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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一个民族的重生

第四章梦想实现的曙光

土地和语言，没有这两者，犹太人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 ——埃利泽·本－耶胡达在19世纪最后10年，当赫茨尔用德语写作时，英语世界最有名的犹太作家是伊斯雷尔·赞格威尔。这位小说家和剧作家（他还积极参与了维护妇女权益的运动）虽出生于传统犹太家庭，但也离开了传统犹太世界，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早年许多文章将巴勒斯坦描绘成“荒野”、“布满石头的荒芜之地”、“废弃的家园”和一片“已经沦为废墟”的土地。但他关于巴勒斯坦最著名的表述还是“一块没有民族的土地，等待着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这个表述当然不全对，却也不全错。巴勒斯坦当时已经有人居住，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欧洲人的预想完全不同。虽然奥斯曼帝国从1517年开始就控制了巴勒斯坦，但并没有发展这一地区：松散地分布在贝鲁特省和叙利亚省之间，19世纪早期巴勒斯坦的行政管理体系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几个世纪来土耳其人对这里不闻不问，管理十分混乱。当地帕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当地40万居民（1840年数据）常年生活在贝都因强盗团伙的恐惧下。贸易基本上没有。虽然管理混乱，民众缺少身份认同，但这片土地并非荒无人烟，而是生活着几十万人，其中大部分为阿拉伯人。大部分时间，他们分布在这一地区七八百个村庄里，过着乡村生活。他们大多数是封建制度下为土地所有者出卖劳动力的佃农，但也有人生活在加沙、希伯伦、海法等城镇。虽然阿拉伯民族认同还没有形成，但已经可以感到两个民族间的敌对情绪。早在1891年，一些富有的阿拉伯人就对奥斯曼当局施压，要求他们阻止犹太难民在巴勒斯坦定居，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该地区的“阿拉伯属性”将被改变。 19世纪70年代末，大约有2.7万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他们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大部分人口为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很贫穷，但非常虔诚。他们和社团外的人联系很少，主要经济来源依赖哈卢卡制度（halukka，“分配”之意），这项制度从流散地收集钱财，发放给学者、寡妇、孤儿和其他需要经济支持的犹太人。当地犹太人过着一种脱离现代社会的简单生活，但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这种生活方式习以为常。谁也没有想到，改变巴勒斯坦简单生活方式的居然是欧洲的反犹主义。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许多人逃离欧洲，部分犹太人选择移民巴勒斯坦。在乌托邦小说《新故土》中，赫茨尔描绘了犹太人如何促进巴勒斯坦的发展。他相信阿拉伯人会张开双臂欢迎犹太人的到来。不知是过于理想化还是过于天真，赞格威尔也认为欧洲犹太人的到来对每个人都有好处。1903年在一篇名为《锡安，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的文章中，他说，犹太人将重新获得这片土地，把它建成现代化的繁华之地，这样一来，欧洲犹太人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当地居民也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但欧洲犹太人将在这遇到他们当时基本无法理解的一种文化：如果认为苏丹及其政府在按照欧洲人所理解的政府和行政体制管理这片区域，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在奥斯曼帝国，部落、宗族、教派和城镇才是当地人最为认同的政治实体，这让欧洲人感到非常不解，欧洲人现代公民和国籍的概念在奥斯曼政治环境下根本不适用。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欧洲带来的民族和公民的概念将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已有的部落、宗族等当地体系产生冲突。同样，欧洲犹太人发现自己和那些在巴勒斯坦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犹太人也关系紧张。那些犹太人不但反对现代性，还反对将现代元素带到中东的欧洲犹太人。可以说，当地人和外来者对国家和社会抱有的不同理念、对荣誉和记忆的不同感受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难以沟通，成为后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长期冲突的重要原因。第一次犹太移民潮中来到新伊休夫的人，大多不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这些犹太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逃到巴勒斯坦，和当时逃到北美的几百万犹太人没什么区别。他们大多是俄国人，想远离暗无天日的欧洲，找个地方过简单安稳的生活。当然，他们其中也有人一心为犹太人的未来着想，希望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全新的犹太社会，不少人还希望这个新社会能够体现当时在俄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1883年去世，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他们觉得新的犹太生活只有在先祖之地巴勒斯坦才能实现。第一次犹太移民潮也称为第一次阿利亚，它开始于1882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 1903年。这一时期，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后来叫以色列）的各种海外组织开始形成，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团体都成立于1882年：一个是在平斯克帮助下成立的“锡安热爱者”，另一个是一小群大学生（“比卢伊姆”）组成的“比卢”。后者虽然人数很少，取得的成就也不大，但因为充满激情而成为传奇，盖代拉（Gedera）就是他们当年建立的定居点。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量涌入引起了当地犹太人（旧伊休夫）的警惕。旧伊休夫犹太人信仰虔诚，只听从自己的拉比。新伊休夫的意识形态极端世俗，在旧伊休夫眼中几乎就是异类，甚至是对神的亵渎。伊休夫中至少有一位核心人物希望弥合两个群体之间的分歧，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 库克拉比。库克拉比出生于1865年，1904年（赫茨尔去世那年）移民巴勒斯坦时已经是一名广受尊敬的学者。作为虔诚的正统派犹太教徒，他当然不认可新伊休夫反对宗教和极端世俗的生活方式与哲学，但他也不愿意全盘否定他们。比亚利克等人对传统犹太教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它对犹太人造成不良影响，对此库克拉比当然不同意，但他也承认犹太传统生活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他认为“许多年轻人之所以不尊重权威，是因为他们的视野超越了权威，而宗教人士没能提供与他们的道德激情相匹配的教育，这是他们困惑、痛苦和愤世嫉俗的根源。他们的反抗恰恰说明他们‘渴望思想和理性，并想拥有更为丰富和鲜活的体验’”。不同于同一时代大多数拉比，库克拉比不愿意简单地把新伊休夫视为叛教者，他认为这些拓荒者“心中充满了爱、正义和力量，拉比的任务是让这些人重新认识自我。精神领袖们不应当压制这些年轻人，而应该用他们最不屑（哪怕有理由不屑）的《托拉》来赋予他们力量”。通过库克拉比的不懈努力，人们找到了一座连接这两个看似完全不同世界的桥梁。库克表面上非常传统，和那些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无是处的老派犹太人简直一模一样。但不同于那些拉比，库克为拓荒者和新伊休夫的思想热情所倾倒。“有一次走过田野时，他突然指着远处说：‘看啊，一头犹太牛！’还有一次，在前往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的路上，他对一位旅伴说：‘我愿意亲吻这片土地上的每块石头，甚至路上的骡子。’” 1935年去世时，库克拉比留下了一笔深邃的思想财富，有人希望可以用它来为不同的社团搭桥——这些沟通工作绝大多数仍未展开。一代人过后，他的儿子兹维·耶胡达·库克将成为以色列最有激情的理论家，在一些人看来，这个儿子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复活希伯来语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另一个革命运动。如果说西奥多·赫茨尔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之父，阿哈德·哈姆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精神方面的开先河者，那么埃利泽·帕尔曼（后来改名为埃利泽·本－耶胡达，意思是“犹大之子埃利泽”）就是现代希伯来语之父。犹太复国主义包含很多方面，它让犹太人重新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让一个古老国家重新屹立于世界。由于本-耶胡达的努力，希伯来语这个犹太人最早用来定义自己身份的圣经语言也得到复活。本－耶胡达的成长背景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以及哈斯卡拉运动的知识分子非常相似。他也出生于正统犹太教家庭，后来发现自己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更感兴趣。他没有像比亚利克那样成为诗人，让他着迷的是如何让古老的希伯来语适用于现代散文和日常对话。他曾经在巴黎大学学习，在那里见证了法语对法国民族主义产生的深远影响，他认为犹太民族主义也需要自己的语言。1880年，他在给未来妻子底波拉的信中写道：“我已决定……为了拥有我们自己的土地，过上自己的政治生活，我们需要共同的语言，这就是希伯来语。但我们不需要拉比和犹太学者所使用的希伯来语，而必须创造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现代希伯来语。” 1881年，本－耶胡达和妻子来到以色列地后，他们家只说希伯来语，孩子们也不例外。他们不允许孩子和其他人说任何其他语言，由于基本上没有其他人说希伯来语，他们的孩子只能和家人说话。从这个角度看，同赫茨尔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相比，本－耶胡达的革命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逐渐，本－耶胡达在这场语言战斗中找到志同道合者。他和一小群希伯来语爱好者们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希伯来语文学作品。作家人数少，但社会影响力极大；在这种氛围下，他们不但被视为艺术家，更代表着犹太民族复兴运动的声音。本－耶胡达的革命热情还表现在他邀请无数女性在他创办的各种期刊上发表希伯来语作品。他认为，女性在这方面能发挥独特的作用，能够“让已死、遭人遗忘、古老、单调、死板的希伯来语变得富有感情、温柔、灵活、微妙”。伊休夫远远不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但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了允许女性投票和竞选的决议，伊休夫也早早有了舞文弄墨的女性。虽然伊休夫的知识精英们热情高涨，但对于普通犹太移民来说，希伯来语并没有那么重要（赫茨尔甚至怀疑希伯来语能否成为犹太国的语言）。早期来到巴勒斯坦的拓荒者们面临诸多困难，对掌握这门语言缺少热情情有可原。大多数人更愿意使用东欧犹太社团的意第绪语，雅法上演的意第绪语戏剧总能吸引很多观众，他们能轻松地听懂戏剧，更好地享受闲暇时光。在语言问题上，革命精英和普通大众出现分歧，希伯来语作家一心创造高雅文化，移民急需在艰苦的体力劳动后得到放松，不愿再费脑力。除了普通大众缺乏热情，本－耶胡达和他的同伴们还要面对另一个障碍。对犹太教徒来说，复活希伯来语和犹太复国主义同样错误，希伯来语是圣经、《密释纳》（第一部最重要的拉比文献）和祈祷书使用的神圣语言，他们认为犹太人在日常事务中使用希伯来语是亵渎这种神圣语言。本－耶胡达创造新希伯来语词汇遭到他们无情的批评，他们向他的办公室扔石头，向奥斯曼政府举报他，本－耶胡达还因此坐了一段时间牢。后来，宗教领袖将他逐出犹太教。1891年，本－耶胡达第一任妻子底波拉死于肺结核，宗教人士不同意将她埋葬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公墓。底波拉死后，本－耶胡达娶妻子的妹妹为妻。宗教社团对本－耶胡达的攻击有自己的逻辑。实际上，和比亚利克等人一样，本－耶胡达明确表示，犹太复国主义是对耶路撒冷宗教人士所代表的那个犹太世界的反抗。乌干达事件后，他写道：这些“锡安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那些支持在乌干达建国的人背弃了我们的整个历史，这种说法太拙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些自己背弃历史的人居然指责别人背弃历史！我可以告诉大家，唯一没有背弃历史的人是“罪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耶路撒冷反对本－耶胡达的宗教人士]，我们每个人都背弃了历史，这正是我们的光荣和伟大之处！从许多方面说，本－耶胡达是位独行者，不但宗教人士奚落他，一些致力于复活希伯来语的人也瞧不起他，甚至“包括阿哈德·哈姆和比亚利克在内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也认为他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语言机器，虽然他们都没有他那种白手创造希伯来语词汇的能力”。但本－耶胡达逐渐在伊休夫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正统派犹太机构先是没能阻止欧洲犹太人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现在又没能阻止希伯来语的复兴。本－耶胡达不但复活了这门语言，还让整个民族开始说这门语言。1922年12月他在耶路撒冷去世，大约三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伊休夫官方为他哀悼了三天。就像欧洲一样，在巴勒斯坦，文学也将成为犹太人畅想未来的平台。很快，希伯来语文学成为犹太人想象新家园的途径，人们通过这一媒介表达犹太复国主义生活中的矛盾与分歧。