妹妹都上过高中，这在集体主义农庄的人看来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在阿里克小时候，父母就让他明白力量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在他13岁的成人礼上，父亲送给他一把精雕细琢的匕首，这个礼物很特别，父亲想告诉他的道理很明显。在伊休夫出生和长大的新犹太人应该说希伯来语，拥有强壮身体，决意用长老茧的双手掌握自己的命运。阿里克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袭击凯比亚村的行动也体现了这种世界观。沙龙创立了101部队，带队袭击了凯比亚村，对此他从不后悔。许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得到的命令非常明确。凯比亚村将成为一个教训。我要给阿拉伯地方军造成尽可能多的伤亡。”沙龙深信必要的报复行动有效而合法。和自己深爱的这个国家一样，沙龙的一生中似乎没有连贯的政策，不时会做出一些自相矛盾的选择。但他认为自己的原则从未变过：以色列的生存取决于实力和智慧。生存意味着在不同时期要使用不同的政策。有时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不管他们藏在哪里；有时又需要减少损失，放弃以色列先前控制的土地。这些事沙龙都做过，他还做过更多的事。几十年后，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谴责沙龙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纵容黎巴嫩基督徒屠杀穆斯林。这过去多年之后，沙龙当选总理并于2005年一手策划和实施了加沙撤离计划。凯比亚事件后，全世界都谴责以色列，美国犹太社团也不例外。但本－古里安不为所动。当天晚上，他把沙龙叫来讨论这一事件。据沙龙回忆，本－古里安当时说：“我不在意世界如何看待凯比亚事件，我在意的是这一地区如何看待它，后者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此生存。”以色列国防军最显赫的“行动派”摩西·达扬从全世界对凯比亚事件的强烈谴责中得出另一个结论：“阿拉伯和其他民族都可以这样做，但犹太人或以色列这样做却得不到原谅。”达扬极力主张实施报复行动。1953年12月，就在凯比亚事件几个月后，达扬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以色列政策的走向再清楚不过了。达扬是在以色列最早成立的基布兹中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新犹太人的典型代表。1941年在帕尔马赫服役期间，他在协助英军入侵法属叙利亚的行动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从那以后一直戴着他标志性的眼罩。成为以色列这支年轻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后，达扬着手改组以色列国防军的结构，调整国防军的战略。他让能力最强、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从总部机关下到作战部队，要求指挥官必须拥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这如今仍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特点）。看到独立战争中以色列承受的巨大损失，并意识到以色列和邻国的冲突并未结束，他决心让敌方杀害以色列人的成本高到他们难以承受。他决心将以色列国防军打造成中东最令人生畏的军队。和以色列一样，敌人也在调整策略。潜入以色列的阿拉伯袭击者从个人演变为拥有武装、经过训练的费达因分子，他们得到来自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和保障，特别是埃及军队。位于加沙边境旁的纳哈尔奥兹（NachalOz）基布兹经常成为攻击目标。1956年4月29日，这个基布兹21岁的罗伊·罗特伯格（RoiRotberg）正骑马在田野里巡逻，他经常看到加沙人来偷粮食，这一天他又在田野里看到一群阿拉伯人，便赶紧骑马过去驱赶他们，但没想到这是个圈套，他走近这些“农民”后，一群费达因分子突然出现，开枪将他打死，还把尸体带到加沙残忍地肢解。巧合的是，就在几天前，达扬还见过罗伊·罗特伯格。他参加了葬礼，读了一份简短的悼词（只有238个词），后来达扬和许多以色列人在解释以色列和邻国之间旷日持久、成本高昂的战争不可避免时，常常会引用悼词中经典的语句。达扬在悼词中提醒听众，阿拉伯人的憎恨和暴行并不意外，他说：“我们不要一味谴责这些凶手。我们为什么要抱怨他们仇视我们？80年来，他们在加沙的难民营亲眼看到我们将他们先祖生活的土地和村庄建设成我们的家园。”以色列的存在让阿拉伯人感到愤怒，因此，达扬提醒听众和全国人民，以色列人应该时刻做好投入战争的准备。在演讲中，他通过大量引用圣经典故提醒听众，为这块土地战斗并非新鲜事，早在几千年前犹太人就是如此。达扬还说：“面对成千上万阿拉伯人的仇视，我们绝不能退缩，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的双手随时可能沾满我们的鲜血。我们不能转移目光，以防自己双手松弛。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这是我们的选择——主动武装自己，变得强大而不屈，以防对手将我们手中的剑击落，置我们于死地。”这种观点不但是达扬的指导原则，也是他帮助建立的这个国家几十年来的指导原则。正当以色列在为不可避免的长期冲突做准备时，埃及也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政治转变。1952年，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FreeOfficersMovement）发动军变，驱逐了当时统治埃及的法鲁克（Farouk）国王。纳赛尔决心肃清殖民主义在埃及的残余势力，他认为这窒息了阿拉伯世界，使之无法发挥真实的潜力。这位新埃及领导人决心建立一个全新的由他领导的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在纳赛尔的世界观和计划中有独特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纳赛尔视以色列和以色列人为该地区殖民主义的最新体现。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埃及也有利用价值，这个敌人的破坏力能让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纳赛尔告诫人们：“阿拉伯团结一致是成功复仇的前提。”独立战争失利以来，阿拉伯世界一直在等待机会复仇，希望在“第二轮打击”中消灭犹太国。约旦高级官员阿兹米·纳沙希比（AzmiNashashibi）早在1949年4月就宣布：“巴勒斯坦的战争迟早会再次爆发。”阿拉伯领导人对美国记者肯尼斯·比尔拜（KennethBilby）说，就算这场冲突持续一百年，“复仇之日终将到来”。纳赛尔联合阿拉伯人向犹太人报仇的号召得到广泛响应。1956年，本－古里安警告以色列人战事已近，在4月的一次演讲中，他说以色列将经历比1948年更严峻的考验。在尼罗河上修建阿斯旺大坝，是纳赛尔的阿拉伯复兴计划的重要内容。他希望通过修建大坝重振埃及，这项雄心万丈的工程需要大量资金，纳赛尔从美国和英国大举借贷。当时处于冷战时期，纳赛尔还巧妙利用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不但接受了西方的经济援助，还向苏联请求更多资助。他甚至承认了共产主义的中国，这在西方看来属于公然挑衅行为。埃及还扩充军备，建立起比埃及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军火库。1955年8月，在苏联的安排下，捷克斯洛伐克同埃及完成了一笔军火大单。（这深具讽刺意味，因为独立战争中许多以色列战士使用的武器就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埃及从捷克购买了包括坦克、轰炸机、战斗机在内价值3.2亿美元的武器，通过这笔交易，苏联在中东打造了一个军事大国，打破了地区均势。为了惩罚埃及的军火交易，并对埃及承认中国作出回应，美国宣布不再资助阿斯旺大坝工程，英国随后作出同样决定。但这正是纳赛尔想要的结果。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大量聚集的民众前发表演讲，要美国人“在愤怒中窒息”。随后摊出王牌，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参见地图6），运河收入将用于修建阿斯旺大坝。纳赛尔立刻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这个消息让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无比愤怒。运河1869年竣工后，已成为英国不可或缺的水路，纳赛尔对运河的控制冲击到英国和法国的利益。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英法股东也因为资产被“盗走”而怒不可遏。如果纳赛尔的目的是打击控制埃及的殖民主义者的威风，那他完全成功了。1956年夏天，纳赛尔继续对抗西方，他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政治野心演变成了军事野心。以色列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纳赛尔的军购让埃及成为可怕的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岌岌可危。法国也越发警觉。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法国担心在阿拉伯世界地位日益提高的埃及会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先进的捷克武器如果落入阿尔及利亚“分裂分子”手中，对法国人来说将是灾难。除了英法两国，埃及的强硬让以色列领导人也越来越担心。随着埃及军力的提升，很多人开始怀疑以色列能否生存下来。纳赛尔并没有掩饰他购买这些武器的原因：这些苏联的新式武器能够帮助他消灭犹太国。以色列人对大屠杀记忆犹新，不敢轻视来自埃及的威胁。数十万以色列人志愿挖掘战壕。有的人将自己不多的积蓄和珍爱的珠宝捐给国家购买军火。许多学生甚至把午饭钱捐了出来。但这时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和1948年时已大不相同。建国后不到十年，法国和英国（不久以前还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对犹太地下组织成员处以绞刑）都视以色列为潜在的军事合作伙伴。50年代初为了巩固双边关系，法国和以色列举行了一系列会晤。1955年10月25日，取代本－古里安成为以色列总理的摩西·夏里特访问巴黎（本－古里安几年之后再次成为总理），法国总统埃德加·富尔对夏里特说：“我一直是以色列的朋友，但现在法国之所以要帮助以色列，不是出于友谊，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考虑。”一年后的1956年10月，三国秘密达成《色佛尔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以色列将对纳赛尔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一天内打到苏伊士运河，这时法国和英国会呼吁双方停止敌对行为，要求埃及向国际航运开放运河。英法还会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到运河以东几英里外，但根据协议，以色列可以不服从，英法的要求只是给国际社会看的。以色列虽然要派出地面部队作战，但能从协议中得到不少好处。同法国建立合作关系表明这个小国不再孤军作战，从国际棋盘上一枚棋子成为一名棋手。根据协议，以色列能在英法军队的空中掩护下通过军事行动解除埃及的威胁，以色列还能获得这两个欧洲国家在国际上的支持。此外，法国还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这些武器在10月上旬被运送到以色列。当时担任国防部总干事的西蒙·佩雷斯在同法国的军火协议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武器在海法港秘密交接时，他带上多年前写过《银盘》的拿单·奥尔特曼来到现场。这位诗人看到此景，深有感触，写下了《有一天这会被谈起》一诗。“昨晚我梦到钢铁，许多钢铁，全新的钢铁。”