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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一个民族的重生1

Table of contents :
封面
引言
文前彩插
佳评推荐
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中译本序
序言一个壮观的人类故事
第一章诗歌和政治：犹太民族寻找家园
第二章故土某处
第三章是对话而不是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世纪之交时的分歧
第四章梦想实现的曙光
第五章《贝尔福宣言》：英帝国支持犹太国
第六章无处可去，即使能离开
第七章伊休夫抵抗英国统治，阿拉伯人反对分治决议
第八章独立：国家诞生
第九章从建国之梦到建国之路
第十章以色列登上国际舞台
第十一章以色列直面大屠杀
第十二章改变国家命运的六日战争
第十三章占领成为重负
第十四章赎罪日战争：“构想”心态破裂
第十五章革命中的革命：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和复仇
第十六章效法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
第十七章和平进程陷入僵局
第十八章犹太国的犹太复兴
结语《贝尔福宣言》发表一个世纪后的犹太“民族家园”
致谢
附录1 人物简介
附录2 非英文术语释义
附录3 以色列《独立宣言》
附录4 以色列总理、总统和美国总统对应表
附录5 以色列政党及其分化组合
附录6 延伸阅读
引用文献
索引

引言

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工必有赏赐…… 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耶利米书》31:16—17 我感到，人的生命应该深深扎根于故土某处，它可以在那里获得这种温柔而亲切的爱：爱那里的大地，爱那里人们的劳作，爱萦绕在那里的各种声响和乡音，爱可以将早年的家园从日后博闻广识中清晰区分开的一切；每当历历在目的往事涌上心头，就会交织着思慕之情。 ——乔治·艾略特《丹尼尔·德隆达》

佳评推荐

和以色列这个国家一样，丹尼尔·戈迪斯写的《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充满勇气、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作品。本书讲述了以色列建国至今令人惊叹的故事。任何人，只要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感兴趣，都会在这部持论公允、叙事平衡和众所急需的书中发现深刻的见解。 ——阿里·沙维特《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作者以色列是谁？它从何而来？为什么犹太国将继续存在，且必须继续存在？戈迪斯精准地抓住了这些问题的本质。有人曾问我：“关于以色列，如果只读一本书，应该读哪本？”现在我已有了答案。 ——克林顿总统的中东特别协调员丹迪斯·罗斯《失去的和平：争取中东和平的内幕》作者丹尼尔·戈迪斯写下了一部极具启发性的历史，在其中，他不仅通过政治家和战士，还通过艺术家、作家和诗人来讲述以色列的故事。戈迪斯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的灵魂，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在地球上最受憎恨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受喜爱的国家之一。 ——约西·克莱因·哈勒维《像梦想家一样：统一耶路撒冷但分裂国家的以色列空降兵》作者以色列史可以说是现代以来最伟大的故事，以简洁而有力的方式陈述这段历史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丹尼尔·戈迪斯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用丰富的文字和深刻的见解充满激情地呈现了以色列的历史。他这本书会让对犹太国感兴趣的人爱不释手，还会成为学者、学生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文献。 ——以色列前驻美国大使迈克尔·奥伦

《六日战争：1967年6月及其对现代中东的塑造》作者关于以色列国取得的胜利和经历的磨难，终于有了一部情感细腻、文笔优美、立场公正的作品。 ——洛杉矶西奈圣殿拉比戴维·沃尔普《大卫：分裂的心》《令失败有意义》作者这本书用精彩、易读、细腻和睿智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故事，任何想弄清楚世界上这个复杂角落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埃默里大学教授底波拉·莉丝黛《否认：大屠杀历史的审判》作者在丹尼尔·戈迪斯编织的这张关于以色列史的美丽挂毯中，我们能看到创建新型犹太社会是一项多么令人佩服的复杂工程。《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很好地提醒我们：凭借新的语言、世俗的文化和无与伦比的成就，以色列当之无愧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 ——塔利娅·卡尔纳《莫斯科酒店》《耶路撒冷少女》作者丹尼尔·戈迪斯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小说家的写作才华于一身。他探究整个以色列历史，解释了20世纪犹太国的重建为何及如何彻底改变了犹太历史，让复杂的历史事件变得明了易懂。《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本真正重要的书。

——约瑟夫·特拉兴金拉比《犹太文学》《犹太伦理学准则》《拉比》作者戈迪斯在事件的叙述中融入了他对历史的判断，巧妙使用了文学文献，介绍了以色列形成期的关键人物，对以色列的历史、政治，特别是其灵魂，进行了深人思考。《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活力四射、思路清晰、充满智慧的作品。 ——伊兰·特洛恩以色列研究学会主席

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中译本序以色列是众所瞩目的国家。无论在当代全球政治变局，还是千年世界文化格局中，以色列这个“犹太国”的特殊位置都无须赘言。关于以色列的中文书越来越多，不少还是以色列人写的。我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再来组织翻译一本关于以色列的书？本书是以色列通史，原著出版于2016年。我国上一本以色列通史译著的原著出版于 2002年（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这十几年来，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起义（“因提法达”）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隔阂愈益加深。和平既然无望，以色列人开始更多地向内看，以往被巴以冲突多少遮蔽的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遭驱逐而移民以色列，这些东方犹太人（Mizrachim）的体征、文化与习俗迥异于欧洲裔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m）。欧洲白种犹太移民建国前就来到巴勒斯坦，此时大权在握的他们免不了歧视和剥削东方犹太人，让后者心生怨恨。进入21世纪后，东方犹太人的后代不仅在人数上早已赶超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政治势力举足轻重，文化影响也正在扩大。虔诚的东方犹太人不仅与世俗化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矛盾重重，更与约100万来自前苏联的几乎没有任何信仰的犹太移民判若油水。由此产生的政治、文化斗争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大多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虽然世俗化了，但他们中仍有一小部分所谓的哈瑞迪人（Haredim）顽强抵制现代世俗文明，以独特的服饰和自成一体的居住区刻意与世俗世界划清界限，力主犹太教自古以来的神圣启示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弃。其中有些人更坚持神权政治或异族统治的理念，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大业为渎神的洪水猛兽，他们反对以色列政府，其不遗余力的程度，即使与巴勒斯坦人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色列建国时，哈瑞迪人的数量微不足道，政府便网开一面，免除了他们的兵役。但近年来，由于高生育率，以及部分东方犹太人的加入，哈瑞迪人口迅速攀升，政治和经济势力已不可小觑。他们的拒服兵役以及他们的世界观造成了以色列社会的严重分化。与哈瑞迪人相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移民人数更少。黑皮肤使他们的犹太身份广受质疑，或明或暗的种族歧视令他们长期沉沦于社会底层。近年来，他们以暴乱为形式的反抗不时见诸报端。以色列犹太人的内部矛盾不仅根植于不同的籍贯和文化传统，也来自于不同的现实主张。对于1967年以后约旦河西岸涌现的犹太定居点，有的以色列人视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屏障；有的坚持认为去那里定居只是重新回到圣经时代神的“应许之地”；有的则警告，一旦把那里大量的巴勒斯坦人纳入统治，犹太国的犹太性就会瓦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最有利于国家利益，捍卫自己立场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故而这个问题不仅是巴以和谈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还是以色列国内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戈迪斯此书写于这类内部矛盾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视野之际，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了见树见林的交代，这是有别于同类著作的特色之处。因此，本书并非又一部顶着通史名号的阿以战争史、巴以冲突与和谈史，再加犹太移民史，而毋宁说是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鸟瞰。作者想谱写的，不是以军乐为主的铜管乐，而是多声部的交响乐；作者想捕捉的，与其说是政治事件、军事行动、谈判桌、协议内容、营救策略，不如说是这些东西背后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观念。