作家和诗人在塑造伊休夫和以色列建国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将扮演核心角色。伊休夫最早的希伯来语文学作品出自泽夫·雅维茨之笔，他于1887年移民巴勒斯坦。他发现那些移民没有努力重塑犹太人身份，为此惴惴不安，于是提笔讨伐这些人，认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移民来巴勒斯坦应该出于革命激情。在一篇小说中，他对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犹太人：一种是流散地犹太人，他称之为“游客”；另一种是拓荒者，他称之为“居民”。他的偏好不言而喻。流散地犹太人穿得过于正式，身体虚弱，一心贪图享乐，只在意自己的容貌，他的“胡须被精心修剪，嘴唇上还留有八字胡……他把提包放在大腿上，手上拿着弯曲的手杖和有褶裥花边的太阳伞……但是他看上去绵软无力，脸色苍白”。在雅维茨的小说中，流散地犹太人怕弄脏裤子，不愿和拓荒者中的男女老少一起坐在地上欣赏美景。不同于“游客”，“居民”接地气又积极向上，他穿着阿拉伯风格的简装，手拿自卫的武器（而不是手杖），骑着白马。他健康、自信，对生活充满激情。他是比亚利克所说的新犹太人，遇到集体迫害绝不会躲在酒桶后。这位新犹太人决心与充当受害者的历史决裂，将命运的主导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多亏了雅维茨，对新犹太人的文学讨论从欧洲移到巴勒斯坦，从流散地移到蓬勃发展的伊休夫。除了雅维茨，对伊休夫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还有很多，另一位闻名伊休夫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作家是撒母耳·约瑟夫（沙伊）·恰奇克斯，他是库克拉比家的常客。和许多新伊休夫成员一样，他对流散地的犹太教传统怒不可遏；但和许多人一样，他一生深爱着犹太经典，不愿意放弃这笔宝贵的财富。在恰奇克斯看来，库克拉比指明了一条将两者结合起来的道路，在认识库克后不久，他创作了短篇小说《弃妇》（Agunot），讲述了一群因丈夫拒绝宗教离婚而囚禁在不幸婚姻中的女人。他用新取的笔名沙伊·阿格农发表了这一作品。1966年，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人。在雅维茨笔下，“接地气”的拓荒者在新家园的泥尘中过得很舒坦，但亲身经历这种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点莽撞的年轻人带着丰富的理想来到巴勒斯坦，但他们没有任何农业技能。他们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定居点的乌托邦理想几乎立刻就破灭了，不得不想尽办法寻找一切可得的经济资助。和几十年后以色列建国后的情况一样，伊休夫所需的大部分资助来自流散地犹太人，其中最著名的慈善家是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男爵捐出大量财产用于购买定居者所需的一切，包括房屋、设备和牲畜等，人们很快称他为“那位捐助者”。截至世纪之交，他捐助的资金总额达到600万美元，按现在的价值计算相当于1.5亿美元。罗斯柴尔德还被称为“莫沙夫教父”，他派欧洲农业专家到巴勒斯坦帮助新移民，并在那里购买总面积达到200平方英里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了约40个村庄。从最北部的梅图拉（Metulla）到南部的马兹凯雷特巴特亚（Mazkeret Batya，即以革伦[Ekron]）都有罗斯柴尔德资助的社区。此外，里雄莱锡安、罗什平纳（Rosh Pina）、奇科隆雅科夫（Zichron Yaakov）等这类如今重要的城镇也得到他的资助。因此，他的资助对象不仅包括各种形式的农业社区（莫沙夫和基布兹），还包括城镇。仅1880—1895年间，在他的资助下就建立了30多个这类社区。截至1937 年，巴勒斯坦大约有160个村庄，罗斯柴尔德资助了其中三分之一（参见地图2）。犹太人购买土地虽然合法，但引起了奥斯曼帝国和当地阿拉伯人的警惕，他们知道犹太人想在巴勒斯坦获得立足之地，奥斯曼帝国开始限制犹太人活动。早在比卢成员到达巴勒斯坦前，当地土耳其官员就宣布禁止敖德萨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这个政策显然是针对比卢成员，因为该组织位于敖德萨）。1856年，奥斯曼帝国通过了允许外国人在帝国内购买土地的法律，但1881年奥斯曼政府开始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购买土地，这条禁令一直持续到帝国解体。同年，奥斯曼政府还宣布，允许犹太人移民奥斯曼帝国，但巴勒斯坦除外。这些禁令没能阻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中央政府对外国人购买土地的立场很模糊，态度还不断变化；法律法规在表述上也不清晰，能够作出不同的解读；奥斯曼帝国各级行政体系非常腐败，普遍收受贿赂”。也就是说，犹太人仍然可以通过合法手段购买土地。伊休夫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旧伊休夫的犹太人精通阿拉伯语，对奥斯曼文化和政府也了如指掌。通过这些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能够巧妙地利用奥斯曼腐败的官僚体系。连赫茨尔也不能免俗，他就不得不通过贿赂获得面见苏丹的机会。没有罗斯柴尔德的资助，伊休夫这些新团体可能根本无法生存下来，但罗斯柴尔德和拓荒先驱们经常发生矛盾，年轻的移民者充满理想主义热情，他们认为使用罗斯柴尔德的财富影响到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实现。从罗斯柴尔德的角度看，许多劳动者似乎感觉这些资助是他们应得的，这让他很失望。当他派当地管理者监督这些人时，年轻的移民就更无法接受了，他们认为自己好不容易逃离了资产阶级的剥削，这些人的魔爪现在又伸到他们的新家园。几十年后，以色列和流散地资助者们也存在这样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外交政策和宗教多元性问题上，流散地犹太人（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最善意的行为有时也让以色列人非常反感，认为“富裕的流散地犹太人胡乱干预”。第一次阿利亚总共将两三万犹太人带到巴勒斯坦，但其中60%—90%的人几年后又选择了离开。对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移民来说，来到先祖之地后的生活既振奋人心，又令人沮丧，他们带着宏伟的计划来到这儿，结果得靠别人的资助过日子。来之前，很多移民想象这里是沐浴着阳光的宁静之处，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反差太大，当他们踏上这片土地，看到脏乱的雅法港散发着恶臭，拥挤的人群中不时有人随地吐痰，他们第一次明白，新家园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许多人选择了离开，留下来的人也发现他们的梦想和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况也让他们很失望，特别是1903年乌干达方案被提出来后，他们不禁问自己，如果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在乎巴勒斯坦，甚至准备放弃这片土地，那他们在此辛苦劳动的意义何在？虽然充满自我怀疑，但早期拓荒者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成功。他们没有明确意识到，正是他们的努力为将来的移民铺好了道路，为社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未来这些地方都将成为以色列的村庄和城市。可能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最早将赫茨尔的愿景转变为现实的人。在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及乌干达方案提出和否决后不久，第二次阿利亚（1904— 1914）开始。在此期间，有大约4万犹太人来到以色列地，他们大多来自东欧。这次移民潮对巴勒斯坦正在蓬勃发展的犹太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在加利利湖以南建立了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建立了第一个犹太自卫组织，还在雅法郊区建立了日后的特拉维夫。这批移民将成为以色列好几代人的榜样。这一时期，许多伊休夫领导人还将成为建国早期重要的政界和军界人物。同先前的移民一样，这些先驱的生活也很困难，他们也充满怀疑。同第一次阿利亚一样，第二次阿利亚期间，人们也在文学作品中生动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困难。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是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他出生在乌克兰小镇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曾在波切普（Pochep）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其他人一样，他对世俗文化深感兴趣，特别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但战争中断了他的学术发展道路，1901—1904年他在沙皇军队中服役，日俄战争爆发后逃到伦敦，在那一直生活到1908年。伦敦的生活也没有给他安定感， 1909年他移民巴勒斯坦。在这里，他引领了新一波现代希伯来语文学，成为伊休夫著名知识分子之一。布伦纳富有激情，但思想复杂。他矛盾的心态很能代表随后几十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特点：他积极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同时是个没完没了的悲观主义者。他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创立新的希伯来文化，有时又觉得他自己虽然怀抱理想，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他说，流散只是被转移到以色列地而已。在很多方面，他是“饱受折磨的希伯来文学的世俗的圣人”。布伦纳是欧洲宗教世界的产物，却又被启蒙运动深深吸引。他这种人正是库克拉比苦苦寻找的，库克拉比试图让这类人接受他的新宗教观。但和伊休夫早期作家与思想家一样，虽然内心充满了痛苦的挣扎，但布伦纳并没有成为库克拉比的信徒，他“像一位没有情感的苦行者，对犹太人面临的困境和所处时代的精神危机拥有非常透彻的洞察，这使他不可能倒向库克拉比对他及其同代人的反叛和渴望所持有的神秘的神正论见解。”他这样评论库克拉比：“有时，在库克拉比关于咆哮而沸腾的民族灵魂的某些话语中，人们能感受到他像是一个被暴风雨卷起波澜的水洼。” 这就是当时犹太复国主义所处的时代，一群充满激情的灵魂迫切希望犹太民族得到重生，他们痛苦地站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传统的旧世界，另一个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新世界。决心创造新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撞上了残酷的现实，旧伊休夫和新伊休夫同在，探索者和建设者并存。这是美好而动荡的时代，既拥有巨大的可能性，也潜伏着许多危险。犹太复国主义将要建立的国家对这类张力也会有很多反映。布伦纳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时非常悲观，在1911年一篇名为《精神病》（Atzabim）的短篇小说中，他明确表达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未来的担忧，主角对叙事者讲述了他到巴勒斯坦的经历，思考这到底有没有意义。主人公最早从乌克兰来到纽约，在一家缝扣子的血汗工厂工作，为了追求美好的未来，他坐船来到巴勒斯坦，但他发现这里的生活依旧辛苦，唯一的区别是以前缝扣子，现在摘橘子。此前，锡安是个美丽的梦想，现在看来，这只是不理智的冲动，是“犹太人精神病”发作的症状。并非只有布伦纳一人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前景。作为第二次阿利亚的移民，大卫·本－古里安（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感到第一次阿利亚的移民已经向现实妥协。他说：“第一次阿利亚的先驱成为投机倒把者，他们利用民族的希望和年轻人的理想赚钱，将流散地的偶像带到了即将得以重建的圣殿，这些‘偶像崇拜’是对建国理想的玷污。”本－古里安这话说得有些重，也不尽客观，但它体现了犹太人深刻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国也善于这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布伦纳虽然思想复杂，但他可能是第二次阿利亚中最大的文化偶像，他的作品仍被奉为经典，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如果他活得更久些，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就，但在1921年的雅法暴乱中，他被阿拉伯暴徒杀害。第二次阿利亚留下了两笔对犹太国影响深远的遗产：一是现代希伯来语的复活与全面使用，二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标志性制度基布兹的诞生。基布兹运动主要靠犹太国民基金从奥斯曼帝国购买的土地而蓬勃发展起来，它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理想，强调集体责任和A.D.戈登提出的在土地上劳动的观念。从俄国带来的集体主义原则成为早期移民为以色列国家精神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在基布兹，平等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的东西都由集体成员共同分享与承担，包括食物、利润和守护领土的责任。在基布兹的集体主义原则面前，连核心家庭也变得次要了；孩子由集体而不是由父母抚养，他们睡在基布兹的儿童之家而不是父母家。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丰富的集体生活体现了先驱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理念。晚上，所有基布兹成员会聚集在餐厅，讨论公共事务和基布兹思想。大多数基布兹明显是世俗的，其成员相信，通过体力劳动，他们能够成为比亚利克、戈登等许多人在几十年前描绘过的新犹太人。当然，基布兹也为这种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付出了代价。基布兹运动早期受到俄国革命的启发和影响，但后来由于斯大林的行为，共产主义形象不再那么完美，面对这些问题，基布兹内部出现分歧。许多夫妻由于政治观点相左而分开，许多家庭因此破裂，而受害者是无辜的孩子。早期基布兹运动还出现了另一个连后来以色列社会也无法逃避的问题：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很多革命运动会面临这个冲突，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例外。