他在诗中写到运送武器的码头搬运工，“这些人背着装满弹药的箱子，弹药箱和铁链碰撞，发出清亮之音”。在奥尔特曼看来，这些人不是普通的码头搬运工，“当他们的双脚踏上陆地的那一瞬间，他们成为犹太人的力量的象征”。奥尔特曼的语调和以前完全不同，他描写的不再是“有待建成的国家”，而是“犹太人的力量”。犹太人的军火来得非常及时。为了支持费达因分子，纳赛尔已经把埃及军队开进加沙地带。西蒙·佩雷斯回忆说：“当时以色列人认为纳赛尔随时可能发动进攻。”1956年10月29日，正当以色列紧张筹备后来称作西奈战役（SinaiCampaign）的战争时，国内又发生了一起悲剧。建国八年来，以色列阿拉伯人一直生活在军事统治下，犹太人对他们的戒备心很强。由于同埃及开战在即，以色列宣布和约旦交界的“小三角”地区所有阿拉伯村庄于下午5点钟进入戒严状态，其中包括卡西姆村（KfarKassem）。这个消息在戒严开始前几分钟才公布，因此大多数阿拉伯劳工没有及时接到通知。大多数碰到以色列军队的阿拉伯工人被放行，但50多名来自卡西姆村的劳工在5点钟后收工回家时，遇到国防军的巡逻队，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杀死了47人，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这是建国以来针对阿拉伯人规模最大的屠杀。几名以色列军官被捕，后来还被定罪，但不久后全部被释放。本－古里安称这一事件为“可怕的暴行”，许多以色列官员多年后深刻忏悔了这一屠杀行为。2006年10月，以色列教育部部长余莉·塔米尔（YuliTamir）要求全国学校纪念卡西姆村屠杀，反思是否应该听从明显违反道德标准的命令。2007年12月，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在穆斯林古尔邦节期间访问卡西姆村，请求这一罪行能够得到当地阿拉伯人的原谅。他在仪式上说：“这里曾发生过可怖的事件，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抱歉。”2014年10月，以色列第十任总统鲁文·里夫林成为第一位参加每年一度的卡西姆村纪念仪式的以色列总统。这一事件对以色列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还体现在法律上。审判期间，以色列法院第一次讨论到在什么情况下以色列安全人员可以不服从明显违法的命令，哪怕是顶头上司下的命令。本雅明·哈利维法官（他单独审理的这一案件）写道：“所有明显违法的命令有个显著特征，这些命令上方都应该飘着一面黑色旗帜，上面警告：‘禁止执行！’”哈利维裁决中“明显违法的命令”成为以色列人在讨论战争行为是否道德时经常会用到的表达。10月29日下午5点（正当卡西姆村开始戒严的时候），以色列军队开进西奈。在迅速切断了西奈半岛埃及空军和主要陆军基地之间的所有通信联系后，以色列空降兵在阿里埃勒·沙龙的带领下悄悄空降在西奈半岛的米特拉（Mitla）山口，这是通往苏伊士运河道路的一处要塞。10月30日，空降兵部队穿过广阔的沙漠地区，轻松占领了三个埃及军事基地，来到离运河不到50千米的地方。10月30日，英国政府向以色列和埃及发布之前秘密制定的最后通牒，要求双方撤出苏伊士运河，此举实际上是要求埃及在宣布运河收归国有后放弃对此地的控制权。根据计划，以军没有撤离，埃及也拒绝答应最后通牒中提出的要求。第二天，英国和法国的战机轰炸了埃及机场，但随后六天时间，在地面同埃及作战的只有以色列军队，英法军队没有出现。最终，为了避免这次有所节制的军事冲突升级为地区战争，美国要求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撤军。苏联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当时苏联刚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在此过程中杀害了几千名匈牙利人，因此在道德层面缺少国际影响力。尽管如此，美苏利益的合流仍意味着，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不得不退让。为了不让加沙地带再次成为进攻以色列的大本营，以军没有撤出西奈半岛。最后，美国同意以色列在得到安全保证后再撤出该地区。美国承诺以色列，只要以色列同意“彻底而快速地撤离”在这场军事行动中迅速占领的地区，美国不但将确保以色列获得蒂朗海峡（西奈半岛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狭窄通道，参见地图6）的“通航权”，还保证以色列未来在该地区拥有“捍卫自己权利的自由”。没过多久，美国就不得不兑现这一承诺。在英国方面，首相艾登试图销毁英国秘密策划这一行动的证据，但无济于事。以色列和法国都有秘密协定的副本，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艾登引咎辞职。这场战争于10月29日爆发，11月7日结束。以色列有231名战士在战争中死亡，另有900多名战士受伤。埃及的死亡人数在1500—3000人之间，大约有5000人受伤。西奈战役持续时间虽短，但意义深远。通过这场战争，以色列不但恢复了蒂朗海峡的通航权，还从不久前怀疑它没能力生存下去的国家那里赢得了国际保证。对以色列公民而言，建国八年来，他们深受“越境者”之苦，这场战争让他们重新获得了安全感和自信心。迈克尔·奥伦称西奈战役为“以色列第二场独立战争”。以色列国防军在不到100小时的时间里占领西奈半岛，不但向世界证明了这支军队的实力，还为以色列赢得了十年的平静。中东出现了一个新的军事强国。西奈战役后，大卫·本－古里安越来越发现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复杂程度超出许多人的预料。他对以美关系的担忧不无理由。分治决议以前，美国国务院曾向正在讨论以色列边界划分的联合国建议，要联合国重新划分边界，将更多领土划给阿拉伯人。1953年，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提议“将一定数量的阿拉伯难民遣送回‘当前以色列控制地区’”。一些以色列人认为，“当前以色列控制地区”这样的措辞说明杜勒斯不相信以色列能长期存在。埃及和捷克签订军火销售协议后，虽然以色列百般请求，但美国拒绝通过向以色列卖军火来恢复中东的均势（这也是以色列从法国买军火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对法国总理居伊·摩勒说，向以色列卖军火没有意义，因为170万犹太人不可能打得过4000万阿拉伯人。”西奈战役后，美国（和苏联）通过联合国谴责英法和以色列挑起战争。美国的谴责可能只是象征性惩罚，但以色列还是派外交部部长果尔达·梅厄到联合国为以色列辩解，机智过人的梅厄夫人挖苦说：区别对待可以舒舒服服地决定。阿拉伯国家可以单方面享有“战争权”，以色列却要单方面履行维持和平的责任。但敌对行为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多年来，以色列饱受这种骇人听闻的另眼相待，最终不堪重负，只能想办法自救，摆脱四面受敌的威胁，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果尔达·梅厄受本－古里安之托到联合国为以色列辩护时，早已因为为犹太国事业做出的贡献而声名显赫。果尔达·马波维奇（婚后从丈夫姓，改姓梅耶森）1898年出生于基辅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家庭，她不久随家人迁到平斯克，梅厄的姐姐（赫茨尔去世后，她整整两年只穿黑色衣服）经常邀请犹太复国主义者到家中聚会，年轻的果尔达喜欢坐在煤炉旁听他们谈话。1906年，八岁的她随家人移居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Milwaukee）。在一次讨论基布兹运动和A.D.戈登思想的客厅会议中，梅厄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莫里斯，他们决定移民巴勒斯坦，开始了他们吵吵闹闹、基本无爱的婚姻。我想我是一次在城市里游行时，意识到移民巴勒斯坦不能再拖了……面对彼得留拉（Petlyura）的暴行，密尔沃基游行无济于事，移民巴勒斯坦才是最有意义的回应。犹太人必须再次拥有自己的土地，我必须投入这项事业，不是通过演讲和筹款，而是到那里生活和工作。她和丈夫1922年离开美国。1956年，她已经成为马帕伊党的高层领导，被大卫·本－古里安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和许多早于她移民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样，抵达巴勒斯坦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希伯来语姓氏，将梅耶森改为梅厄。西奈战役结束后不久，当着外交部官员的面，她朗读了赫茨尔经典小说《新故土》中的一段话：在当今世界各国，仍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只有犹太人能完全理解其深刻的悲剧性。这就是非洲人问题。让我回忆一下当年悲惨的奴隶贸易，因为他们是黑人，非洲人像家畜一样被拐走，沦为囚犯，最后被卖掉。他们的孩子在异国他乡长大，因为肤色原因成为歧视和欺负的对象。虽然很可能遭人讥笑，但我还是提议：我目睹了犹太同胞的自我救赎，我希望能帮助非洲人得到救赎。读完这段话，她对外交部人员说，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实现赫茨尔的想法。当时许多非洲国家宣布独立，梅厄认为非洲国家和以色列有许多相似的经历：“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经过多年斗争才获得自由；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将努力捍卫和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我们一样，没有人会将主权盛在银盘里送给他们。”梅厄希望以色列为非洲国家提供科技、农业技术上的支持，由于经历了相似的历史，以色列还能为非洲国家提供长期受压迫民族实现复兴的模式。她希望犹太人实现重生并建国的故事不但能激励犹太人，还能鼓舞世界其他民族。短期内以色列便和几个非洲国家建立了良好关系，利用自己擅长的农业技术、灌溉技术等科技帮助这些国家提高了农业产量。但从长远看，果尔达的想法过于天真。这些新成立的非洲国家很快联合成一个团体，成为以色列在联合国的最大敌人之一。以色列之前的示好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在国内，以色列正在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军队。正如达扬在罗伊·罗特伯格葬礼上所说的，这场冲突不会马上结束，为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和以色列公民的安全，以色列开始发展各种威慑性军事能力。但与此同时，以色列还确立了一种自我反思和对军事行为进行司法监督的文化，军事命令明确受到道德的约束。国际上，以色列成为国际政治和战争的参与者，以色列还致力于运用自己的技术帮助其他国家。这个国家如今羽翼渐丰，也不那么脆弱了；以色列人在思考以色列生存问题的同时，还开始展望这个国家的未来。但他们很快将发现，在营造美好的未来前，他们先要直面犹太民族漫长历史上一段最痛苦的时期。
第十一章 以色列直面大屠杀