戈迪斯此书也写于巴以冲突调和无望之际。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以色列学者根据以色列和英国的解密档案，陆续写出了一批实证性著作，挑战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叙事，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要讲述以色列的故事，就不得不面对两种深刻对立并仍在交锋的叙事：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一场犹太人发起的殖民运动——就像这批“新历史学家”（New Historians）所主张的，还是一场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就像传统观点所坚持的？相应地，以色列国有没有扮演殖民压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所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这种争论多少可以视为对巴以冲突延伸进学术领域的折射，哪怕争论双方基本是以色列人。戈迪斯对这场争论的态度，书后的引用文献就有反映。就“新历史学家”的旗手而言，对于主张巴勒斯坦人的视角不能忽视、中文世界也有译介的艾兰·佩普（Ilan Pappe），他只引用了一篇论文，还是转引自他人文章。对于写出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巨著、认为以色列在绿线之外的殖民活动是构成巴以和谈主要障碍的阿维· 施莱姆（Avi Shlaim），他没有引。他倒是大量引用了“新历史学家”一语的发明者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的观点，但在2000年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莫里斯已经戏剧性地从政治左翼转向了政治右翼——这也是不少以色列人思想转变的一个缩影。当然，不同于新历史学家，戈迪斯对以色列的社会与文化更有兴趣；而较之传统叙事，他更在意追溯“犹太国”的观念史，在裁剪史料时更偏好表现以色列人集体记忆中的关键事件，因而更善于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民意，更擅长捕捉以色列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戈迪斯在很多人眼中属于温和的保守派，他大体上似乎在走中间路线：既不回避以色列的恶行，也不吝于赞美它的善举。毫无疑问，关于以色列的过去，争论永远不会结束。但如何记忆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现实，也包含了如何塑造未来的设想，这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戈迪斯1959年生于纽约市一个犹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是美国保守派犹太教的领袖和著名学者，叔叔是当今美国犹太社团的领袖拉比之一。他儿童时代就在以色列生活过几年，后来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39岁时举家移民以色列，目前任教于耶路撒冷的沙勒姆学院（Shalem College），这是以色列第一所按照美国常青藤学府办学模式打造的强调研读经典著作的博雅学院。这种背景使他迥异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现代以色列历史的研究者。他在观察以色列时，既有那份能够入乎其内的谙熟，又有一份出乎其外的超然。但最突出之处，恐怕仍在于他对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有着不同的理解。以色列的建国之父们对犹太传统的继承有高度的选择性。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在圣经时代的祖先说希伯来语，建立过统一强盛的国家，因而是现代犹太国的光辉典范。相形之下，在随后近两千年的时光中，犹太人被驱逐出“应许之地”，流散到世界各地，日常生活里不再说希伯来语，政治上则碌碌无为，心甘情愿受异族统治，就算屡遭欺凌，却一直逆来顺受，最终像温顺的羔羊一般任由纳粹屠杀。因此，后圣经时代的犹太传统——包括这一时期形成的犹太教圣典比如《塔木德》 ——统统是需要抛弃的糟粕。很多建国之父移民巴勒斯坦后就更改姓氏，把带有后圣经时代犹太传统特色的姓氏改成希伯来语化的姓氏，以示与流散生活的决裂。推崇“应许之地”的圣经传统而否定流散地的犹太传统，长期以来是以色列社会根深蒂固的标志性特征。受此影响，犹太复国主义者致力于塑造新犹太人：他们不是传统犹太拉比那种苍白、文弱、阴柔的书生，而应当是晒得黝黑、魁梧挺拔、坚韧自信乃至有点粗野的拓荒者。这类新犹太人最典型、最成功的代表就是基布兹中的农民。戈迪斯从小接受的传统犹太教育是以学习《塔木德》为核心的，他自然无法接受对流散地犹太传统的全盘否定。他在书中就提醒读者注意，基布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建国之初的以色列文化，但即便在其鼎盛时期，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 7%左右。与犹太复国主义竭力宣传的价值观相反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后选择住进城市。有意思的是，否认流散地的意识形态似乎也渗透进我国对以色列的译介中。基布兹文化向来在我国被当作最具以色列特色的文化，国人最喜欢通过基布兹来理解以色列，但基布兹今天更像是受到保护的活化石，虽说是一块仍能吸引络绎不绝访客的活化石。中文世界最受欢迎的以色列作家无疑是阿摩司·奥兹（Amos Oz），他恰恰是基布兹文化的典型化身，奥兹几乎所有的作品有了中译本，连他编选的基布兹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都有中译本。我们甚至还有因染上肺结核而被赶出基布兹的女诗人拉亥尔的诗集的中译本。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Bialik）诗集的中译本。比亚利克的诗歌创作在他51岁移民巴勒斯坦前就已基本停止，移民后他定居于特拉维夫——早在建国前，这里就取代耶路撒冷，成了当地犹太人的文化和经济中心。如何对待流散地的犹太传统，显然是戈迪斯评骘历史人物的一颗重要砝码。本－古里安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对潜在机遇的判断和发展趋势的感觉都超越了同僚，一直是公认的国父级别的人物。但值得玩味的是，戈迪斯不时拿本－古里安的头号政敌贝京与他对比，抑本－古里安而扬贝京的语气颇为醒目，似乎暗示贝京才代表了以色列历史的分水岭。贝京不仅通过结束本－古里安政党的专政而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态，通过与埃及实现和平改善了以色列的国际环境，他还改变了犹太国的犹太性。贝京从未换过自己的姓氏，从不否认自己扎根于流散地的犹太灵魂。他团结东方犹太人，又为哈瑞迪人走向以色列政治的核心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解读不能不说是基于当下现实对以色列历史的一种反思，毕竟，耶路撒冷近年来落成的贝京纪念中心和特拉维夫不起眼的本－古里安故居在外观上就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这种解读还多少带有复兴传统犹太教来替代早期建国之父们推崇的那种世俗化的圣经传统，以凝聚各方共识，防止以色列社会进一步分裂的用意。在本书副标题“一个民族的重生”中，“民族”一词的原文是“nation”。与“people”这个在中文里也常常译作“民族”的词相比，nation更强调构成民族的人彼此之间在语言、历史、文化、出生或居住地方面的共同点，而不包含人种（ethnography）因素的考量。1882年，正当东欧犹太人掀起第一次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之际，法国著名学者勒南（Ernest Renan）发表了后来成为经典的演讲《何谓民族？》（What is a Nation？）。按照勒南的定义，“民族是灵魂和精神原则”，其成分是过去和现在的两样密不可分之物，“一是共同拥有一份丰厚的记忆遗产；一是当前的一致，即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欲望，一种把未经割舍接受来的重要传统长久保存的意愿”。勒南明确把宗教排除在构成民族的成分之外，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宗教已退入私人领域，不再是动员社会的充分力量。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犹太教影响以色列公共领域的趋势渐渐抬头。面对分裂的、多样化的以色列社会，戈迪斯所希冀的这种既是宗教又是民族运动的犹太教能否成为以色列社会的黏合剂，抑或只是用来掩盖内部矛盾的白噪声，仍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的，毕竟以色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是高度世俗化的。本书还着意呈现现代以色列的文化，尤其是以诗歌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电影、流行歌曲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这在同类中文书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代希伯来诗人往往有圣经时代先知的那种自觉意识，既是以色列社会的代言人或批判者，又代表了以色列社会的良知。至于大众文化，让我个人兴味盎然的是书中关于20世纪60 年代摇滚天王阿里克·艾因施坦的部分，真想不到这位世俗天王的许多近亲如今已转变成了哈瑞迪人。多年前，在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学习班（ulpan）上，老师放了一首他的歌，一点不摇滚，是根据比亚利克的诗谱写的。我后来知道这或许是比亚利克传颂最广的诗篇：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在仁慈的黄昏时分，向你说说我痛苦的秘密：人说，青春世上有—— 我的青春何在？再向你告白一个秘密：我的灵魂为火焰烧焚；人说，爱，世上有—— 什么是爱？星星将我骗害，梦境业已不再；如今世上，我一无所有，什么都无。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仿佛是寻求母爱的弃儿在喃喃自语；又像是诗人的夫子自道：比亚利克幼年丧父，母亲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将他交给祖父抚养；或许还是这位民族诗人用诗歌表达他在演讲中说过的意思：犹太民族思慕“应许之地”就好比游子渴望与久别的母亲重逢。全诗点缀着来自犹太祈祷书和神秘主义传统的典故，神圣的字词镶嵌在肉欲的意象上，梦境消散，祈祷又得不到回应，诗人的灵魂就这样低徊在拥有与失去之间、幻灭与怀念之间、信仰与不信之间、个人与民族之间、流散与回归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或许只有处在这种中间状态才会诞生诗歌？——直至什么都“无”，而在比亚利克所熟稔的犹太神秘主义传统里，“无”是一切有的起点。我的合作者王戎先生因手术之故，以六指敲出译稿，此书对他很有纪念意义。高霞、关蕊、杨炯也为中译本贡献了智慧。我个人在感佩之余，愿意用中译本纪念初闻艾因施坦此曲的那一刻。宋立宏 2018年1月于南京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所