在以色列民间，最能体现这种冲突的是拉亥尔·布劳斯坦·塞拉，她的笔名是“女诗人拉亥尔”（Rachel HaMishoreret）。大家都称她拉亥尔，她年轻时移民巴勒斯坦。1919年，29岁的拉亥尔来到德加尼亚的基布兹，抵达后不久就患上肺结核，可能是此前在俄国旅行时感染上的病毒。考虑到其他成员的健康，基布兹强迫她离开。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四处漂泊，生活拮据，1931年病逝于疗养院。虽然早早离开了人世，但直到今天，她的诗歌还在以色列学校中传颂，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她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对基布兹生活的怀念和被集体匆匆抛弃的痛苦。她最著名的诗歌《也许》表达了她对基布兹的眷恋之情，将近一个世纪后，这首诗还经常被以色列人诵读：也许从来不是如此。也许我从来没有很早醒来就下地额角汗津津地去劳作。也从来没有在收获季节那漫长、灼热的日子站在装满稼禾的货车顶上，放开喉咙高歌一曲。也从来没有洗澡净身在加利利湖那平静湛蓝的湖水中。啊，我的加利利湖啊，你是否真在那里？还是我在做梦？那些献身集体事业的人就不能从集体中获取一些回报？集体就那么重要？难道新犹太人对保护个人——哪怕这样做会危及集体——就没有一点责任？拉亥尔的诗歌让人同时注意到这种理想主义激情的丰厚和危险。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先驱性建国精神的体现，基布兹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迅速发展。集体主义理念和国家理念逐渐融为一体，密不可分，“1934年，一个年轻拓荒者离开基布兹只是背叛了朋友和组织，但1937—1939年，他这样做会觉得自己还背叛了国家”。虽然发展势头很好，但实际上伊休夫只有一小部分加入基布兹，即便在基布兹运动的顶峰时期，1947年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到伊休夫人口总数的7%。虽然人数不多，但该运动对后来以色列社会的影响非常大。许多以色列领导人都来自基布兹，没有生活在基布兹的人也认为基布兹代表着这个国家开拓进取的精神。许多基布兹有意建在危险的边境地区，后来在以色列的长期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基布兹中也因此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20世纪60年代，生活在基布兹的以色列人只占全国人口的4%，但有15%的议员来自基布兹。在六日战争中，“基布兹成员的伤亡率接近全国平均伤亡率的五倍，将近五分之一的阵亡士兵来自基布兹，将近三分之一的阵亡军官是基布兹成员”。如果以色列在建国后几十年存在一个制造爱国主义精神的“工厂”，那么这个工厂非基布兹莫属。很多新移民对于创造犹太模式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充满热情，但也有人非常怀念欧洲的城市生活。少部分人住进已有的阿拉伯城市，但那里的居民区中东特色过于强烈，和他们已经习惯的欧洲生活完全不同。面对这个问题，约60位谦逊的专业人士决定在雅法北部建立第一个“犹太郊区”。不同于古老的港口城市雅法，他们希望建造“一个‘干净、漂亮和健康的地方’。如果从欧洲的隔都跑出来再住进中东的隔都，那似乎不对劲，简直有点‘反犹太复国主义’了”。 1909年，特拉维夫诞生。“特拉维夫”是赫茨尔乌托邦小说《新故土》的希伯来语翻译。对这个几十年后将成为世界级城市的郊区，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它建成“农庄，而是……一座城市，效仿了许多他们熟悉的欧洲城市。有人想把它建成巴勒斯坦的敖德萨，还有人想把它建成地中海边的维也纳”。人们希望特拉维夫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高雅文化的沃土，比亚利克和当时许多著名的作家都选择在这里安家。复活希伯来语的计划也在这里奏效，“到1930年，市政学校中有超过1.3万名儿童能说希伯来语”。特拉维夫最终成了“第一座说希伯来语的城市”，现在听起来平淡无奇。但任何地方的任何一座城市能够成为“说希伯来语的城市”，其实都是有时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副产品，也是第二次阿利亚中充满理想主义热情的移民的功劳。本－耶胡达的成功在于：得到了具有钢铁意志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支持，特别是第二次阿利亚期间的移民。客观地说，让这些平时说意第绪语或俄语的犹太人在家里和田野中使用希伯来语，对他们来说苦不堪言，他们本能地想在劳动之余好好放松。但就像面对巴勒斯坦生活中其他困难一样，他们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大多数投身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农民和工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本－耶胡达的观点：除了汗水和鲜血，一个民族同样需要自己的语言。文学在伊休夫也得到发展。这里涌现出知识阶层、出版行业和如饥似渴的读者，在这个地区堪称前所未有。特拉维夫（连同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学精英）很快变为“第二个莱比锡”，莱比锡是欧洲的希伯来语出版中心。复兴希伯来语不再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激情鼓舞的理想主义者的事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和巴勒斯坦希伯来语教师联盟创始人梅纳赫姆·乌什金评论说：儿童在乡村学校能学到多少基本语法知识……能学到多少历史和科学知识并不重要。但他们必须学会这些：成为强壮、健康的村民，热爱周围环境，热爱体力活，以及最重要的是成为全身心热爱希伯来语和犹太民族的村民。伊休夫在文化上的追求远远不止于希伯来语和特拉维夫。在1897年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兹维·赫尔曼·沙皮拉敦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大学，让教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中之重。1903年伊休夫成立教师协会，这明确表明教育将在伊休夫和后来的犹太国中发挥核心作用。几十年后，以色列将诞生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并获得“创业国度”的美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千年来犹太人对教育的强调，而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倚重教育。头两次阿利亚中的理想主义者和普通移民给伊休夫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很多人最终离开了巴勒斯坦，而留下来的人生活困苦，但正是这些留下来的人建立了最早的犹太定居点，发起了基布兹运动，复活了希伯来语，建成了第一座说希伯来语的城市特拉维夫，后来还成立了用“新”语言表演节目的剧院，出版了各种书籍。这些是为实现赫茨尔和阿哈德·哈姆的梦想而迈出的第一步。虽然通往建国的道路还很漫长，但犹太人已经开始建造基础设施，这最终会创造出赫茨尔急切渴望建立的那个国家。这第一步还让人想起阿哈德·哈姆关于巴勒斯坦应该成为犹太人的文化中心的信念，因为除了建造基础设施和为政治主权奠定基础，犹太人几千年来第一次可以看到、听到和感受到什么是犹太社会。它意味着有自己的语言、文学和独特的生活方式。自古罗马人流放犹太人以来，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帮助下，犹太人第一次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重生的犹太民族的模样。

第五章《贝尔福宣言》：英帝国支持犹太国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 ——《贝尔福宣言》，1917年伊休夫的生活在不断改善，但欧洲却笼罩在灾难的阴霾下。这个世纪将发生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浩劫。20世纪上半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约八千万到一亿战士和平民死亡，战后斯大林还将杀害两千多万人。泽夫·雅博廷斯基是最早预料到这场灾难的人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说：“两到三个世界大国将展开一场极具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所有现代技术将被疯狂地使用……死伤人数将非常惊人，直接、间接和预料不到的经济损失将成为无法计算的天文数字。” 不少人明白，不管这场灾难以什么形式发生，都将持续很长时间。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说：“整个欧洲的灯火将熄灭，我们有生之年无法看到灯火被重新点亮。”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是，奥斯曼帝国是否会失去对中东的控制，如果失去，英国是否会控制中东。面对不明朗的政局，犹太复国主义内部很快出现分歧。马克思·诺尔道坚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但似乎是为了证明他的判断有多么荒谬，刚刚被任命为埃及前线总司令的杰马尔帕夏（Djemal Pasha）在奥斯曼帝国参战几周后就亮出了自己的反犹立场，他解散了工党领导人本－古里安和伊扎克·本－兹维建立的亲奥斯曼帝国的犹太军事组织，关闭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团结报》（Ha'achdut），还宣布所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土耳其的敌人，一旦捕获，可以立即处决。本－古里安一开始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寄希望于奥斯曼帝国。当土耳其人开始驱逐特拉维夫的犹太人时，他意识到自己错了，开始效忠英国。雅博廷斯基等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寻求英国的支持更符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利益，只要奥斯曼帝国继续在中东统治，犹太国的梦想就无法实现。雅博廷斯基迫切希望奥斯曼帝国解体，也坚信这一天会到来。英国同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等国即将开战，雅博廷斯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开始对英国政治领导人展开游说，让他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如果我们不表明态度，再两面讨好，最后会全盘皆输。我们必须支持协约国，用我们的犹太战士帮助协约国征服以色列地。” 杰马尔帕夏将大量犹太人驱逐出巴勒斯坦，其中一部分人被遣送到埃及的加巴里（Gabbari）军营，雅博廷斯基就在其中。正是在加巴里，雅博廷斯基第一次见到了约瑟夫·特伦佩尔多。特伦佩尔多1880年出生于高加索，1904年日俄战争中帮助俄国人作战，失去了左臂。沙皇曾五次亲自向他授勋，表彰他的英勇，他最终成为第二位俄国军队中的犹太军官。1912年他离开俄国来到巴勒斯坦，在加利利湖旁的农田劳动。1914年，杰马尔帕夏将他和其他几千人驱逐出境。这时，英国人正在寻找一位能够指挥犹太军队同土耳其人作战的军官。曾在南非参加英布战争的约翰·亨利·帕特森中校恰好来到埃及。帕特森是一位爱尔兰新教徒，对犹太历史非常熟悉，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充满同情，他得到了这个职位。最终，他同雅博廷斯基、特伦佩尔多一起组建了锡安骡马队（Zion Mule Corps）。锡安骡马队是一千八百年前巴尔·科赫巴发动对罗马人起义以来第一支由犹太人组成、在犹太旗帜下战斗的军队，它重新唤醒了古老的犹太自豪感。锡安骡马队中有几位成员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的核心人物。由于杰马尔帕夏的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居然两千年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这颇有讽刺意味。特伦佩尔多1920年在守卫特尔哈伊（Tel Hai）定居点的战斗中牺牲，据传他在临死前说：“没关系，为国牺牲是光荣的。”三年后，雅博廷斯基创立贝塔尔组织，取这个名字一方面是因为这是巴尔·科赫巴最后的据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纪念特伦佩尔多。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知道奥斯曼帝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怀有敌意，但他们中很多人认为在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冲突中站队非明智之举。这些人在中立国家丹麦的哥本哈根建立了一个联络办公室。另一些人则对英国将在战争胜利后得到巴勒斯坦十分有信心，因而不遗余力地和伦敦建立联系。要完成这项任务，没有人比哈伊姆·魏茨曼更合适，他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1874年出生于平斯克附近的一个叫作莫塔尔（Motal）的村庄（位于今天的白俄罗斯，当时属于俄国）。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样，他也成长于俄国传统犹太家庭，后来被欧洲的知识界所吸引。他智商过人，思想自由。他的一位启蒙老师说过：“他要么成为天才，要么改信基督教。” 魏茨曼先后在德国和瑞士学习化学，1899年在瑞士弗里堡大学拿到有机化学博士学位。虽然没有参加1897年巴塞尔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当时他想参加），但他出席了后来所有的会议，迅速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早期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提倡在巴勒斯坦建立高等学府，希伯来大学的创建就有他的功劳。他还致力于建立一所专门研究科学技术的大学，其结果是1912年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成立。此外，他还是1934年成立的魏茨曼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研究所后来蜚声世界。 1904年，魏茨曼到曼彻斯特大学担任高级讲师，两年后正是在这里，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后来成为议员的亚瑟·贝尔福。