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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一個民族的重生3

第七章伊休夫抵抗英国统治，阿拉伯人反对分治决议

在革命战争中，双方都使用武力……自由战士必须武装自己，否则将在一夜之间被击溃。 ——梅纳赫姆·贝京《反抗》 1942年11月22日，犹太代办处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一次专门讨论欧洲犹太人问题的会议。次日，大会发表了一份官方宣言，声称纳粹为了达到灭绝犹太民族的目的，正在有计划地谋杀犹太人。伊休夫内一些年轻人立刻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拯救欧洲犹太人。参会人中有一位耶希埃尔·卡迪沙伊，他是正在英军服役的伊休夫犹太战士，刚从位于埃及伊斯梅利亚（Ismailia）的军事基地回来休几天假。据卡迪沙伊后来回忆，会议期间突然走进来一位穿着短裤、戴着眼镜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他身材矮小精壮，安静地坐在一旁。在讨论过程中，这位迟到者站起来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如果想拯救波兰犹太人，只有一个办法。只要欧洲犹太人知道无处可去，他们就没有动力逃离波兰。他还指出，希特勒的势力还没有危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还有机会得救。这位年轻人接着说，要想解救这些欧洲犹太人，英国必须让巴勒斯坦向犹太移民开放，而要想让英国人解除对海岸线的封锁，犹太人必须大规模使用武力。如果想拯救欧洲犹太人，伊休夫就得向巴勒斯坦的英国人发起进攻。说完这席话，他坐了下来。这次会议并没有达成任何决议，但卡迪沙伊很欣赏这位年轻人的勇气。离场时他问一位朋友，刚才发言的人是谁，朋友告诉他：“他是波兰贝塔尔组织的领导人，曾被苏联人关押，出狱后刚来到这。他叫[梅纳赫姆·]贝京。” 犹太人即将发动对英国人的起义。让人有点惊讶的是，伊休夫很少讨论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伊休夫领导人后来因此受到批评。梅纳赫姆·贝京那种充满向往的谈话只是偶尔能听到，但实际上，伊休夫做不了什么。那类谈话中有个计划是将犹太人空降到欧洲搜集情报，寻找幸存者，并帮助英国对抗纳粹分子。这些空降兵中最有名的是汉娜·西纳什。西纳什出生于匈牙利，1939年高中毕业后移民巴勒斯坦，很快成为一名哈加纳成员。1944年3月，她空降到南斯拉夫，希望从那里进入匈牙利。她的目的是帮助匈牙利那些即将被驱逐到奥斯维辛死亡营的犹太人。德国人在匈牙利边界将她逮捕。在狱中她惨遭折磨，1944年底在布达佩斯遭处决。很快，她和萨拉·亚伦松一样成为犹太民族的英雄，在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中受到传颂。1950年，她的遗体被带回以色列，同雅博廷斯基和以色列几位总理一起埋葬在耶路撒冷的赫茨尔山。然而，不管在欧洲还是巴勒斯坦，这些行动虽然英勇，但对于身处困境的犹太人而言远远不够。在欧洲，纳粹分子正在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伊休夫同时与阿拉伯人和英国人战斗。许多英国高级将领毫不掩饰他们对犹太人的鄙视。英军在巴勒斯坦的总司令伊夫林·巴克（Evelyn Barker）将军就常常在给情人的信中表达他对犹太人的厌恶，有封信这样写道：“我恨透了他们……我们为什么害怕说出我们恨他们？我们应该让这个民族知道我们的想法，这个令人生厌的民族！” 一些伊休夫成员对英国人也充满厌恶。到巴勒斯坦不久，梅纳赫姆·贝京就被要求担任伊尔贡的领导人。他满口答应下来，很快，他不顾伊休夫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在他看来，对犹太人而言，英国人是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大敌人。贝京吹响了“反抗”英国人的号角。伊尔贡喜欢使用武力，对英国人的仇视也更公开，但伊尔贡并非伊休夫最极端的地下组织。1940年7月，从伊尔贡分裂出来的另一个组织更为极端。该组织领导人亚伯拉罕·斯特恩写过不少诗歌，他常在作品中表达对以色列地深沉的爱恋。斯特恩本来计划到意大利读博士学位，但他认为犹太人在赶走英国人解放巴勒斯坦的事业上做得不够，就放弃了学术追求，成立了一个更为好战的组织。几十位伊尔贡成员追随斯特恩，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地下武装，取名为“以色列自由战士”（Lochamei Cherut Yisrael），其希伯来语首字母缩称“莱希”（Lechi）是这个组织最广为人知的名称（该组织的反对者又称他们为“斯特恩帮”）。英国正在同纳粹作战，伊尔贡对于是否应该同英国全面开战一直犹豫不决，而莱希认为英国人是伊休夫更大的敌人，因此对英国人发动了激烈的游击战，主要表现为一些小规模行动，包括暗杀英国军官和政府官员。1942年2月，在英军一场大规模搜捕行动中，斯特恩死于枪战。 1944年11月6日，正当汉娜·西纳什在布达佩斯被处决时，莱希的一次行动惹怒了整个伊休夫。两名莱希成员埃利亚胡·贝特－祖里（Eliyahu Bet-Zuri）和埃利亚胡·哈基姆（Eliyahu Hakim）将负责中东事务的英国国务大臣莫因（Moyne）勋爵在其开罗的家门口刺杀。他们还杀害了莫因勋爵的司机。任务完成后，他们很快被愤怒的群众围住，最后被判处绞刑。在审判期间，这两位埃利亚胡声称，他们刺杀莫因勋爵的原因是他反对犹太人移民，这是对犹太民族的犯罪行为，这当然不能说服英国法庭。莱希成员在这次行动中连司机也不放过，让许多伊休夫成员认为莱希不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而是一帮杀手。伊休夫领导人越来越担心犹太极端准军事组织会让英国人迁怒于整个伊休夫。经过本－古里安批准，哈加纳决定取缔其他准军事组织。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这一段时期被称为“狩猎季”），帕尔马赫中的一支特种部队开始负责搜查伊尔贡和莱希成员，抓到后立即将他们交给英国人，哪怕非常清楚英国人会对他们处以绞刑。贝京反抗英国人的行动并没有因此有所收敛，但他同时也拒绝同哈加纳作战。本－古里安似乎没有像贝京一样感到不安。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安妮塔·沙皮拉后来评论说：“‘狩猎季’并不是本－古里安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他从未对此表达过悔意。” 在欧洲，同盟国与纳粹的战争取得了进展。1945年5月8日，德国人无条件投降，4 个月后的9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6000万人死于这场大战（占1940年全球人口的3%），其中包括死于大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占犹太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几年后在反思这场浩劫时，本－古里安说：“如果（皮尔委员会提议的）分治决议能得以执行，我们民族的历史将完全不同，这600万人大部分会来到以色列，逃过被杀害的命运。” 战后英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冷战的威胁无处不在，阿拉伯石油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为了避免引发阿拉伯人的反抗，英国工党政府没有改变白皮书的政策，也并没有像《贝尔福宣言》所承诺的那样着手建立犹太国。并非只有英国人反感犹太人，到处弥漫着对犹太人的敌意。在安置难民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将犹太难民和德国难民放在同一个难民营，当犹太人提出不愿意和刚刚还迫害他们的人待在一起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挖苦地回复说，将犹太人和德国人分开才会让德国的种族主义政策阴魂不散。也并非每个美国领导人都同情犹太人。1945年，乔治·S.巴顿将军在日记中写道：“[其他人]认为难民是人，但其实不是，特别是那些比动物还低贱的犹太人。”巴顿曾带着他的指挥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去参观犹太难民为了过赎罪日而临时修建的一座犹太会堂，他回忆说：“我们走进那个犹太会堂，看到里面挤满了我所见过的最肮脏的一群人。当然，我一开始就接触了这些人，看看他们的相貌和举止，他们居然好意思声称自己是按照上帝的模样创造出来的，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这些难民虽然在大屠杀中逃过一劫，但身体已经非常羸弱，迫切希望移民到其他国家。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犹太难民的民意调查，96.8%的人想去巴勒斯坦。美国要求英国停止移民限制，放开土地买卖，让10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但美国自己在战争期间禁止犹太人入境，这个要求没有说服力，遭到英国拒绝。战后伊休夫开始大量接收非法移民。1945—1948年，为了拯救幸存下来的欧洲犹太人，伊休夫帮助许多想努力活下去的犹太人非法进入巴勒斯坦。这些伊休夫成员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在海边迎接大大小小的难民船，带难民上岸，再赶紧将他们藏起来。但还是有很多人被英国人抓到。这些大屠杀幸存者好不容易来到巴勒斯坦，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却是英国人的监狱。为了消毒，英国人让他们脱衣冲洗，这勾起他们惨痛的回忆。 1945年6月26日，在纽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本－古里安宣称，如果英国人坚持白皮书政策，伊休夫将别无选择，不得不“经常使用残酷的武力”。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联合成立由本－古里安领导的“希伯来抵抗运动”（Tnu'at Hameri Haivri），联合采用统一战略对付英国人，攻击“战略要害，破坏基础设施和英国委任统治赖以存在的权力象征”。哈加纳对所有行动拥有否决权。希伯来抵抗运动最成功的袭击发生在1946年6月16日和17日。11起经过统一协调的军事行动摧毁了大量道路和铁路桥，让海法的铁路系统陷入瘫痪，巴勒斯坦完全同邻国隔绝，英国运送物资和士兵的交通线全部中断。这些袭击对英国委任统治政府造成的损失超过400万英镑，这在当时是笔巨大数额。 12天后，英国展开报复行动。在阿加莎（Agatha）行动（伊休夫称之为“黑色安息日”）中，英国将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拉马特甘（Ramat Gan）、海法和内塔尼亚几座城市完全封锁，约1.7万名英军加入这场搜索武装分子、非法武器和有牵连的文件证据的行动。他们一共抓获了2700名犹太人，其中包括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本－古里安当时在巴黎，逃过一劫。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被大量逮捕，而欧洲犹太人仍在被杀害。“黑色安息日”5天后， 1946年7月4日，波兰凯尔采（Kielce）的150—200名大屠杀犹太幸存者（其中一部分是凯尔采人，他们从其他地方回到故乡，还有一部分是正好路过）遭到袭击，这是战后的第一起集体迫害。在这次暴徒袭击中（从一开始就有波兰军队和警察的参与），42名犹太人被杀，还有人被殴打或被石头砸伤。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集体迫害又回到了欧洲。战后的波兰对犹太人而言仍然不安全。基希涅夫惨案并没有成为历史。下一场袭击的消息很快传开。即将爆发袭击的24小时内，5000名犹太人离开家园，来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希望能从这前往巴勒斯坦。但他们在进入奥地利的同盟国占领区之前，就被英国人拦了下来。大量欧洲难民无处可去。伊休夫的领导人又大多被关进监狱。英国还获得大量犹太代办处的文件，其中部分文件可以成为起诉伊休夫领导人的证据。该地区变得空前混乱，战争一触即发。伊休夫领导人得到消息，称英国人通过“黑色安息日”获取的大部分文件保存在著名的大卫王酒店。伊休夫有把握相信，这些文件足以让英国人逮捕甚至处决不少伊休夫领导人，包括果尔达·梅厄。为了报复英军的镇压和销毁有牵连的证据，伊尔贡建议袭击该酒店。1938年以来，这座酒店的南翼一直是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总部（酒店其他部分正常营业）。 1946年7月1日，当时哈加纳负责人摩西·斯奈给梅纳赫姆·贝京一份密件，授权他组织爆炸袭击。由伊尔贡轰炸大卫王酒店，哈加纳和莱希则负责袭击其他建筑。但后来哈加纳和莱希放弃了这一计划，就在原定袭击日前两天，魏茨曼要求斯奈阻止伊尔贡执行这一计划，否则自己将退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伊休夫将随之分裂。斯奈将爆炸袭击时间推迟了几次。伊尔贡领导人发现哈加纳临阵退缩后，决定一意孤行。大卫王酒店定期会收到装满牛奶的大锡罐。7月22日，7个装满TNT炸药的大牛奶罐被放置在建筑中的关键部位，引爆炸弹前20分钟，一位伊尔贡成员打电话到大卫王酒店，用英语和希伯来语发出袭击警告，但工作人员没有理会。伊尔贡还打电话提醒法国领事馆和《巴勒斯坦邮报》，但同样没有引起重视。下午12点37分，他们引爆了炸弹，巨大的爆炸相当于建筑被一枚500千克的空袭炸弹直接击中。许多人当场死亡，几十人被掩埋在废墟下。这次袭击导致91人死亡，其中28人为英国人，42人为阿拉伯人，17人为犹太人，包括一名执行爆炸任务的伊尔贡成员。死者中还有两个美国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希腊人。不出所料，这次袭击激起了公愤。美国和英国报纸强烈谴责这次袭击行为，预言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将遭受挫折。犹太代办处也谴责爆炸袭击，全然不顾这次行动事先得到伊休夫领导人批准这个关键事实。包括本－古里安在内的哈加纳成员矢口否认与袭击有任何瓜葛，这是谎话。这次袭击的影响非常大，希伯来抵抗运动因此名存实亡。伊尔贡和莱希继续单独行动，经常不接受哈加纳领导。 1946年12月9日，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发生5个月后，第二十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举行，会场就在近50年前赫茨尔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同一个地方。由于发生了爆炸案，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对付英国——是使用武力呢，还是等待英国改变自己的立场。这场讨论有点像圣经时代耶利米和哈拿尼雅之间的争论。魏茨曼说，恐怖主义是“身体中的毒瘤”，使用“非犹太手段”来建立犹太国违背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初衷。他在演讲末尾还引用了耶利米的话：“我希望我能拥有火焰一般的舌头和先知们的力量告诉你们，我们不能重蹈巴比伦和埃及的覆辙……‘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 魏茨曼的恳求让本－古里安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已经失去建立犹太国的勇气，他一气之下离开会场，回到房间，这也是赫茨尔住过的房间。在其他代表的请求之下，他才没有离开巴塞尔。黎明时分，大会就伊休夫是否使用更大暴力手段反抗英国的问题进行投票。最终，171票支持，154票反对，本－古里安以微弱的优势胜出。 30年来魏茨曼一直拥有影响力，但这一次，他所呼吁的克制不仅失败了，他自己还失去了以前一些支持者的敬佩。他一生献给了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战争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儿子是英军的战斗机飞行员，飞机被击落后遇难。这次会议后，魏茨曼仍然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事务中的关键人物，正是他日后说服哈里· 杜鲁门总统承认以色列国，但不可否认，他的形象和地位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已大打折扣。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不得不减少海外开支。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在中东，维持委任统治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英国有大约10万军队驻扎在巴勒斯坦（占英帝国总军力的十分之一），当地军人和居民的比例是1∶18。与此同时，为了扩大未来犹太国的领土，伊休夫领导人竭尽所能创造更多的既定事实。1946年10月6日（赎罪日禁食刚结束），犹太代办处一夜之间在内盖夫沙漠北部成立了11个新的定居点。这些犹太定居点都位于皮尔委员会报告中分给犹太国的领土之外。他们相信，通过创造这些既定事实，这些土地在未来的分治决议中有可能成为犹太国的领土。伊休夫需要快速行动的直觉被证明有先见之明。1946年7月大卫王酒店爆炸案过去之后6个月，英国于1947年1月22日宣布将巴勒斯坦的命运和建立犹太国事宜交给联合国。 1947年5月15日，联合国成立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P）。该委员会由11 个国家的代表组成，主要负责完成英国人未能完成的任务：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阿拉伯人立即宣布，他们将抵制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和讨论。6月2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抵达巴勒斯坦，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欧洲当时还有数十万大屠杀幸存者没有找到归宿，非法移民行动正加速进行。就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另一艘载有无家可归犹太人的船上了新闻头条。这艘船是“出埃及”号。这一次，英国人仍然不允许船上的人在巴勒斯坦上岸。 “出埃及”号轮船从热那亚开出，船上超载着德国和波兰的犹太难民。它于1947年7 月到达巴勒斯坦，同英国皇家海军短暂交火后，船上三名大屠杀幸存者丧生，所有乘客被英国人赶下船，转移到“帝国竞争者”号轮船上，不同于先前很多难民的命运，这艘船的目的地不是塞浦路斯，而是欧洲。这让幸存者们感到无比绝望。在奥布里·埃班（后来改名为阿巴·埃班，担任过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国大使）的劝说下，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来到现场，目睹了难民转移的场景。埃班后来在文章中说，到达现场时，他们看到“英国士兵对这些死亡营幸存下来的人使用步枪枪托、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男女老少被强行赶到囚犯船上，被关在甲板下的笼子里，驶离巴勒斯坦水域”。当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回到耶路撒冷时，对于亲眼看到的英国人的残忍行为，“他们震惊得脸色苍白”。关于英国撤军后犹太人如何防御阿拉伯人进攻的问题，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听取了伊休夫领导人的建议，还跟哈加纳成员秘密会晤。1947年9月1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正式提交了一份巴以分治的建议书。根据这份文件，耶路撒冷仍然由国际共管（参见地图5）；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计划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国家的领土还是比他们预期的要小，但至少比皮尔委员会划分给犹太人的领土大了不少。皮尔委员会报告将20%的巴勒斯坦划分给犹太人，80%划分给阿拉伯人。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则将55%的巴勒斯坦划分给犹太人，阿拉伯人只得到45%。虽然犹太人区域大多为沙漠，但该方案无疑更有利于犹太人，而对阿拉伯人来说是挫败。然而，最让犹太人担心的是拟建的两个国家的人口平衡问题。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建议成立犹太国的地区，犹太人的人数为49.8万，阿拉伯人数为 40.7万。在拟定建立阿拉伯国的地区，阿拉伯人数为72.5万，犹太人数只有1万。考虑到阿拉伯人的出生率远高于犹太人，周边国家的阿拉伯人也可能进入即将成立的阿拉伯国，犹太人担心一旦阿拉伯人接受这一计划，在一代人时间内，整个巴勒斯坦区都将成为阿拉伯人的地盘。但就像当年皮尔委员会的结局一样，犹太代办处接受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的建议，而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拒绝接受。 1947年时，联合国刚成立两年，只有56个成员方。在1947年11月最后一周，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讨论181号议案，该议案只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建议的基础上稍事修改。一开始，美国没有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乔治·马歇尔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长期采取坚定反对犹太人独立的立场。更让伊休夫感到棘手的是，就在联合国大会计划进行投票的前一天，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报告建议杜鲁门总统不要支持犹太人。该报告指出，犹太国没有足够的军事自卫能力，一旦独立，犹太国同阿拉伯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将被卷入这场冲突。中央情报局预测“犹太人坚持不了两年”。但总统没有听从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建议，不但在分治决议上投了赞成票，还对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施加压力。苏联很早就表明了将支持犹太人独立的立场。苏联人相信犹太国很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英国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象征在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中蒙受的耻辱无疑让苏联人幸灾乐祸），积极支持犹太人建国。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说：“犹太人历史上长期和巴勒斯坦有着紧密的联系……犹太人在大战中承受的苦难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所以，犹太民族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剥夺他们这一权利有失公平。” 虽然同时得到苏联和美国两个大国的支持，但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担心他们无法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联合国大会投票原定于周三进行，也就是11月26日。犹太代办处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包括海地、利比里亚、菲律宾在内国家的工作。这时帮助来自乌拉圭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兹·法布拉格特（Rodriguez Fabraget），他在大会上用阻挠手段将投票时间延期到感恩节后，这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争取到一天时间来游说几个关键国家。埃班等人不分昼夜地工作，深夜给各国代表打电话，向他们解释犹太人的处境，恳求他们能够帮助犹太人实现两千年来建立第一个犹太共和国的梦想。 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继续讨论分治问题，全世界犹太人都守在收音机前，密切关注着大会结果，他们迫切希望犹太民族在大屠杀的恐怖经历后能够获得新生。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伊休夫的犹太人此时心连心，等待着民族命运被彻底改变。不出所料，苏联和美国投了赞成票，曾经统治巴勒斯坦的英国投弃权票。但没有料到的是，11月25日17个表示投弃权票的国家中有7个国家最终投了赞成票。阻挠手段成功了，最终，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通过了《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犹太人终于将拥有自己的国家。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时，赫茨尔曾在日记上写道：“虽然我不会轻易公开这句话，但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巴塞尔大会，那就是：‘在巴塞尔，我成立了犹太国。’如果我现在大声说这句话，全世界都会笑我，但也许5年后，或更确定地说，50年后，每个人都会承认我这句话是对的。”整整50年后的1947年，赫茨尔大胆的梦想即将成真。全世界的犹太人相互拥抱，喜极而泣。在巴勒斯坦，犹太会堂开放到深夜，供人们来做感恩祷告。数十万犹太人走上街头尽情舞蹈。有人回忆说，第二天上午“北部的犹太集体农场还燃烧着熊熊篝火，特拉维夫许多大型咖啡厅免费为客人提供香槟……有的犹太人嘲笑正在特拉维夫街道巡逻的英国军队，但也有人给他们递了红酒”。阿摩司·奥兹将成长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已多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他在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回忆了当晚的场景。他当时只有8岁，骑在父亲肩膀上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在庆祝。凌晨三四点回家后，他没有换掉身上的脏衣服就爬上了床。不一会儿，父亲来到他的床边，不是责备儿子没有换衣服，而是对他说，自己小时候在波兰上学时，有一次其他学生把他的裤子抢走了，奥兹的爷爷来到学校理论，男女学生又一起打了爷爷一顿，把他的裤子也拿走了。这是充满耻辱的回忆。奥兹的父亲在1947年11月30日凌晨告诉他：“本来，你也可能在上学时或在大街上蒙受这样的耻辱……但从今往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你不再会因为是犹太人而受人欺负……再也不会！从今晚开始这一切都永远结束了！” 最后奥兹写道：“我睡意蒙眬地伸手抚摸他的脸，我摸到的不是眼镜，而是眼泪。在那晚之前，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哭过，之后也没有，哪怕是在母亲去世时。” 伊休夫中并非所有人都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畅想中。梅纳赫姆·贝京没有跳舞，因为他知道战争即将来临。阿拉伯人使用暴力来回应犹太人移民和皮尔委员会报告，他认为这一次也不会例外。贝京的宿敌大卫·本－古里安同样如此，他后来回忆说：“我不能跳舞，我知道我们面临一场战争，我们许多最优秀的年轻人将在这场战争中牺牲。” 最能表达伊休夫对未来判断的是拿单·奥尔特曼创作的《银盘》一诗。奥尔特曼1910 年出生于华沙，1925年和家人来到巴勒斯坦。1941年时，他已被公认为是伊休夫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逐渐取代比亚利克，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桂冠诗人。他在 1947年12月26日写下《银盘》，当时距联合国大会投票结束还不到一个月，魏茨曼刚说过一句话：“国家不会被盛在银盘里送给一个民族。” 在《银盘》中，奥尔特曼将这个等待建国的民族比作圣经时代在西奈山上等待上帝授予《托拉》的以色列人。奥尔特曼说，伊休夫在等待“唯一的奇迹”，正当犹太民族等待之际，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缓步默默走向人群。两人几乎快走不动了。犹太民族惊讶地看着这对浑身沾满土和血的男女，问他们是谁。男孩和女孩回答：“我们是将犹太国带给你们的银盘。”说完就倒下了。诗歌结束。暴力流血事件已经开始，奥尔特曼用诗歌提醒犹太民族，更大的代价仍在后面。他还表达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观点：有待建成的国家是新的西奈山，即将获得独立的犹太国将创造新的犹太人，这也是比亚利克半个世纪前在《屠杀之城》中所呼吁的。奥尔特曼暗示人们，一种世俗的犹太教将作为“新的宗教”成为这个国家的非官方宗教。对传统犹太人而言，当犹太民族聚在一起等待“唯一的奇迹”时，这个奇迹是从西奈山上得到《托拉》的启示。但在奥尔特曼看来，“唯一的奇迹”是建立犹太国。在圣经中，当犹太民族准备接受《托拉》时，摩西要求男子不得亲近女子。在《银盘》中，那对男女彼此不分离，甚至难以区分。《托拉》要求男女在西奈山脚下分开，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根本不接受这一点。在《托拉》中，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在得到启示前要洗净衣服，在奥尔特曼的诗中，男孩和女孩即使浑身是土也没有去洗。奥尔特曼在告诉大家，要想拯救犹太人，就不能怕脏。洁净和神圣不能保证犹太人的生存，要想活下去，年轻的男女必须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伊休夫开始匆匆备战。相对于其他邻国的领导人，外约旦阿卜杜拉国王长期以来和伊休夫保持较好的关系，本－古里安联系上他，（徒然地）希望外约旦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英国还没有离开巴勒斯坦，哈加纳严格意义上仍是非法武装组织，但面对紧迫的形势，哈加纳成立了四个旅，建立了秘密武器库，并招募了拥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经验的犹太战士。塞浦路斯的犹太难民也接受了哈加纳战士的训练，他们使用的是当地木匠做的木质步枪。几个月来，阿拉伯人零零星星的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联合国投票结束后，正如人们所料，双方间正式爆发战争。这场一直持续到1949年初的战争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7年11月联合国投票开始，到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时结束。这一时期，哈加纳与其他犹太军事组织同组织松散的当地阿拉伯战士和其他国家的阿拉伯非正规部队作战。不同于正规部队间的战争，这一阶段更像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内战。第二阶段从1948年5月开始，到1949年初结束。建国后的以色列拥有了一支正规军，而他们的对手也成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埃及五个国家的正规军。联合国投票的第二天，就有阿拉伯人对开往哈达萨医院的犹太救护车开枪，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同一天晚些时候，一群阿拉伯人用机枪向一辆从内塔尼亚开往耶路撒冷的载客巴士射击，还向它投掷手榴弹，这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这次事件造成五名犹太人死亡，其中还有一位前往婚礼现场的新娘。持续五个半月的独立战争第一阶段由此揭开序幕。英国人还没有离开巴勒斯坦，理论上有责任维持当地秩序，但他们没有阻止阿拉伯人的暴力行动。阿拉伯人攻击一群犹太人后，哈加纳一个排的兵力赶来保护犹太人，英国人将哈加纳成员挡在街道外，不让他们阻止阿拉伯人的暴行。白皮书政策如今已经没有意义，但英国人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政策，阻止运输“非法”移民的船只靠岸。犹太人的策略也没有发生变化，哈加纳仍然坚持“克制”政策，仅对参与袭击的阿拉伯人进行报复。伊尔贡和莱希则加大了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行动力度，这导致双方陷入相互袭击和报复的恶性循环，仅6周时间，就有1069名阿拉伯人、769名犹太人和123名英国人死亡。本－古里安要求他的武装力量即使面对阿拉伯人的袭击也不能放弃土地，伊休夫大体做到了这点，但也有例外。损失最惨烈且最有名的是古什埃齐翁（Gush Etzion）遇袭，古什埃齐翁是四个定居点的集合名称，它位于耶路撒冷南部希伯伦山区。在1948年的头两周，这四个定居点（埃齐翁村[Kfar Etzion]、马苏奥特伊扎克[Massuot Yitzhak]、恩特祖里[Ein Tzurim]和雷瓦迪姆[Revadim]）被围攻。在穆夫提的堂弟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Abdel-Kader al-Husseini）的带领下，1000名阿拉伯村民将这四个定居点中几百名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已经撤离）包围起来。犹太人的武装非常有限，阿拉伯人方面则有几百名妇女和儿童加入战斗，他们大多带着空箱子，准备抢劫犹太人留下的财产。1月14日，犹太守卫者击退了阿拉伯人一轮进攻，150名阿拉伯村民阵亡。但犹太人本来有限的弹药消耗殆尽，包围仍在持续。1948年1月16日，第一轮进攻结束后两天，犹太人派出一支援救队伍前往古什埃齐翁，这支队伍由35人组成，大多为希伯来大学的优等生。由于从哈尔图夫（Hartuv，现在是贝特谢梅什[Beit Shemesh]市附近一个工业区）出发的时间晚于原计划，他们无法得到夜色的掩护，而且当时也没有无线电等通信设备。这支车队（又称为“拉美德黑”[Lamed Heh]，这是希伯来语中第三和第五个字母的音译，代表35这个数字）从未到达古什埃齐翁。据说，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个阿拉伯牧羊人，他们要么杀掉他，要么承受位置暴露的风险。那个牧羊人发誓不会告密，于是他们放走了他。几十年后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一大早，古什埃齐翁西边山区特祖里夫（Tzurif）村的两名阿拉伯妇女在找柴火，撞见了两名帕尔马赫成员，她们尖叫着跑回村子去。士兵没有杀她们。不管哪个版本是真的，他们的位置被暴露，这35位年轻人还没来得及将补给物资带到古什埃齐翁就遭遇埋伏，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被肢解，有的根本无法辨认。完全失去和伊休夫的联系，面对强大的阿拉伯军团，古什埃齐翁的犹太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1948年5月13日，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前一天，在坚守了几个月后，古什埃齐翁陷落。活下来的人不得不投降，获胜的阿拉伯人将许多投降的犹太人杀害。古什埃齐翁的陷落沉重打击了伊休夫的士气。就在独立前一天，即将成立的犹太国已经丧失了一块领土，还损失了一部分优秀的年轻人。即使在战争期间，诗人也在听着伊休夫的声音。哈伊姆·古里的诗让这35人的牺牲很快成为建国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建国后在以色列人中也家喻户晓。哈伊姆·古里是伊休夫的另一位重要诗人，1923年出生于特拉维夫。这首写给这35人的诗名为《这里埋有我们的身体》，古里借用他们的声音写道：“看啊，这里埋有我们的身体，排成长长的一列。我们的容颜已改。眼中流露着死亡。无法呼吸。” 古里的诗并非关于死亡，而是关于建国的信仰和实现建国的决心。诗中的男子富有象征意义地问道：“你们现在会埋葬我们吗？”“我们将重生，像以前一样再次站立……因为我们体内还充满生命力，血管内的血液还在流淌。”对于建国需要付出的牺牲，这名男子在描述自己如何死去的时候写道：“我们没有背叛。看啊，枪就在我们身边，里面弹药已尽……弹夹尚有余温，我们一步步走过的土地染着鲜血。” 古里的诗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拉美德黑战士的牺牲激发了伊休夫的士气。