序言

一个壮观的人类故事在以色列，要做现实主义者的话，你必须相信奇迹。 ——以色列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 1898年，马克·吐温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写道：“俄国制定了驱赶犹太人的法律，西班牙在400年前决定驱逐犹太人，几个世纪后奥地利做出同样的决定。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几乎在每个时代……都限制犹太人的活动。犹太人被禁止从事一个又一个行业，到最后几乎无事可做。犹太人不能务农，不能当律师，不能为非犹太人行医治病，不能从事手工业。甚至连高等学府和科学专科学校都不得不对这个可怕的对手紧闭大门。” 但马克·吐温提到，有位犹太人提出了一个策略，能让犹太人告别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迎接更美好的未来。“你们听说过西奥多·赫茨尔的计划吗？他想让全世界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政府。当然，我认为他们会保留苏丹对巴勒斯坦的宗主权。在去年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世界各地的犹太代表团齐聚一堂，这个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马克·吐温的语气表明，他赞赏犹太人取得的成就，同情他们目前在欧洲的困境，甚至多少能理解他们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的愿望。但他也表达了顾虑：“我不是苏丹，我也不是要反对；但如果把全世界最狡猾的大脑集中到这里建立一个自由国家……我认为最好还是阻止他们。让这个种族发现自己的力量可不是件好事。别让赛马知道自己的力量，否则我们再也没法骑了。” 马克·吐温大概想不到自己是多么有先见之明。这篇文章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50 年后，以色列建国。这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有史以来最非凡的人类故事之一。我们很难找到另一个民族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后，能够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取得如此成就，达到如此高度。过去一百年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有时听起来像神话，但都是真实的。以色列的故事，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民族一千多年来坚持梦想的故事，是一个在深渊边缘徘徊的民族最终实现救赎的故事，是一个国家创造奇迹、开创未来的故事。公元70年，犹太人被罗马人驱逐出犹地亚，两千年来，他们一直梦想回到这片先祖的土地。在每日的礼拜仪式上，他们总要时时提及耶路撒冷，请求上帝准许他们回到锡安。不管在哪里祷告，他们都会面朝耶路撒冷。逾越节晚餐仪式的末尾，他们会一起说“明年耶路撒冷见”。离开锡安是迫不得已，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能重回故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小拨犹太人开始移民巴勒斯坦，他们中有的人认为欧洲即将掀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浪潮；有的人移民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当时欧洲民族主义兴起，他们认为犹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国家。但悲哀的是，让这一理想变成现实的，不是犹太人的祷告，而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一幕幕恐怖场景。尽管英国1917年颁布的《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观念，但进展缓慢，随后英国人对犹太人的立场由模糊转为敌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阻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沉重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刚刚燃起的建国希望。紧接着，从1939年到1945年，纳粹分子屠杀了波兰90%的犹太人，而战前的波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团，总人口达到330万。全部算下来，纳粹屠杀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这场种族灭绝前所未有，它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人们认识到犹太人需要一处属于自己的地方。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建设各种建国前的机构，并最终赶走了英国人。1948年5月，以色列国诞生。建国初期，以色列非常困难，这个刚成立的国家财政储备匮乏，基础设施薄弱，而且还需要在短时间内吸收比当时人口还多的大量移民。犹太国建立后，许多国家开始驱逐本国的犹太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北非、伊朗、伊拉克等地来到以色列。遭遇过惨痛经历后，15万纳粹大屠杀的难民也来到以色列边境。以色列当时除了少量无法耕种的沼泽地，大部分地区是荒芜的沙漠。由于自然资源贫瘠和资金短缺，国家没有太多办法解决这么多人吃住，开始实行食品定量供应制。刚刚建国几年，这个国家就濒于财政崩溃。但以色列人没有自暴自弃，部分原因是他们无处可去。美国犹太人长期对犹太国这个观念持暧昧态度，但他们这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以色列提供了急需的财政资源。加上德国人支付的大屠杀赔款，以色列逐渐从贫困和羸弱中走出来。以色列建设了公路等基础设施，发展了制造业，修建了国家输水系统和大量住房。通过不断展现自己的实力，以色列不但发展成地区强国，还在世界舞台上同美国、英国、法国一道谋划复杂的国际合作。建国20年后，由于以色列的成功及其对犹太人形象的重塑，苏联犹太人开始要求移民以色列。又过了几十年，以色列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和科技强国，甚至是西方羡慕的对象，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公司比整个欧洲大陆的公司还多。以色列的快速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个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还实行食品定量供应制度，到2000年时已生产出几十种在国际上获奖的葡萄酒。这个国家在几十年前只有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电视台，现在则拥有数不清的频道，以色列电影还入围奥斯卡奖。这个国家接收了许多被一些人当作被动和无助的典型的大屠杀幸存者，如今已成为军事大国。这个自古以来视学习为神圣使命的民族将该传统带到新生的国家，孕育出非凡成果，赢得多项诺贝尔奖，为诸多研究领域设立了国际标准。以色列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故事，也是一场革命的故事。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致力于改变犹太人现状的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让犹太人获得重生的时机已经到来。在很多方面，犹太复国主义是对古老犹太教的反叛。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欧洲犹太人在历史上不断受攻击，长期被边缘化，欧洲当然要谴责，但犹太人自己也有责任。犹太人不应该随时甘愿充当受害者。不管生活在哪里，他们总以为那里是自己的家，直到东道国驱逐或谋杀他们。1290年英国驱逐犹太人，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然后就是席卷欧洲的反犹主义暴力活动。更让犹太复国主义者难以接受的是，在整个过程中，犹太人一直被动、软弱、充满恐惧，他们不曾尝试保护自己，不曾争取历史的主动权，而是挤在一块继续研读古老而神圣的经文。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认为这正是急需改变的，他们的革命热情超乎人们的想象。犹太复国主义在很多方面试图切断犹太人和历史的联系。为了迫切追求全新的犹太身份，他们不惜更改姓氏。以色列最早的四位总理就是如此。大卫·本－古里安出生时叫大卫·格鲁恩，摩西·夏里特出生时叫摩西·谢尔托克，列维·艾希科尔的本名是列维·什科尔尼克，果尔达·梅厄（以色列第一位女总理）以前叫果尔达·梅耶森。更换姓氏是和过去“告别”的一种方式。他们需要新的犹太世界观、新的犹太体格、新的犹太家园以及新的犹太名字。他们要创造“新犹太人”，让犹太民族实现重生。以色列国的确出现了新犹太人，确切地说是出现了很多种新犹太人。以色列有一点很有趣：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止讨论犹太教与犹太人的现状和未来。这类讨论有时礼貌而克制，有时却会演变成以色列多条政治阵线上的激战。尽管争吵激烈，犹太复国主义总能在这条阵线上获胜，令人敬佩地获胜。今天的犹太人不再是当年生活在欧洲的胆小怕事之辈，毫无疑问，犹太复国主义创造了全新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也是一场革命，它改变了犹太人没有家园的事实。面对20世纪中期欧洲爆发的种族灭绝的仇恨，许多犹太人无处可逃。美国和加拿大关闭了国门，英国人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许多载有犹太难民的船只无法靠岸。这些帮助犹太人逃离欧洲大屠杀的船只有时不得不返回欧洲，或被敌方舰艇故意击沉，仅仅因为无人想要“多余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决心改变犹太人无家可归的事实，以色列的建国实现了这一梦想。