贝尔福原先支持乌干达方案，他非常欣赏魏茨曼。魏茨曼通过私人关系让贝尔福逐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 1916年，魏茨曼成为英国海军实验室主任，因工作从曼彻斯特搬到伦敦。他在研究中发展了丙酮的制造方法，丙酮是海军使用的无烟炸药的关键成分。这一发现为英国在战争中取胜做出了重大贡献，魏茨曼因此受到广泛赞誉，他也得以用自己的新地位来接近英国权要，这是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只能梦想的。奥斯曼帝国大势已去，英国和法国虽然还没有获得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已经开始考虑如何瓜分中东。1915年底，两国召开了一系列表明各自诉求的会议。英国派出的代表是马克·赛克斯，他是天主教徒，曾研究过中东国情，1903年到巴勒斯坦度过蜜月，他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在外交部工作。法国派出的代表是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他也是职业外交人员，同英国谈判时他是法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赛克斯以前就提出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管理的建议，但是并没有明确界定这片区域的边界。赛克斯和皮科最终达成《小亚细亚协定》，也称为《赛克斯－皮科协定》。根据该协定，法国将控制现在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由于印度对英帝国非常重要，英国需要获得通向苏伊士运河（参见地图6）的自由通道（这也是1956年以色列西奈战役爆发的重要原因），所以英国将控制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沿海地带，包括现在的约旦、伊拉克南部、海法港、阿卡（Acre）港和整个内盖夫沙漠。根据协定，巴勒斯坦西部、加利利湖南部和加沙北部由国际共管。协定还包含关于耶路撒冷那些圣地的条款，协定建议将它们交由国际监督和管理。赛克斯和皮科既没有考虑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利益，也没有考虑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利益，所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于这一协定都厌恶。两个外国势力还没有赢得战争就私自将中东瓜分，这让阿拉伯人勃然大怒。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和侯赛因·本·阿里（麦加谢里夫）以前的讨论中，麦克马洪敦促阿拉伯人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他试图让阿里相信，英国不但希望巴勒斯坦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还致力于建立一个从北部的叙利亚向南延伸到也门的阿拉伯国。在阿拉伯人看来，《赛克斯－皮科协定》公然违背了英国先前的承诺，英国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大大恶化。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样不高兴。法国人一向反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英法共同控制这一区域不利于犹太人实现他们的目标。魏茨曼等犹太复国主义者更希望巴勒斯坦单独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他们认为英国向来“给殖民地（白种）臣民更多自由，任何帝国在这方面都比不上英国”，而法国“一心想让殖民地臣民变为法国公民，抹杀他们的民族认同”。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让英国控制巴勒斯坦，但历史会让他们失望地发现，英国人后来根本不像魏茨曼等人想象的那样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亲眼看到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从1915年开始，妇女和儿童被遣送到叙利亚沙漠，在长途行走中死去，接下来大量强壮男性被迫从事强制劳动，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人的死亡人数达到150万。这让伊休夫非常担心：如果奥斯曼土耳其人可以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种族灭绝，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做同样的事？一小群犹太人决定主动摆脱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亚伦松家族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小型间谍网络，其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包括亚伦·亚伦松、他的姐妹萨拉和丽芙卡，以及丽芙卡的未婚夫阿夫沙洛姆·费恩伯格（Avshalom Feinberg）。亚伦· 亚伦松是一位农学家，因在加利利地区发现了一种古代小麦品种而小有名气。这个团体自称为“尼里”。那时，当地出现蝗灾，土耳其人委派亚伦·亚伦松负责控制灾情，这让他获得权限，可以进出该地区的政府办公室和军事设施，他将搜集来的大量情报提供给英国。刚开始英国人还心存疑虑，但后来发现亚伦松很有利用价值。他留在开罗，负责与英国人接头，他的姐妹及兄弟亚历山大和费恩伯格（除了这些核心成员，据不同的估计，该组织还有20—60名成员）负责间谍网络的日常事务。尼里最主要的活动是为英国提供奥斯曼帝国防御工事、军队驻地、铁路线和水源的信息，方便英国人制订偷袭计划。每两周尼里会将窃取的情报通过密码和信号灯的形式发送给停靠在阿特利特（Atlit，位于海法港南边）岸边的一艘英国海军快艇。后来这艘船没有再回来，他们开始用信鸽传递情报。正是信鸽葬送了这个组织。1917年9月，土耳其人截获了一只携带密信的鸽子，奥斯曼帝国得到间谍网络的证据。截至1917年秋天，几乎所有尼里组织成员被捕，其中部分人在饱经折磨后出卖了其他成员。部分人被判处死刑，一人在大马士革被公开处以绞刑。 28岁的萨拉在奇科隆雅科夫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她找借口要回趟家换掉身上沾满血的衣服。为了不让自己招供，她拿起藏在家中的手枪向自己嘴里开了一枪，几天后死去。尼里的行动恐怕没有对战争结果产生太大影响。但尼里的事迹和萨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伊休夫广为传颂，犹太人将外国势力（首先是奥斯曼帝国，几十年后是英国）赶出巴勒斯坦的决心和勇气由此可见一斑。在伦敦，哈伊姆·魏茨曼继续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奔走游说。他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没有官方职务，很多人认为他我行我素，不受纪律约束。但不管是否如此，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近距离接触英国高官，利用各种手段解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合理性。这不是简单的任务。英国外交部大多数人是研究阿拉伯文化的，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拥有巴勒斯坦的理由更充分，从更务实的角度考虑，英国也不愿意激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怨。但事情突然出现转机，1916年大卫·劳合·乔治当选英国首相。赫茨尔就乌干达问题谈判时，劳合·乔治曾担任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律师，他和赫茨尔都承认巴勒斯坦和犹太人自古以来的联系，都认为相对于阿拉伯人，犹太人能让这片土地得到更好的发展。他说：“世界四大国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不管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和现在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的70万阿拉伯人的欲望和偏见相比，犹太复国主义扎根于这片土地上的悠久历史中，有客观的现实需要，未来也能为这片土地带来更深刻的变化。我认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是正确的。” 意识到劳合·乔治的上台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魏茨曼迅速接近劳合·乔治和贝尔福（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他还同英国外交部有影响力的外交官赛克斯建立了联系，他称赛克斯是“我们最伟大的发现”。支持和反对力量都在积极行动。正当魏茨曼努力推进他的计划时，一些英国犹太议员继续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们担心这会掀起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浪潮，如果阿拉伯人被激怒，出现反犹主义浪潮可能性会变得更大。赛克斯和其他英国外交官员则努力说服其他政府官员让犹太人合法获得巴勒斯坦。魏茨曼最终获胜。他取得了他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成就——以书信为形式的《贝尔福宣言》。劳合·乔治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贝尔福宣言》是对魏茨曼“在丙酮制造上所做的重要工作的奖励”。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给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写了这封信：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我愉快地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将下述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志向表示同情的宣言转交给您，这个宣言已经呈交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也不能伤害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若您能把宣言的内容通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向您表示感谢。亚瑟·詹姆士·贝尔福谨启距离赫茨尔1897年在巴塞尔建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仅20年，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就承认并开始支持这一运动，还承诺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如果赫茨尔没有在13年前去世，这个消息一定会让他感到震惊。虽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是一份非常模糊的文件，它说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但并没有提到犹太国，没有提供建立“民族家园”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更没有解释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如何能不侵犯“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宣言没有提供任何地图或定义来界定“巴勒斯坦”的范围。最后，这份文件没有提到的事实是，在宣言发表时巴勒斯坦仍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虽然英国人有信心很快能控制这里，但当时他们根本就拿不出巴勒斯坦。不过，对于上面提到的部分问题，我们起码能找到一些模糊的答案。在英国政治领导人中间，确实有在犹太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建国的意思。预期的犹太国领土显然很大。约20年后，1937年的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指出：“要建立的犹太民族家园的土地在《贝尔福宣言》发表时，被理解为历史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这意味着包括约旦河两岸，相当于今天的以色列和约旦（参见地图3）。至于英国还未控制巴勒斯坦的事实，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已不可避免，而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英国将很快获得巴勒斯坦。果然，《贝尔福宣言》公布六周后，埃德蒙·艾伦比将军指挥的埃及远征军赶走了耶路撒冷的奥斯曼帝国守军。数百名群众和同英国并肩作战争夺耶路撒冷的战士站在街道两边，目睹了英军隆重的庆祝仪式。出于对圣城的尊重，艾伦比将军步行从雅法门走进耶路撒冷老城。英国人获得了巴勒斯坦——他们当初可是承诺要把这里给犹太人的。在接下来的31 年里，他们将管理这块犹太人祖先的土地，直到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伊休夫在继续壮大。191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决定，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大学，且在五年内开始建设。1918年7月24日，《贝尔福宣言》宣布不到一年，数千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斯科普斯（Scopus）山参加希伯来大学的奠基仪式。思想生活从一开始就在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国处于核心地位。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口又可以重新在全球自由流动，欧洲出现了新一轮反犹主义高潮，在俄国的武装冲突中，10万—20万犹太人被杀害，这引发了新一轮的巴勒斯坦移民潮。第三次阿利亚（1919—1923）中有3.5万人来到巴勒斯坦。亲眼看见战争让欧洲变得满目疮痍后，第三次阿利亚成员积极建设建国前的机构，正是这些机构保证以色列最终能够顺利建国，实现犹太人的主权。这批移民也是《贝尔福宣言》后第一批来到巴勒斯坦的人，他们明白自己的事业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这批移民的涌入帮助犹太人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技术进步，在水资源技术上取得的成就尤为重要。