这是一部关于奥斯维辛星球的历史……这座星球上的居民没有名字，没有父母，也没有孩子……他们不在那出生，也不在那繁衍后代……根据这个世界的法则，他们没有死去，也算不上活着。——耶西勒·德－努尔在艾希曼审判上的证词1960年5月23日下午4点，议会召开全体会议，会场座无虚席。本－古里安总理将向全国宣布一个重大消息。全场人紧张地等待着总理发言。本－古里安走到发言台上说道：我在此通知全体议会成员，不久前纳粹政府主要战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安全部门发现。他和其他纳粹领导人一起制定并执行了灭绝600万欧洲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阿道夫·艾希曼已经被以色列逮捕，近期将根据《纳粹分子及其同谋审判法》审判。宣布完这个消息，本－古里安走下发言台，离开会场。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在努力理解这则消息的重大意义。以色列能通过审判这个灭绝欧洲犹太人的策划者而索取哪怕一丁点正义吗？对于几百万被谋杀、虐待、毒死甚至活活烧死和掩埋的犹太人，对于100万被纳粹屠杀机器残忍杀害的儿童，这场审判能实现一点惩罚吗？对于那些死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对于当时在场者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父母配偶乃至组成以色列社会的数百万人，这次审判算是一种交代吗？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党卫军一名中校，是大屠杀的策划者之一，也是让最终解决方案在万湖会议上得以通过的关键人物。被捕时，他是在世的纳粹最高级别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大部分时间用假身份生活在阿根廷。摩萨德（以色列安全机构之一）发现他后将其逮捕，并秘密从阿根廷带回以色列。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就像63年前西奥多·赫茨尔在巴塞尔赢得了长达十分钟的掌声一样，议会全体会议现场也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难预料，世界大部分地区对这一事件不会报以掌声。世界各地的谴责潮涌而来。庇护纳粹分子而不害臊的阿根廷官员声称，以色列的行为属于“一个受全世界谴责的政权所采取的典型手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32号决议，宣称以色列侵犯了阿根廷主权，并警告今后再有类似的行为将会破坏国际和平。美国、法国、英国和苏联也谴责了以色列。阿根廷政府对这一事件表态后，阿根廷民众对当地犹太人发动了反犹主义袭击。《华盛顿邮报》和《纽约邮报》发表了批评以色列的文章，《基督科学箴言报》认为以色列“裁决以色列境外对犹太人犯下的罪，同纳粹分子声称德国出生的人及其后代不管身处哪里都忠诚于德国是一样的逻辑”。《时代周刊》暗示本－古里安的行为属于“逆向种族主义”。受寻求正义的鼓动，以色列不顾国际上的反对声音，继续推进审判。本－古里安这样做，有教育民众的目的。在以色列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一直逃避对大屠杀的讨论，总理认为现在应该让全体民众正视这个问题，他说：“以色列年轻人应该了解1933年到1945年欧洲犹太人的真实历史。”这起犯罪行为发生在另一个大陆，当时以色列还没有建国，犯罪行为中的谋杀者从第三方国家抓来，但以色列勇敢地受理了这一案件，对象征纳粹政权的阿道夫·艾希曼进行了审判。这一次，看押犯人的是犹太人，而不是纳粹分子；这一次，再也没有犹太人被关在铁丝网里，被告人是一位坐在防护玻璃笼里的纳粹分子；这一次，法官是犹太人，法庭位于犹太国的首都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让以色列社会第一次公开讨论这场暴行中恐怖的细节与噩梦，许多以色列人是经历过欧洲炼狱的幸存者，每天背负着这些噩梦。当然，纳粹的屠杀行为以前也影响过以色列的政策。在本－古里安在议会宣布这则重磅消息将近十年前的1951年，以色列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就开始讨论大屠杀赔款事宜。战后的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1951年9月27日表示，德国已经“做好准备，与犹太人代表和以色列代表一同讨论赔款方案”。以色列将同德国政府对话的消息，让已经主动不参与政治的梅纳赫姆·贝京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他当时已退出公众视野，至少短期内是如此。当本－古里安宣布将在议会提交关于接受赔款的议案，贝京长期以来的战友们立刻请他出马，他们相信贝京（当时仍然是议员）是发声的不二人选，只有他才能解释同德国人达成任何协议都是荒谬的。他们还明白，赔款问题能让贝京有机会重新加入政治论战，这次他不是作为本－古里安不屑一顾的对手，而是代表全体犹太人反对本－古里安违背犹太人历史义务、有损犹太人尊严的行为。贝京的父母兄弟都死于纳粹分子之手，他对本－古里安及以色列准备接受德国赔款的想法发起了无情的攻击。他愤怒地指出，任何一个有尊严的犹太人都不会考虑和德国人谈判。在随后的辩论中，贝京说：“他们[政府]马上要和德国人签订协议，他们将承认德国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群用獠牙撕咬、吞食我们民族的恶狼。”作为当时全国最出色的演说家，贝京广泛激起了以色列社会的情绪。全国主要报纸之一《晚报》（Ma'ariv）发表了一幅漫画，画中一名德国人拿着一袋沾满鲜血的钱袋交给一个以色列人。1951年12月《自由报》（Herut，即贝京所属政党的报纸）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一个被焚的孩子能让我们拿到多少赔款？》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本－古里安对此予以反驳。他认为犹太国只有实现经济繁荣才能获得国际认可，犹太人要赢得尊严有很多方法。本－古里安清楚，当时以色列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政府不得不实行食品配给制，缺少建设国家的重型机械，犹太国急需住房安置几十万来到以色列的贫困移民。如果德国人的钱能让以色列国更稳定，这不失为索取正义的一种方式。1952年1月7日是议会就这一议案投票的日期，这场空前尖锐的全国性争论在这一天白热化。那是个寒冷的冬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锡安广场，抗议几百英尺外议会对这一提案的讨论。贝京不到投票时间拒绝进入议会会场，他用从未有过的语气在人群前发表演讲，称本－古里安为“那个当下是总理的疯子”，这个“当下”包含了多种可能的内涵。然后贝京开始威胁政府。“绝不能和德国谈判，否则我们不惜付出生命。我们死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为了阻止这个提案，我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还提到，在“阿尔塔莱纳”号事件那天，他不准手下开火，但这一次他对支持者说：“这场战争事关生死，今天我将下令：流血！”曾经在“阿尔塔莱纳”号事件中避免了一场内战爆发的人，突然威胁要挑起内战。本－古里安既不信服贝京的言辞，也不担心他的威胁。在他看来，贝京不过是在煽动民意，这个波兰犹太人不适合站在议会发言台上，因为以色列已是一个由新犹太人而不是老欧洲犹太人组成的国家。抛开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不说，他们看待犹太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贝京认为如果犹太国抛弃犹太民族记忆，抹杀犹太历史的神圣感，犹太国将失去灵魂和存在下去的意义。但本－古里安认为犹太国应当朝前看，承认欧洲那段可怖的历史，但要从这段历史中走出来。本－古里安在大屠杀爆发前就离开了欧洲，贝京所怀念的流散犹太人正是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在史诗《屠杀之城》中描写的孱弱而可怜的犹太人，而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创造出了更优秀的犹太人。议会辩论很激烈，会场外开始出现暴力活动。部分跟随贝京沿着本－耶胡达街从锡安广场来到议会会场附近的支持者开始朝窗户扔石头，突如其来的碎玻璃之声打断了议会的讨论，警察为驱散人群使用了催泪瓦斯，刺鼻的味道飘到了会场，会议被迫暂时中止。后来会议继续进行，和大多数人所预料的一样，1月9日的投票以60票支持、51票反对通过了同德国谈判的提案。贝京承认自己失败了，但由于他在大会上和会场外发表煽动性言论，以色列议会禁止他在未来三个月参加议会活动。和本－古里安判断的一样，德国赔款和其他来自国外的援助，让以色列经济得以恢复。政府用这些资金改善了住房条件，建立了一支舰队和一条国内航线，修建了公路和通信系统，建立了电力网络。德国赔款还被用于修建以色列的全国输水系统（NationalWaterCarrier），这项工程帮助以色列将水资源输送到干旱地区，让那里变得适于居住。这在干旱的中东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作为一个小国，以色列人均花费在这项工程上的费用，不但是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的6倍（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还“远远高于胡佛水坝和金门大桥等美国标志性公共建设工程”的开支。在投入人力最多的阶段，以色列每14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中就有1人参与这项工程，从事挖水渠、铺设管道、焊接等工作。这项工程的费用占到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更何况在当时经济薄弱的以色列。如果没有德国赔款，这项工程不大可能完成。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超过了德国和日本。除了经济，德国赔款还产生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多年来，大屠杀幸存者和以色列社会都回避谈论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欧洲的事情。对幸存者而言，这段回忆过于痛苦。对以色列社会而言，这个话题会让人们想起伊休夫当年没能帮助欧洲犹太人，同时想到以色列试图摆脱的那种作为受害者的欧洲犹太人的形象。在接受德国赔款后，以色列人拒绝面对大屠杀话题的态度首次出现变化。大卫·本－古里安的政治对手梅纳赫姆·贝京扮演了捍卫以色列犹太人良知的角色。关于德国赔款的争论让贝京有机会成为以色列犹太灵魂和神圣的犹太记忆的代言人，无论它们多么令人痛苦。这不但为本－古里安领导的马帕伊党下台埋下伏笔，也成为基布兹发展的转折点。在那之前，许多基布兹一律禁止任何私人财产。一切财产由基布兹成员共同拥有，包括成员的亲友送来的衣服和礼物。甚至连孩子也不由父母抚养，他们从出生起就住在基布兹的儿童之家。德国赔款让基布兹的这条政策也发生改变。生活在基布兹的幸存者认为，自己能得到赔款，是因为经历过难以形容的苦难，他们忽然拒绝将这些钱交给集体，让那些没有经历大屠杀的人使用。他们坚持认为，有些财产不能共有。在某些基布兹，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比议会会场上的争论还要激烈。一些基布兹在这个问题上同个人达成妥协，成员可以保留部分赔款，剩下一部分则成为集体资金。基布兹这一机构还将在以色列存在很长时间，但基布兹绝对平均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几十年后，基布兹开始私有化进程，取消公共财产制度，有人不无讽刺地发现，是德国赔款最早动摇了以色列这一标志性的社会主义机构。德国赔款让以色列第一次严肃对待大屠杀，几年后扣人心弦的鲁道夫·卡斯特纳审判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1955年6月，一位名叫马尔基尔·格鲁恩瓦尔德的古怪的大屠杀幸存者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针对大战期间担任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救援委员会负责人的卡斯特纳，控诉他在1944年和德国人做交易。通过后来被人们称为“物资换生命”的交易，卡斯特纳交给德国人多辆卡车，德国人则答应不把一列装着犹太人的火车开往奥斯维辛，大约1700人因此获救，其中包括卡斯特纳的家人和其他花重金购买火车上位置的犹太富人。这项交易完全公开，人们知道得救的犹太人中还包括孤儿和哈西德人。除了拯救这些犹太人，卡斯特纳还安排许多犹太人去劳动营，而不是死亡营奥斯维辛。匈牙利犹太人大多把他看成那段黑暗时期一位伟大的英雄。但其他人对他远远没有好感。他们说卡斯特纳当时只是为了救自己的家人。在纳粹统治下，他一直过得很好，但最奇怪的是，对于那些他没能拯救的犹太人，他没有告诉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他们说卡斯特纳可不是什么英雄，而是将成千上万犹太人致死的共谋。战后，卡斯特纳移民到以色列，开始与本－古里安的马帕伊党合作，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镁光灯之外。格鲁恩瓦尔德指控卡斯特纳是50万匈牙利犹太人的“间接谋杀者”，其中58人是格鲁恩瓦尔德的家人。这时的卡斯特纳已是以色列工业与贸易部的高官。为了维护名誉，政府决定指控格鲁恩瓦尔德犯有诽谤罪。虽然年事已高，没有资源，但格鲁恩瓦尔德不愿不战而败，他聘请了律师撒母耳·塔米尔（ShmuelTamir）。这位律师来自贝京的赫鲁特党，他不但制定了高明的法庭策略，还表现出过人的辩护才能，成功改变了审判的走向。塔米尔辩护说格鲁恩瓦尔德是正确的，卡斯特纳犯有通敌罪。这样，卡斯特纳——连带着照顾他的政府——就不得不针对这一指控进行抗辩。