经历了多个世纪的流亡之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复兴先祖时代的繁荣文化，让犹太人说自己的语言，掌握自己的命运。犹太人像他们的祈祷书中所说的那样分散在“大地的四个角落”，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他们能重新聚集在一起。上千年的流亡让希伯来语这种曾经的日常用语成为神圣的宗教语言，犹太复国主义要让这种几乎死去的语言重获新生。犹太人要像其他民族一样创造自己的音乐、艺术、文学和诗歌。他们既要创造高雅文化，也要创造大众文化。犹太人要生活在先祖们熟悉的城市中，行走在圣经中的祖先安居乐业的土地上。犹太领导人将制定战争、和平、经济、医疗和移民等方面的政策。犹太复国主义不但实现了这些理想，还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以色列如何反映了犹太民族的重生，本书要讲述的故事中就有这方面内容。当然，并非所有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都能实现。西奥多·赫茨尔和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等人认为，犹太人能给中东地区带来进步，因而能够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他们相信并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不和任何其他民族发生冲突。可惜，这个想法过于天真。早在建国前几十年，犹太人就一直处在一场激烈而痛苦的冲突中，很遗憾，这场冲突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作为现代以色列国家的总设计师，西奥多·赫茨尔还认为，一旦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国家，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就将成为历史。这个想法也过于天真。在某种程度上，以色列让世界对犹太人的看法变得更为复杂，也让欧洲犹太人的境地变得更加尴尬。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的起起伏伏也是以色列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会作详细探讨。以色列是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地方。这里既有诸多宗教圣地，又有热闹的酒吧和精彩的音乐表演（有人会说这是亵渎神灵）。这里在某些方面非常传统，但在其他方面又非常现代。这里居住着逃避现代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同时又是世界科技的中心。这里既居住着拥有不同肤色和种族背景、说不同语言的世俗犹太人和犹太教徒，又聚集了不少非犹太人。以色列吸收的移民（这里是全世界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大多来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但以色列是非常成功的民主国家。虽然在面积和人口上都只能算作袖珍国家，但以色列和它的故事向来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这个犹太国家，不明白它的活力和复杂性所在，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虽然以色列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部单卷本著作像本书这样，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和平衡的观点，面向大众介绍以色列的故事。当然，目前不乏介绍以色列历史的优秀的单卷本著作，但其篇幅通常是本书的两三倍，很难得到普通读者的青睐。更长的篇幅能够深入探讨本书匆匆提到甚至没有提到的问题，但并不利于把以色列的整体“故事”讲好。很多书只讲述发生了什么，却没有解释发生的原因，也没有厘清不同的故事情节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以色列对于我们理解全球事务太重要了。所以本书讲述了犹太国这种“观念”的来龙去脉，让读者明白这个观念源于何处、如何传承以及如何从梦想变为现实的。本书在介绍发生了什么的同时，将着重解释发生的原因。犹太人从哪里得到去巴勒斯坦建国的观念？全世界有那么多地方，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偏偏要选择巴勒斯坦？国际社会何时开始支持这个观念？为什么会支持？多半是来自非民主国家的人怎样建立起一个民主国家，而且一路下来运行得令人赞赏？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许多问题上总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吵个不停？为什么以色列和美国犹太社团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以色列的未来将会如何？本书也会叙述许多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以色列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们的国家。美国人讲起美国故事，一定会讲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夜间骑马报信、乔治·华盛顿强渡冰封的特拉华河和英勇感人的阿拉莫（Alamo）守卫战；同样，以色列人也有自己的历史故事。这些记忆是理解以色列人心态的关键，从中我们能够明白他们看待自己的历史和国家的方式，也能够明白世界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本书将为大家讲述以色列民族记忆中最重要的故事。本书还将介绍在历史背后的这个顽强、热情和独特的民族。为了控制篇幅，书中对许多以色列历史事件的描述非常简略。比如在谈到以色列的战争时，将只讨论以色列为什么会打这场战争、战争过程的主要环节及其对以色列的社会和国际地位的影响。别的书记录了以色列在每场战争中的军功，但本书志不在此。有些主题，本书几乎没有涉及。比如，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史引人入胜，但是除了拯救以色列经济的德国赔款和以色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高科技产业，本书没有把重点放在以色列经济上。同样，这部简史也没有提到其他许多事件和人物。以色列情况复杂，任何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篇幅较短之作，都只能是对它的一种解读。即便是一些看似“客观的”事实也存在激烈的分歧，关键人物的动机和意图就更难分析了。此外，什么是对以色列合理的“叙事”同样存在争论。没有任何两个人在写作一本书时会使用同样的方式。对以色列的成就应该给予多大的肯定？如何指出以色列犯下的错误和令人失望的地方？如何取舍内容？如何分析某些人物的决策和选择？如何通过统一连贯的视角把这些内容串联在一起？对于以上这些问题，读者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我在对待各种立场时如履薄冰，尽可能用我相信的可靠史实来讲述这个故事。我想展现的以色列历史不是史实的罗列，而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既提到以色列的成就，也提到它的过失；既谈及它非凡的过往，也谈及它令人忧虑的未来；既有它的善举，也有它的恶行。任何宏伟的故事都包含众多角色，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来来往往，起起伏伏，有时能成就伟业，有时又犯下失误。这个故事中的角色不仅包括个人，还包括组织、政党、国家等。我尽可能以生动活泼和公平合理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讲述了这个小国是如何从一个古老观念变成现实的历史。这个国家奇迹般地渡过重重难关，但仍然面临强大的敌人（有人说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和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一个民族在付出巨大代价后重获新生的故事，一个复杂、富有戏剧性和悲伤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惊叹和鼓舞人心的故事，它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现在是时候开始讲故事了，让我们一起来理解事情的经过，以及更为重要的，事情发生的原因。

第一章诗歌和政治：犹太民族寻找家园

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鸟颂》他将成为代表一代犹太人的声音，从这位诗人痛苦的灵魂中，可以看到整个民族经历的痛苦。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9岁时就发表了《鸟颂》，毫无疑问，他是当时最杰出的犹太诗人，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犹太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既表现了19世纪末犹太民族的绝望和伤感，也展现了犹太人对那个从未见过的民族家园的强烈渴望。这位诗人对一只从锡安（当时叫巴勒斯坦）归来的小鸟说：“我的灵魂多么渴望听到你的声音。”他问小鸟在那个美好的地方人们怎样生活。“上帝怜悯锡安吗？”“赫尔蒙山上的露珠是否如珍珠般晶莹剔透？”“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这些诗句并非真的是诗人的疑问，而是犹太人对大洋彼岸先祖之地的渴望。比亚利克和那一代犹太人都相信那块土地有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家园。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鸟颂》时，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艰难困苦。俄国犹太人大多只能生活在被称为“栅栏区”（the Pale of Settlement）的指定区域。在政府和当地管理者的纵容下，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不断加剧。俄国以前也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pogroms），但19世纪末迫害的强度和规模都前所未有。19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爆发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1871年敖德萨发生同样的事件。