水是这一地区的稀缺资源，实际上，这一时期英国限制犹太人移民的理由就是声称当地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因此，对水资源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伊休夫领导人明白，他们不仅要为已经到来的移民提供充足的水资源，还要向英国和全世界证明这片土地能够接受更多的移民，远远超过英国给出的人数。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1880—1914年，犹太复国主义者购买的土地主要集中在西部从海法到雅法的沿海平原，以及东部的耶斯列（Jezreel）和约旦河谷地。这些土地多为荒无人烟的沼泽地。他们建立的第一座村庄佩塔提克瓦就暴发过疟疾疫情，导致俄国的移民－拓荒者不得不离开。同样因为疟疾，哈代拉（Hadera）刚建成的20年里超过半数的居民死去。但这并没有让移民退缩，两年后他们又回到佩塔提克瓦，抽掉沼泽地的水，在土地上发展农业，将这里建成盛产橘子的果园。大卫·本－古里安在佩塔提克瓦橘子园工作时还感染过疟疾。基布兹在排干沼泽地和消灭疾病的工作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请来埃及工人帮助犹太人为沼泽地排水，消除这里的疟疾，在他们的帮助下，基布兹成员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当移民们不断开拓土地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也展现出过人的眼光，他们购买了许多当时看似无法居住的沼泽地，有时不惜重金。面对质疑，曾担任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秘书，后来成为犹太国民基金负责人的梅纳赫姆·乌什金认为，在买地问题上，再高的价格也划算。他说：“巴勒斯坦的地价年年在攀升，如果我们现在不买，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买。” 改造土地的工作进展迅速。1938年，美国农业部派土壤专家沃尔特·克雷·罗德民对欧洲、北非和巴勒斯坦进行调研，他发现与犹太人到来之前相比，伊休夫大幅提高了当地水利技术。罗德民为犹太人取得的成就感到“惊讶”，说这是他此行在全世界看到的“最值得称道”的农业复垦工程。这一时期伊休夫还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机构。1920年4月19日，经选举产生了“代表大会”（Ase fat Hanivharim），这相当于英控巴勒斯坦时期犹太人的议会组织。代表大会中共有314个席位（这也是犹太历史上议员人数最多的时候），延续了赫茨尔时期管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管理方法，政党通过选票获得相应席位，比如，一个政党能获得30%的选票，就可以在代表大会中获得30%的席位。 1920年选举中没有任何政党得到大部分选票，事实上，不管是伊休夫代表大会还是独立后取代代表大会的以色列议会，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获得过大多数选票。在1920 年的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的工党也只得到70个席位，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成为伊休夫准政府的议会机构。伊休夫是如何形成民主传统的？大多数伊休夫移民来自非民主国家，不管是俄国和波兰的犹太人，还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都没有在民主政体下生活过。犹太教也没有明显的民主传统，圣经时期的国王并非通过选举产生，塔木德时期的拉比虽然不是王朝的产物，但也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那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为何会有追求民主的愿望？犹太社团追求民主的传统起源于流散时期。从先祖之地被驱逐到欧洲各地后，他们重新建设自己的社团体系。1580—1764年，位于波兰卢布林（Lublin）的四土地委员会是大波兰、小波兰、鲁塞尼亚（Ruthenia）和沃利尼亚（Volhynia）的犹太权力中心，这个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税收、处理同外族社团关系等事务。除了四土地委员会，分布在欧洲各个犹太社团、规模更小的地方委员会也是通过选举产生。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沿袭了这种方式。到20世纪早期，犹太人选举、立法、收税的历史已经有350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传统在完全没有民主环境的巴勒斯坦得到坚持。1948年犹太国建立后，这一制度还改变了来自没有民主积淀国家的移民。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有100个新的国家成立（主要是因为各帝国的解体），以色列是少数几个从建国伊始就采取民主体制并一直坚持下来的国家。1920年4月，就在巴勒斯坦选举产生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同一天，伊休夫的命运在意大利的小镇圣雷莫（San Remo）也被提上议事议程。在圣雷莫会议上，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商讨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他们没有画出具体的地图，而是就总体原则达成一致意见。对伊休夫而言，4月25日召开的圣雷莫会议最重要一点在于，与会代表承认了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将其写入会议决议，还正式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进行委任统治。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不再只是英国人的政策，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共同立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此非常愤慨，他们用暴力回应，这种反应模式后来频繁出现。1920年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暴乱中，6名犹太人被杀，一些人受伤。1921年雅法发生的暴乱迅速扩散，最后有40多名犹太人死亡，其中包括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讽刺的是，这些暴乱导致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的产生。早在几十年前，犹太人就建立了自己的防卫组织，1907年成立的秘密安保组织巴尔－吉奥拉（Bar-Giora）是最早的防卫组织之一。和其他类似组织一样，巴尔－吉奥拉是一群犹太人组成的提供有偿安保服务的组织，他们曾为塞杰拉（Sejera，今天叫伊兰尼亚[Ilaniya]）提供安保，本－古里安刚到巴勒斯坦时就在这个定居点的农田里干活。两年后，也就是在1909年，巴尔－吉奥拉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大的防卫组织哈绍莫（Hashomer，“守卫者”之意），哈绍莫的覆盖面更广，为犹太人和他们的村庄提供安全保障。这是为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提供有组织的防御的首次尝试。哈绍莫成员计划取代犹太农场的阿拉伯护卫人员，他们还雄心勃勃地计划将人员安排到乌克兰的哥萨克村庄，以取代那里的护卫人员，但这个计划落空了。阿拉伯暴力袭击活动当时在不断蔓延。意识到英国人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后，伊休夫领导人在1921年创立了用于保护犹太农场和村庄的哈加纳（Haganah，“防御”之意），该组织的职责还包括预防和抵抗袭击活动。在最初成立的几年内，哈加纳组织松散，作用有限。虽然伊休夫在不断提高防御能力，但在外交上却遇到重挫。1921年，《贝尔福宣言》发表刚过去四年，将宣言写入决议的圣雷莫会议结束刚过去一年，被任命为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此前一直被当作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朋友）在没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盟友商量的情况下，重新绘制了中东地图。他在本属于巴勒斯坦的约旦河东岸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外约旦（后来称为约旦）。面对《贝尔福宣言》和圣雷莫会议取得的成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认为委任统治地的版图就是未来犹太国的版图，但突然间四分之三的领土被生生拿走，犹太国的面积将远远小于他们先前的预期。他们当时不知道，未来以色列的领土还会继续缩小。正当丘吉尔在分割委任统治地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因为犹太移民的涌入和国际社会对犹太人建国的支持而对伊休夫发起了新一轮攻击。这让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措手不及，他们以前并没有充分考虑阿拉伯人的抵抗运动。阿哈德·哈姆对这一疏忽直言不讳：“我们以前把阿拉伯人看作生活在沙漠里的原始人，是像驴一样愚蠢的民族，既看不到又无法理解身边的事情。但这个判断大错特错。” 阿哈德·哈姆从不主张建国，他或许有理由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和平相处抱有希望。但对于那些全力寻求建国的人而言，和阿拉伯人关系的恶化是凶兆。对于两个民族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没有人比泽夫·雅博廷斯基表达得更为直接，1923年他写了《铁墙》和《铁墙之外》两本小册子，主张不能低估阿拉伯人。他们和其他民族一样，同自己生活的土地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写道：我们当中的和平贩子试图让我们相信阿拉伯人很愚蠢，我们可以通过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来欺骗他们，他们还试图让我们以为阿拉伯人很腐败，只需要给一些文化和经济上的好处，他们就会放弃巴勒斯坦。我坚决认为这些关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文化上，他们落后我们五百年，没有我们所拥有的毅力和决心。但他们和我们一样善于分析人的心理，多个世纪的唇枪舌剑将他们的大脑锤炼得和我们一样敏锐。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我们的目标有多么单纯，用甜言蜜语缓和紧张气氛，哄他们开心，但是他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就像我们知道他们不想要什么一样。同我们一样，他们也深爱着巴勒斯坦这片土地，就像阿兹特克人深爱古墨西哥、印第安人热爱在他们的大草原上驰骋一样。雅博廷斯基说，阿拉伯人绝不会主动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达成任何协议。如果想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犹太复国主义者必须用铁墙对抗阿拉伯人的暴力：这并不是说不能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但他们绝不会主动达成协议。只要阿拉伯人认为有希望赶走我们，他们就不会放弃，任何甜言蜜语和物质诱惑都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只有当他们发现没有任何希望赶走我们，无法在铁墙上打开缺口时，他们才会在关键问题上妥协。只有到那时，他们才会抛弃他们喜欢走极端的领导人，才会抛弃这些领导人“永不放弃！”的口号。雅博廷斯基又说：“达成协议的唯一方法就是铁墙，我们要在巴勒斯坦拥有不会屈服于阿拉伯压力的强大力量。换句话说，为了在未来达成协议，现在我们要抛弃任何达成协议的想法。”这席话几十年后成为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的指导精神。很遗憾，历史证明雅博廷斯基有先见之明。没多久，新的暴力袭击爆发，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团被完全摧毁。耶路撒冷圣殿山的紧张局势已经持续了几个月。1928年9月，犹太人按照犹太传统临时将西墙划分为两块区域，以便男女教徒在赎罪日分开祷告。作为回应，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下令限制犹太人在西墙活动，导致事态进一步升级，这种煽动行为后来反复出现。阿拉伯人当中开始流传犹太人对圣殿山（阿拉伯语直译为“高贵圣所”，犹太人称之为圣殿山）有阴谋的谣言，还传播了金顶清真寺被损坏的虚假图片，穆斯林领导人称这些“损坏”是犹太人造成的。1929年8月23日，一群阿拉伯青年朝希伯伦犹太经学院的学生扔石头。当天晚些时候，一位名叫什穆埃尔·罗森霍尔茨（Shmuel Rosenholtz）的犹太男青年独自一人前往犹太经学院，阿拉伯人冲进经学院将其杀害，在他之后还有几十人在这场暴乱中丧生。第二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早上，挥舞着木棍、刀子和斧头的阿拉伯暴徒将希伯伦犹太居民区包围，阿拉伯妇女和儿童朝犹太人扔石头，男人们则冲进去洗劫犹太人家庭，摧毁犹太人财产。许多犹太人受到惊吓，躲进当地拉比家中，阿拉伯暴徒前来和拉比谈判，他们声称如果他能交出所有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本地的中东犹太人社团将被赦免。拉比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被当场杀害。希伯伦暴乱很快蔓延到其他地区，一共有133名犹太人死亡，其中67人死于希伯伦。几百名犹太人在阿拉伯邻居的保护下逃过一劫，为了救他们，有的阿拉伯人承受了巨大的风险。但最终，这个400年前由西班牙犹太难民建成的希伯伦犹太社团被彻底摧毁，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犹太社团之一。基希涅夫惨案从欧洲来到了巴勒斯坦。面对1929年的阿拉伯人暴乱和整个希伯伦犹太社团被屠杀的悲惨事实，伊休夫开始发展准军事能力。哈加纳一边购买外国军火，一边自主生产武器。哈加纳最终形成 20个分支机构，有2.5万名男女志愿者。在较短时间内，哈加纳就从未经训练的军事组织发展成组织良好的地下武装力量。犹太军队开始形成。当时，哈加纳奉行“克制”（havlagah）政策。哈加纳战士只负责保卫犹太居民区。他们尽一切可能避免袭击，在袭击活动出现前不采取任何行动。随着阿拉伯人袭击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暴力活动增多，“克制”政策越来越受争议。雅博廷斯基在《铁墙》中写道，犹太复国主义应该以暴制暴，伊休夫面临的情况似乎说明他的观点是对的。1931年，一群深受雅博廷斯基思想影响的战士从哈加纳中分裂出来，组建了自己的军事派别。面对阿拉伯人的袭击，他们不再坐以待毙，而是向敌人发起战争。这个组织刚开始叫作哈加纳B，后来改名为“国家军事组织”（Irgun Tzva'i Leumi），一般就叫伊尔贡。刚开始，大部分伊尔贡成员是雅博廷斯基修正派运动和贝塔尔的成员；雅博廷斯基从被英国人驱逐出巴勒斯坦一直到他1940年去世，都是伊尔贡象征性的最高领袖。伊尔贡对待使用武力的态度和哈加纳不同。《希望》是包括哈加纳在内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选定的国歌，歌词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战争，但贝塔尔的国歌则反映了雅博廷斯基及其在伊休夫与以色列政治中的追随者的观点和立场，强调在必要时通过战争来拯救犹太民族：面对每一个阻挠，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仍能点燃一团烈火，升腾起反抗的火焰，因为沉默是尘土。为了隐藏的荣耀，奉献热血与精神，去死，或者去占领约德法、马萨达和贝塔尔高地。当伊休夫的犹太人逐渐学会保卫自己时，欧洲犹太人却变得越来越无助，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惨烈的一场战争即将在欧洲爆发，其残忍程度让基希涅夫和希伯伦事件都黯然失色。犹太民族即将进入犹太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时期。