哈加纳抛弃了“克制”政策。从此以后，袭击犹太人的村庄将受到报复。战事升级，平民和士兵的死亡人数猛增，几乎所有居民的生活都受到战争的影响。本－古里安儿时的同伴什洛莫·拉维（Shlomo Lavi）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积极分子，后来成为以色列议员。在这场战斗中，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死于加利利地区和内盖夫沙漠。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三个地下武装组织都在积极行动，但大多数时候它们之间缺少相互协调。为了不让英国人发现（对伊尔贡和莱希而言还不能让哈加纳发现）他们搜集的军火，每个武装组织都秘密藏匿了大量枪支、手榴弹、子弹等武器装备，用于同英国或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战。这些秘密武器藏匿点被称为“slicks”（词源不详，可能来自希伯来语“移动”一词的词根），城市、莫沙夫和基布兹的仓库中遍布这种武器藏匿点，有的位于地下，有的甚至在水库下面。截至1948年，伊休夫有1500多个这种武器藏匿点。有的专家说，这里几乎每个基布兹和莫沙夫都有这样的藏匿点。哈加纳最大的藏匿点和主要的弹药来源地是一个地下弹药工厂（现在叫阿亚龙[Ayalon]工厂），建在雷霍沃特（Rehovot）旁的一个基布兹中。1945—1948年，这个工厂位于营业的洗衣房和面包房地下，由一群年轻的帕尔马赫成员运营，它生产了200万发9毫米口径子弹，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所有知道藏匿点位置的人都发誓保密，有的人几十年后才过世，但至死闭口不提此事。有的武器藏匿点在建设新工程时才偶然被发现，有的可能永远不为人知。随着战事的恶化，国际舆论开始变化。美国国务院要求杜鲁门总统改变立场，有的人甚至呼吁联合国就分治决议重新投票。对犹太人而言，获得美国总统的支持至关重要。1948年2月，魏茨曼来到美国寻求他对分治决议的支持，但杜鲁门总统拒绝接见他。无奈之下，美国犹太领导人找到杜鲁门的犹太好友艾迪·雅各布森，杜鲁门和雅各布森在几十年前合开了一间男子服饰用品店，私交一直很好。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当时美国重要的犹太组织）主席弗兰克·古德曼（Frank Goldman）打电话给雅各布森，请求由他出面调停。雅各布森给总统写信，但杜鲁门仍然不为所动。他在回信中说，魏茨曼告诉不了他什么新的内容。雅各布森于3月13日亲自来到华盛顿，作为杜鲁门多年的好友，他得以从侧门进入白宫。在椭圆形办公室外等待总统接见时，有人提醒雅各布森，不要在会谈期间谈及巴勒斯坦问题。让杜鲁门感到生气的是，这恰恰是雅各布森要谈的事。总统严厉批评了他，但雅各布森没有退让。他指着杜鲁门办公室里摆放的安德鲁·杰克逊的雕像，对这位多年的好友说：“哈里，这一直以来是你生命中的英雄……在我心中也有这样一位英雄，虽然从未谋面，但我认为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犹太人，他就是哈伊姆·魏茨曼。”雅各布森接着说：“他已经病得很重，身体虚弱，但为了自己民族的事业，仍然不远万里来见你，而你却拒绝接见他，仅仅因为几位美国犹太领导人得罪过你……哈里，这不像是你的作风，我本以为你可以就事论事。” 雅各布森后来回忆说，他说完这番话后，两人沉默了“像有几个世纪那么久”。直到杜鲁门对雅各布森说：“你赢了，你这个狗娘养的光头。我同意见他。”计划成功了。魏茨曼以前就见过杜鲁门，总统评价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人”，这次见面，他说服了杜鲁门。 194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耶路撒冷被大雪覆盖。从1948年2月起，阿拉伯军队封锁了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犹太居民无法得到食品和弹药补给，阿拉伯狙击手经常从远处射杀排队领取食物和水的犹太人，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北部的战斗也很激烈。1月10日，位于叙利亚的阿拉伯解放军派出900人的军队进攻距离叙以边界只有200码的索尔德村（Kfar Szold）。犹太守卫人员准备充分，阿拉伯进攻者伤亡惨重，最终撤退。但是在争夺道路的战争中，伊休夫处于劣势，耶路撒冷因此岌岌可危。面对阿拉伯人势如破竹的攻势，犹太人士气低落。国外分析家认为，如果犹太人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都打不过，守不住联合国分给他们的领土，和阿拉伯国家军队作战就更没有希望了。美国国务院开始制订托管计划，代替以前建立犹太国的分治决议。杜鲁门的顾问告诉他，犹太人要输掉这场战争，并惨遭屠杀，杜鲁门的立场开始动摇。建立犹太国的机会两千年一遇，伊休夫眼看就要错过，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改变颓势。 1948年3月，本－古里安命令哈加纳“获得对希伯来国领土的控制权，守住边界”，开始执行“D计划”（Plan Dalet）。根据这一计划，如果阿拉伯村庄位于战略要冲，具有关键的通信作用，或可能被用作敌方基地，哈加纳可以摧毁这些村庄的敌军，将敌方平民赶到国界线以外。当然，只有在敌方存在抵抗行为时才使用武力，如果不做抵抗，他们可以留在村庄接受犹太人的管理。但大多数阿拉伯人不愿接受犹太人的统治，选择了逃跑。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时，大约有30万阿拉伯人离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由此产生，直到今天也无法解决。一群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以色列学者（常和以色列政治左翼过从甚密）认为，本－古里安作出这一决定，既有领土上的考虑，也有人口上的考虑。他们声称，本－古里安明白，联合国分治决议将造成的人口平衡，从长远来看是犹太国无法维持的。建立民主的犹太国，必须保证犹太人口占绝对优势。这些历史学家认为，“D计划”等措施的目的，主要就是赶走大量阿拉伯人，这和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但主流犹太历史学家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会选择逃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已经提前逃跑了，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步步紧逼的犹太军队的恐惧。直到今天，这些导致巴勒斯坦难民外逃的决策和行为，仍然是独立战争中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包括海法市长阿巴·胡西（Abba Hushy）在内的一些犹太领导人，鼓励甚至恳求阿拉伯居民留在他们以前和犹太人共同生活与工作的城市。但他们没有听从胡西的劝告，而是步已经逃离海法的阿拉伯领导人的后尘，选择了离开（他们当时可能只是逃避有可能发生的暴力行动，打算等风头过后再回来）。对于这一正在展开的人道主义灾难，伊休夫没有漠视，有的领导人明确表达了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同情。果尔达·梅厄取代摩西·谢尔托克（Moshe Shertok），成为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门领导人。她看到海法的阿拉伯居民弃城而逃后，在5月6日说：“我看到孩子、妇女和老弱病残者都在设法离开，我走进他们的房屋，有的桌上还摆着咖啡和烧饼（pita），这让我不禁想起当年许多犹太村庄[中的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逃离家园]的场景。”阿拉伯人因为拒绝分治决议而发动了这场战争，但不得不承认，战争给阿拉伯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总体上看，战局对犹太人并不利。善于把握时机并深谙战略哲学的本－古里安明白，如果不能立刻改变战争局势，犹太人将失去一切。阿拉伯人控制了大多数道路；耶路撒冷成为一座孤岛，急需食品和其他物资的供给。犹太人眼看就要输掉这场战争。更糟糕的是，美国正在考虑收回对分治决议的支持，将巴勒斯坦交由国际托管。本－古里安知道形势对他极为不利，他命令哈加纳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势。在 1948年4月的“拿雄行动”（Operation Nachshon）中，本－古里安派出1500名士兵打通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扭转了战争局势。借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捷克斯洛伐克是为数不多的不顾国际武器禁运的国家之一），犹太军队攻占了太巴列（Tiberias）、采法特（Safed）和极具战略意义的海法港。本－古里安抓住时机，改变了战争走向。除了对犹太军队有时强迫阿拉伯居民离开家园的合理指控，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还指出战争期间犹太军队的“残暴因素”，他指控犹太军队在独立战争中犯下了许多残忍的暴行，包括强奸和谋杀。这些指控大多已被当代学者彻底地反驳掉。最重要的例子是发生在阿拉伯村庄代尔亚辛（Deir Yassin）的激烈战斗，这一事件充满争议，直到今天还经常被以色列的敌人提起。1948年3月22日，阿拉伯军队成功将耶路撒冷同城外所有其他犹太定居点隔离开来。哈加纳集结了三倍于以往行动的兵力，出动1500人组成加强排，实施“拿雄行动”。伊尔贡和莱希为了减轻耶路撒冷承受的压力，决定占领代尔亚辛村，阿拉伯军队正在从这座村庄对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射击。代尔亚辛村属于耶路撒冷西边阿拉伯人还没有放弃的最后一批村庄。参与行动的伊尔贡战士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装备也很差，几乎没有实战能力，但以色列估计在这座村庄不会遇到实质性的抵抗行为。攻占村庄的行动开始于4月9日，一辆装有扬声器的卡车开到村庄，要求村民离开或投降。但卡车还没靠近村庄就动不了了，伊尔贡和莱希成员之间的联络设备也出现问题，他们遇到的抵抗也远远超出想象。情急之下，这些缺乏实战经验的战士向阿拉伯房屋内投掷手榴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最初的数据显示有250人死亡，有人还声称犹太战士强奸了村民。伊尔贡承认当时的死亡人数很多，但坚持认为死亡人数接近100人，并矢口否认强奸指控。但没有人听他们的辩解，因为这些指控对多方有利。哈加纳利用这一事件指责伊尔贡不负责任的谋杀行为；阿拉伯人利用这一事件向国际社会证明犹太人的屠杀行为，坚定其他阿拉伯国家参战的决心；整个伊休夫包括本－古里安在内利用这一事件来加剧阿拉伯人的恐惧心理，让阿拉伯人逃离犹太领土正是本－古里安想要看到的事情。是否真的存在种族灭绝或强奸行为？后来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学者一致认为根本不存在强奸行为，伊尔贡给出的死亡人数最接近事实。哈加纳和阿拉伯人都故意夸大了死亡人数。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激战，死伤惨烈，但并不存在蓄意谋杀平民的行为。但当时阿拉伯人没有客观描述这一事件，而声称这是一次恐怖的屠杀事件，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因此逃离家园，成为难民。直到今天，他们还利用代尔亚辛事件来证明以色列“诞生于罪恶之中”。1948年5月10日，化装成阿拉伯妇女的果尔达来到约旦，会见了阿卜杜拉国王，梅厄知道阿拉伯国家马上就要加入战争，一旦进入这一阶段，战争将带来更多的死伤。她请求阿卜杜拉国王不要进攻新生的犹太国，以色列和约旦可以成为盟友。但阿卜杜拉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自己的判断，他告诉果尔达自己很可能没有选择，只能参战。接着，他要求梅厄不要着急宣布犹太国的独立。她对国王说：“我们已经等了两千年，这算着急吗？” 果尔达明白，建国远远不只是为了主权，而是为了确保犹太民族的未来。犹太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这件事情不许失败，只能成功。但国王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当她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梅厄对阿卜杜拉说：“如果除了刚才那席话，你不能再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战争将不可避免，而我们会赢。以后我们也许还会见面，那时，战争已经结束，犹太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第八章独立：国家诞生

根据我们自然的和历史的权利……我们宣告在以色列故土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以色列国。 ——以色列《独立宣言》 1917年，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从雅法门进入耶路撒冷老城宣告英国对巴勒斯坦统治的开始。30年后的1948年5月14日，海法港降下最后一面英国国旗，标志着委任统治的结束。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被成立不久的伊休夫屈辱地赶出了巴勒斯坦。就像当年和马卡比家族作战的希腊人一样，英国人严重低估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战争到底的决心。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对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英国人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充满希望，但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从《贝尔福宣言》的支持转变为1939年白皮书的敌视，进而发展到完全敌对的关系。英军指挥官伊夫林·巴克在巴勒斯坦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在这片土地上撒尿。虽然犹太人和英国人最后成为对手，但巴勒斯坦已经远比英国人接管时发达。英国人建立起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允许伊休夫成立和发展了后来成为国家关键部门的各种机构。虽然后来英国限制犹太移民的进入，但在英国人统治期间，伊休夫的人口翻了10倍，从5.6万人发展到60万人左右，为建立一个小型国家奠定了人口基础。英国人终于要离开了。由西奥多·赫茨尔提出、得到贝尔福勋爵支持但后来受到英国阻碍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本－古里安这位善于把握历史大势的天才明白，伊休夫面对的机会一旦错失或许再不可得，他坚决反对任何推迟建国的建议。哈里·杜鲁门承诺支持以色列建国，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念。但伊休夫一些成员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建国意味着战争，而伊休夫尚未做好战争准备。他们还担心，不管伊休夫是否愿意承认，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对以色列无法抵抗阿拉伯军队的判断是有道理的，犹太人应当耐心等待宣布建国的时机。本－古里安清楚犹太人所面临的巨大危险，并承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承受领土和人员上的惨烈损失，伊休夫的民众也将承受巨大的冲击。”但他坚持认为，如果犹太人希望获得主权，机会“要么就在现在，要么永远没了”。莫迪凯·本托夫（Mordecai Bentov）是犹太代办处派往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后来写道：“房间里坐着10位犹太人，他们要做出犹太人两千年来最重要的决定。”在犹地亚陷落两千年后，1948年5月12日，犹太民族执行委员会（the People's Administration）在特拉维夫以6票赞成、4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宣布建立犹太国的决议。 1948年5月14日周五，犹太代表大会成员挤在特拉维夫博物馆聚会。由于担心阿拉伯人实施爆炸袭击，举行典礼的消息很晚才公布，一天前才发出正式邀请函。但消息泄露了，典礼开始前，数百人已经在博物馆门外翘首等待。由于大厅空间不够大，有的受邀者只能站在门外，受邀演奏国歌的巴勒斯坦爱乐乐团不得不临时挪到二楼。会议准备得非常仓促，大家忙得不可开交，但每个人都明白这一天的意义。本－古里安的助理泽夫·沙里夫（Ze'ev Sharef）回忆说：“那天我们各司其职，仿佛置身梦境……弥赛亚已经到来，接受异族奴役的日子结束了。” 现场的布置有意模仿51年前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会场。在移民巴勒斯坦42年后，本－古里安站在发言台上，头上方挂着一幅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巨大画像。一到下午4点钟，在摄影师连续不断的闪光灯的映射下，全体与会代表起立演唱《希望》。本－古里安，这位62岁，身高5英尺3英寸的实用主义者有着磐石般坚定的信仰，他一生都在为自己和犹太民族积累权力，目的就是恢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自决权。1906年，一位阿拉伯码头工人将（来自波兰的）他从小船上背到巴勒斯坦的岸上，几十年后，本－古里安宣读了以色列《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的序言很长，其中提到犹太民族诞生于以色列地。在以色列地，犹太民族创造了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文化。流散各地的犹太人矢志不渝地希望返回故土。接下来，本－古里安用颤抖但坚定的声音宣布：“根据我们自然的和历史的权利以及联合国大会决议，我们宣告在以色列故土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国。” 