犹太人明白，他们所面对的，是毫无理由的仇恨，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欧洲的反犹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东欧，反犹主义主要源于犹太人杀死了耶稣这一神学观点。在科学更发达的中欧和西欧，种族理论得以发展。欧洲种族主义者声称，犹太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宗教，而在于他们的种族。即使皈依基督教也不能“修复”犹太人。1879年，一个名叫威廉·马尔的德国人不但反对犹太人通过同化融入德国社会，还创造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一术语，来表达人们（包括他自己）对犹太人的仇恨。暴力远非欧洲人蔑视犹太人的唯一方式。19世纪80年代，俄国政府对进入学校和大学的犹太人数量做出严格限定。当局想方设法找犹太人的麻烦，1891—1892年俄国警察从莫斯科驱逐了两万多名犹太人。在欧洲大陆，不管犹太人走到哪，当地人都对他们充满鄙夷，百般刁难。许多犹太人认为现代性将带来一个理性和包容的时代，他们的处境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俄国犹太小说家佩雷兹（彼得）·斯摩棱斯金（1842 －1885）提醒犹太人保持现实主义态度，他说：“不要相信那些声称这是一个充满智慧和仁爱的年代的人，不要轻信那些赞美这个时代公平和正直的人，这些都是谎言！” 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意识到，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只会变得更加艰难。许多人选择离开。1882—1914年，大约250万名犹太人离开东欧，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奥地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5年间，有大约130万名犹太人离开俄国。他们大多来到美国，20世纪建立起繁荣的美国犹太社团。其中有一小部分人来到巴勒斯坦。正是在这样令人绝望的氛围中，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于1873年诞生了。父亲在他 6岁时就去世了，他被严格遵守教规的祖父抚养大，接受了传统犹太教育。13岁前他在犹太儿童宗教学校（heder）学习，17岁前在日托米尔经学院（Zhitomir Yeshiva）学习。然而，和许多同时代的犹太年轻人一样（许多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作家和领导人的人同样如此），比亚利克醉心于西方文化，支持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旨在改革犹太教对传统和集体主义的过分倚重，将一种更具理性、分析性、智性和个性的生活方式引入犹太社会。哈斯卡拉运动不只是一场知识分子运动，其中也包含社会和民族议程。哈斯卡拉运动的倡导者认为，犹太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从狭小的隔都生活中走出来，“提高犹太人的自信，恢复他们的尊严，唤醒他们的情感，复苏他们对美的感受力，改变长期孤立和隔绝造成的思想僵化”。比亚利克了解到哈斯卡拉运动，还是在来到一所新的犹太经学院后。为了用更现代的方法学习传统犹太教，比亚利克来到位于立陶宛瓦洛任（Volozhin）的一所举世闻名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被哈斯卡拉运动所吸引，成为“以色列的永恒”（Netzach Israel）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致力于融合犹太民族主义、启蒙主义和正统犹太教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学生组织。 1891年，比亚利克离开瓦洛任，来到敖德萨，这里当时是俄国南部的现代犹太文化中心。在这期间，他深受当地知识分子圈的影响，并于1892年发表了《鸟颂》。不久，为了不让祖父知道他“逃学”去了敖德萨，他回到日托米尔，但发现祖父和哥哥都已奄奄一息，家中绝望的气氛很能反映当时其他犹太人的境遇。他们去世后，比亚利克在波兰南部小镇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教希伯来语，这份工作让他非常痛苦，但也很有收获，因为正是在这期间，他笔耕不辍，不久便被公认为世上最有才华的犹太诗人之一。他的诗并非只用于表达犹太人的苦楚。比亚利克1898年发表的《聚会锡安》（Mikra'ei Zion）一诗，就表达了犹太人的希望，而非绝望。这首诗是为了纪念 1897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而写。他在其中满怀希望地写道：“虽然救赎还没有到来，但我们的救世主还活着；这个伟大的时刻即将来临。” 这突如其来的希望从何而来？比亚利克看到即将到来的“这个伟大的时刻”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发生在巴塞尔的历史事件如此重要？还有，这个救世主是谁？英国、美国、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区、俄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197名代表来到瑞士巴塞尔，参加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他们感到自己在创造历史。距离罗马毁灭第二圣殿、驱逐犹地亚犹太人已过去将近两千年。1897年8月，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再次汇集在一起，试图重新成为历史的主人。响应赫茨尔的号召，犹太人结束了一千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相互隔绝的状态，第一次像古犹太民族那样声称：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他们要做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人，而非看客。那天，着装优雅的代表们从挂有巨大大卫星的入口走进会场，大卫星下用德语写着“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ZIONISTENKONGRESS）。代表们使用世界各国的语言聊天。他们大多为男士，也有女代表。有富人，也有穷人。现场的空气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力量。大家落座后，木槌敲响三声，大会正式开始。会议首先对控制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表达了形式上的赞赏。然后，来自罗马尼亚雅西（Jassy）的“锡安热爱者”（Hovevei Zion）资深成员和复国主义大会高级代表卡尔·利佩博士站起身来，他按照犹太传统遮住头，在许多在场者的哭泣声中，念出传统的“你赐予我们生命”（shehecheyahu）的祈祷文：“上帝啊，祝福你，是你赐予我们生命，保存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接着，会议主持者西奥多·赫茨尔开始用德语发表讲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来到这是为了奠定庇护犹太民族之家的基石。” 在赫茨尔生活和工作的西欧，建立庇护犹太民族之家的观念要比在东欧更富有争议。不同于比亚利克所生活的东欧，西欧犹太人仍然相信反犹主义运动将成为历史。毕竟，以前犹太人被迫生活在隔都，而隔都的围墙此时已被推倒，犹太人涌入欧洲大陆的各个城市，很快成为欧洲的精英。他们在欧洲社会教育、文化和经济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表面看来，他们的生活比一个世纪前确实好了很多：在1800年，中欧和西欧的文化史可以完全不提犹太民族或某个犹太人……在欧洲政治界、文化界和研究与科学领域找不到一个响当当的犹太人……但到1900年时，这一情况完全改变，这时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人在经济、政治、科学和艺术等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经过几个世纪的限制和反犹主义后，犹太人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确实令人惊异。他们成为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著名科学家，成为重要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领导人。虽然进步巨大，但西欧犹太人仍无法摆脱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如果说东欧犹太人经常被当作革命分子的替罪羊，西欧犹太人则被指责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比如在德国，犹太人虽然不到总人口的1%，但犹太人很快成为社会各个行业的位高权重者和精英，特别是在金融业和政治圈。德国人开始对他们充满怨恨，到处都能感受到强烈的反犹情绪。基于刻板印象，报纸、书籍和杂志开始严厉批判贪婪腐败的犹太资本家，这后来成了20世纪中期实施种族灭绝的那些政权的官方立场。1873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德国中产阶级指责犹太人应当为这场危机负责。虽然“贵族跟任何人一样贪婪，但人们大多相信关于犹太人的神话，贵族仍然是伟大的政治家、英勇的战士和忠诚的公务员。金融危机后，民众的愤怒并没有指向这些权贵以及由他们控制的政府，而是指向犹太人”。在西欧，恰恰是因为犹太人对现代性的支持和他们在职业和文化上取得的成就重新招来了人们的反感。犹太人希望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已经一去不返，但哪知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像一个水位不断升高的巨大水库，随时有溃堤的风险，对此犹太人无能为力。西奥多·赫茨尔成年之时，西欧正处在这种让犹太人既充满希望又无比绝望的时代。赫茨尔1860年出生于佩斯（后来佩斯和布达合并为布达佩斯），18岁时随家人迁居维也纳。在这里他接触到欧洲社会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和比亚利克一样，他也被这些深深吸引。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往像那些作家一样出名。他和比亚利克一样笔耕不辍。他热爱艺术，对戏剧情有独钟，但父母和导师担心这个爱好不能让他谋生，因此鼓励他学法律。于是，赫茨尔在维也纳大学注册登记。刚上大学时，赫茨尔读到欧根·卡尔·杜林所著《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1882）一书。