第六章无处可去，即使能离开

我们将和英国一起同希特勒作战，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 ——大卫·本－古里安，1939年 1925年，希特勒出版了《我的奋斗》。他在书中说，犹太人试图控制整个世界，一旦实现，他们将毁灭人类。“如果……犹太人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他们的皇冠便将成为为人类送葬的花圈，地球又将像千万年前一样变得空无一人，运行于太空之中。” 希特勒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犹太人的阴谋：犹太复国主义试图让全世界认为，犹太人兴起的民族意识只是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他们只是用新办法欺骗头脑简单的非犹太人。他们丝毫不打算在巴勒斯坦建国和生活，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建立一个国际诈骗组织的中心。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3月举行了选举，纳粹党仍然是德国国会的第一大党。鉴于希特勒在10年前出版了《我的奋斗》，德国人都明白他们将这个人选上台意味着什么。大卫·本－古里安预言道：“国家仇恨、压迫、独裁和对自由的拒绝将得到加强，犹太人将成为第一批受害者。” 大卫·本－古里安以前叫大卫·格鲁恩，1886年出生于小城普仑斯克（Plonsk，今天位于波兰，但当时属于俄国）。和许多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他成长于一个接受了世俗教育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家庭。他小时候父亲经常在家里举行“锡安热爱者”会议。亚伯拉罕·玛普对锡安充满向往之情的圣经题材的小说《锡安之恋》，也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让他在圣经中找到了建立犹太国的道德基础。在他们的影响下，年轻的格鲁恩成为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17岁时，格鲁恩得知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居然讨论乌干达方案，他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考虑放弃在先祖之地建国感到无比愤慨。意识到建立犹太国更需要行动，而不是语言，年轻的格鲁恩决定移民巴勒斯坦。 1906年9月7日，格鲁恩终于来到赫茨尔在《新故土》中描写的雅法港，接着他来到佩塔提克瓦的橘子园工作。他深信建立犹太国需要从体力劳动做起（受A.D.戈登的影响），后来又在加利利地区几个农场工作过。1910年，他迁到耶路撒冷，成为锡安工人党官方刊物《团结》（Achdut）的编委会成员。他在这份刊物上用新取的希伯来化的姓氏“本－古里安”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当时奥斯曼帝国还控制着巴勒斯坦，本－古里安认为如果想当伊休夫领导人，需要拥有土耳其教育背景。1911年，他离开巴勒斯坦，去土耳其学习法律（没有修完学位），后来又到美国传播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参加了在那举行的锡安工人党会议。在纽约生活期间，他遇见了波拉·曼维斯（Paula Munweis），1917年两人结婚，后来生下一儿两女。《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本－古里安转而支持英国人，他加入了英军的犹太军团，和英国人一起在巴勒斯坦战役中对土耳其人作战。虽然一直保持和锡安工人党的合作关系，但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劳工团结党（Achdut Ha'avoda），该党大部分成员为锡安工人党分裂出来的思想左倾的成员。1921年，本－古里安成为犹太工人总工会（伊休夫的工会组织）秘书。他领导该组织13年，稳固地确立了他在伊休夫高层领导人中的地位。当他在1933年预言欧洲即将发生灾难时，人们已普遍认为他代表着伊休夫最权威的声音。欧洲大难临头，这在伊休夫中引发复杂的情绪。这应验了当初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对未来的担忧，他们对历史准确的判断一方面当然让他们更加认可自己当初离开欧洲的选择，但另一方面，这些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意识到自己必须不遗余力地帮助欧洲犹太人。有的人认为，经济抵制手段能够改变希特勒政权越来越具反犹主义倾向的政策，虽然当时还没有开始屠杀犹太人。雅博廷斯基设想，如果能够形成给德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犹太统一战线，德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利，甚至进一步推进犹太人解放。然而，伊休夫中许多人反对抵制德国的计划，认为同纳粹德国直接谈判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伊休夫担心抵制会激怒德国人，让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更困难。他们还认为谈判能促使德国政府让更多的德国犹太人移民伊休夫。关于抵制政策的争论引发了伊休夫历史上最离奇的事件之一，直到今天还很有神秘色彩。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当时是犹太代办处政治部门负责人，实际上还履行该组织外长的职责。为了逃离集体迫害，1924年他携家人从乌克兰来到特拉维夫，在来的路上他在德国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儿拿到了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在德国时，他和一个名为玛格达·里切尔（Magda Ritschel）的女人发生婚外情，这个女人后来的丈夫就是纳粹政府臭名昭著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1933年6 月，已经成为伊休夫高层领导人的阿罗佐罗夫回到德国同德国人谈判，显然，他是通过以前的情妇才和重要官员建立起联系的。他在德国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哈瓦拉协议》（Ha'avarah，《转移协议》），这项协议试图保证德国犹太人不用上交财产就能顺利离开德国。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可以将自己的资金放在一个和巴勒斯坦银行有金融业务关系的基金会，这些银行用这些资金购买德国商品，海运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商人购买这些商品，再把货款交还给从德国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这似乎对每个人都有利，德国人摆脱了他们厌恶的犹太人，犹太人可以在离开德国时保留住部分资产，巴勒斯坦能够进口到迫切需要的德国商品。大约两万名德国人加入了这一计划，三千万美元的资金从德国转移到伊休夫。然而，随着德国不断加大对犹太人的打击力度，该协议饱受争议，许多人认为这是阿罗佐罗夫和魔鬼达成的协议。虽然本－古里安拥护这一协议，认为它不但能够促进伊休夫的经济，还能增加移民的数量。但其他人主张抵制德国，而《哈瓦拉协议》严重影响到抵制运动的效果。雅博廷斯基对该协议大加批判，认为这是破坏德国经济孤立的鲁莽之举。修正派运动的报纸《人民阵线》（Hazit Ha'am）在1933 年6月16日的专栏上谴责了阿罗佐罗夫的协议，威胁说犹太民族“将明白应当如何回应这一令人作呕的法案”，这篇文章还指名道姓提到了阿罗佐罗夫。就在当天晚上，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和妻子西玛（Sima）来到特拉维夫海滩散步，黑暗中突然出现两名男子，一人拿着手电筒照阿罗佐罗夫的脸，另一人对他开枪射击。阿罗佐罗夫立即被送到医院，几个小时后死在手术台上。雅博廷斯基的修正派迅即被指责为幕后主谋。两天后，修正派组织贝塔尔成员亚伯拉罕·斯塔夫斯基被捕，根据西玛的指认，他就是那天持手电筒的人。后来另外两人也被抓获，一人是共犯，一人是开枪者。左翼人士谴责雅博廷斯基不但为这些人“提供”了枪支，还是这一行动的策划者。雅博廷斯基则极力为被捕的三人辩护，刚开始斯塔夫斯基被定罪并判处死刑，但因为巴勒斯坦英国上诉法院的改判，他于1934年7月获释。没有任何一个凶手被判刑，阿罗佐罗夫刺杀案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这种犹太人因为政见不同而自相残杀的事件在犹太国还会发生。正如一些伊休夫成员所料，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大量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时阿拉伯人的暴力运动已经平息，伊休夫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完善，巴勒斯坦的生活也慢慢变得没有以前那么艰难。由于美国限制移民入境（苏联也是如此，但当时几乎没有犹太人愿意去那里），20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成为犹太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当时的犹太代办处一方面资金匮乏，另一方面迫于委任统治政府施加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限制进入巴勒斯坦的移民数量。移民需要“证明”才能成行，有时人们会不择手段获取“证明”，有人指责代办处只接收有钱人和有可能支持本－古里安政治观点的人。移民成为一个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第四次阿利亚（1924—1929）主要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波兰移民，而现在，来到巴勒斯坦的第五次阿利亚（1932—1936）的移民被认为是家境富裕、接受过良好教育但急于逃离欧洲的德国人。可实际上，和前几次阿利亚一样，第五次阿利亚中的大多数移民还是来自中东欧，但不同于之前，这次移民潮的移民人数大幅增长。 1934年，人们已经明白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只会越来越严厉，这一年有4.2万人来到以色列地，刷新了伊休夫单年接收移民的最高纪录，不断增长的人口为以色列的建国奠定了基础。当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写《屠杀之城》时，他和读者们都没有想到欧洲将会陷入如此黑暗的时代。1921年比亚利克最终离开俄国来到德国，1924年移民巴勒斯坦。来到巴勒斯坦的比亚利克投入到公共事务中，发表作品的数量远不如以前，但他仍然代表着那一代人的声音。1934年夏天，比亚利克去维也纳做前列腺手术，手术失败，他于当年7月4日去世。特拉维夫整座城市都在为这位伊休夫的桂冠诗人哀悼，到处张贴有通知葬礼时间的巨大海报。中东的夏天炎热难耐，但就像1922年埃利泽·本－耶胡达的葬礼一样，数千人走上街道游行，其中既有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既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有东方犹太人，既有特拉维夫人，也有巴勒斯坦其他地方赶来的人。几乎每栋楼上都挂着缠有黑色丝带的蓝白旗。比亚利克的棺材在当地公墓下葬，他右边是阿哈德·哈姆的墓地，左边是哈伊姆·阿罗佐罗夫的墓地。政治家（阿罗佐罗夫）、诗人（比亚利克）和哲学家（阿哈德·哈姆）被埋葬在一起，这既体现了犹太复国主义深厚的文化渊源，也体现了犹太社会来自不同领域的力量在关键时刻汇聚到一起形成合力的特点。 1935年，纳粹政府通过《纽伦堡法案》，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规定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不能通婚或发生婚外性关系。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人数再创新高，1935 年移民人数达到6.1万。1933—1936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从234967人增长到 384078人，犹太人在当地的人口比例从五分之一上升到将近三分之一。文化和知识界也呈现爆发式发展，伊休夫发生着变化。很快，这种变化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宗教和世俗的融合、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的融合，以及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融合。一种犹太民间文化开始产生。在20世纪20年代，特拉维夫在普珥节举行以斯帖女王选美大赛。为了融洽民族内部关系，大赛有意让参赛选手中既有东方犹太人，又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不仅是一场选美大赛，官员们还想借此选拔一位伊休夫的非官方代言人。在伊休夫宗教势力的施压下，大赛在1929年停办了，但不可否认，在欧洲的影响下伊休夫正在变化；巴勒斯坦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再也不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阿利亚移民所看到的那片荒芜之地。 