本－古里安读完《独立宣言》后，从被包围的耶路撒冷赶来参加签字仪式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米兹腊希党领导人耶胡达·莱伯·费希曼－迈蒙念诵了“你赐予我们生命”（shehecheyanu）的祝福祈祷。和1897年在巴塞尔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卡尔·利佩博士一样，他念道：“上帝啊，祝福你，宇宙之主，是你赐予我们生命，保存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 与会代表又唱了一遍《希望》，然后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已经成立。大会结束。”仪式虽然只持续了32分钟，但揭开了犹太历史新的篇章，罗马人攻破耶路撒冷后，持续了两千年的流亡生涯终于结束，犹太人在先祖之地重新获得主权。虽然包含念诵祈祷文“你赐予我们生命”这一环节，但整个仪式世俗特色鲜明。和 50年前的赫茨尔一样，本－古里安在仪式上没有头戴基帕帽。半个世纪前，赫茨尔那一代人呼吁创造新犹太人。从建国仪式的各种细节中可以发现，新犹太人已经出现，正是他们在建立一个拥有主权的犹太国。以色列《独立宣言》不是一份神学文件，而是一份历史文件。美国《独立宣言》提到“上帝”“造物主”等词，以色列《独立宣言》中完全没有提到上帝。宗教人士希望《独立宣言》是份显而易见的宗教文本，为了照顾他们的情绪，原文中写道：“怀着对以色列磐石的信念，我们在国家临时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为宣言签名作证。”但这句话故意用了模糊的措辞。对于宗教人士来说，“以色列磐石”这个传统术语指的总是上帝。（迈蒙拉比在自己签名的上方加上了意为“蒙上帝恩典”的三个希伯来字母。）但对世俗人士来说，国家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以色列磐石”指的是犹太历史、犹太人的勇气以及新获得的犹太人的自卫能力。宣言虽然没有提及上帝，但其中充满了历史。它言及犹太民族在以色列地的诞生，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辉煌历史，以及犹太人20世纪经历的惨重灾难。本－古里安热爱圣经，认为这本“书中之书”可以为刚刚成立的犹太国指引方向；宣言中反映了这点，承诺以色列“将把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自由、正义与和平原则作为立国基础”。但《独立宣言》不是一份不切实际的文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诞生起就密切关注风云变化的世界形势，《独立宣言》也体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当时历史环境的深刻理解。宣言明确提到战争已经爆发。本－古里安似乎已经预见到世界对犹太人以及刚刚成立的以色列的同情不会持续太久，宣言强调联合国181号决议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效应。原文中“以色列国将向散居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敞开移居的大门”明确意味着英国的白皮书政策已经失效。虽然战争已经爆发，但宣言还是向以色列的敌人提出和平的建议：“我们向所有邻邦及其人民伸出和平、和睦、友邦之手，敦请他们与已经在自己故土上独立的犹太民族以互助精神合作。” 宣言的文本复杂而微妙。它强调平等，承诺“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享有最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呼吁“生活在以色列地的阿拉伯居民”能够“维护和平，并在享有平等公民权利的基础上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贡献出他们的力量”。但与此同时，宣言也强调犹太传统的伦理基础将在新成立的犹太国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是“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犹太国将成为犹太民族的避风港，但同时也会“全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以造福所有居民”。既要保证国家鲜明的犹太性，又要保证非犹太人的权利，这绝非易事。直到今天，以色列关于如何平衡犹太性和民主性的争论还在持续。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犹太人来自各个不同的派别，既有左翼的共产主义者，也有右翼极端正统教派组织以色列联盟（Agudath Yisrael）的成员。在1897年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这些组织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但在犹太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表现出空前的团结，搁置了争议。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不管是面对巨大的机会还是严重的危机，犹太人总能在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关键时刻搁置重大分歧，共同面对挑战。早在1898年巴塞尔的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女性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治体系的正式成员（在这方面远远早于欧洲政府），她们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伊休夫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巨大作用。有两位女性在《独立宣言》上签名：果尔达·梅厄（后来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理）和蕾切尔·卡根－科恩（资深的女性权益和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活动家）。本－古里安的政治对手、领导伊尔贡的梅纳赫姆·贝京没有参加这一仪式（莱希领导人伊扎克·沙米尔如果在以色列应该也不会被邀请，但他当时被英国人流放到境外，受到关押），这并不让人意外。在本－古里安看来，贝京和雅博廷斯基一样让他感到厌恶，《独立宣言》是本－古里安塑造以色列建国叙事的核心组成部分，他尽可能不让贝京或伊尔贡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哈伊姆·魏茨曼当时在国外，也没能签字，回国后本－古里安拒绝让他补签，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本－古里安始终不忘个人恩怨。这个新成立国家的名字也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关于这个国家的名字，一开始有好几个选项，但最终选定为以色列，这是圣经时代的雅各和天使角力后获得的名称。“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没有谁可以想到比这更合适的名字。特拉维夫博物馆外的人群欣喜若狂，但领导阶层并没有心情庆祝。本－古里安在日记中写道：“全国到处是欢庆的人群，充满着喜悦的氛围，但就像11月29日一样，我如同身处欢庆人群中的哀悼者。”他对西蒙·佩雷斯（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和总统）说：“今天每个人都高兴。明天就有流血。” 第二天独立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在这期间，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实现两次停火，因此这一阶段的战争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月的战斗最为惨烈，以色列共阵亡了876名战士和将近300名平民。哈加纳（很快将改组为以色列国防军）面对的是约旦、埃及、黎巴嫩、伊拉克和叙利亚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他们还得到苏丹、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援。本－古里安总是用圣经叙事的眼光看待新生的犹太国，他认为埃及和叙利亚是以色列极为关键的敌人。战争期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飞机需要轰炸和摧毁安曼，然后飞越约旦，攻陷叙利亚。我们还要轰炸赛得港、亚历山大和开罗。这样我们才能结束这场战争，为当年与埃及、亚述和亚兰作战的我们的祖先报仇。” 虽然他这些理想很高远，但战争初期进展并不顺利。在北部，以色列要面对装备精良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军队。南部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埃及军队正迅速向内盖夫沙漠推进，很快就能向以色列总参谋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发动空袭。后来成为总参谋长的伊加尔·雅丁当时是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部长，他回忆说：我意识到……整个北部可能沦陷，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在南部，埃及军队正朝特拉维夫推进。耶路撒冷被封锁，伊拉克军队在对以色列中部施压。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几代人的梦想就要破灭。本－古里安也意识到未来几天的战事将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他在5月19日即宣布独立后五天说：“我们在和时间赛跑。如果再能坚持两周，我们就能赢。” 虽然四面受敌，但早在5月19日，本－古里安还是敦促伊加尔·雅丁进攻耶路撒冷，但雅丁担心哈加纳还没有做好准备。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耶路撒冷既不属于犹太国也不属于阿拉伯国，将受国际保护。但大家心里明白，这不大可行。联合国没有实际权力，世界大国对落实分治决议不感兴趣，无论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都对将这座城市交由国际共管不感兴趣。如果存在强烈的国际压力，犹太人可能会同意这一方案，但阿拉伯人一定会拒绝，就像以前拒绝皮尔委员会方案和其他分治方案一样。争夺这座城市的战争随之打响。耶路撒冷城内的阿拉伯人面临物资匮乏，为了支援他们，阿拉伯军团开始向耶路撒冷推进。本－古里安决心让以色列人赶走他们。问题是如何去耶路撒冷。要想控制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以色列人首先必须占领拉特伦（Latrun），这是位于耶路撒冷以西15英里处的一个高地（现在以色列装甲部队纪念馆就位于此）。本－古里安命令新组建的哈加纳第七旅来执行任务。但雅丁反对，他指出到前线参加拉特伦战斗的士兵基本没有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许多人连水壶都没有。雅丁恳请本－古里安能认清这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这些士兵许多来自纳粹的死亡营，然后被送到塞浦路斯的拘留营，不久前才在巴勒斯坦登陆，如今却要让这些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人拿起落后的武器加入战斗。本－古里安表示理解，但不为所动，拉特伦第一场战斗在5月24日打响。正如雅丁所料，这场战斗惨不忍睹，以色列军队被击退。时任排长的阿里埃勒·沙龙（赎罪日战争中的英雄，后来的以色列总理）在这场战斗中负伤。6月1日，以色列军队对拉特伦发起新一轮进攻，但再次失败。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以色列军队阵亡139人，其他人认为实际死亡人数更高。正如雅丁进一步所料，拉特伦将作为“大屠杀幸存者抛洒鲜血之地”被人们记住。这样的悲剧不只发生在拉特伦。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超过10万犹太人应征加入以色列国防军，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许多为国捐躯者是来自欧洲的大屠杀幸存者。”不少人刚刚来就牺牲了，他们的墓碑上没有名字，成为捍卫这个国家的无名英雄。后来，在如何对待大屠杀幸存者的问题上，以色列社会还将经受类似的考验。考虑到这些无名英雄目睹了欧洲的灾难，可以说他们的死亡见证了他们的信念：建立犹太国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自己的幸存。拉特伦军事行动失败刚过几天，以色列遭受了另一次沉重的打击。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阿拉伯军团在英国指挥官的带领下攻陷了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区。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拉宾眼睁睁地看着犹太居民挥着白旗向阿拉伯军团投降，他们的脸上刻着深深的失落。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后，犹太人被流放，同样的悲剧在公元70年罗马人攻占耶路撒冷后再次发生。现在，和两千年前一样，犹太人又背上自己少得可怜的行囊，含泪离开耶路撒冷。和以前的征服者一样，约旦人对这座城市毫不留情，犹太会堂被用作马厩，犹太人的墓碑被用来修建厕所。19年后，犹太人才能再次触摸西墙，回到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做祷告。哈加纳放弃攻占拉特伦，开辟了一条被称为“滇缅公路”（这条通道的主要目的是为耶路撒冷犹太人运送物资，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被日本占领的中国运送物资一样）的通道。绝望中在一条古老道路基础上奋力修建“滇缅公路”，既反映了伊休夫时期出其不意的地下作战思想，又体现了如今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特色。需求乃创新之母，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明白，如果不能打通连接耶路撒冷的道路，将有更多犹太人死去，战争期间犹太人在许多方面展现了创新和勤奋，比如，在修建“滇缅公路”方面：利用推土机、拖拉机和人力，工程师几乎不可思议地开辟出一条通往果园尽头峭壁的行道，再开辟出峭壁下通往山谷的道路。夜晚，在约旦的炮轰下，可以看到似乎不真实的一幕：几百名运输工背着食品和补给走下山，那里等着他们的是卡车、吉普车，甚至骡子。由于急需向耶路撒冷输送牛肉，这条道上甚至有人赶着牛群在上面走。利用这条替代性的通道，当时年仅26岁的伊扎克·拉宾指挥着哈雷尔（Harel）旅，不但将物资运送到城内，还守住了西耶路撒冷，但他们最后没能夺回耶路撒冷老城。展现犹太人创造力的，远不止修建“滇缅公路”。战争中大部分时期缺乏重型武器，伊休夫使用了一种名为戴维德卡（Davidka）的3英寸口径自制迫击炮。这种武器击中目标的概率很低，还经常发射出哑弹。但它也有妙处，因为一旦爆炸，不管偏离目标多远，炸弹都会发出刺眼的亮光和巨大的声响，在当地阿拉伯民众中引起恐慌。戴维德卡在攻打耶路撒冷和采法特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许多当地人要么逃跑，要么迅速投降。在5月6日到9日的采法特战斗中，戴维德卡的巨大声响让当地阿拉伯人以为犹太人在使用“原子弹”。“一架战场上空的哈加纳侦察机提供报告说：‘数千名难民徒步向梅龙（Meirun）方向逃亡。’许多阿拉伯人居民区一夜之间成为‘鬼城’。” 以色列空军也运用了类似策略。地勤人员除了装载炸弹，还把从基地和附近搜集来的许多空瓶子装载到飞机上，他们听说这些瓶子在下降时发出的巨大哨音在地面人员听来就像炸弹坠落一般，这一策略对敌方起到了震慑作用。然而，这个羽翼未丰的犹太国在武器上仍处劣势，艰难地维持着战局，伤亡也非常惨重。以色列在国外购买的重型武器还没有运到。埃及掌握着制空权。刚刚宣布独立的以色列命悬一线。为了停止流血冲突，国际社会试图干预。5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双方立即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委派瑞典外交官福克·伯纳多特伯爵调停双方停火事宜。伯纳多特是个有意思的人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瑞典红十字会负责人的他拯救了数千名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他还同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内的纳粹高级领导人会面，寻找终止冲突的秘密途径。他在巴勒斯坦战事最酣时受命出任调停官。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位“热心的瑞典贵族，‘乐观，……急于行动’，是一位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堂吉诃德”。他勇敢接受了这个没有人完成过的任务，计划首先实现停火，然后寻求长久的和平方案。一方面由于伯纳多特的政治斡旋，另一方面由于参战各国已力不从心，战争双方同意停火。原计划从6月1日开始停火，但落实停火远比想象的复杂，因此又推迟了10 天，于6月11日正式停火。根据停火条约，“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将接受包括武器和军事人员在内的全面禁运”。但双方都没有遵守这一协定。阿拉伯国家加强了作战部队的实力，停火期间还不时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则在停火期间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购进了大量军火。伊休夫还接受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物资，包括“2.5万把步枪、5000挺机关枪、5000万发子弹”。讽刺的是，其中竟然有德国1945年5月以前出厂的毛瑟（Mauser）枪和MG机枪，上面还有纳粹党徽的标记（志愿飞行员的服装上也有）。