杜林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这本书中提出，解放欧洲犹太人并将他们整合到欧洲社会中对欧洲不利，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追随者甚至宣称要让犹太人回到隔都生活。令赫茨尔深感不安的是，杜林并非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徒，赫茨尔认为：“不可否认，杜林拥有出众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如果连他都能作出这样的言论，那无知的大众会做什么？” 讽刺的是，正是杜林这位著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和恶毒的反犹主义者让赫茨尔开始全身心研究“犹太人问题”。在回忆自己从何时起对犹太人及其在欧洲的未来这个问题感兴趣时，赫茨尔在日记中写道：“这显然始于读杜林的书。” 其实，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他后来回忆说，小时候他一位老师在解释“异教徒”（heathen）这个词的含义时是这样解答的：“偶像崇拜者、穆斯林和犹太人。”在维也纳大学，赫茨尔申请加入致力于知性对话和辩论的学生社团莱斯哈雷（Lesehalle）。1881年3月的一次“讨论”发展为一起恶性反犹主义事件，该团体因此被解散。这一事件并没有让赫茨尔放弃社团活动，后来他又加入了维也纳的德国民族主义学生联谊会艾比亚（Albia）。然而他发现，即使在这里，这所汇聚欧洲知识精英的大学也明显是反犹的。他加入两年后，几位联谊会兄弟参加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哀悼活动，并将哀悼活动变为一次反犹主义集会。为了表达抗议，赫茨尔申请退出这一联谊会，一开始遭到其他成员拒绝，后来他们又找其他理由将赫茨尔赶出联谊会。赫茨尔第一次直接接触到犹太建国问题很可能是在匈牙利议会，这后来成为他毕生的事业。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国家反犹党创始人吉奥佐·伊斯托奇（Győző Istóczy）提出了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犹太人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去那里生活。“犹太人，去巴勒斯坦！”成为匈牙利反犹主义运动的口号。讽刺的是，伊斯托奇提出的口号后来竟然成为赫茨尔的口号。伊斯托奇充满仇恨地要求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这是否真的影响到赫茨尔，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在赫茨尔事业的开展过程中总能遇到反犹主义。离开维也纳后，赫茨尔来到巴黎，为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巴黎分社写稿，成为一位知名作家。在巴黎，他报道过一起关于巴拿马运河资金的丑闻，几个犹太金融家被指控犯有贿赂和腐败罪。比这个案情更让赫茨尔惊讶的是，这些犹太人的家人竟多为法国政界和军界的知名人物，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当作典型的都市犹太人，民众认为他们拿淳朴、忠诚的法国公民的血汗钱来投机倒把。在奥地利，赫茨尔已经目睹了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反犹主义的兴起，而欧洲顶尖大学的精英并没有站出来反对。如今在法国，他发现即使是民主制度和共和政府也拿反犹主义没办法。和比亚利克一样，赫茨尔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1894年秋天，经过短短两周的高强度工作，赫茨尔完成了剧本《新隔都》，第一次塑造出明显具有犹太特性的角色，并公开讨论了“犹太人问题”。这部剧本并没有使用多么高明的艺术手法，而是直白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欧洲解放了犹太人，但犹太人实际上仍然生活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隔都中，时刻承受着需要证明自己清白的压力。即使在看似得到解放的西欧，犹太人如果不能自证清白，仍然会被当作罪人。但事态很快就恶化了。正当赫茨尔埋头写作《新隔都》时，法国又爆发了一起丑闻。法国犹太裔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被指控将法国机密泄露给德国人。法国当时没完没了地发生着革命，德雷福斯案的审判成为政党政治的牺牲品。在明显有失公正的情况下，德雷福斯被宣判有罪并剥夺军衔。对此，埃米尔·左拉（法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发表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公开信《我控诉》，指责政府公然持有反犹主义偏见，并不公正地将德雷福斯关入监狱。一般认为，德雷福斯审判让赫茨尔开始思考如何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但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不这么看。赫茨尔的确在他的专栏中提到德雷福斯曾对狱警说：“你看，我是私人恩怨的受害者，我遭到迫害仅仅因为我是犹太人。”但德雷福斯的犹太人属性并不是赫茨尔这篇报道的重点。讽刺的是，赫茨尔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功，竟是源于一次彻底失败的会面。赫茨尔曾找到著名金融家和慈善家莫里斯·德·赫希男爵，希望他能支持建立犹太国的激进观念。赫希很为东欧犹太人的未来担忧，但他已经有了另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男爵以前就认为巴勒斯坦方案不可行，所以已经着手资助一些俄国犹太人前往阿根廷。赫茨尔想改变赫希的想法，但他给出的理由不够有说服力，最后只得两手空空地离开。为了下次能做得更好，赫茨尔决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文字，把他想对赫希说的话写出来。赫茨尔没有气馁，带着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他开始向另一个经常做慈善事业的犹太家族寻求帮助，这就是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说服他们，赫茨尔把已写出来的文字进一步发展为一本内容详细、结构合理的计划书，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犹太国》一书的雏形。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犹太国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个国家的地点还没有确定，可能在阿根廷，也可能在巴勒斯坦。不同于赫希，赫茨尔认为这个方案非常可行，犹太人拥有国家对各方都有利。他相信，犹太人生活在犹太国后不但不会受到反犹主义的迫害，犹太国的存在还能终结全世界的反犹主义。赫茨尔提出：“犹太人的离开不会给东道国带来经济混乱、危机或迫害。他们离开的国家将迎来繁荣。”至于犹太国，“它开始的那一天就是反犹主义结束的那一天”。建国并非天方夜谭，他毫不掩饰地说，犹太人的教育程度远高于许多其他建立主权国家的民族。如果其他民族可以获得革命的成功，犹太人也能做到。出于同样的原因，赫茨尔认为犹太人建国的运动不会遇到太多阻碍。国际社会将支持这个想法，因为许多国家也“饱受犹太人问题之苦”。他写道：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既不荒谬，也并非不现实。我们这个时代就已经有许多民族实现了这一进程，这些民族的主体不是中产阶级，他们比我们更贫穷，教育程度比我们更低，实力比我们更弱。饱受反犹主义之苦的各国政府都会很愿意帮助我们获得梦寐以求的主权。他认为世界各地存在的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需要找到一个国际社会认可的政治解决方案。我认为我明白反犹主义这一高度复杂的运动。虽然我是从犹太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但我的观点不包含任何恐惧或仇恨的成分……我认为犹太人问题不是社会或宗教问题，虽然它经常以这样的形式呈现。犹太人问题本质上是民族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它当作国际政治问题来讨论，只有通过同全世界文明国家协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犹太人散居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看上去并不是一个整体，这该如何解释？赫茨尔说，人们不应该被这种分散的状态迷惑。“我们是一个民族（people），我们只有一个民族。”他坚持认为，其他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国家，犹太人也不例外。赫茨尔是在欣喜若狂的状态下写的这本书。当谈到写书经过时，他说：“我当时完全投入到写书中，决心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写完，因为书中提出的理想似乎过于宏伟，但有几周的时间我每天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读到这本书的人同样难以自拔。《犹太国》这本只有100页左右的小册子让赫茨尔成为犹太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1896年2月出版后，这本书轰动了世界，被不断印刷，不断翻译成其他语言，成为现代犹太作品中阅读最多、流通最广的一本书。“仅在 1896年，这本书就出现了英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俄语和法语版本。他在书中的提议让许多学生热血沸腾。《犹太国》让赫茨尔一夜之间从一个孤零零的声音变为一个国际运动的领导人。”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当时着实是令人惊叹的提议。这本书出版后，几乎整个犹太世界都相信：犹太人需要一个国家，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国家。虽然西奥多·赫茨尔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发起者，但在他以前很久就有人表达过类似的观点。1853年，在赫茨尔《犹太国》出版前40年，亚伯拉罕·玛普出版了第一部现代希伯来语小说。和比亚利克一样，玛普也出生于传统犹太家庭，但长大后对欧洲文化非常着迷。玛普的小说《锡安之恋》的背景设在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具体说是先知以赛亚时期的以色列。这本小说不仅是个感人的故事，还重新勾起了犹太人对先祖们家园的美好回忆，“表达了整个民族在内心深处对一种更充实、更丰富的生活的向往”。这本书拨动了犹太人的心弦，卖得特别好。