法庭最终宣判格鲁恩瓦尔德无罪，是卡斯特纳“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卡斯特纳因为被公开羞辱而避世隐居。虽然最高法院最终改判，但为时已晚。1957年3月4日，卡斯特纳在特拉维夫家门口被泽夫·埃克斯坦暗杀。和1933年阿罗佐罗夫谋杀案相似，卡斯特纳成为因同德国人达成交换协议而被杀的第二位知名犹太人。但不同于阿罗佐罗夫谋杀案，这次暗杀发生在独立后的以色列，是犹太国第一起犹太人出于政治原因谋杀犹太人的事件，但遗憾的是，这并非最后一次。跟德国赔款一样，卡斯特纳审判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在谴责卡斯特纳时，法官无意中强化了这种观点：能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多少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否则，为什么几百万犹太人都死了，唯独他们却活了下来？讽刺的是，公众对大屠杀的关注反而让一些幸存者更不愿意谈论自身经历。他们只能独自承受心中的痛苦，这种封闭的心态让这个群体显得更“不合群”。101部队的指挥官和后来的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曾回忆自己早年的基布兹生活，其中这样描述幸存者的世界：幸存者之间有自己的沟通方式，其他人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之间有时因为难言之隐不说话，有时又不惜为对方付出自己的生命。基布兹本应是充满信任的地方。谁能与这些人推心置腹？在公众看来，纳粹大屠杀对以色列的发展还产生了另一个重大影响。1955年，大卫·本－古里安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他意识到阿以冲突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走向难以预测，他不愿仅依靠西方，他认为以色列应该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英国和苏联拥有核武器，而以色列连晶体管收音机都生产不出来。一个人口不到200万、缺少科技能力的小国想拥有核武器，本－古里安的顾问中有的觉得这是异想天开，有的认为这个想法很糟糕。但对总理而言，阿以冲突和由纳粹大屠杀带来的脆弱感是发展核武器的决定因素。以色列的存在就是要终结犹太人的脆弱感，无论为此要做什么。后来在讨论核能力对以色列的重要性时，果尔达·梅厄没有提到纳粹大屠杀，而是谈到她童年时经历的集体迫害。她将以色列的核能力称为“秘密果酱”（varenye），东欧犹太人会将这些果酱藏起来，一旦发生集体迫害，他们就靠这些果酱为生，直到威胁解除。1956年，本－古里安派西蒙·佩雷斯来到巴黎，试图说服法国人帮助以色列发展核能力（当时法国正在发展核武器计划）。法国国内当时反阿拉伯情绪强烈（特别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法国人对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维希政府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也感到愧疚，因此答应了以色列的请求。此外，当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深陷泥潭，殖民主义日薄西山，法国希望通过同以色列合作来维持在中东的影响力。法国承诺向以色列派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提供用于分离钚的设备和导弹技术。在法国帮助下，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从大屠杀阴影中走出来，但正如以色列富有洞见的记者和评论家阿里·沙维特指出的，最早知道这一计划的少数几个人意识到，犹太人将在历史上第一次具备灭绝其他民族的能力。1960年，美国得知法国正在帮助以色列建立核反应堆。1961年初，致力于推进核不扩散的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他对以色列的核计划深表担忧。后来，美国和以色列签订协议，以色列承诺从1962年起允许美国官员每年访问一次以色列核反应堆所在地迪莫纳（Dimona）。但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没有发现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证据。美国人的疑心越来越重，以色列就把迪莫纳的设施藏得越来越深。以色列人修建了用于迷惑美国人的控制室，还封住了迪莫纳地下设施的入口，甚至在一些建筑旁撒上鸽子粪，制造这些建筑常年无人使用的假象。虽然以色列逃过了这些检查，但造假终非长久之计。1969年，果尔达·梅厄和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达成协议，以色列将继续开展核武器计划，但永远不会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这样一来，以色列能获得安全感，不用担心再发生大屠杀那样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与此同时又不会刺激阿拉伯世界发展核武器。德国赔款、卡斯特纳审判、以色列发展用于自卫的核武器计划（虽然只有少数以色列精英知道）——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艾希曼被捕了。这让以色列人喜出望外，但国际社会却传来谴责之声。美国犹太人的心态非常矛盾，艾希曼被捕几乎打破了十年前本－古里安和布劳斯坦达成的脆弱协议。因为不想让以色列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代言人，美国犹太委员会认为艾希曼的审判不应在以色列举行，有的成员还同果尔达·梅厄见面，表达他们对以色列即将举行审判的不满。更让以色列官员气愤的是，美国犹太委员会的领袖竟然说艾希曼犯下的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不仅仅是反犹太人的罪行”，如果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将有损这个事实。被这些观点惹怒的本－古里安在多个公开场合发表批评意见，针对美国犹太委员会的指责，本－古里安在12月的《纽约时报》上发文指出：我听到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人们指出，以色列审判艾希曼虽然合法，但不合情理，因为艾希曼犯下的罪行过于严重，属于反人类和违背人类良知的罪行，而不是反犹太人的罪行。这种话只有具有自卑情结的犹太人和不认为犹太人属于人类的人才说得出口。本－古里安提到的“反人类的罪行”就是在含蓄地抨击美国犹太委员会，指责后者谈起反人类罪能比谈起反犹太民族罪获得更大的宽慰。本－古里安的怒火不仅发向美国犹太委员会，还发向美国犹太人，他指责他们不重视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经历的苦难，他说：“美国犹太人的犹太教正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只有盲人才看不到美国犹太教的消亡之日。”那些没有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面临死亡之吻，他们逐渐……坠入同化的深渊”。本－古里安这些言论显然违背了十年前和布劳斯坦达成协议的精神。他知道布劳斯坦会勃然大怒，但他毫不介意。经过最大努力，布劳斯坦才没有同以色列决裂，但一些无法挽回的伤害已经产生。就像德国赔款戏剧性地改变了基布兹在创立之初形成的精神特质一样，谁也没有想到，一名纳粹分子的被捕，居然会再次伤及以色列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之间的关系。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审判在耶路撒冷举行。这场审判勾起了人们对几个世纪来犹太历史的回忆。公诉人指控艾希曼像法老和哈曼一样，是犹太人众多敌人中的一个。这场审判的关键不在于通过几位幸存者的证词让人们了解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而是将纳粹分子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罪行公之于众。出庭作证者当中，有的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艾希曼有过交集。但这场审判也听取了多位没见过艾希曼的幸存者的证词，他们在证人席上讲述这场战争的恐怖、自己痛苦的遭遇和纳粹分子对欧洲犹太人造成的巨大伤害。有些观察者反对这种安排，但总检察长吉迪恩·霍斯纳（GideonHausner）坚持这样做，他认为检察官员的最终职责是要为大屠杀“找到正确的历史位置”。通过这场审判，以色列年轻人接受了一场本－古里安认为他们所需要的教育。所有细节都在审判上得以呈现。证人们详细描述了他们目睹的男女老少被残忍杀害的场景。有位证人描述了她孩子是如何在她怀中被纳粹分子杀害的。另一位证人说几千名法国儿童被赶到潮湿肮脏的房间里，他们离开了父母，没有任何成年人监护。“许多孩子在半夜醒来会大声呼喊父母的名字。还有的孩子由于年龄太小，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这些孩子后来“挣扎着、尖叫着”被遣送到奥斯维辛，在那被谋杀和焚烧。有位证人朗读了她丈夫寄给她和孩子的最后一封信：“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我即将出发，开始一段漫漫旅程……不管等待我的是怎样的命运，我都接受。我不想让你们悲伤，但我真的希望能再次和你们一起生活。但愿上帝能让我实现这个愿望。”这位女士情绪失控，无法继续读下去，她把信递给在场的一位律师，让他来读，但这位律师也几乎没能读下去。来自比尔克瑙（Birkenau）的犯人说，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被“送到左边”，这意味着她们将进入毒气室。因为女儿当时穿着一件红色外套，他回忆说：“远处的红点告诉我，妻女就在那里，但那个红点变得越来越小……”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们。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证词，大概来自耶西勒·德－努尔，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奥斯维辛囚犯曾用笔名“卡－蔡特尼克135633”进行创作，这场审判后，许多以色列人才知道这位作家的真实身份。德－努尔的证词对奥斯维辛的世界做了使人入迷的描述，这里实际上是个不同的星球，他称之为“废墟的星球”。但他的发言很快变得古怪而混乱，说着说着就晕倒了。看到警察跑到证人席抢救的画面，许多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以色列人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大屠杀的恐怖。就像1947年11月等待联合国分治决议的投票结果一样，审判期间所有以色列人守在收音机前，证人们讲述的恐怖经历听得他们目瞪口呆。可以说，正是这些证词给予几千名生活在以色列的大屠杀幸存者讨论这些经历的“许可”。这在以前难以想象。以色列重视的是能够自卫的“新犹太人”，手臂上烙有囚号、身心都不堪一击的幸存者恰恰是以色列人试图忘记和超越的。他们常常对比大屠杀幸存者与新犹太人，伊休夫所产生的那种强壮的新犹太人才能用军事力量赶走英国人，击退阿拉伯人。人们的用词很能反映出态度，“在大屠杀中被杀的人一般叫‘消亡’，而在巴勒斯坦的战争中战死的犹太人叫‘阵亡’”。以色列著名记者和政治家汤米·拉皮德（他的儿子亚伊尔·拉皮德也是一名受人尊重的记者，还是未来党[YeshAtid]的创始人）是布达佩斯隔都的幸存者，他回忆起伊休夫资深成员责难幸存者的场景。他说：“他们问幸存者：‘你们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像绵羊那样温顺？’他们是拿起武器自卫的上等犹太人，而我们是面对德国灭绝行动毫无抵抗的次等犹太佬（Yids）。”更糟糕的是，一些在伊休夫出生和长大的犹太人会不痛不痒地谈起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尸体所做的事情，比如纳粹分子用尸体做肥皂。拉皮德回忆说：当时有个厨子……是奥斯维辛幸存者，手臂上文有蓝色的囚号。那里的长工叫他“肥皂”，因为人人都知道纳粹用尸体脂肪做肥皂的计划。每当他们说：“肥皂，午餐吃什么？”