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的枪，竟然落到犹太人手里，成为他们开启犹太史新篇章的工具。从海外运送来的不仅是武器。战争初期以色列没有军用飞机，飞行员也很少。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却有几百架编余的飞机，也有为美国战斗过的犹太飞行员。以色列开展了秘密工作，寻找这些飞行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高度同化，但纳粹大屠杀唤醒了一些飞行员对犹太同胞的责任感。少数人甚至不顾美国法律，协助购买了美国的编余飞机，将飞机飞到欧洲，再飞到以色列。就像印有纳粹党徽的步枪一样，这些飞行员后来穿的二手军装上也缝着纳粹空军的标志。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建有生产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战斗机的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飞机的生产并未停止。有些美国飞行员开着这种飞机飞到以色列参加战斗。几乎是刚到以色列，就有人告诉这些美国人，埃及军队离特拉维夫只有6英里的距离，如果不立即发动空袭，第二天早上他们将在特拉维夫看到一万埃及大军。于是他们立即驾着原始的单引擎飞机起飞，执行第一次轰炸任务，迅速改变了战局。由于他们的轰炸，伊拉克军队不得不原地待命，停止了向以色列方向的行军。全世界一共有大约3500人自愿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有趣的是，其中很多并非犹太人。大约有190名志愿者在以色列空军服役，有几名飞行员在空袭行动中牺牲。战争结束后，大多数美国人返回自己的祖国。也有一些人认为以色列才是他们的家，便留了下来，成为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飞行员，或者在以色列飞机工业领域工作。本尼·莫里斯认为，除了军事上的作用，这些志愿者还让以色列人明白，虽然他们人数不占优势，但并非孤军奋战。犹太人的命运和大屠杀时期已大为不同，这极大提高了整个国家的士气。迫切需要重整军备导致战争期间发生了一起潜在破坏性极大的事件。5月26日，本－古里安结束了哈加纳的“秘密地位”，在一页仅仅打了20行字的备忘录中宣布在哈加纳基础上成立以色列的官方军队：以色列国防军。这份备忘录还要求其他武装团体停止活动。此时国家体系已逐渐成形，凭借强大的个人权力，这位开国总理还在备忘录中写道：“所有符合这一命令的行为都视为合法，即使有违现行法律中的其他指示。” 根据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之间达成的协议，所有伊尔贡成员将加入新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伊尔贡的武器装备和武器生产设施将交给国防军。军队的旅级建制中不设伊尔贡单位，且伊尔贡停止独立采购行为。本－古里安明白，要想成为合法的国家，以色列不能拥有互相竞争的民兵组织。贝京理解并同意让伊尔贡停止作为以色列国一个独特军事单位存在。但部分伊尔贡战士还在受到围攻的耶路撒冷作战，耶路撒冷此时严格意义上还不算以色列领土，因此不受将伊尔贡收编进国防军协议的限制。当时耶路撒冷弹药告急，贝京更关心的是为耶路撒冷的伊尔贡成员提供弹药，并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耶路撒冷。但是贝京当时并不知道，一向同贝京存在分歧的伊尔贡美国分支购买了一艘旧船，将之命名为“阿尔塔莱纳”号（意大利语“跷跷板”的意思，这是雅博廷斯基当记者时的笔名）。这艘船后来在法国靠岸，法国为了制衡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向犹太人捐赠了价值1.5亿法郎的军火（按现在的市值相当于5亿多美元）。装载到“阿尔塔莱纳”号上的武器包括5000把步枪、250把布伦（Bren）枪、500万发子弹、50 个“巴祖卡”（bazooka）火箭筒和10辆履带式轻型装甲车。除了武器装备，登船的还有940名移民（许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和包括耶希埃尔·卡迪沙伊在内的伊尔贡成员。这艘船原计划于5月14日到达巴勒斯坦，但后来推迟到6月11日才出发，正赶上停火协议和武器禁运生效的日期。贝京服从停火协议，当时并不知道这艘船已经出发。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船只已经接近以色列的领海。贝京连忙联系船长埃利亚胡·兰金（Eliyahu Lankin），命令他不要进入以色列领海，但通信设备出现故障。发现已无法让船只调头后，贝京将此事汇报给本－古里安。本－古里安明白，船只靠岸将违反停火协议，但他也不想放弃此时急需的武器。6月 20日到达以色列海岸后，这艘船只被要求驶往特拉维夫以北的维特金（Vitkin）村，他们认为在那也许不会被联合国观察员看到。但直到这时，关于如何处理这些军火，本－古里安和贝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贝京同意将大部分军火交给以色列国防军，但要求把20%的军火留给坚守在耶路撒冷抗击约旦军队的伊尔贡战士，本－古里安断然拒绝。本－古里安认为，即使将一小部分军火分给伊尔贡（哪怕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伊尔贡成员），也会影响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合法性，让伊尔贡成为一支军队中的军队。关于这艘船的消息很快散播开来，更有传闻说贝京要在维特金村的海岸现身。贝京此时在地下活动，一直接受贝京指挥的伊尔贡战士见主心切，就舍弃自己所属的军营，前往维特金村。本－古里安本来就对贝京有疑心，伊尔贡战士的离去越发让他肯定贝京图谋不轨。次日，他召开内阁会议，对部长们说，贝京直到“阿尔塔莱纳”号开到海上才告诉他这一计划（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本－古里安这时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长期以来对贝京的不信任，他对内阁说：不能有两个国家，也不能有两支军队。贝京先生不能为所欲为。我们必须决定到底是授权他这一行为，还是终止他的分裂活动。如果他不妥协，我们将对他开火。军队总参谋长伊斯雷尔·加利利（Yisrael Galili）命令以色列国防军飞行员向货船扫射。这些飞行员很多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飞行员，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他们拒绝接受命令，他们说：“我们来这是为犹太人作战，而不是同犹太人作战。” 这时贝京已经登上货船，他要求伊尔贡成员利用夜色的掩护开始卸货。国防军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交出所有武器，但他没有做出回应；他后来表示最后通牒完全不切实际，因为根本没有留给他时间做出回应。哈加纳部队和忠于伊尔贡的人员交火。“阿尔塔莱纳”号货船离开海岸，朝南边的特拉维夫驶去，却在海边搁浅了，无法移动——这一切都落入酒店客人、在海边玩耍的人、记者和联合国观察员的视线。突然，岸上的帕尔马赫战士（帕尔马赫最敌视伊尔贡，帕尔马赫的指挥官中就有伊扎克·拉宾）开始朝“阿尔塔莱纳”号货轮开枪，伊尔贡战士还击，犹太人和犹太人打了起来，刚刚成立不到五周，犹太国就处在内战爆发边缘。装满军火的船只还遭到炮击，在整个过程中，贝京命令下属不得还击。被击中后，船上的军火开始爆炸。此时仍在船上的贝京下令弃船，虽然他想坚守在船上直到最后，但下属强行把他带到岸上，其间许多人朝他的方向开火，在场的人都认为哈加纳成员想杀掉贝京。贝京刚下船不久，船上剩余的军火就将整艘船引爆。在场的以色列国防军战士万万没有想到，刚刚建国就会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纷纷跳到水中去营救船上的乘客。岸上的战斗仍在继续，哈加纳成员和伊尔贡成员相互射击，这场犹太人的内战从地中海转移到了特拉维夫街道，双方都有死伤。但贝京此前已要求伊尔贡成员不得向犹太人开火，双方都明白此时的以色列根本经不起一场内战的消耗。交火最终停止。算上维特金村的战斗，军队方面以色列国防军有3人死亡，伊尔贡有16人死亡。全部死者中有一人是亚伯拉罕·斯塔夫斯基，他曾因1933年谋杀哈伊姆·阿罗佐罗夫而被指控，但后来获得赦免。斯塔夫斯基当时是“阿尔塔莱纳”号上的一名乘客，他就死在15年前阿罗佐罗夫遇刺的特拉维夫海滩的离岸不远处。贝京通过广播向伊尔贡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演讲。他在演讲中重申伊尔贡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反复提醒伊尔贡成员：“不要对自己的兄弟动手，哪怕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说，犹太人不能打犹太人，因为“希伯来武器不能用来攻击希伯来战士”。他几乎是咆哮着喊道：“大敌当前，我们决不能陷入内战！” 本－古里安非常恼火，拒绝让死去的伊尔贡成员埋葬在特拉维夫。有人批评贝京将这些武器运送到以色列，也有人称赞他在终止这场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狩猎季”中也拒绝对哈加纳作战）。后来，贝京说他对以色列最大的贡献就是避免了一场全面内战的爆发。事后，本－古里安也理直气壮，声称自己让国家避免了一场武装叛乱。他在谈话中多次说击沉“阿尔塔莱纳”号的大炮非常神圣，“如果第三圣殿建成，这门大炮应该摆到圣殿旁”。 1965年，在政府调查“阿尔塔莱纳”号事件后，本－古里安才承认“我当时有可能弄错了”。在以色列的民族叙事中，“阿尔塔莱纳”号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明白，要建立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所有军队应当置于政治家的领导下。多年后，看到巴勒斯坦民选官员无法驾驭巴勒斯坦多个武装派别，以色列人会说：“巴勒斯坦人还没有经历他们的‘阿尔塔莱纳’号事件。” 战争下一阶段开始于1948年7月8日（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停火结束）。这一阶段只持续了短短10天，但出现了不少极具争议的时刻，包括一次至今仍被时常讨论的战斗。利达争夺战非常能体现以色列独立战争乃至整个以色列历史“相互冲突的叙事方式”。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后来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写道：“历史上的重大战争往往会成为史学上的重大战争。”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引发过如此激烈的“史学战争”，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为什么会有这一现象？奥伦指出：“关于阿以关系的争论之所以异常激烈，是因为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的利益太多。敌对双方的矛盾不像在大学里争夺书架那么简单，而是在一些深刻影响到几百万人生活的问题上较量，这些问题包括以色列安全、巴勒斯坦难民权利、耶路撒冷未来归属等。”这也不单纯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较量。在以色列内部有一群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学者，总想推翻以色列对这场冲突的主流叙事。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正如他们的代表人物以色列人艾兰· 佩普（Ilan Pappe）所言，他们的目的是“重新思考在过去地理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寻求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这场围绕历史展开的战争也是关于以色列合法性和以色列未来的战争。不难理解，独立战争中的许多事件，特别是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量离开以色列的因素（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敏感和充满争议的问题），成为不同学派历史学家之间较量的关键战场。利达就是这样一个战场。1948年夏天，面对约旦军队的进攻，耶路撒冷岌岌可危，本－古里安决定再打通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军队高层认为首先应当占领利达，这座阿拉伯城市位于特拉维夫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拥有约两万居民。战争爆发以来，由于许多阿拉伯人逃离了原来居住的城镇，利达的人口激增，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在此驻扎了一个125人的步兵连，这些军人和部分当地武装分子联合起来，做好了同以色列国防军决一死战的准备。以色列发动的“丹尼行动”（Operation Dani）拉开了战斗的序幕。7月11日，以色列军队对利达发起进攻，但遭到反击，以色列无法完全控制这一区域。夜晚，以色列又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占领了此城的大清真寺和圣乔治教堂。以色列国防军要求民众集中到清真寺和教堂，很快，这两座建筑人满为患。根据大多数记录，以色列军队后来允许阿拉伯妇女和儿童离开。整座城市大概有300名以色列战士，阿拉伯军团已撤到当地警察局内并设置起路障，双方形成对峙局面。第二天，几辆阿拉伯军团的车突然冲入市内，车上的人持枪四处扫射。当地武装分子也加入战斗，从许多建筑中朝以色列人开枪。有些冷枪来自市内一座小清真寺，占据清真寺顶部的阿拉伯狙击手构成致命威胁。以色列士兵接到终结阿拉伯军队火力的命令，在随后的战斗中，以军向清真寺发射了反坦克榴弹。虽然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录存在不同版本，但无疑死伤众多。直到今天，关于战争具体进程、清真寺内外阿拉伯人的死亡人数和死者中平民的人数仍存在激烈的争论。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指责了以色列国防军在利达的所作所为，一位著名的以色列作者在总结这派观点时指出：“当天正午，在短短30分钟内，超过200名平民不幸遇害。”他还表示应当为此负责的，不仅仅是在场的战士，他们身后的那场运动也脱不了干系，“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酿成了这场发生在利达山谷的人类灾难”。许多历史学家明确驳斥了这些修正主义者得出的结论。2014年，一位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在仔细研读了利达战斗的档案材料后指出，为了推翻以色列的叙事，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置证据于不顾，得出的结论偏离了事实。利达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修正主义者给出的数据，死者大多为作战人员，双方都有死伤，并没有出现新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屠杀行为。本尼·莫里斯也曾是新历史学家，他对以色列传统叙事持强烈批判态度，在描述这一事件时他也用了“屠杀”一词。但他同时指出，利达事件必须放在战争的大背景下来理解，需要考虑以色列和阿拉伯作战人员的行为方式。他说：利达事件并不能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为方式。1948年以前，犹太复国主义者主要通过购买而非强占的方式获得阿拉伯领土，壮大他们的事业。反倒是阿拉伯人周期性地屠杀犹太人，比如1929年的希伯伦事件和采法特事件。1948年战争中最早出现的暴力事件也是阿拉伯人所为：1947年12月30日，海法炼油厂的39名犹太工人被阿拉伯人杀害。不可否认，犹太人继而实施了不少暴行；长期的内战激发了战士的复仇心理，让他们变得更残暴。但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暴行，是因为以色列人占领了400多座阿拉伯城市和村庄，而巴勒斯坦人几乎连一个犹太居民点都没有攻下（即便占领也不是单独凭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力量）。1948年5月13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约旦阿拉伯军团的帮助下占领了埃齐翁村后，就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独立战争是一场残忍的战争，对阿拉伯人而言它事关荣誉，对犹太人而言它事关生存。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有野蛮行径。莫里斯指出，野蛮行径在犹太人那里是例外，但在阿拉伯人那里是规则。利达战争结束后，剩余的阿拉伯军队撤退。以色列国防军和当地阿拉伯领导人达成协议，当地居民将离开，向东迁移。和这场战争中许多其他战斗一样，许多难民排成长队离开家园。犹太考古学家施马亚·古特曼目睹了大批离去的难民，他回忆说：大量居民挨个走着……女人头上顶着装满东西的盒子和布袋，母亲拉着孩子。不时能听到以色列人鸣枪警告。偶尔你可以在人群中看到某位年轻人锐利的目光，仿佛在说：“我们没有投降，我们还会回来打你。” 这一时期，难民的队伍随处可见，这些不幸者中既有阿拉伯人，也有犹太人。犹太人被赶出耶路撒冷老城，数十万的阿拉伯人离开了以色列北部。不久，生活在北非的几十万犹太人也将成为难民，他们中有的是被赶走的，有的是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暴力威胁而选择离开。最终有70万犹太人离开阿拉伯国家，来到刚刚成立的以色列。总而言之，这一时期许多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大规模人口迁移产生的民愤将在几十年后让这一地区变得动荡不安。 1948年11月19日，拿单·奥尔特曼在犹太工人总工会报纸《达瓦尔报》（Davar）上发表了一首诗，名为《关于那一切》（Al Zot）。这首诗没有提到某个具体事件，有可能暗指利达事件（但当时利达战斗已经过去几个月，他应当不会等这么长的时间才做出反应），也可能指某个没有明说的事件，又或者只是泛泛地表达对战争丑恶的感觉。他在诗中写了吉普车上一位“幼狮般活络筋骨”的年轻男子。一对沿街走的年迈夫妇看到他后，出于恐惧，转身面向街边墙壁。年轻人笑着自言自语：“我要试试这把枪。”接下来奥尔特曼写道：“老头刚用手抱住头，他的鲜血就染红了那面墙。”