1932年，伊休夫开始举办每年为期9天的马卡比运动会，来自全世界的犹太男女在体操、篮球、田径、游泳、网球等项目上同场竞技，这项赛事也包含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诺尔道“肌肉型犹太人”观念和阿哈德·哈姆将巴勒斯坦建成犹太人文化中心的理想都促成了这项赛事的诞生。此外，伊休夫还希望让犹太人来巴勒斯坦参加比赛能够带来更多的移民。包括舞台舞蹈和民间舞蹈在内的舞蹈艺术成为伊休夫生活的支柱。舞台舞蹈家可以参加全民舞蹈比赛，民间舞蹈家可以在1944年开始举办的达利亚舞蹈节上展示风采。最开始这只是伊休夫内部的比赛，但这项赛事几十年来对犹太复国主义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色列民间舞蹈”直到今天还是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核心特色。“20世纪40年代，以色列民间舞蹈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新犹太人的重要标志。”民间舞蹈是“以色列身份的重要符号，也是以色列文化向全世界最重要、最成功的输出之一”。伊休夫中的思想生活和经济生活也经历了深刻改变。德国移民的到来大幅增加了希伯来大学学生的数量。银行业和金融业也得到发展。德国犹太人和中产阶级波兰犹太人带来大量财产，巴勒斯坦很快开始出现百货商店和高档咖啡馆。《哈瓦拉协议》（阿罗佐罗夫显然因此而遇刺）也让大量资金流入伊休夫。很多阿拉伯人愿意将地产变现，犹太人用这些钱从当地阿拉伯人手上购买了更多土地。然而，对伊休夫而言的巨大进步却让阿拉伯人感到深刻的混乱。随着越来越多犹太移民的到来，多数当地居民发现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变。阿拉伯人的挫折感再一次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1936年4月15日，阿拉伯人在图尔卡姆（Tulkarm，在今天的约旦河西岸，内塔尼亚 [Netanya]以东）附近对3名犹太司机开枪，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5天后抢救无效死亡，只有一人活了下来。两天后，一群来自极端团伙的犹太人在佩塔提克瓦开枪杀害两名生活在棚屋的阿拉伯人。当天，在上述那名犹太受害者葬礼举办的同时，犹太人举行了反对阿拉伯人和英国人的抗议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一名阿拉伯人和一名保护他的警官遭殴打，一些犹太人还袭击了给人刷皮鞋的阿拉伯男孩和阿拉伯小商贩。阿拉伯人展开了反击，4月19日，一些失业农民和流动工人冲入雅法城，杀害了9名犹太人，另有6人受伤。雅法很快陷入混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相互追杀。几千名犹太人逃到特拉维夫。1936—1939年的阿拉伯起义爆发。阿拉伯社团再次采用暴力手段限制犹太移民和伊休夫的发展。在起义过程中，暴力活动接连不断，阿拉伯人烧掉了犹太人开发的农田和栽种的果园，摧毁了犹太人的商店，还袭击了不少私人住宅。为了破坏伊休夫的经济，阿拉伯社团举行了罢工，但适得其反，犹太商店和工厂趁机填补了真空，阿拉伯人的罢工反而无意中促进了伊休夫犹太经济的发展。虽然经济可能有所发展，但伊休夫对于阿拉伯人持续的暴力运动深感担忧。以前认为可以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的犹太人现在疑虑丛生。为了表明犹太人不会放弃建国的梦想，伊休夫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更多的村庄。阿拉伯人的起义没有打击到犹太人的士气，阿拉伯人转而利用这一机会向英国人提出要求。双方在耶路撒冷谈判，阿拉伯人要求英国政府彻底禁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禁止土地买卖，呼吁建立阿拉伯人占多数的政府。即使在谈判期间，暴力活动还在继续。阿拉伯起义也针对英国人。一开始，英国人对阿拉伯人的暴力活动无情镇压。他们追捕穆夫提，将雅法部分地区夷为平地。但经过谈判，他们改变了策略，为了避免暴力活动继续，让这块动荡的地区恢复平静，英国人开始试图安抚阿拉伯人。1936 年中期，他们建议将下半年犹太移民的数量限制为4500人。前一年，也就是1935 年，有6.1万名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英国人提出每年犹太移民的数量限制在 9000人，这相当于减少了85%的犹太移民。但令人惊讶的是，阿拉伯人竟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坚决要求没有任何移民进入。暴力活动仍在继续。英国政府希望暴力活动能够自我平息，不愿意损害英国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故而采取了克制政策。但这一政策完全失败了。起义爆发6个月后，200名阿拉伯人、80名犹太人和28名英国人遇难，英国人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首先，英国向巴勒斯坦派出了更多军队，向犹太人提供武器用于自卫，实施宵禁，安排夜间巡逻。他们知道单纯依靠这些短期措施还不够，为了探索长期解决方案，英国政府成立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威廉·罗伯特·韦尔斯利·皮尔勋爵负责，所以也称为皮尔委员会），调查巴勒斯坦局势，提出解决方案。 1936年11月，皮尔委员会到达巴勒斯坦，他们调查了这一区域，广泛听取了犹太和阿拉伯代表的意见。1937年7月7日，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404页的调查报告，提出了解决计划，其中还包括详细地图（《贝尔福宣言》不包括地图）。皮尔委员会建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存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双方声称对同一块土地拥有权利，两个民族共同治理这片土地的可能性很小，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分治（参见地图 4）。皮尔是第一个提出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的人。报告建议，犹太人获得从北部罗什哈尼卡拉（Rosh Hanikrah）到南部贝尔图维亚（Be'er Tuvia）的滨海平原、加利利地区、耶斯列谷地和约旦河谷地，除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仍然由委任统治政府控制，剩下区域都归阿拉伯人。这一方案让巴勒斯坦成立的阿拉伯国和外约旦连在一起。委员会还呼吁这两个地区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进行人口转移，从而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社团分离。许多年后，人口转移仍然是该地区极具争议的问题。皮尔建议分给犹太国的土地远比犹太复国主义者预计的少，虽然贝尔福没有定义“巴勒斯坦”，但皮尔委员会承认：“要建立的犹太民族家园的土地在《贝尔福宣言》发表时被理解为历史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这片地区包括今天的加沙、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整个今天的约旦。皮尔建议只将其中很少一部分土地分给犹太人，只占全部领土的20%，而70%—75%的土地被分给阿拉伯人。包括雅博廷斯基及其追随者在内的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为他们眼中的英国人对《贝尔福宣言》的背弃愤怒异常。他们也感到沮丧，因为这意味着在丘吉尔于 1921年独立外约旦后，他们又要放弃更多的土地。犹太人再次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乌里·茨维·格林伯格是当时著名诗人之一，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哈西德派家庭，1923年，27岁的他在波兰集体迫害中逃过一劫，来到巴勒斯坦。1929年希伯伦暴乱后，他的政治立场变得强硬起来，最终加入雅博廷斯基的修正派运动。他对于皮尔瓜分巴勒斯坦的计划提出强烈反对。 1936年，正当皮尔委员会在撰写这份报告时，他创作了《一个真理，而不是两个》一诗。模仿拉比文献中比比皆是的“我们的拉比教导”这一套语，他写道：你们的拉比教导，再过几代人，弥赛亚将到来，不用炮火，不用流血，犹地亚将重新崛起…… 而我说：如果你们这一代人裹足不前，不用自己的双手和拳头去闯出结果…… 那么不管多少代，弥赛亚都不会到来，犹地亚都不会崛起。格林伯格在这首诗后面提醒人们，“血债血还”是非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共同原则。为了让犹地亚崛起，犹太人必须投入战斗。这成了部分以色列领导人所支持的精神立场，甚至几十年后仍是如此。虽然许多人同意雅博廷斯基的观点，但实际上，犹太人中反对皮尔计划的人并不多。魏茨曼和本－古里安都主张犹太人支持皮尔提出的分治计划。本－古里安说：“赫茨尔如果在世，只要将文件中一小部分巴勒斯坦给犹太人，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接受，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并全力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犹太国。当然，他也不会承诺以后的犹太国仅仅局限于这一地区。”本－古里安的话似乎在提醒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考虑到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仅过去40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样，魏茨曼也指出，虽然皮尔委员会在报告中用于犹太人建国的土地远比他们预想的小，但是这仍然意味着赫茨尔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他言简意赅地说，犹太人“不接受才傻，就算只给他们桌布那么大一块地”。 1937年8月，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二十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皮尔的分治建议。与会者并不关心报告的具体细节，他们关心的是即将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事在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犹太社团接受了皮尔的建议，但阿拉伯人断然拒绝。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显然支持这一计划，因为它能够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加入他的王国，获得更多耕地，但由于阿拉伯民众极力反对，阿卜杜拉也无能为力。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后来成为纳粹分子的支持者）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他的立场决定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无法通过这一计划。为了反对皮尔，阿拉伯人又掀起了一轮针对犹太人和英国人的暴力潮，这几乎已经成为他们固定的行为模式。这一次的受害者包括英国官员刘易斯·安德鲁斯，他当时负责安排皮尔委员会在巴勒斯坦的所有行程，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在9月 26日前往教堂的路上被枪杀。到1937年10月中旬，暴力活动比一年前更为猛烈。居民区、公交车、犹太平民、英国巡逻队都成为袭击对象。利达（Lydda）的新机场被焚烧，石油管道遭损坏。大部分公共交通中断了，由于道路两旁埋有地雷和炸弹，英国禁止人们夜间出行。英国人还增派驻军，对暴力行动的参与者处以死刑，后来他们经常使用死刑这一手段。但这些措施都未收到明显效果。巴勒斯坦日益陷入战争。同一时期，欧洲的局势进一步恶化。1938年2月，本－古里安说：“德国正在吞并奥地利，明天就会轮到捷克斯洛伐克。”他的预测准得离奇。几个月后的1938年11 月，欧洲大国一致同意德国将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领土吞并（德国人称之为苏台德区）。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解释说，他默许德国入侵是为了维持和平；但本－古里安明白，绥靖政策只会助长德国的嚣张气焰。他在写给巴勒斯坦自卫组织负责人埃利亚胡·戈洛姆（Eliyahu Golomb）的信中写道：“我认为现在是欧洲最黑暗的时刻，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和平解决’后，谁能保证下个受害者不是我们？” 正如本－古里安所料，西方更倾向于对阿拉伯领导人妥协，而不是保护犹太人。12 月，伊休夫提交给英国一份提议，建议拯救德国的犹太儿童，将他们带到巴勒斯坦。同时，穆夫提要求委任统治政府释放关押在塞舌尔群岛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成员，理由是这些人可以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代表团成员访问伦敦。阿拉伯人要求释放的人并无生命危险，但英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却拒绝了伊休夫拯救一万名犹太儿童的请求。纳粹政府长期的反犹宣传和歧视性法令在1938年11月9日和10日显示出后果，当一位精神失常的犹太人在巴黎杀害一名德国官员后，出于仇恨，德国和奥地利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暴力活动。两国的许多犹太人家庭、犹太会堂和商店被毁。267个犹太会堂被烧，7500家犹太人开的商店沦为废墟。根据上级指示，只有当非犹太人的房屋受到火灾威胁才需要出动消防人员。纳粹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肆无忌惮地冲到犹太人家中袭击平民，许多妇女被强奸，有的妇女不惜选择自杀。2.6万名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很多人不久后在那死于折磨。这场袭击活动史称“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它让犹太人再次体验到几十年前的集体迫害。这次事件可以视作纳粹大屠杀（Holocaust）的起点。一个月后，也就是12月，伊休夫讨论了这一事件，第一次使用了希伯来语“朔阿”（shoah）一词。这个词来自圣经的《西番雅书》，先知预言“那日，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使用这个很少用到的圣经词汇，说明他们和雅博廷斯基与赫茨尔一样，预料到这将是一次空前的灾难，他们感觉到犹太历史即将永远被改变。 