他就苦笑一下，然后给他们的盘子盛食物。艾希曼的审判改变了这一情况。公诉人没有回避幸存者为什么不反抗这个问题。但有一个辛酸的时刻让这类问题显得苍白无力。证人贝斯基（Beisky）详述了在1.5万名犯人的注视下，一个小男孩怎样被举到椅子上接受绞刑。绞索套意外地断了，可怜的男孩痛苦地哭泣，开始求饶。党卫军士兵再次下达绞刑命令。审判现场的一位律师显得颇为无情，问这位证人，当时上万旁观的囚犯为什么没有反应。这位证人接着说：我无法形容这种……交织着惊吓的恐怖……我们附近还有一个关押波兰人的集中营，关押了1000名波兰人……离营地100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但在我印象里，没有一个波兰人逃跑。波兰人还有自己的家，如果犹太人逃跑，能逃哪里去？我们身上穿着……染有黄色条纹的衣服，他们在我们头顶……还理掉四厘米宽的一长条头发。假设当时这1.5万人能在没有任何武装的情况下离开营地，他们能去哪？又能做什么？1943年，以色列尚未建国，纳粹暴行的消息开始传到伊休夫，出生在乌克兰的希伯来语作家哈伊姆·哈扎兹出版了短篇小说《演说》。小说的主人公名叫约德科（“约德科”[Yudke]在希伯来语中是“耶胡达”[Yehudah]的昵称，相当于英语中[含“背叛”之意的]“犹大”[Judah]），这位基布兹成员平常沉默寡言，但一天晚上他突然发表了一席成为经典的演讲：我想说，我反对犹太历史……我们从来没有创造过自己的历史，非犹太人在帮我们创造历史……历史里都有些什么？压迫、诽谤、迫害和殉难。我绝不允许我们的孩子学习这样的犹太历史，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自己先辈经历的耻辱？我会对他们说：“孩子们，自从我们离开自己的土地，流散到他乡，我们就成为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下课，出去踢球吧。”虽然这一刻来得有些晚，但艾希曼的审判让以色列社会明白，约德科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犹太人能脱离犹太历史而存在。新犹太人试图开始一段全新的犹太历史，但这场审判告诉以色列社会，只有拥抱历史，不管历史有时多么令人痛苦，犹太人的生活才能继续。法庭最终对艾希曼判以死刑。（巧合的是，审判卡西姆村屠杀的法官本雅明·哈利维也是审判艾希曼的三位法官之一。）1962年5月31日，被捕两年后，艾希曼被处以绞刑。为了不让他的墓地被人朝拜，他的骨灰火化后被洒在以色列领海之外。艾希曼不但是谋杀犯，是犹太民族具有心灵象征意义的敌人，还是犹太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民事法庭判处死刑并被执行的人。大屠杀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伊休夫时期和建国早年历史的事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伊休夫的新犹太人试图创造出的犹太人形象迥异于欧洲那些痛苦无助、惨遭折磨的犹太人。现在，新犹太人已经成为现实。以色列人可以更丰满地讲述他们自己和他们民族的故事了。对于这个年轻的国家而言，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但这让一代不熟悉大屠杀的以色列人更清楚地看到，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多么重要。
第十二章 改变国家命运的六日战争
我深爱的一切就在脚下……古老的以色列地，我青春的家园，之前被分裂的另一半祖国。——以色列诗人哈伊姆·古里写于六日战争后截至1967年，犹太国不但抵挡住建国之初敌国的猛烈进攻，吸收了100多万移民，还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国家在政治、文化等领域迅速形成了特色。毫无疑问，未来还有很多挑战需要面对，但建国19年后，以色列的情况远远好于1947年11月联合国投票时人们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想象。然而，耶路撒冷此时还处于分裂状态。独立战争期间，年轻的以色列国防军没能守住东耶路撒冷和老城，让约旦人给占去。在将近20年内，由煤渣砖块和铁丝网组成的一道墙穿过犹太国首都的心脏地带。就算以色列政府准备接受它，对许多犹太人，尤其是对宗教人士（当然不局限于宗教人士）而言，这道墙就仿佛是一道拒绝愈合的伤口。1967年独立日快到时，耶路撒冷市长泰迪·科勒克要求创作出一批关于耶路撒冷的歌曲，能够在第二届以色列歌曲节由国家电台播出。此前，以色列很少有诗人和作曲家写关于耶路撒冷的歌曲。世纪之交以来创作的几首相关歌曲中，没有提到耶路撒冷的分裂状态，也没有提到犹太人无法靠近西墙，连老城都进不去。科勒克向包括作曲家拿俄米·舍莫尔在内的五人发出邀请，请他们创作关于耶路撒冷的流行歌曲，但由于涉及的主题很复杂，这五人都谢绝了。但最后舍莫尔改变态度，写了首歌，名为《金色的耶路撒冷》。歌词第一节写道：“沉睡的树丛和石垣，为梦羁绊，这座孤零零的城市，心中横亘着一道墙。”接下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副歌部分：耶路撒冷，黄金之城；何等明亮，青铜之城；我愿如琴，将你歌颂。这首歌曲最早由年轻女高音歌唱家舒丽·拿单（ShuliNatan）演唱，立刻流行开来，电台几乎不停地广播，这位本来无人知晓的歌唱家一夜成名。一位对以色列深具洞察力的评论家说：“以色列人一直在压抑他们对另一半耶路撒冷的思念。现在，他们跟着舒丽·拿单一起歌唱，为首都的分裂哀伤。”和以色列一样，耶路撒冷现在也有了属于自己的颂歌。宗教团体对耶路撒冷的分裂尤为伤心绝望。犹太人无法访问耶路撒冷古老圣殿被毁后唯一留存的西墙。两千年来一直有犹太人在这祷告，虽然人数不多。独立战争中，以色列失去耶路撒冷老城，希伯伦和其他犹太教圣地也在敌军控制下，犹太国境内几乎没有任何一处传统犹太教圣地，这也颇具讽刺意味。在拿俄米·舍莫尔歌曲播出前一天，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他的父亲就是致力于促进不同犹太人之间交流的神秘主义者亚伯拉罕·以撒·库克拉比）向学生们讲述了19年前联合国投票那天他的个人经历。和大卫·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一样，他也无法庆祝，但出于不同的原因：全国人民涌上街头欢庆……但我没有出门加入庆祝的队伍，反而独坐家中，心情沉重。最初几小时，我无法平静，上帝在先知书中的话竟然没有实现，这简直是噩耗。先知书中说，“他们分取了我的土地！”……但我们的希伯伦在哪里？难道忘了吗？我们的示剑[纳布卢斯]在哪里？难道我们忘了吗？耶利哥（Jericho）在哪里？难道我们忘了吗？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又在哪里？这每一寸神的土地都在哪里？我们有割让一厘米的权利吗？神不许！……那一刻，我的全身无法动弹，如同受伤、被切成碎片一般。我无法庆祝。“他们分取了我的土地！”他们分割了神的土地！……我不能出门跳舞庆祝，这就是19年前的情况。据在场者说，听到这席话，他的“学生陷入沉默。他们从未看过拉比如此悲伤，如此愤慨”。他们在想，拉比到底想和他们说什么？这一地区的局势已经日趋紧张。叙利亚宣布将从上游引走以色列国家输水工程35%的水源。以色列表示这无异于战争行为，但叙利亚继续推进引水工程。随后两国在边境爆发冲突，叙利亚朝以色列村庄开火，以色列则攻击了叙利亚人用在引水工程中的大型挖土设备。1967年春天，该地区外的国家还有意煽风点火。苏联通知埃及和叙利亚代表，以色列向北调集了12个旅的兵力，做好了进攻准备。艾希科尔指出苏联情报有误，甚至邀请苏联驻以色列大使楚卡钦（DmitriChucakhin）和他一起去北部亲眼看一看（楚卡钦拒绝了邀请）。美国也坚持认为苏联情报完全有误，但叙利亚人相信了苏联。通过将以色列准备发动战争的消息告诉叙利亚和埃及，苏联实际上在为一场战争点火。几周后的5月15日，以色列举行了每年一度的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每年在不同地方举行，1967年计划在耶路撒冷举行。阅兵总是为了展示大量军事装备，体现军事实力。但1949年约以停战协议限制了以色列能开进耶路撒冷的坦克数量，为了不违反协议，参加阅兵的以色列装甲部队数量明显少于往年。苏联的警告已经让埃及和叙利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参加阅兵的坦克数量之少似乎进一步证实，以色列为了备战把坦克部署在了其他地方。在阅兵过程中，一位以色列官员将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的一张纸条递给国防军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拉宾又将纸条递给总理艾希科尔。纸条上说，埃及装甲车已经进入西奈半岛。艾希科尔和拉宾选择保持克制，但就在那一天，情报部门不断传来新的消息，内容一条比一条紧急。这个本应举国欢庆的日子一下充满了凶兆。以色列领导人不知该如何应对。一方面，他们知道纳赛尔一向喜欢炫耀军事实力，可能不是真的想打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埃及和叙利亚几个月前已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色列本来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或小规模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危机，但希望很快破灭，开罗的广播声称：“我们的军队已经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5月15日，在阿拉伯国家纪念1948年战争失利的日子（和以色列阅兵在同一天），纳赛尔宣布：“兄弟们，做好巴勒斯坦最后一战的准备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期待已久的灭亡以色列的“下一轮”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接下来的三周被以色列称为“哈姆塔纳”（hamtanah，希伯来语“等待”之意），这是以色列史上最紧张的一段时间。埃及在西奈半岛部署了5个师的兵力，每个师有1.5万人、100辆坦克、150辆装甲车和包括苏联大炮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有学者认为纳赛尔当时已下定决心开战，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他为重建阿拉伯民族自尊心而摆出的姿态，只是后来事态失控了。不管埃及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在以色列人看来他就是要发动战争。5月16日，纳赛尔采取进一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1957年以来（1956年西奈战役以后），联合国紧急部队在沿加沙和沙姆沙伊赫（Sharmal-Sheikh，这是位于西奈半岛最南端的一片地区）的国际边界线上建了几十个观察站，部署了几千人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任务是防止阿拉伯人潜入以色列，并保证埃及不会封锁蒂朗海峡（参见地图6）。但现在，大量埃及军队已经涌入西奈半岛。接下来，纳赛尔做出明显的交战行为，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Thant）将联合国部队撤出这一地区。以色列以为吴丹起码会做出形式上的反对。可吴丹立刻答应了纳赛尔的要求，甚至都没有通知联合国大会。5月19日，联合国人员全部撤离。显然，联合国并不能保护以色列不受攻击。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决定，如果埃及封锁蒂朗海峡（以色列最南端城市埃拉特[Eilat]通往红海的出海口，是以色列同东方的重要商业通道），以色列将视之为宣战行为（以色列可以名正言顺地开战）。两天后，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短短8天时间内，埃及抹杀了以色列在1956年西奈战役中获得的所有外交成果。这时外交战线最为关键。当时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是阿巴·埃班。埃班1915年出生于开普敦，婴儿时就随家人迁居伦敦，后来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古典学和东方语言。