虽然不知道奥尔特曼描述的是哪一次军事行动，但我们确切知道以色列领导人的反应。本－古里安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感谢奥尔特曼。当时还在战争期间，本－古里安一读到这首诗，就给诗人写了一封信：尊敬的奥尔特曼先生：祝贺你在《达瓦尔报》刚发表的那首具有道德力量和感染力的作品。你发出了能代表人类良知的声音，这种声音纯洁而忠诚。如果我们心中没有这种良知，就配不上目前取得的成就……我请求你允许以色列国防部加印10万份你的作品，发放到每一位以色列战士手中，在我们的军队中，没有任何武器拥有你的作品那样巨大的威力。充满欣赏和感谢之情大卫·本－古里安战争双方都有许多人死去。但以色列社会当时表现出的强迫性的自我批判倾向，后来发展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在建国之初，以色列社会就具有高度反思能力。诗人和政治家都认为，要想对得起以色列刚刚取得的独立，就必须反映出传统的价值观，犹太国的梦想正是来自这些价值观。这种自我批判的声音在随后几十年将变为以色列的一个长处。凭借第一次停火期间引进的武器和生存下去的坚定信念，以色列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巩固了战局。这时联合国又开始协调停火事宜，经过10天鏖战，7月19日第二次停火生效。和第一次停火一样，双方还是在一阵犹豫后才同意停火，并利用停火加强各自军备，修建防御工事。在积极准备下一轮战斗时，以色列人已经感到战争局面发生了改变，这场冲突不久能结束，他们将获得胜利。怀着喜悦的心情，他们甚至于7月27 日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一次阅兵，后来这成为每年的传统。阿拉伯人开始意识到摧毁以色列的战争已经失败，于是把目光转向一个新问题：阿拉伯难民的命运。独立战争期间，大约有70万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本尼·莫里斯指出了阿拉伯人离开家园的不同原因。在雅法、海法和其他大城镇，阿拉伯领导人的离开是导致城市社会解体的主要原因。在另一些地方，关于以色列暴行的谣言让阿拉伯人相信只有逃跑才能活下来。还有些地方的阿拉伯人的确是被以色列人赶走的。连本尼·莫里斯也明白本－古里安当时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他的责任是建立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犹太国，他“对人口问题有理解，明白需要建立一个没有太多阿拉伯人的犹太国”。除此之外，犹太国无法继续存在。战争结束时，这70万巴勒斯坦难民（几乎与即将被迫逃离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的人数相当）来到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加沙寻求庇护。阿拉伯人给伯纳多特伯爵施压，他当时仍在代表联合国为交战双方调停，要求他将阿拉伯难民问题当作任何解决冲突方案的核心。以色列人宣称，只要阿拉伯人还试图消灭犹太国，就拒绝讨论难民问题。阿拉伯人针锋相对，提出只有在难民问题解决后才会进行和平谈判。解决难民问题不是谈判的目标，而是谈判的前提。这意味着难民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在以色列看来，黎巴嫩和叙利亚（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约旦）并没有真正试图解决难民问题，而是将其作为自己口袋中的一张王牌。他们未来同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谈判时将用到这个“筹码”——但即使到那时，只要以色列还存在，他们就决意不停止冲突。伯纳多特伯爵开始对犹太人施压，要求以色列允许难民回归，并建议以色列放弃内盖夫沙漠、耶路撒冷、海法港（交由国际共管）和利达国际机场（现在是以色列最大的本－古里安机场）等地。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看来，伯纳多特根本不是公正的仲裁者，很多人甚至认为他已经完全是个敌人，站到了以色列的敌人一边。 1948年9月17日，4名莱希成员决定用他们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穿上以色列国防军的军装，在西耶路撒冷暗杀了伯纳多特，当时他手里还拿着没有发表的解决方案。国际社会的谴责随之潮涌而来，本－古里安恼羞成怒。签署过《独立宣言》的交通部部长大卫·雷梅兹（David Remez）说：“自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来，我们还没受过这么大的指责。”这一事件坚定了本－古里安清剿剩余伊尔贡和莱希成员的决心。为了终止恐怖主义行为，他要求内阁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包括不经审判就行政拘留的权力。犹太地下武装尽管在赶走英国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本－古里安明白战争再拖下去对他不利。他已经动员了以色列一半成年男性加入军队，部分女性也在服役，这场冲突不能再这样无休无止了。但在分治决议划分给以色列的土地上还有叙利亚、埃及和约旦的军队，为了赶走他们，本－古里安命令国防军控制以色列全境，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到10月底，以色列北部的叙利亚和阿拉伯解放军被驱逐出境。到1949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赶走了内盖夫沙漠的埃及军队，甚至占领了部分在分治决议中没有划分给以色列的领土，但埃及军队仍然控制着加沙地带。约旦人也急于摆脱战争，他们私下同以色列达成协议，限制双方战斗规模，确保约旦人获得约旦河西岸。不再需要更多战役了。战争基本结束。本－古里安手下有些将军希望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这一机会为以色列建立一道安全可靠的天然边界，但本－古里安不同意。他有几个考虑。他相信，控制更多数量的阿拉伯平民是以色列首先需要避免的。那些留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已经让本－古里安很担心了，他们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已经留在以色列境内，而这些人同境外敌人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当时没有像家人那样选择逃亡。本－古里安无法设想他们会忠于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本－古里安还担心占领更多的领土会招致美国的反对。此外，没有占领约旦河西岸，还因为本－古里安有新的难题需要考虑，正如安妮塔·沙皮拉所说，他“已经在思考如何吸引和吸收大量移民这一重大任务”。阿拉伯人不愿意和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因为，就算撇开他们不承认以色列这点不谈，和以色列签订任何协议，就意味着他们承认消灭犹太国的战争已经失败。然而他们没有选择，埃及、黎巴嫩、约旦分别于1949年2月24日、3月23日和4月3日同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最后叙利亚也于1949年7月20日在停火协议上签字。不同于美国国务院的预测，以色列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以色列付出了沉重代价，大约6000名以色列人死亡，其中四分之一为平民，死亡人数占新国家犹太人口的将近百分之一。500位女性在战争中死去，其中108人来自军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死亡人数也占到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在比例上同以色列基本持平。这场冲突最大的失败者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将这段历史称为“大灾难”（Nakba），70万人因为战争沦为难民，几千人死去。这些数字让人触目惊心。不可否认，这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离开家园令人悲痛。这其中以色列人无疑负有责任。但与此同时，那些难民接收国造成了真正的人类悲剧，为了挑起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谴责，他们故意让这些难民无家可归，一直生活在难民营。保持这些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身份成为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埃及等国在未来阿以冲突中的王牌。对待无家可归的同胞，以色列的做法截然不同。几十万犹太人同样被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境，他们在以色列靠岸后，犹太国就给予他们公民身份。巴勒斯坦人被嘲讽和利用，犹太人却得到同胞的关爱，满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两种不同的对待也决定了两者不同的未来。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投票通过分治决议。此后不到两年时间，以色列宣布独立，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战胜了首先挑起战争的阿拉伯邻国，还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本－古里安此人，什么都可以，就是与天真绝缘。他知道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无法接受犹太国的存在，还会联合起来再次进攻以色列。最终，这场战争注定会卷土重来。但现在，总理暂时忘记了战争，转而关注其他方面。是时候建设国家了。

第九章从建国之梦到建国之路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出埃及记》19：3—4 1949年1月25日对这个刚刚独立8个月的国家来说庄严而神圣，这时战争已基本结束，以色列在这天举行了第一次全国选举。两千年来犹太人没有主权，每个人都明白选举的意义是多么重大。摩西·耶库蒂尔·阿尔伯特是一位极端正统派的拉比，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担任耶路撒冷多个犹太社区的领导人（mukhtar）。早上5点35分，我和妻子、弟弟西蒙·莱布拉比、姐夫内塔内尔拉比和儿子多夫都醒了。喝完咖啡后，为了迎接这个伟大而神圣的日子，我们穿上了安息日的服饰，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篇》118：24）自两千年前开始流散以来，甚至从上帝创世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如此喜悦的一天，今天我们可以为犹太国投票……“上帝啊，祝福你，是你让我们活下来，保护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 喝完咖啡，阿尔伯特拿上他的以色列公民身份证前往投票现场。那里早上6点开始工作。“一路上我都非常开心，仿佛是在欢庆托拉节上抱着《托拉》卷轴跳舞（hakafos）一样，我这样激动，仅仅是因为手里拿着以色列身份证。那天早上我的喜悦之情真是无穷无尽。”阿尔伯特第一个到达现场，等待了几分钟后，他拿到一张印有数字1的投票卡。我感到这是我生命中最神圣的一刻，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未曾体验过。我们三人中只有我在有生之年有幸见证了这神圣而纯粹的时刻。“我是幸运和蒙福的！”念完“你赐予我们生命”（shehecheyanu）的祝福祈祷文后，我将装有投票卡的信封投进票箱。平日里阿尔伯特拉比每天第一件事是晨祷，但这天他投完票后才回家做祷告。并非只有阿尔伯特一人这么激动。在特拉维夫，几乎整座城市的人都兴奋地来到投票现场，人们显得很有耐心，预先派到某个交通要道的警察和救护车向总部报告无事可做。在内塔尼亚，等待投票的人群有序地排成长队，还唱起了《希望》，这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歌曲，现在成为犹太国的国歌。一共有440095人参加了这次投票，占到符合投票资格人数的87%。几天后投票结果公布，不出所料，大卫·本－古里安领导的马帕伊党（Mapai）获得36%的票数，成为第一大党，获得以色列立宪会议120个席位中的46席。几周后，立宪会议成为克奈塞特（Knesset），即以色列议会。以色列第一届议会建立在广泛基础上，其中既有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既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它包括46名马帕伊党议员、代表拿撒勒民主人士名单（Democratic List of Nazareth）的2名阿拉伯议员、16名联合宗教阵线（United Religious Front）的议员、5名进步党议员和4名塞法迪名单（Sephardi List）议员。作为第一大党马帕伊党的领袖，大卫·本－古里安成为总理，兼任国防部部长。他拒绝共产主义政党和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赫鲁特（“自由”）党进入联合政府，认为这两股力量会对这个新成立国家的价值观产生不利影响。以色列的建国者们知道，他们能有今天，离不开一位先驱的努力，虽然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大选几个月后，1949年8月17日，西奥多·赫茨尔的遗体被接回以色列，埋葬在现在的赫茨尔山国家公墓。赫茨尔的骨灰由64辆汽车组成的车队运送，车队从特拉维夫驶往首都时，数千人走在车队后，路两边站着更多的民众。这支庞大的游行队伍首先来到1898年赫茨尔和德皇威廉会面的密克维以色列（Mikveh Israel），随后来到赫茨尔在巴勒斯坦度过第一夜的里雄莱锡安，赫茨尔只访问过巴勒斯坦一次。在前往首都的路上，总共有20万人来到现场表达对赫茨尔的敬意，占到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耶路撒冷，灵柩停放妥当后，约两万人排成长队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包括内阁和议会的全体成员以及6000名受邀者。赫茨尔的棺材上挂着380个蓝白色小袋子，里面装着全以色列各个定居点的泥土。最后他在首都的山顶长眠，从这里他可以俯瞰自己梦想建立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新成立的国家需要一面国旗。几十年前，赫茨尔在《犹太国》中写道：“我建议采用白色旗帜，上面有七颗金星。白底象征我们纯净的新生活，星星象征工作日中七小时黄金时间。”但赫茨尔这个想法没有被采纳。1948年10月，以色列选用19世纪 9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旗帜作为国旗，白色背景下有一颗浅蓝色大卫星，在大卫星上下各有一条水平方向的浅蓝色条纹。设计者想通过这两条蓝色条纹让人想到犹太祈祷披巾（tallit）。从国旗设计就能看出，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建立一个极度世俗的新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回避宗教因素。以色列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2月14日召开。当时还没有办公场所，会议便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犹太代办处召开。大会讨论的第一项议程是任命哈伊姆·魏茨曼为国家总统。三十年前，正是他说服贝尔福勋爵发表《贝尔福宣言》。虽然以色列总统基本上是荣誉性职位，但魏茨曼的个人影响力令这个职位受人敬重。一当选，他立即在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半个世纪前，西奥多·赫茨尔在《犹太国》中提出，犹太人家园的复兴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榜样。他写道：“我们在这里为自身创造的福利将产生强大影响，会造福全人类。”现在，赫茨尔所梦想的国家已然建成，魏茨曼也希望犹太人取得的成就能够鼓舞世界其他地方受压迫的民族。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即将离开拂晓时分的临时政权，迈入阳光普照下的民主政权……这在世界史上也是伟大的日子，但我们不可过于骄傲。此时此刻，我们希望将这个充满希望、鼓舞人心的消息从圣城的这里传到所有受压迫和所有为自由与平等而奋斗的人们那里。接下来，魏茨曼谈到“世界各国数十万的犹太同胞，他们即将回到敞开怀抱迎接他们的以色列”。他说：“我们祈愿能有更多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扎根，和我们肩并肩地建设这个国家，让我们这块贫瘠的土地再次变得富饶。” 一年后，在1950年7月5日，议会制定并通过了最能代表以色列国家性质的《回归法》，赋予所有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权利。当时的另一项法律让犹太移民踏上这片国土时自动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雇工之死》一诗中写道：“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不得不去那里时，那里不得不接纳你。”对犹太人而言，犹太国如今就是这样一个家。因为这个家的存在，再也不会有成千上万犹太人因无人接收而住在欧洲的难民营中，再也不会有载着犹太人的船只穿越大洋寻找停泊之处。《回归法》宣告犹太人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时代已经结束。迫于阿拉伯人的压力，1939年英国的白皮书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移民是建国的前提，将移民非法化意味着白皮书撤回了《贝尔福宣言》中许下的承诺。《回归法》取消了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所有限制，废除了1939年英国的白皮书。《回归法》还是对纳粹政府《纽伦堡法案》的象征性推翻。在那个法案中，纳粹分子规定祖父母中有一人为犹太人的人，就被视为犹太人。《回归法》几乎使用了同样的界定方式。以色列议会通过这种方式向世人宣告：“只要你的犹太性足以招致纳粹分子的杀害，你就能得到以色列国的保护。” 