5个月后，1939年5月，英国发表了一份白皮书（政府官方文件的泛称），接受了阿拉伯人在1936年起义后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当时的欧洲正在成为几百万犹太人的坟墓，但英国竟然在这个时候规定，未来5年，到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数量不能超过 7.5万人，超过这一数字必须经过阿拉伯人的同意。这份白皮书还规定许多地方的土地不能卖给犹太人，并承诺10年后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独立国家。令人惊讶的是，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否决了英国人的这份白皮书，称10年的过渡期对犹太人有利。对于犹太社团而言，限制移民意味着欧洲犹太人无处逃离，巴勒斯坦也无法拥有建国所需要的人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会堂和公众集会上抗议这一政策。一些犹太军事组织在泽夫·雅博廷斯基的鼓舞下，不顾哈加纳和英国人的合作，炸毁了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部分政府建筑，还袭击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英国基础设施，包括电力设施与广播和电话的通信线路。他们反对哈加纳的克制政策，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他们还创立了地下报纸和广播。这时，伊休夫也意识到需要改变策略，开始支持非法移民，帮助更多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伊休夫已经不再对英国人在《贝尔福宣言》中许下的承诺抱任何希望。22年前，贝尔福勋爵呼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但是没有足够的移民，这个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当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受到希特勒威胁时，英国人对纳粹政府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关心犹太人的命运。第二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939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哈伊姆·魏茨曼在闭幕式发言中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大会结束。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样，我们能够幸免于难，继续这项事业，谁知道呢——浓密的黑暗之后兴许会出现一道新光，将我们照亮。”听众闻之落泪。 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希望，而1939年大会后却是一片死寂。一周后的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多数参加第二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欧洲代表没有活到大战结束。英国和德国开战让伊休夫陷入窘境。英国限制移民进入巴勒斯坦，是伊休夫的敌人，但英国又在同纳粹分子作战。伊休夫何去何从呢？本－古里安的名言成为伊休夫的官方立场：“我们将和英国一起同希特勒作战，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 三艘难民船的经历清晰地体现了当时全世界犹太人的处境。第一艘是“圣路易斯”号客轮。1939年5月，载有937名乘客的“圣路易斯”号客轮从汉堡出发前往古巴，乘客大多数是“碎玻璃之夜”事件后购买了合法的古巴签证逃离德国的犹太人。轮船到达目的地后，古巴总统费德里科·拉雷多·布鲁（Federico Laredo Brú）拒绝他们入境，船长德国人古斯塔夫·施罗德（Gustav Shroder）并不是犹太人，但他决心为每一位乘客找到自己的家园，开展了为期数周的谈判。然而，美国和加拿大都拒绝提供庇护，施罗德不得不对其他欧洲国家开展游说，最终，荷兰同意接收181人，法国同意接收224人，英国同意接收228人，比利时同意接收214人，剩下的人施罗德也无能为力。没想到离开欧洲一个多月后，这艘客轮又启程驶回欧洲，6月中旬靠岸。随着战局的变化，这些接收国家大多成为纳粹势力范围，这些乘客离美国海岸曾只有90英里的距离，但现在又回到了纳粹的魔爪下。到战争结束，乘客中有254人成为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刚好超过总人数四分之一。第二艘船的目的地不是古巴，而是巴勒斯坦。1940年11月，载有1730名德国难民的“大西洋”号客轮从罗马尼亚驶抵海法湾。委任统治政府不允许他们进入巴勒斯坦，要求另一艘“帕特利亚”（Patria）号客轮将他们运送到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犹太军事抵抗运动成员为了阻止轮船起航，在“帕特利亚”号客轮上安放炸药，但第二天早上第一批非法移民被带上“帕特利亚”号后，炸弹威力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直接将船炸沉，超过250人被淹死。英国人最后将剩下的难民送到海法附近阿特利特的拘留营。第三艘船是“斯特鲁马”（Struma）号难民船，这艘船1941年12月16日载着769名犹太难民从罗马尼亚出发前往巴勒斯坦，本来几天时间即可到达，但由于引擎故障，船只被迫停靠伊斯坦布尔港口。土耳其政府拒绝临时收容难民，他们不得不在船上生活了两个月，这艘船上只有四个洗手池、一个净水龙头和八个没有卫生纸的厕所位。船上也没有配备救生圈。犹太代办处请求英国政府允许这些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临时入境后再将他们带到毛里求斯，但遭到英国人拒绝。1942年2月24日，土耳其人要求“斯特鲁马”号离开港口，他们将船拖到黑海。没有引擎，这艘船只能漂在黑海上。当时一艘苏联潜艇接到密令，击沉所有航行在黑海上的敌方和中立国船只（以防原材料被运到纳粹德国），遂使用鱼雷将“斯特鲁马”号击沉。船上的男女老少几乎全部遇难，只有一人幸存。 “圣路易斯”号、“大西洋”号和“斯特鲁马”号三艘船的遭遇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一点：犹太人无处逃离，赫茨尔梦想的和贝尔福承诺的犹太国对犹太人而言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建立犹太国眼下事关生死。 2.7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加入英军。但与此同时，伊休夫坚决抵制那份白皮书中限制移民的政策。为了帮助欧洲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哈加纳成立了专门帮助非法移民的“移民组织B”（Mossad le-Aliyah Bet）。该组织购买船只，雇佣船员，集合潜在移民，将他们带到这个有待建成的国家后，还安排人员协助他们躲藏。这一行动总体上成功了，但也有失败的一面，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指出：“1934—1938年，大约4万名犹太人非法进入巴勒斯坦，截至1939年9月又有 9000人进入。但在接下来6年中，也就是在犹太人最需要庇护的时候，只有不足1.6 万人移民。” 许多非法移民（希伯来语中叫作“马阿皮里姆”）虽然到达巴勒斯坦，但是很快被英国人抓住，被送到拘留营。最大的拘留营位于阿特利特，恰恰是当年代表英国的尼里间谍组织活动的地方。为了阻止非法移民，英国一方面对非法船只的驶离国进行外交施压。另一方面，作为惩罚，他们大幅削减移民指标，给出的理由很荒唐，声称轴心国间谍有可能掺入犹太难民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共持续了39个月，在最初19个月中，英国人没有批准一名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但这些手段无法阻止非法移民的进入，英国人于是开始诉诸武力，海岸警卫队对非法船只开火，将船上的难民送到拘留营。拘留营起初设在毛里求斯，后来设在离巴勒斯坦很近的塞浦路斯（只有不到300英里距离）。英国人有意让拘留营的生活非常艰苦，最初建立这些拘留营，就是想“让东欧的潜在犹太移民引以为戒”。英国人的拘留营和德国人的集中营区别明显，但两者都把犹太人关在铁丝网后的营地，这是悲剧性的历史巧合。伊休夫全力帮助同盟国，部分阿拉伯人则开始效忠于轴心国，认为英国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帮凶，是英国挫败了1936—1939年的阿拉伯起义。1936年被英国赶出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于1941年逃到德国，帮助纳粹分子在中东开展舆论宣传工作。得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宣布将训练犹太军团并送往前线的计划后，穆夫提写信给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建议他在德国建立一支伊斯兰军队。英国人并没有因为穆夫提的提议而放弃计划，而是积极训练犹太士兵。1943年，由伊休夫男青年组成的犹太军团正式并入英军，前往北非同意大利军队作战。在大战期间，一共有将近3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在英军中服役，日后哈加纳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许多重要军官在这一时期接受了英国的训练。虽然实现了军事合作，但英国许多政策在犹太人看来仍然非常武断，不考虑他们的感受。比如英国禁止犹太人在西墙吹羊角号（shofar），禁止犹太人将《托拉》卷轴带到这个两千年来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为了坚持原则，维护民族尊严，有的犹太人勇敢地和这些政策作对。1930年神圣的赎罪日上，摩西·西格尔（Moshe Segal，伊尔贡的创始人之一）就不顾英国人的禁令，在西墙前吹响了羊角号。当时正是日落时分，根据犹太传统，日落时赎罪日的禁食结束。虽然他因这一举动被捕入狱，但犹太人的抵抗行为没有停息。到1947年前，每年的赎罪日上都有犹太男子把羊角号带到西墙，不顾英国人的警告和巡逻队伍的监视，吹响羊角号。这些人有的成功逃跑，但大多数人被逮捕。1967年6月，以色列赶走约旦人，占领耶路撒冷老城后，犹太人才第一次能够安心地站在他们的圣地吹羊角号，再也不用担心被骚扰或监禁。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纳粹分子开始有计划地清洗欧洲犹太人。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 pen）将犹太男女老少集中起来射杀，短短几小时就能灭绝整个犹太社区的居民。几个月内，几十万犹太人被屠杀。同年，哈加纳建立突击部队帕尔马赫。一开始，帕尔马赫是一支准备抵抗德国入侵巴勒斯坦的精锐部队，吸收了伊休夫最优秀的男女，1942—1943年还得到过英国的专门训练。成立之初，帕尔马赫只有100人。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时，这支精锐部队已经有2100名训练有素的战士，另外还有1000人也完成了训练，随时可以被召回这支部队。这些人将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中坚力量。 1942年1月，纳粹党高级官员在万湖（Wannsee）开会，大会通过了纳粹领导人在欧洲新的行动方案：德国人将把犹太人集中到波兰的灭绝营，在那里用毒气杀死他们再烧掉。截至1942年，已有100万俄国犹太人和数十万波兰犹太人被屠杀，接下来的4年，还有500万人将被屠杀。大战结束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遇害。波兰曾是全世界犹太人的中心，600年来一直拥有繁荣的犹太社团，大战结束后，90%的波兰犹太人被谋杀。在这方面，希特勒赢得了战争。希特勒的军事力量早已不再局限于欧洲。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1942年带兵打到埃及的阿拉曼（El Alamein），伊休夫相信他们接下来就会进攻巴勒斯坦。面对德国人可能发动的入侵，伊休夫领导人计划占领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军事要塞（他们认为一旦纳粹入侵，英国人会放弃委任统治），炸毁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进行最后的抵抗。纳粹的暴行和伊休夫的恐惧改变了伊休夫对欧洲犹太人的态度。几年前，1938年12 月（“碎玻璃之夜”事件后一个月）本－古里安曾说：“如果存在两种拯救方案，一是把所有的德国（犹太）儿童转移到英国，还有一个是将其中一半人转移到巴勒斯坦，我会选择后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计算这些儿童的数量，更要计算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命运。”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似乎是第一位的，远比拯救欧洲犹太人来得紧迫。现在，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连本－古里安这样死心塌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开始批评伊休夫对待灾难自以为是的态度，让人们警惕“伊休夫主义”（Yishuvism）的不良影响，他造出这个词来形容伊休夫只考虑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狭隘心态。他明白，伊休夫和欧洲犹太人同气相连，巴勒斯坦犹太人不应该有任何优越感。他还说：“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将敲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丧钟。”但伊休夫这时已做不了什么了。 1942年5月6日，英国战时内阁正式宣布“将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巴勒斯坦”。面对这一局势，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在纽约的比尔特莫（Biltmore）酒店召开犹太复国主义特别会议，会上全世界犹太人决心不管有没有英国人的支持都要建立犹太国。参会者一致认为不能再相信英国，犹太代办处应该取代委任统治政府成为巴勒斯坦的执行机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新的政治纲领就是结束所有针对移民的限制，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Jewish Commonwealth）。发生在欧洲的恐怖场景让犹太人变得空前团结，半个世纪的辩论都没能做到这一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官方政策，其目标就是创建一个犹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