随着玛普的出现，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了萌芽的迹象。摩西·赫斯（1812—1875）的作品吸引力更大。赫斯出生于德国，从小由当传统犹太教拉比的祖父抚养大（又和比亚利克一样）。赫斯最崇拜的人是荷兰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这位哲学家背叛了犹太教，成为泛神主义者。后来，思想激进的赫斯开始支持社会主义，甚至娶了一位工人阶级的天主教徒为妻，进一步拉开了自己和传统犹太教之间的距离。但赫斯很快发现，即使放弃犹太教、拥护社会主义并和天主教徒结婚，还是无法改变自己成为欧洲反犹主义受害者的命运。他写道：“就算改变宗教也不能减轻犹太人承受的德国反犹主义的压力。德国人恨犹太人的宗教，但更恨他们的种族。他们讨厌犹太教中的独特信仰，但更讨厌犹太人与众不同的鼻子。”1862年，赫斯写下《罗马和耶路撒冷》，他在书中提出，欧洲永远不会欢迎犹太人。他写道：“我们在其他民族中一直被当作陌生人。他们可能会容忍我们的存在，甚至解放我们，但是，只要我们遵循‘哪里好哪里是家乡’（ubi bene ibi patria）的原则苟且生活下去，不去复兴我们伟大的民族记忆，我们就永远无法得到他们的尊重。”犹太人应该回到巴勒斯坦，回到这片他们上千年来魂牵梦萦、不断提及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罗马和耶路撒冷》现在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史上一份重要文本，但赫斯在世时，这本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时犹太人并不关心欧洲犹太人的未来，自然也不会认真对待这本书。赫茨尔写完《犹太国》后才第一次读到《罗马和耶路撒冷》，他写道：“我们想尝试的一切，他的书中都有。”所以一位研究这一运动的伟大历史学家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场“诞生了两次的运动”。赫斯的《罗马和耶路撒冷》并不是唯一一本在赫茨尔前注定成为经典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品。另一本书的作者是列奥·平斯克，他1821年出生于俄国一个深受哈斯卡拉运动影响的家庭。作为最早到敖德萨上大学的犹太人之一，平斯克起初学的是法律，但他很快意识到，由于存在针对犹太人的就业名额限定，他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和法律相关的工作，于是他改行当了医生。和其他人一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运动让平斯克投身于公共生活。1871年发生在敖德萨的集体迫害和1881年更大规模的攻击潮让平斯克非常震惊。他最终得出结论：犹太人永远无法被东道国接受。他写道：“对活人来说，犹太人是死人；对当地人来说，犹太人是外来者和流浪者；对有产者来说，犹太人是乞丐；对穷人来说，犹太人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爱国者来说，犹太人是没有祖国的人；对社会各阶级的人来说，犹太人是令人憎恶的竞争对手。”1881年集体迫害发生后一年，他写下《自我解放》一书，书的副标题是“一个俄国犹太人对同胞的忠告”。书中他敦促犹太人重新建国，实现独立自主。与赫斯的作品不同，平斯克的作品受到一些关注。出版两年后，他参与了“锡安热爱者”组织的建立工作，这是最早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欧洲组织之一。然而，他发现单靠这个组织远远不够，犹太人需要一个领袖。他写道：“我们或许缺少一个像摩西这样天才般的领袖。但历史不会经常给一个民族这样的杰出领路人。如果我们能明确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明确知道建立属于自己家园的必要性，我们当中一定会有一群精力充沛、受人尊重的人站出来领导这项事业，这个团队的力量将不亚于一个伟大的领袖，带领我们走出屈辱和迫害的历史。” 平斯克在想象的似乎就是赫茨尔。犹太复国主义早期发展缓慢，影响有限。不同于以前的书，赫茨尔的书一经出版就轰动世界，让许多人兴奋不已。1896年3月初，也就是《犹太国》刚刚问世几周后，有人建议赫茨尔举办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赫茨尔不但接受了这个建议，还全身心投入到大会的筹备当中。一位参与过大会早期准备工作的人说：“为了准备这次会议，赫茨尔忘记了大会以外的整个世界。他把全部精力用于筹备工作的各项细节，亲力亲为，毫不马虎。他不但发号施令，还监督各项号令的执行情况。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他都保持着柔和的声音和友好的微笑，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得非常明确，没有任何人能违抗或反对他。” 为了办成一次高规格的大会，准备工作持续了将近18个月。他要让这场在1897年8 月29日开幕的盛会仅通过富丽堂皇的形式就能令大家明白，一场盛大空前的政治运动诞生了。他要求所有参会的男士（会议也邀请了女代表）一律穿正装，系白色领带。在参会人员中，马克思·诺尔道可能是和赫茨尔关系最密切的战友，他在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前就已经在国际知识分子圈享有声誉。但当看到他穿着便装来到会场时，赫茨尔直接要求他回酒店换上规定的服装。有人认为赫茨尔在这些细节上的要求太过苛刻，甚至有些好笑，但赫茨尔真正的目的绝非制造戏剧效果。“我需要一些形式来让代表和全世界看到我们同平凡决裂的决心，让他们明白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汇聚于此，并将宣布一项崇高而美好的计划。”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虽然在形式上有些浮华，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许多思想也不够成熟，但还是取得了巨大胜利。与会者被深深吸引，完全投身于这个精神严肃的计划，即便是长达几个小时的演讲，大家也能耐心听完。大会最突出的成就是清晰界定了这个新成立组织的目标。通过几天时间对文件具体文字的激烈讨论，大会起草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最终形成了这样的文字：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被公众承认，受法律保障的犹太人之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会设想以下几种方法： 1．促使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前往巴勒斯坦定居。 2．在遵守各国法律的情况下，通过合适的地方机构和总机构将全体犹太人组织起来。 3．加强犹太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4．为获得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所需要的政府允诺采取准备措施。在获得解放后，许多欧洲犹太人有了接受欧洲教育的机会，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参加会议的兹维·赫尔曼·沙皮拉教授会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希伯来大学”，并将其融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中。因此，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一场富有文化气息的运动，是传统犹太教和欧洲启蒙运动碰撞的产物。它既是犹太人在绝望中的孤注一掷，也体现了犹太人对永恒的追求。在探索政治解决方案的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没有放弃教育和写作。大会确定了犹太国的国歌。1878年创作的《希望》（国歌选用部分，比原诗要简略很多）是一首用一句话写成的国歌：只要心灵深处，尚存犹太人的渴望，眺望东方的眼睛，注视着锡安山冈，我们还没有失去，两千年的希望，做一个自由的民族，屹立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之上。大会还讨论了其他问题。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提出了设立犹太国民基金（最初目的是购买和开发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土地）的想法。大会还成立了许多委员会和管理机构，为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高效推进奠定了组织基础。赫茨尔一丝不苟地筹划了每个细节，倾注全力确保它实现。大会结束后，他欣然离开会场。几周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不会轻易公开这句话，但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巴塞尔大会，那就是：‘在巴塞尔，我成立了犹太国。’如果我现在大声说这句话，全世界都会笑我，但也许5年后，或更确定地说，50年后，每个人都会承认我这句话是对的。” 备受鼓舞的赫茨尔更加坚定了他对这项事业的信念。不久后，他第一次来到巴勒斯坦。他并不是专程来看这片犹太人先祖的土地的（在他心中也是犹太人潜在建国地之一），而是对当时最关键的政治人物开展游说。当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几位苏丹代表正在访问圣地，赫茨尔认为和他们见面是获得政治支持的最佳方法。德国皇帝绝非犹太人的天然盟友。一位参加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会后写信给德国皇帝，详细汇报了这次会议提出的目标。看到这封信后，德国皇帝在空白处批示：“让这些犹太佬（kikes）赶紧走人，去巴勒斯坦吧，越早越好。我不会挡他们的路。”但德国皇帝对犹太人的反感阻止不了赫茨尔去见他。只要和他的目标一致，只要能推进建立犹太国的进程，哪怕同反犹主义者合作，赫茨尔也不介意。在赫茨尔看来，这片土地虽然贫瘠，但存在无限的潜能。他在著名乌托邦小说《新故土》中写到了这一点。这本1902年出版的小说和同时代的乌托邦小说风格相似，描绘了一个未来的犹太国。小说讲述了一个同化的犹太人和一个非犹太人同伴的旅行，他们在一个遥远的小岛上被困了许多年，最后来到巴勒斯坦，发现了一个刚刚重新建立的犹太国。赫茨尔描写了一个田园诗般的社会。曾经的沙漠变得繁花似锦，赫茨尔在巴勒斯坦亲眼见到的破败社区成为一座座现代化城市。不同信仰的人们在这里和睦相处，以各自的方式举行宗教仪式，人们之间没有任何紧张的气氛。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到处是知识分子、发明家、作家和高尚的政治家。这是对巴勒斯坦不切实际的想象，但可能因为欧洲的生活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许多读者被这本书中的景象所吸引：这座圣城弥漫着安息日特有的平静与祥和气氛，往日让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感到厌恶的肮脏之物、嘈杂之音和难闻之味都不复存在。以前，在最终到达圣地前，他们不得不忍受许多不堪入目的景象。现在，一切已大为不同……土地得到精心维护，街道铺设得非常漂亮……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福利机构、医院和诊所毗邻而立。在大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和平宫殿，世界各地的和平爱好者和科学家在这里举办国际会议，因为耶路撒冷已成为人类最崇高追求的家园：为了信仰、爱和知识。得到改善的不仅仅是耶路撒冷，犹太家园的建立还解决了欧洲的犹太人问题：沃尔特博士……打算描述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对留在欧洲的犹太人产生的影响。他一定会说，对他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既有利于移民的犹太人，也有利于留在欧洲的犹太人。这是个大胆的梦想，在很多方面不切实际。但很快，它竟然变得非常可行。欧洲犹太人的生活越绝望，他们就越倾向于想象一个不同于当下的世界。赫斯、平斯克和后来的比亚利克都是如此。然而，是西奥多·赫茨尔将这股激情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他当然明白，实现这个梦想绝非易事，但他从未怀疑过这个梦想能实现。他想告诉读者的话其实很简单，正如他在《新故土》精炼的题词中所说：“如果你渴望它，它就不是梦想。”