犹太人以前所未有之势移民到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从1948年5月15日到1949年底，70个国家不下686739名犹太人来到以色列，这个人数几乎和建国时以色列的人口相等，成为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以色列在吸收移民方面创造了现代史上一个奇迹：战争期间有10万新移民来到以色列，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移民数量。这预示了接下来的事情。在建国后的42个月中，月均移民数达到1.6万，总人数达到69万，短短3 年时间，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就翻了一倍。在任何其他移民国家，从未听说过这种移民人数超过原有居民的现象。以色列一直是一个在移民的努力下不断发展的国家。1948年，全世界只有6%的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6%，几乎占到全世界犹太人的一半。他们中许多人来自北非的阿拉伯国家。1948年，大约有7.5万名犹太人生活在埃及，但就在这一年，埃及开始逮捕犹太人，强征他们的财产。开罗的犹太区遭到炸弹袭击，犹太人被迫离开埃及。1956年，埃及又驱逐了2.5万名犹太人。1967年的迫害让更多犹太人选择移民，当地犹太人的人数下降到2500人。到20世纪70年代，生活在埃及的犹太人只剩下几百人。 1948年，利比亚有3.8万名犹太人。纳粹军队占领班加西（Benghazi）后，对当地犹太人施加集体迫害。纳粹分子离开后，当地人继续迫害犹太人，3万名犹太人选择逃亡，其中多数人在1949年离境。1951年利比亚独立后，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更多犹太人选择离开。1967年六日战争后，当地又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此后利比亚为数不多的犹太人也离开了这个国家。 1948年，摩洛哥的犹太居民多达26.5万人。以色列独立后，犹太人除了成为暴乱的袭击对象，在经济上也遭到抵制。截至1958年，6.5万名犹太人离开摩洛哥。1963 年，又有10万名犹太人离开家园。截至1968年，生活在摩洛哥的犹太人只剩下最后 5万人。类似情况还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突尼斯和也门。许多长期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社团不复存在。在利比亚、伊拉克和也门，90%的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后十年内离开了。1948—1951年的短短3年内，生活在伊斯兰国家超过 37%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同样的事还发生在非阿拉伯国家。保加利亚几乎所有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1991年共产主义解体后，阿尔巴尼亚几乎所有犹太人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对犹太人而言，进入以色列虽然已经不是问题，但离开东道国变得越来越困难。伊拉克政府最初规定，只要犹太人放弃伊拉克公民权，就可以离开。政府预计有1万— 4万名犹太人离开，但最后移民人数超过12万，几乎占到伊拉克犹太总人口的90%。这让政府非常震惊和难堪，立即着手冻结犹太人的资产，（从1951年开始）还禁止犹太家庭携带财产出国。几乎一夜之间，这些移民从伊拉克上层社会的富人变为身无分文的以色列新移民。由于伊拉克犹太人移民变得越来越危险，以色列发动了“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 2500年前在居鲁士统治时期，正是以斯拉和尼希米带领巴比伦犹太人回到犹地亚。为了让伊拉克犹太人尽早回归以色列，大拉比不顾犹太教的标准规定，破例允许飞机在安息日运送这些移民。本－古里安深知，新成立的以色列面临极其严峻的经济困难，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域内他不愿让财政考虑影响到政策，其中就包括移民。以色列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大规模移民带来的人力资本。不管移民来自哪里，他都要接收，即使这么多移民会给以色列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主持犹太代办处财政工作的列维·艾希科尔（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三任总理）表达了对大规模移民的担忧，他说：“我们连帐篷都没有，他们来到这里只能睡大街。”但本－古里安决心已定，以色列将接收每一个想要来以色列的犹太人。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以色列执行了多次史诗般的移民营救行动。1949年6月至 1950年9月的“魔毯行动”几乎将也门所有的犹太人空运到以色列。也门犹太人在上飞机前，艰难地跋涉到事先指定的集结点，从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租赁的DC-4“空中霸王”运输机再将他们送到以色列。以色列还在集合点安排了医疗人员，帮助也门犹太人做好长途飞行的准备。其中一次大规模空运就运送了45640人，这些运输机内的座椅全被拆卸，每架飞机每次能运送500—600人。另有3275名犹太人从红海边的海港城市亚丁（Aden）被空运到以色列。果尔达·梅厄后来回忆：有时我会来到利达机场，看一架架来自亚丁的飞机降落。乘客们看上去非常疲惫，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让我惊叹不已。我问其中一位留胡子的老人：“以前见过飞机吗？”他回答说没有。“那你在空中的时候不害怕吗？”我又追问。他坚定地说：“不害怕。这都在圣经的《以赛亚书》中写到过，‘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我站在飞机场听他将整段经文背了下来，他面带喜悦，因为先知的预言应验了，也因为旅程结束了。许多移民到达以色列时需要接受紧急医疗救助，也门的3000名儿童身体状态非常差，几百人死在了路上。虽然他们已经来到以色列，但国家并没有为数十万新移民准备住房。政府没有经济实力为移民提供食物、医疗、就业等基本需求。建国早期，许多人已经对本－古里安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怨恨有加，如果不了解这点，就无法理解接下来几十年里以色列国的政治，包括本－古里安的政党最后的失势。一开始，移民住在临时营地里，但随着人数的增加，这些营地的条件很快变得让人无法忍受。海法附近一个临时营地的负责人对以色列政府不能为移民提供好的条件而感到悲痛，他这样描述移民的生活：这些移民被锁在营区，周围围有铁丝网，还有武装警察守卫。他们住在英国军队留下的用木头和石头搭建的房子里，里面在不同时期都非常拥挤，甚至达到了相当残忍的程度。他们每日三餐要排很长的队领取食物，看病和办理海关手续的队伍就更长了，经常绵延几公里。为了上洗手间，移民有时要等上几个小时，厕所由于用的人太多都堵住了。营地的水有时不够用，经常停电，每到夜晚营地就一片漆黑。政府急于改善移民的生活条件，从1950年开始建设永久性住房，但以色列当时面临的挑战太多，这些住房没有按时建成。于是以色列修建了过渡营（ma'abarot），这里的条件好于以前的临时营地，政府计划在“真正”的房屋建好前让新移民临时住在这里。很快，过渡营的条件变得和临时营地一样糟糕，过渡营还成为许多移民的永久性住处。许多年后，有的过渡营发展成小型城市，而且大多为以色列欠发达的城市。生活在过渡营的主要是（来自中东的）东方犹太人，过渡营成为滋生民众不满情绪的温床，这些人数越来越多、对政府越来越不满的东方犹太人后来发展成工党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即使资源有限，本－古里安不惜投入大量资源的另一个领域是儿童义务教育。教育一直是犹太人社团生活的基础，也是早期历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一个关注点。伊休夫建立了10多个教育机构，他们明白要想实现国家的繁荣，必须着重发展教育。1949年，以色列议会颁布了最早的法律之一《义务教育法》，为所有5—13 岁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对于犹太儿童，国家沿用了三个并存的学校体系：普通学校体系，政治上奉行社会主义的学校体系（不久后取消），以及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学校体系。此外，又成立了极端正统派的学校体系。国家还对已有的阿拉伯教育体系进行管理。 1948年以前，阿拉伯儿童主要去英国政府运营的公立学校和各种宗教机构运营的私立学校上学。截至1948年，只有30%的阿拉伯儿童上学（主要是小学）。整个巴勒斯坦区只有10所阿拉伯高中。由于《义务教育法》同样适用于阿拉伯儿童，以色列彻底改变了当地阿拉伯教育资源不足的局面。几十年前，赫茨尔极富预见性地写道：“一旦犹太人真的回到家园，第二天就会发现，多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在不同国家生活了许多个世纪，受到当地国民的影响，因而彼此不同。”赫茨尔说得没错。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不但影响到以色列社会的形成和政治的演变，还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在他们还没有踏上以色列国土时就体现出来。在“帕姆克莱森特”号运输船上，匈牙利女孩经常穿着比基尼在甲板上晒太阳，让摩洛哥男人感到震惊和难堪，在他们以前生活的社区，女性从不穿得这么暴露。即便同样来自中东地区、被统称为“东方犹太人”的人，彼此之间差别也很大。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来自伊拉克的大多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受过教育的精英；库尔德斯坦的移民几乎目不识丁；埃及犹太人认为自己属于“欧洲”犹太社团，他们中既有商业精英，也有共产党成立者；也门犹太人主要是工匠和商贩，他们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主要出于弥赛亚情怀。这些犹太人虽然各不相同，但普遍遇到欧洲移民颐指气使的对待。欧洲移民早于他们来到巴勒斯坦建立伊休夫，现在又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这并不涉及种族主义，和肤色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文化精英主义的体现。这些人发自内心地认为欧洲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如果可以向所有人传授欧洲精英文化，那对这个新生国家将再好不过了。大多数东方犹太人给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带来的财富很少，这当然不利于欧洲移民改变对他们的看法。有些人在移民前长期在东道国过着贫困的生活，还有些人被东道国驱逐前就被剥夺了财产。即使有的人想方设法带来一些资产，国家还是常常以为这些北非国家或伊拉克的犹太移民赤贫如洗。本－古里安虽然全力支持犹太人移民，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精英主义的倾向，他写道：流散地的犹太社团不复存在[意思是说，诸如保加利亚和伊拉克的犹太人全都移民到以色列，致使当地犹太社团消失]，这些移民来到以色列，并不构成一个民族，而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一些缺乏语言、教育、根基、传统或民族梦想的人间渣滓。……将这些渣滓转变成一个文明、独立、有理想的民族（nation）……绝非易事，会遇到的困难和吸收移民时在经济上面临的挑战一样艰巨。为了让国家的文化尽可能先进，本－古里安甚至提议对东方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孩子分开教育，进不同的学校，他担心如果不这样做，以色列将成为“黎凡特”，“退化”成“像阿拉伯国家”一样落后。为了不让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孩子“退化”成东方犹太人孩子那样，虽然没有成文规定，许多新成立的社区执行了隔离政策。新居民需要通过批准才能住进来，而刚移民来的许多东方犹太人无法通过批准，理由是他们“不适合这个社区”。以色列早期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为后来政治生态的剧烈变化埋下了伏笔，连许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承认这不是以色列历史上光彩的部分。演艺界著名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意识到，虽然国家在经济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但在对待新犹太移民的问题上实在是不尽如人意，和以前的承诺相距甚远。在以色列流行文化中，讨论这个问题最著名的作品是1964年上映的电影《萨拉赫·沙巴提》（Sallah Shabati），导演是讽刺作家以法莲·基翁（Efraim Kishon），他本人是匈牙利移民和大屠杀幸存者，曾被关在索比堡（Sobibor）集中营。有意思的是，这成为以色列第一部得到国际认可的影片，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萨拉赫·沙巴提（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一个东方犹太人名字，同时也是一个文字游戏，在希伯来语中是“对不起我来了”[selichah she-bati]的意思）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来到以色列后，很快被送到过渡营。面对艰难的生活条件和他无法理解的欧洲文化，萨拉赫·沙巴提试图理解他在以色列的新生活的意义。影片滑稽地表现了他的矛盾心态：既要谋生，又要恢复他在先前国家（应该来自也门，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也门人的名字）所拥有的尊严。这部影片因为深刻揭露了以色列社会存在的问题而取得成功。影片还暗示基布兹没有完全向移民敞开大门，这引发许多基布兹成员的不满，他们大概从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萨拉赫·沙巴提》提醒以色列人，把犹太人弄到以色列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对于这些将犹太国当作家园的人今后的生活，国家还有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大量的移民给本－古里安从截然不同的民众中锻造出一个国家带来挑战。他决心让不同背景的犹太人不但服从国家的政治权威，还接受国家在道德和文化建设上的中心地位。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服从新成立的国家，没有任何事情比国家更重要。他说：“国家不仅仅是一种实体、框架、政权、国际地位、主权或军队。如果国家没有成为人民内心、灵魂和意识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存在。国家是一种将所有公民连接在一起的精神意识和责任感。”他试图在以色列实现“国家主义”（本－古里安为此创造了mamlachtiyut一词，这个希伯来语词汇很难在英文中找到完全对应的翻译，大概可以理解为“国家主义”[statism]或“国家意识”[state consciousness]）。本－古里安决心建立以国家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在这种“国家主义”的框架下，他的才华和独裁倾向都得到充分体现。凭借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智慧，他带领以色列人投入到国家体制和文化的建设中。几十年前他领导过的犹太工人总工会成为一个负责工人权利、教育、医疗甚至部分银行业务的强大组织。在许多工人看来，本－古里安政府主要通过犹太工人总工会来照顾他们，一位体力劳动者多年后指出：“宗教人士认为上帝在保护他们，我知道一直在照顾我的是犹太工人总工会。” 与此同时，新上任的总理不但认为建设国家是当务之急，还认为只有自己能胜任这一角色，许多他不认可的计划遭到搁置。比如，以色列的《独立宣言》规定议会最迟于1948年10月1日正式签署宪法。但本－古里安知道，一部宪法所创造的司法体制会让部分法律失效，会巩固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的地位，在这一选举制度下任何党派都难以获得多数选票，宪法还能通过多种方式限制总理的权力。长远看来，他赞成总理的角色将由标准的民主限制来管理，但眼下他需要得到不受限制的权力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所以他推迟了宪法的制定，以至于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没有一部宪法。帕尔马赫是伊休夫最精锐的军事单位，本－古里安担心它和政治左翼势力的联系过于密切，为了打造一支没有政治属性、绝对服从于国家的职业化军队，他于1948年9 月解散了帕尔马赫，这让许多人非常失望，他们感到本－古里安取缔了伊休夫最伟大的机构之一。本－古里安实际上还禁止人们看电视，不允许成立政府电视台。曾担任过哈加纳高层领导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伊加尔·雅丁建议通过电视来教育新移民，让电视成为凝聚人心的媒介，但本－古里安没有退让，他认为电视传播的低俗文化对整个社会没有好处。此外，政府还通过以色列广播局和军队电台这两个受政府控制的单位来实现对全国无线电广播的管控。以色列的新闻报刊业非常活跃，但本－古里安也对其施压。他明确告诉新闻界，如果和政府合作就可以得到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消息，有的消息甚至来自总理本人。但媒体经常严厉批评本－古里安，这种批判政治精英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作为回应，本－古里安也利用他的权力极力影响一些特定新闻的报道方式。本－古里安推行“国家主义”政策的方式非常生硬。最能体现人们对于这一政策感受的，是一项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让也门移民深信不疑的指控。