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青年联合会的活动，并成为该组织期刊的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班和哈伊姆·魏茨曼一起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工作，后来还成为英军情报部门军官，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服役。1947年，埃班被任命为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联络官，他在此时把名字改为希伯来语化的“阿巴”。后来他同时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和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1959年，他回到以色列后当选为议员。1966年，他开始了为期8年的外交部部长生涯。埃班才华横溢，能言善辩，是以色列不可多得的代言人。（多年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对埃班说：“我认为你是当今世界口才最好的演讲者。”）面对紧张的地区局势，他急忙来到法国。在11年前的西奈战役中，法国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并一直是以色列重要的军备供应国。但埃班出发时就担心这种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不久前，法国外交部总司长埃尔韦·阿尔方（HervéAlphand）表示：“法国对‘以色列生存权’的承认和法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之间并不矛盾。”以色列人都明白，阿尔方只不过嘴上说说“以色列生存权”，实际在意的却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友谊”。埃班同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会谈，证实了他先前的担忧是正确的。夏尔·戴高乐坚持认为，应当由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共同解决中东地区危机。但这个要求显然不现实，因为不存在让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何况苏联在一旁煽风点火，不会致力于外交解决。戴高乐还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开火”。埃班指出封锁蒂朗海峡构成交战理由，戴高乐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法国领导人根本不在乎埃及的封锁行为对以色列经济产生的影响。埃班提醒他，1956年法国曾许下承诺，一旦遭到埃及封锁，法国将认可以色列的作战权。戴高乐若无其事地说：如今是1967年，而不是1956年。对法国失望后，埃班前往伦敦，同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会面。在伦敦，他得到了一定支持。威尔逊告诉他，英国内阁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一定不能让封锁政策得逞”。1957年，为了让以色列离开西奈半岛，美国承诺，如果埃及再次封锁蒂朗海峡，美国承认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离开伦敦来到美国后，埃班同林登·约翰逊的会谈让他失望。约翰逊同意埃及封锁蒂朗海峡属于“非法”行为，但他告诉埃班，美国正在制订“红海赛舟”（RedSeaRegatta）计划，准备让40个海洋大国派出国际船队穿越蒂朗海峡，维护国际海事权，确保蒂朗海峡自由通行。埃班心神不宁地离开会场。以色列处在生死关头，而约翰逊显然忙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大可能落实“红海赛舟”计划。和戴高乐一样，约翰逊也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发动进攻。这位美国总统说：“只要不一意孤行，以色列就不会孤立无援。”这和1957年美国许下的承诺相距甚远。同法国一样，美国也违背了当初的诺言。埃班在国际社会东奔西走，没有取得太多成果。以色列国内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国家领导人面临一个关键选择：是按照美国的要求继续等待，还是先发制人、占据上风。列维·艾希科尔认为以色列应该等待，他说：“首先发动战争在政治、外交乃至道德上都说不过去。我们必须保持克制，让军队再等一周、两周或更长时间……我们必须表现得足够成熟，才能经受住这场考验。”5月27日，内阁投票决定保持克制，继续等待。5月28日，艾希科尔发表广播演讲，试图让民众保持冷静。他说，以色列仍然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但他的演讲彻底失败了。总理的英文稿撰写人耶胡达·阿夫纳回忆说：演讲过程中不断出现他翻稿子的声音，伴着反反复复的“呃，呃”，似乎艾希科尔不知道自己念到哪了，又像是他不明白稿子上新加上去的“负责任的决策”“共同目的”等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断断续续地演讲下去，不断出现“呃，呃”……收听他讲话的以色列人民本来就担惊受怕，他讲得越不流利，就显得他越没主见和惶恐，虽然他在演讲末尾向大家保证，一旦受到攻击，以色列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这次失败的广播讲话后来被称为“结巴演讲”。阿夫纳还说：“突然，整个国家显得非常无助，就像没了领导人一样。以色列的敌人幸灾乐祸，而战壕中的以色列战士愤怒地摔掉收音机，流下失望的眼泪。”《国土报》一位著名专栏作家写道：“如果一个经历过大屠杀的民族还会信他的话，让自己再次涉险，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艾希科尔出现这种状况是有原因的。他本来计划在家里把讲话录下来，但他审稿太迟，等他改完后，演讲稿上满是删除符号、批注和箭头。后来演播室通知他已经来不及提前录音，总理只好拿着涂满修改、不好辨认的稿子到现场念。但覆水难收，公众对他的信任已不复存在。有人呼吁他下台，还有人建议由本－古里安担任临时总理。《国土报》另一位专栏作家第二天写道：如果我们相信艾希科尔在此紧要关头确有能力驾驭国家这艘巨轮，我们愿意追随他。但昨晚他发表广播讲话后，我们已不再相信。现在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让本－古里安担任总理，摩西·达扬担任国防部部长，艾希科尔只需负责国内事务。军方对总理按兵不动的决定深感失望。时任步兵旅指挥官的阿里埃勒·沙龙将军正处在事业上升期，他认为等待下去是个战略错误：今天我们亲手放下了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即敌人对我们的恐惧。我们本来有实力摧毁埃及军队，但如果在自由通行问题上退让，我们就打开了通往以色列毁灭的大门。无论如何，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未来将付出更高的代价。……以色列人民已经做好准备，去发动一场正义的战争，去战斗，去付出代价。现在的问题不仅关乎自由通行，还关乎以色列人民的生存。5月19日，约旦国王侯赛因飞到开罗会见纳赛尔。纳赛尔拿出埃及同叙利亚一年前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侯赛因说：“再给我一份同样的文件，把里面的叙利亚全部换成约旦，事情就成了。”以色列在建立和维护同约旦的关系上投入很大。独立战争期间，双方虽然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发生冲突，但双边关系没有完全破裂。19年来，虽然许多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潜入以色列发动袭击，但约以边境总体来说还算安宁。但现在，面对难以承受的压力，约旦国王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参战。约旦还和叙利亚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这意味着以色列可能要同时面对叙利亚、约旦和埃及在三条战线上的进攻。一天后，同1948年时一样，伊拉克部队来到埃及，急切准备加入战斗。与此同时，美国几乎无所作为。美国没有组织船队突破蒂朗海峡的封锁，而以色列已经没有时间等下去了。美国和英国号召其他国家站在他们这边，但几乎没有国家响应。约翰逊宣布，他已经看不到任何解决危机的办法。美国此时深陷越南战争，白宫不愿在另一场军事冲突中投入宝贵的政治资本，径直拒绝了以色列在导弹、坦克和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上的请求。从法国传来的消息更加糟糕。戴高乐曾告诉埃班，首先开火的国家将遭到武器禁运。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战争还没爆发，他就禁止将武器卖给以色列。显然，他判断以色列无法打赢阿拉伯人，他准备利用这一机会恢复法国同伊斯兰世界的长期关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拉宾因为压力太大而病倒。他几乎吃不下饭，每天抽约70根烟，喝大量咖啡——然后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症状。民众此时已经非常紧张，如果得知最高军事指挥官在大战前精神崩溃，只会进一步陷入恐慌。所以拉宾对外宣称自己“尼古丁中毒”。拉宾的医生更诚实，称之为“急性焦虑症”。约西·克莱因·哈勒维对以色列社会的观察一向深刻，他指出：“以色列当时面临的不是普通战争，这场战争关系到以色列的生存和犹太人主权梦想的终结，巨大的责任压垮了拉宾。”拉宾只休息了一天，接受治疗后，又回到了军营。以色列当时最主要的盟友是世界犹太人。一听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欧洲和美国犹太人都明白这次危机非同小可。大屠杀期间美国犹太人做得不够，他们不愿再犯同样的历史错误。他们开始为以色列捐钱，组织集会，对华盛顿施加政治压力。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支持以色列的集会有15万人参加，成为美国犹太人组织的规模最大的集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IsraelPublicAffairsCommittee]这时已经存在，但十年后才真正具有影响力，成为美国犹太人在国会山最重要的游说集团。）犹太求助联合会（UnitedJewishAppeal）的“紧急募捐”筹集了3.07亿美元。正当全世界犹太人担心以色列能否抵抗住阿拉伯国家进攻时，美国犹太人行动了起来，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美许多犹太人捐出了大量财产，为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俄亥俄州比奇伍德（Beachwood）的一对夫妇将他们装修房子的资金全部捐给以色列。但阿拉伯世界也觉醒了。5月26日，纳赛尔宣布：“我们最基本的目标就是消灭以色列。”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Shukeiri）在1957—1962年曾担任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代表，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在战争爆发前，他宣称：“这场战争后，没一个犹太人能活下来。”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也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许多民众聚集在大街上高喊“让犹太人去死”“把犹太人赶进大海”等口号。赫茨尔和比亚利克时代的欧洲来到了中东。就在21年前，奥斯维辛的焚尸炉每天焚烧几千名犹太人；就在5年前，艾希曼审判让以色列人再次感受到大屠杀的恐怖。而此刻，阿拉伯世界也开始故意使用与大屠杀有关的意象。在埃及报纸的一幅漫画中，一只手持刀捅进一颗大卫星的心脏，底下的签名为“尼罗河石油和肥皂公司”——显然在影射纳粹分子用犹太人的尸体做肥皂。以色列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拉比们在全国各地划出准备用作集体公墓的土地。拉马特甘的体育场被征用为可以埋葬4万人的墓地。酒店全部停业，准备用作急救站。学校改建成防空洞，每天举行防空演习。人们还制订计划，准备将以色列儿童送到欧洲避难，这不禁让人想到1938—1940年将许多犹太儿童送到相对安全处（大多数送到了英国）的“儿童转移”（Kindertransport）计划。以色列情报机构向艾希科尔汇报，说西奈半岛发现了埃及的毒气设备，但以色列防毒面具库存严重不足。艾希科尔用意第绪语（他年轻时在欧洲说的语言）小声说道：“即将血流成河。”甚至出现了黑色幽默——以色列人开玩笑，说以色列唯一的国际机场打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最后离开者，请关灯。”到6月1日，约翰逊帮助以色列打开海上通道的“红海赛舟”计划显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搁浅了。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Rusk）被问道，美国是否会约束以色列，不让它首先开火。腊斯克回答：“我不认为我们有职责约束任何人。”以色列有了可以进攻的第一个信号。在国内，艾希科尔明白民心不稳，而政府这时最重要的是要能显示出团结一致。他建立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团结政府”（unitygovernment），让反对党领导人进入内阁，包括长期被本－古里安在政治上边缘化的梅纳赫姆·贝京。团结政府大大提高了贝京在以色列政坛的地位。应众人要求，摩西·达扬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达扬当时并非艾希科尔领导的工党的成员，而是本－古里安领导的拉菲党（Rafi）成员。以色列民众从未见过团结政府，精神紧张的他们为达扬的上任拍手称快。让贝京的同事感到意外的是，贝京居然建议本－古里安在危机期间担任总理一职。虽然本－古里安没有答应，但他改变了对贝京的看法，两人的关系得以改善。他后来说：“如果我以前就像现在这样了解贝京，历史的面貌会不同。”1967年6月1日周四，团结政府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第二天和总参谋部、国防委员会成员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军的地下作战中心会面。在周五的会议上，以色列政府决定首先发动战争。6月3日周六，包括沙龙、拉宾、叶沙雅胡·加维什（YeshayahuGavish）在内的几位将军向政府提交了作战计划，达扬说第二天的内阁会议将授权军队行动。周日，在持续7小时的会议上，达扬向内阁提交了作战计划。当时的形势已非常严峻：埃及在西奈半岛至少有10万兵力和900辆坦克；在北部，叙利亚有7.5万兵力和400辆坦克；约旦有3.2万兵力和300辆坦克。总共算下来，以色列要面对20.7万敌军和1600辆坦克。如果动员全部预备役部队，以色列的军力能达到26.4万人，但只有800辆坦克。以色列的飞机数量更不容乐观，阿拉伯国家共有700架飞机，以色列只有300架。达扬认为，只要立刻发动进攻，以色列就能够赢得战争。他请求内阁批准第一轮军事行动，另外又要求由他和艾希科尔单独决定行动时间。内阁最终以12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对埃及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由达扬和拉宾决定行动时间。特拉维夫以南12英里处，是地中海沿岸小城雷霍沃特，附近泰勒诺夫（TelNof）空军基地驻扎着第55空降旅。6月5日早上7点10分，空降旅的士兵惊奇地发现几十架飞机从这起飞，向南超低空飞行。90分钟后，它们又飞了回来。除了这里的士兵，几乎没人能看到这一幕。7点30分，200架以色列喷气式战斗机飞往埃及，准备袭击。以色列知道，这个时间点埃及飞行员正在吃早饭，飞机无人看管。这次行动极其冒险，几乎全部以色列飞机加入了攻击编队，国内只留12架飞机保卫领空安全。为了躲避埃及雷达，执行空袭任务的飞机飞得极低，有时离地面只有15米，极险。一位空降兵后来回忆说，飞机飞得特别低，他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一架。为了不暴露位置，所有飞行员不得使用无线电通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使用无线电求救。如果遇到无法独自解决的危险情况，只能让飞机在大海上坠毁。约旦雷达发现了以色列飞机，但由于埃及在没有通知约旦的情况下更换了频率代码，约旦无法向埃及发出警告。这是个致命的错误。长达3个小时的多轮进攻（以色列飞机飞回基地加油和装弹后继续飞往埃及）后，以色列摧毁了几百架埃及飞机，三分之一的埃及飞行员被炸死，13个基地无法正常使用，23个雷达站和防空设施被摧毁。埃及空军基本上全军覆没。以色列损失了17架飞机，牺牲了5名飞行员。其中一架飞机受损后飞到以色列核反应堆所在地迪莫纳的上空。由于飞行员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地面，以色列自己发射了“霍克”防空导弹将之击落。上午10点35分，第一架飞机起飞3个小时后，伊扎克·拉宾收到一份简报：“埃及空军已不复存在。”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以色列将承受不少损失，但在得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以色列国防军的领导们已经明白，在战火全面爆发前，以色列已基本赢得这场战争。以色列人联络上约旦国王侯赛因，请求他不要加入冲突。虽然当时约旦已经向以色列开火，但以色列人承诺只要约旦不再开火，以色列将继续接受两国1949年签订的停战协议。然而，侯赛因可能真的相信埃及在这场冲突中像纳赛尔断言的那样乐观，同时也担心不参战会引发民众的愤怒，他命令约旦军队越过了停火线，空军也进入待命状态。上午11点50分，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空军对以色列发起进攻，但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内，以色列空军不但击落和赶走了全部敌机，还炸毁了约旦和叙利亚的空军基地。6月5日这天，以色列共摧毁了400多架阿拉伯飞机，赢得战争的制空权。在地面，以色列军队切断了加沙地带和埃及之间的联系。第二天，以色列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沙姆沙伊赫，解除了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6月5日，在前往自己宣誓就职典礼的路上，梅纳赫姆·贝京听到来自约旦的炮火声。他没有感觉到危险，而是看到了机会。当内阁成员在一个摆满旧家具和清洁工具的地下室开会时（此前有炮弹落在议会大楼前的草地上，于是内阁将开会地点改到这），贝京建议以色列充分利用侯赛因加入冲突的机会收复耶路撒冷老城。艾希科尔担心这场战斗的代价会很高，贝京则像往常一样将冲突放在犹太历史的背景下审视。他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约旦军队不堪一击，而我们的军队就在老城城门下。我们的士兵几乎能看到西墙。我们怎么能不让他们进去？这是历史给我们的绝佳机会，如果不抓住，后人不会原谅我们。”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指挥部命令两个营的兵力“冲过将东西耶路撒冷隔开的障碍，穿越雷区和战壕，到达斯科普斯山”。这些战士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占领老城，“抹去1948年的耻辱”。第二天，空降兵乘坐大巴进入耶路撒冷。虽然他们可以听到城市另一边的轰炸声，但1948年以来由以色列控制并成为首都的西耶路撒冷静如止水。这份平静让他们既感动，又有点窘迫。战士们唱起三周前风靡全国的拿俄米·舍莫尔创作的歌曲，划破了平静：“耶路撒冷，黄金之城；何等明亮，青铜之城；我愿如琴，将你歌颂。”这些“琴”不知道他们即将投入一场恶战。以色列出师不利。由于情报有误，以色列首先进攻老城外一个约旦军队的据点，这个地方现在叫弹药山。以色列相信以军人数是约旦守军的三倍，但约旦部署在那的军力远远多于以色列的判断。战斗从6月6日凌晨2点30分持续到早上6点30分。迈克尔·奥伦在描述战斗结果时写道：“以色列的尖兵分队全军覆没。三辆谢尔曼坦克中一辆被击毁。约旦军队躲在战壕里，其他两辆谢尔曼坦克无法将炮管调到这么低的角度射击。为了避免误伤自己，以军无法请求炮兵火力支援。空降兵的背包太宽，不能在敌方战壕里自由穿行，只能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前进。”这是阿以冲突中最血腥的战斗之一，在4小时的战斗中，以色列损失了35名战士，约旦有71名战士丧生。尽管如此，第二天早上4点30分，以色列士兵经过一夜鏖战，还是进入老城外的无人区，几小时后控制了老城城墙外所有阿拉伯区。以色列士兵蹲下来，等待内阁的决定和命令。上午9点15分，时任第55空降旅指挥官的莫塔·古尔（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终于得到命令：“立即进入并占领老城。”莫塔坐在地上，端详着城墙围绕的老城。那个早晨晴朗、凉快，阳光照上他的背。圣殿山上金色和银色的穹顶在他眼前闪光。他闭上眼睛，似乎在祈祷。他即将步入这块犹太人的圣地，仿佛与大卫王走在一起，他曾经征服耶路撒冷，将它作为自己的首都；与犹大·马卡比走在一起，在圣殿遭到希腊人的亵渎后，他来此清洁了圣殿；与巴尔·科赫巴走在一起，他和罗马人奋力一搏，最后输掉了争夺耶路撒冷的战争。在随后许多个世纪里，犹太人被迫离开这里，只留下无法抹去的回忆。现在，这片圣地又从梦想中走了出来，在触手可及处熠熠生辉。古尔命令他的空降部队从狮门进入老城。一小时后，他们已经冲进老城城门，来到圣殿山。莫塔·古尔拿起无线电发报机，发出了一句后来在以色列广为传颂的话：“圣殿山已经在我们手上。”仅在三周前，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还悲痛地喊：“我的耶路撒冷在哪里？”这把当时在场的学生震住了。现在，他随着刚刚占领老城的空降兵从圣殿山走到西墙前。在场的还有国防军大拉比什洛莫·戈伦（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大拉比）。戈伦手里拿着羊角号和《托拉》，被抬到另一人的肩上。但他情绪太激动了，没能吹响传统的羊角号。一位吹过小号的士兵让戈伦把羊角号递给他，由他吹响了羊角号。上一次在这里吹响羊角号的，还是不顾英国禁令的伊尔贡成员，他们一吹完就得逃跑，现在已经没有逃跑的必要。几千年后，犹太人终于再次控制了西墙和圣殿山。到6月7日，战争爆发不到两天，埃及和约旦军队已被击溃。纳赛尔下令全军撤退。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在停火协议上签字，因为他想在停火协议中加入一条类似1956年那样的条款，要求以色列撤离西奈半岛。但借用戴高乐的话，如今是1967年而不是1956年，以色列不会答应。纳赛尔明白已经完全没有希望收复失去的领土后，才于6月8日午夜接受了停火协议。正当南部和中部作战正酣之际，国防军领导人已经在激烈讨论如何在北部采取行动了。达扬和艾希科尔反对占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认为叙利亚军队没有越境意图，将战火燃烧到北部，可能成为苏联干预这场战争的借口。但其他人不同意。6月8日，以色列北部战线指挥官大卫·埃拉扎尔找到艾希科尔，试图说服他占领戈兰高地。他提醒总理，多年来，以色列北部的居民经常遭到叙利亚军队炮击，长期担心叙利亚人潜入境内。每当遭到叙利亚军队炮击，以色列人只能躲进防空洞，出来后发现房子被炸毁，公共建筑被损坏，农田燃起熊熊烈火。他们长期生活在恐惧当中，担心自己，担心孩子，每天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现在有机会一劳永逸地解除威胁，让以色列北部的生活重归安宁。
地图1 约公元前1100年大卫王时期的犹太王国大卫王是古代以色列人的第二位国王，他将犹太人零散的支派扩展为一个王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在中东建立犹太国能够实现犹太民族回到先祖之地的梦想。19世纪末形成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只是将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梦想转变为一个政治运动。参见第2章。
地图2 1914年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巴勒斯坦的犹太城镇和村庄分布19世纪末，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犹太人开始大量移民巴勒斯坦。当时控制这一地区的奥斯曼帝国试图限制犹太人移民，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犹太人还是建立了许多社团。这些社团有的发展成基布兹（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的产物），有的按照欧洲模式建立起现代城市如特拉维夫等。参见第4章。