许多人声称，1949—1952年，政府将许多也门移民在过渡营生下的孩子送给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家庭抚养。政府先后成立了三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这项指控，但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迟至 2001年，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还调查了800多起婴儿失踪案，其中750起案件中的婴儿被判定死亡，剩下的56起失踪案至今没有着落。但许多以色列人（包括也门犹太人家庭）还是认为，政府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环境”。不管真相如何，这项指控很能反映在国家成立早期以色列社会底层人士的切身感受。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政策显然走向了极端，以色列社会此后一直在努力解决该政策造成的许多后果。但本－古里安当时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他缔造了犹太国，如今不得不建设这个国家，但在这些刚刚成为以色列公民的人们长期形成的认知中，政府是一个侵犯和欺骗个人的实体。那些来自中东的犹太人存在这样的认识不难理解，但即便是从欧洲来到巴勒斯坦或以色列的犹太人，对以前国家的政府也没有好感，委任统治时期伊休夫的犹太人对英国政府同样充满敌对情绪。本－古里安很清楚，在这些各不相同的人群基础上建立和谐、稳定、团结的民主社会是一项艰巨任务。他有时的确操之过急，但也展现出先见之明和过人的才华。考虑到以色列社会当时将要面临的严峻考验，恐怕正是本－古里安有时以高压方式执意打造出的这个以忠于国家和政府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才有可能让羽翼未丰的以色列幸存下来。另一个让本－古里安感到非常棘手的人群是宗教人士。在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建国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欧洲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拒绝加入这一运动，反对建国。有的宗教领导人从神学理论出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干预上帝的行为，虔诚的犹太人应该等待上帝来结束他们的流散生活，而不是主动回到巴勒斯坦。还有人对犹太复国主义中明显的世俗主义倾向深恶痛绝。这些犹太人称自己为哈瑞迪人，并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专门反对与犹太复国主义相关的一切。他们驱逐持不同政见的异己者，有的家庭因此妻离子散。哈瑞迪领导人明令禁止人们回归巴勒斯坦，认为这是对犹太教的背叛。但希特勒改变了这一切。大屠杀结束后，许多哈瑞迪社团被摧毁，有的完全消失了。几十万哈瑞迪犹太人被谋杀、毒死或烧死。虽然他们仍然反感伊休夫，认为其极端世俗的理念会误导人心，但哈瑞迪人不得不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欧洲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立场开始变化，从强烈反对变为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模糊态度。他们继续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世俗倾向，将马帕伊党比作希腊统治时期接受希腊文化的犹太人。他们还相信本－古里安要针对他们发动一场意识形态战争。如果不作出反击，国家将把下一代培养成缺少宗教传统（甚至反对宗教传统）的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将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很不情愿地参与了以色列政治，签署了《独立宣言》。他们本想在建国后远离政治，但考虑到这样一来自己无法影响到以色列的政策和国家的属性，他们对政治的参与越来越多。在对待哈瑞迪人方面，本－古里安没有长远计划，他深信这些人极端正统的生活方式只是欧洲犹太社团生活的残余，过不了多久就会自行消失。急于维持自己政治地位的本－古里安不愿意再发动一场政治战争，他同意继续维持他在1947年和宗教人士达成的协议：安息日将成为全国休息日，政府和军队的厨房必须符合犹太教规，包括结婚、离婚、改宗等涉及个人身份的事务由宗教法律管理，宗教人士能够保持教育上的独立性。政治能让奇奇怪怪的人成为盟友。本－古里安很不信任政治左翼人士和共产主义者，也不愿意让梅纳赫姆·贝京的赫鲁特党（Herut）加入联合政府，这样他就没什么选择，不得不同第三大政党联合宗教阵线组阁，这个党其实又由两个犹太复国主义宗教政党和两个非犹太复国主义宗教政党组成。哈瑞迪人利用这一政治优势（即他们可以通过退出联合政府让议会提前举行选举），不但建立了独立的宗教学校体系（这些学校基本不讲授跟宗教无关的内容），还让自己的孩子免服兵役，这样他们到了参军年龄就可以继续在犹太经学院学习，不用接触在服兵役期间肯定会遇到的世俗犹太人。本－古里安关于哈瑞迪人会消失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们的人数快速增长，很快成为以色列一股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政治上他们能同时对左翼和右翼政党施加强大的压力，但他们拒绝让自己的议员担任部长（偶尔有例外），这样一来当政府做出违反犹太教规的决定时他们不用承担责任。本－古里安最明显的错误正是同意免除哈瑞迪人的兵役。当时每年只有400人免除兵役；但到2010年，利用这一理由免除兵役的哈瑞迪人达到每年6.25万人，增长了 150倍，而同一时期以色列人口仅增长了12倍。独立战争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为1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0%。他们大多生活在内盖夫沙漠（主要是贝都因人）和加利利被称为“小三角”的地区（约以停火协议中约旦转给以色列的土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和英国统治时期，这些阿拉伯人就缺少有效的领导体制，加上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当地阿拉伯领导人的逃亡，留下来的阿拉伯人大多很贫困，教育程度较低，缺乏领导能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导阶层的逃亡和以色列阿拉伯人几十年后陷入的困境有着直接联系。以色列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是很大的挑战。《独立宣言》承诺所有以色列人“享有平等公民权利以及在各种临时和永久的国家机关中拥有相应代表权”，这种理想无疑得到了本－古里安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以色列领导人知道，阿拉伯人是成为生活在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的难民，还是成为新成立国家的以色列公民，取决于他们当时是否选择逃亡，完全是历史偶然性决定的。由于这个原因，以色列阿拉伯人一直不用服兵役，直到1954年，政府决定征召阿拉伯人入伍。当媒体公布这一计划后，大约有6万阿拉伯人申请加入以色列国防军，但国家最终没敢落实这一计划。以色列阿拉伯人真的会愿意同绿线以外的敌人作战吗？这些敌人中就有他们的家人。出于这一担忧，政府从未大规模向阿拉伯人征兵。当然，不同阶段的原因不尽相同。建国初期，大多数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忠诚抱有疑虑，但后来几乎没什么阿拉伯人愿意服役。相比于征兵问题，以色列对以色列阿拉伯人忠诚度的怀疑所产生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很多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生活在敌国的阿拉伯人一样仇视这个新生国家，这些人可靠吗？他们会不会成为或已经成为威胁以色列的第五纵队？出于这些顾虑，本－古里安对以色列阿拉伯人实行军事管理。这是个讽刺的决定，因为以色列所采用的军事管理方法正是在当年英国针对伊休夫的《委任统治防御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军事管理下，以色列阿拉伯人由军事法庭审判，他们的行动受限（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村庄），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在国家中心地区找到工作。他们的初等教育也受到影响，因为在军事管理下，谁能在阿拉伯学校教书由安全部门决定，老师的教学能力并非录用的决定因素。除了参加共产党，以色列阿拉伯人基本没有参与犹太人的政党。随着以色列安全形势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担心阿拉伯人成为内部的第五纵队，包括梅纳赫姆·贝京（本－古里安仍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应当结束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军事管理。迟至1966年，在相对温和的列维·艾希科尔担任总理期间，这一管理体制才被正式废除。军事管理是以色列面对威胁采用的权宜之计，但对以色列阿拉伯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改变了他们对国家的看法，进而影响到几十年后以色列的政治和政策。至少让本－古里安感到惊讶的是，正当“流散地万民回归”的古老梦想奇迹般地成为现实时，有一个犹太社团却不为所动。几十万犹太人从难以生存的欧洲和阿拉伯国家来到以色列，但在美国的500多万犹太人中只有不到2000人移民以色列。本－古里安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对此深恶痛绝。建国多年后，他悻悻说道：“几百年来，犹太人在祷告时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拥有自己的国家？谁也没想过这个吓人的问题：我们有了国家后能否找到同胞？”建国后，许多生活在危险地区和难以生存地区的犹太人来到以色列，但许多已经在流散地过上舒适生活的人并没有回来。本－古里安将美国犹太人比作在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可以回到以色列但却选择留在流散地的那些犹太人，但美国犹太人并不觉得他们处于流散状态。两千年来犹太人都没有生活在锡安，这已经成为犹太人生活的常态。本－古里安凭什么觉得他们有义务放弃安稳而繁荣的生活，去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国家？虽然许多美国犹太人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过流散生活，有的知名美国犹太人甚至反对建立犹太国的观念。美国犹太教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是当时一个全国性的犹太组织，其主要议程就是反对以色列建国；该组织不仅从事恶毒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甚至在分治决议悬而未决时帮阿拉伯发言者准备在联合国的发言稿。然而，大多数犹太团体没有这么极端，即使它们对建国会对犹太教和美国犹太人的地位造成的影响态度暧昧。美国犹太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或许是当时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美国犹太社团组织，它不反对建立犹太国的观念，更没有采取行动加以反对，但它也不希望以色列成为犹太世界的中心。美国犹太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劳斯坦曾对该组织成员说，美国犹太委员会支持 1947年分治决议，主要是因为犹太国能够解决一个人口问题。他说：在分治决议的通过上，“我们配合，是因为我们相信[犹太国]是拯救几十万欧洲犹太幸存者最务实的解决办法”。换言之，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国意味着犹太民族的重生，而许多美国犹太教领导人要么反对建立犹太国的观念，要么认为这只是安置欧洲无家可归犹太人的办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算是美国最忠于犹太事业的知名人物了，但即使是他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逾越节晚餐上对庆祝者说：“基于我对犹太教本质的理解，我不太接受建立一个拥有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的犹太国的观念。”他感到历史已经改变了犹太人：“我担心犹太教会受到来自内部的伤害，特别是发展狭隘犹太民族主义带来的伤害。我们不再是马卡比时代的犹太人了。”以色列的建国也没怎么改变他的观点，他告诉朋友：“不管是出于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的考虑，我从来不认为建国是个好观念。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只能战斗下去。”这番话显然算不上是鼓舞人心的支持。以色列建国后，雅各·布劳斯坦明确告诉本－古里安，美国犹太社团的领导层不会容忍以色列的越界行为。在一份重要的表明立场的文件中，他写道：大多数美国犹太人，无论老少，也无论是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热爱他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美国在我们的父辈需要时迎接了他们的到来。在美国的自由体制下，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获得了几个世纪来未曾有过的自由和安全感。和所有其他在这里登陆的受压迫群体一样，我们已经真正成了美国人。我们强烈反对视美国犹太人为流散群体的观点。美国犹太人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和美国的未来紧密相连。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也不需要其他选择。布劳斯坦提醒以色列，美国不是流散地，让美国犹太人移民犹太国的请求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至于本－古里安（和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将以色列视为犹太世界唯一中心和全世界犹太人唯一代言人的观点，布劳斯坦也针锋相对：犹太世界没有唯一的代言人，不管那位所谓的代言人想做什么。布劳斯坦的话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所持观点的直接攻击。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自己代表着全世界犹太人的声音。纳粹分子灭绝了波兰犹太社团后，美国犹太人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意义最重大的犹太社团，但恰恰是他们让以色列放弃这样的想法。在移民问题上，布劳斯坦的观点也非常明确：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多是因为无处可去。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不为所动。美国犹太人后来的言论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观点至今没有太大变化。美国犹太人从来没有大规模移民以色列，选择移民的大多为正统派教徒，这些人只占美国犹太人的10%。剩下90%的美国犹太人几乎没有产生在统计数据上有意义的向以色列的移民。 20世纪60年代末（六日战争以后）和70年代初，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态度大有升温，支持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认同的重要支柱。但随后，以色列在美国犹太认同中占据的核心地位又开始弱化。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巴以冲突的持续以及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担忧不断侵蚀着他们对以色列的热情。建国初期让本－古里安焦头烂额的问题在几代人后再次出现。虽然对美国犹太人很失望，但本－古里安继续推进吸收移民的工作，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人口如此少的国家成功接收如此多移民的先例。当初建立的过渡营最终遭拆除，东方犹太人逐渐在以色列社会站稳脚跟，成为一股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军事管理也宣告结束。在这些来自世界各地、既贫穷又不识字的犹太乌合之众中，本－古里安建设起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移民人数相对于原有居民是“任何一个移民国家闻所未闻的”，并且能从大多来自非民主国家的移民中锻造出一个民主国家，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令人惊叹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家中，以色列是为数不多几个坚持至今的本质上民主的国家之一。随后几十年，在以色列生活仍将复杂而危险，但大多数以色列人——甚至包括不少世俗人士——仍然相信，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们取得的成功太令人惊讶，看上去仿佛冥冥中自有帮助似的。人们也不会忘记，如果没有大卫·本－古里安这位才华横溢与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他们的国家就不会诞生。他不仅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可圈可点，是一位克服重重困难将赫茨尔的梦想变成现实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