地图3 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战败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地。1917年发表的《贝尔福宣言》中，英国声称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没有明确划定“民族家园”的范围。1937年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暗示“民族家园”包括约旦河两岸。1948年宣布建国的以色列只包含英国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部分领土。参见第5章。
地图4 1937年皮尔委员会方案1936年英国委派皮尔委员会到巴勒斯坦解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持续升级的冲突。1937年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第一次提出分治（“两国方案”的最早版本），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伊休夫勉强接受了这一提议，但阿拉伯领导人拒绝接受。参见第6章。
地图5 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建议将巴勒斯坦划分为犹太国和阿拉伯国。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81号分治决议。虽然划分给犹太人的领土只占委任统治地的12%，但犹太人接受了这一决议，而阿拉伯领导人再次拒绝并在第二天发起战争，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独立战争。参见第7章。
地图6 1967年六日战争后的以色列1967年6月，面对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的战争威胁，以色列空军先发制人，在战争爆发前摧毁了埃及几乎所有的空军力量。在六天的闪电战中，以色列将领土扩大了三倍多，占领了42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包括埃及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多年后，1967年战前边界将成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和巴勒斯坦最终建国后同以色列的参考边界。参见第12章。
地图7 阿隆方案1970年，伊加尔·阿隆就1967年占领的土地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谷一批定居点，这些领土能够起到战争预警作用，提早发现来自东面的进攻。约旦河西岸其他领土归还巴勒斯坦人或约旦。虽然该方案没有成为以色列正式文件，约旦也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但很多以色列定居点在约旦河谷得以建成。在“阿隆方案”之后，几十年来出台了多个划分约旦河西岸的提议。参见第13章。
地图8 1993年《奥斯陆协议》《奥斯陆协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协议规定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将分阶段获得巴勒斯坦领土的管控权。A区在协议制定后就交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B区由巴以双方共管，C区由以色列单独控制。但几年后，随着伊扎克·拉宾总理的遇刺和巴勒斯坦暴力运动的兴起，《奥斯陆协议》最终失败。参见第16章。注：本书地图皆源自原书插图。部长级国防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了埃拉扎尔的申述，以及拉宾关于占领北部山区的作战计划。达扬听后还是无动于衷，他仍然担心北部军事行动可能让苏联介入战争。那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弄错船只所属国，在埃及海岸轰炸了美国海军的“自由”号，34名美国船员遇难，171人受伤，船只受到重创。当时正值美以关系的灾难性时刻，美国人对以色列愤怒至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让苏联加入战争，自然是轻率的。会后，拉宾打电话给埃拉扎尔，告诉了他委员会的讨论结果。埃拉扎尔感到失望，认为政府依旧不对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居民负责。他后来抱怨说：“在给我们造成这么多麻烦，又是炮轰又是骚扰后，现在还让这些自负的混账东西留在山顶上继续对我们作威作福？如果以色列国不能保护我们，我们至少有知情权，他们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不属于这个国家，没资格得到军队的保护。他们应该让我们逃离家园，结束这段噩梦！”凌晨两点钟，军事指挥官已经筋疲力尽，便散了会，上床休息。但早上6点，达扬醒来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打电话给中央司令部，从那得知虽然以色列军队还没有向北发动进攻，但驻扎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军队已经溃不成军。6点45分，达扬直接打电话给埃拉扎尔，命令他立即对戈兰高地发动进攻。拉宾得知这一消息后，赶紧打电话给埃拉扎尔，提醒他中央司令部对戈兰高地的判断完全错了。他说：“叙利亚军队根本没有崩溃。你得做好准备，他们会拼尽全力，顽强抵抗。”拉宾判断得没错，这场战斗很激烈，以色列损失惨重：115名士兵阵亡，306人受伤。但叙利亚伤亡更严重，6月9日晚上，以色列已经占据上风，叙利亚的防线在崩溃。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开往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西40英里处的库奈特拉（Kuneitra），攻占下这座城市后，叙利亚同意签订停火协议。6月10日下午6点30分，六日战争基本结束。这场战争非常短暂，只持续了132小时。以色列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埃及死亡人数在1万—1.5万之间，5000多人失踪，几千人受伤。约旦损失了700名士兵，6000人失踪或受伤。在北部战线，450名叙利亚人死亡，将近2000人失踪或受伤。埃及军队只剩15%的军事硬件完好无损。以色列损失了679名士兵（后来有的以色列数据将死亡人数定为约800人），2567人受伤。这场战争大幅改变了以色列的领土。战争期间，以色列一共占领了4.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领土较战前翻了3倍多（参见地图6）。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俨然成了另一个国家。已经对犹太人无法去这些地方习以为常的哈伊姆·古里在六日战争后说：“我感觉已经死去，又醒来，复活了。”分裂的国家终于统一了。“我深爱的一切就在脚下，这片无主之地像梦境般呈现。古老的以色列地，我青春的家园，之前被分裂的另一半祖国。”独立战争期间，有大约70万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来到附近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拒绝他们成为公民，让他们成为永久性难民）。六日战争再一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发现自己不再生活在约旦统治下，而是回到以色列控制下。在1967年，大约125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他们的命运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和1948年战争后一样，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新历史学家”学派）对六日战争的解读也和主流叙事不同。有的声称，1948年本－古里安不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决策，一直让好战的帕尔马赫成员深感不满，正是这些人挑起了六日战争。比如，以色列犹太裔政治专栏作家哈伊姆·哈内格比写道：“必须记住，在1967年，军队的指挥官们仍是当年的帕尔马赫成员，他们热切希望利用六日战争来实现1948年未实现的事情：接管巴勒斯坦人剩下的领土，通过征服的力量，建立真正的大以色列。”他们中还有人认为，是经济失败导致战争爆发，政府希望通过战争转移人们对高失业率的关注。“1964年以来，不断升级的冲突是‘不必要的’，因为阿以冲突并不是这场战争的根源。这些年来，以色列一直在放弃它的社会原则，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影响，采用武力是……某种战略选择。”这些年来已日益清楚的是，这类观点听起来雄辩滔滔，但并不符合历史。战争发生30年后，那一时期的文件已被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解密（阿拉伯国家的档案仍在封存，其解密遥遥无期）。通过阅读这些文件，我们能够相对客观地还原当年的外交史，正如迈克尔·奥伦在其权威之作《六日战争》中所写：“以色列不顾一切试图避免战争，直到战争前夜，还在尝试各种可能避免战争的途径。”枪声停息、威胁解除后，以色列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氛围中。犹太国不但生存下来，还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这一次，以色列被法国人背叛、被美国人拒绝、被苏联人威胁，但孤军作战的以色列在战争中大获全胜。过去那群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的地下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军队。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犹太人不用生活在危险中，可以肆无忌惮欺负犹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敌人一拿起武器犹太人就害怕地退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犹太人再也不用担心下一场大屠杀就在眼前。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曾梦想犹太人在先祖之地享有主权，这一天终于到来。
为此感到兴奋的不仅是以色列人。在苏联犹太人看来，以色列犹太人的形象和他们从小认识的犹太人形象完全不同，他们突然为自己是犹太人而骄傲。此后，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美国犹太人也很兴奋，六日战争后的一年，1.6万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超过建国以来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总数。就在空降兵为占领耶路撒冷老城而欢庆时，拿俄米·舍莫尔正在西奈半岛，准备为那里的战士演出。这时，她从广播里听到耶路撒冷的战士正在唱她的歌《金色的耶路撒冷》，她在歌词中把耶路撒冷描述成一座“孤零零的城市，心中横亘着一道墙”，她意识到六日战争后，这句歌词已经不合时宜。于是她将一位战士的背当作桌子，迅速写下新的歌词：我们重新回到水井旁回到这里的市集和广场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又传来羊角号的声响天空中仿佛闪耀着千百个太阳连石缝里也沐浴着金光我们[这一次]路过耶利哥去观赏死海的波浪犹太复国主义者长久以来梦想安全、自信、自豪和国际赞赏，这个梦终于实现。但并不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