第二章故土某处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诗篇》126篇人们常说，1897年从世界各地汇聚在巴塞尔参加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立者。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参与者开启了犹太复国主义这项政治运动，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渴望回到先祖在以色列地家园的梦想——早已存在。这个梦想和犹太民族一样古老。一个民族只有在先祖生活过的土地上才能繁荣兴旺，在其他地方则难以实现，这一点并非只有犹太人明白。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前二十多年，乔治·艾略特（玛丽·安·伊万斯的笔名）就谈到了一个民族爱一块土地所能产生的力量，虽然其中并没有提到犹太民族。我感到，人的生命应该深深扎根于故土某处，它可以在那里获得这种温柔而亲切的爱：爱那里的大地，爱那里人们的劳作，爱萦绕在那里的各种声响和乡音，爱可以将早年的家园从日后博闻广识中清晰区分开的一切；每当历历在目的往事涌上心头，就会交织着思慕之情。要理解今天以色列的梦想、成就、遗憾以及以色列人应对各种挑战的方式，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犹太人长久以来讲述的关于自己的古老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以色列地（Eretz Israel, the Land of Israel）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圣经让犹太人对锡安的记忆也“交织着思慕之情”，他们把这本书视为“民族日记”。对犹太教徒来说，圣经是神启的话语，里面充满了教导他们如何生活的诫命。对世俗犹太人来说，圣经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不管怎样，所有犹太人都认为圣经讲述的是关于他们民族的故事：他们爱过什么，在哪里生活，如何取得胜利，什么时候失败了。这是一个关于他们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故事的中心就是以色列地，西奥多·赫茨尔如今敦促他们回归到这块土地。这本“日记”向他们暗示，这个故事的中心如果没了这块土地，也就没了犹太家族和犹太民族。以色列地从一开始就是犹太民族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描述犹太民族诞生时，圣经写道：“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听从了上帝的话，不久耶和华又对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在犹太人故事一开始就出现了“应许之地”这一概念。这块土地自始至终都是这个民族故事的核心。亚伯拉罕将迦南（当时的称呼）作为自己的家，有时（特别是饥荒时）为了确保生存，他和子孙们也会迁到邻近地区。《创世记》（摩西五经中第一部经典，五部经典合称《托拉》）讲述的就是关于这块土地的故事，里面提到犹太人如何在这里建造城市、购买坟地以及划分家族土地，还讲到他们如何离开这片土地，然后又回到这里。《创世记》大体上可以理解为亚伯拉罕复杂的家族史，但同样，上帝应许给他生活的这片土地在故事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创世记》之后是《出埃及记》，这时，亚伯拉罕的后人不再只是一个家族，而成为一个民族。他们被称为以色列人（Israelites）。他们受困于埃及，沦为法老的奴隶。法老知道不可能永远把以色列人留下来当奴隶，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回到故土。法老对他的人民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方去了。”所以，法老一开始就明白，以色列人反抗并不是为了夺取他的王位，而是为了回家。他意识到故乡对一个民族拥有神奇的吸引力，人们为了回到先祖之地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后来果然如此。一位新的领导人站了出来，决心结束犹太人被人奴役的命运。摩西带领犹太人挣脱枷锁，离开埃及。《托拉》接下来叙述了古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走过的漫长道路，圣经说他们在沙漠中走了40年，其间经历了饥渴、战争、怀疑甚至叛乱。几千年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明白，《托拉》想告诉人们，通往自由的道路必然漫长而艰辛。在《约书亚记》中，古以色列人最终回到了亚伯拉罕曾经走过的这块土地，但回家从来就不容易，这一点历史已经清楚揭示了。圣经中关于建立民族家园还表达了一个观点：即使回到了故土，留在故土也很难。圣经记载，这块土地不但已被7个不同的民族占据，还面临外部威胁。这里战乱不断，以色列人尝试过的几种政治领导模式相继失败。为了留下而进行的长期征战让以色列人精疲力竭，最后，12个支派一致要求推选一名国王来领导整个民族。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国王扫罗性格上有严重缺陷，很快被年轻的大卫取代。这位矮小而低调的国王成长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军事指挥官，建立起稳定的君主制和庞大的帝国（参见地图1）。虽然大卫也有缺陷（比如他有时很无情），但在圣经中他不但有远见、有能力，还非常虔诚；作为领袖，他被描绘得近乎完美，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能达到的极致莫过于此。难怪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一位代表在描写赫茨尔的非凡气度时写道：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位杰出而高贵的人，他有着国王的气质和体形，从他深邃的双眼中能读出一种肃穆的庄严和莫名的悲伤……这一定是大卫家族的子嗣，从死者中间复活，全身上下充满着传奇、幻想和华美的色彩。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似乎有种神奇和伟大：所有与会者感到他们正在复兴以前的荣耀，这种荣耀犹太人曾经实现过——在以色列地上。大卫将王国交给了儿子所罗门。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圣殿，这成为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中心。以色列人在这里祭祀，每年三次来到这里朝圣。耶路撒冷和圣殿实际上成了以色列人的首都。圣殿山不仅成为犹太人的圣地，因为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都位于此，还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圣地。对于基督徒而言，耶稣在这里布道，反对圣殿中的腐败，并驱赶兑换银钱之人。对于穆斯林而言，穆罕默德在此登霄，为纪念这一事件，公元691—692年他们在此修建了阿克萨清真寺和金顶清真寺。所罗门大兴土木，耗资巨大，为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不得不提高赋税。结果各支派怨声载道，北部的支派更是认为所罗门偏袒南部支派。虽然出现政治动乱，但所罗门勉强维持了联盟的统一。他的儿子罗波安显然没有父亲的政治才能。公元前928 年，统一王国分裂成两个相互间经常发生冲突的王国，北部的以色列王国（由十二个支派中的十个支派组成）和南部的犹大王国（由十二支派中的两个支派组成）。接下来圣经谈到另一个犹太人经常讲述的主题：分裂的危险。王国的分裂意味着灾难，北部王国深受权力斗争之苦，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19个王朝。更糟糕的是，两个独立王国之间还经常发生战争。另一个当今以色列人面临的重大威胁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中也有涉及，这一区域的王国自古以来就被强敌环绕。北部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亚述帝国（参见地图1），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严重威胁到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众多国家，包括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除了亚述帝国，同样在北部构成威胁的还有亚兰（Aram）。东部的巴比伦帝国也经常加入战争。南部强大的埃及帝国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任何一个帝国要想控制这一区域，首先需要征服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可以说，这两个犹太王国的命运已被注定：不管哪个帝国获胜，它们终将成为被征服的对象。这也是以色列看待当下外部安全威胁的方式。很早以前，中东这个地区就错综复杂，为了生存下来，必须不断斗争。面对困境，古以色列人的两个王国千方百计维持自身生存，它们和其他国家建立联盟或进贡关系，但长远看来这些策略并没有多大作用。它们的故事充满无数波折，各种和约与较量比比皆是，两个王国逐渐走向衰落。因为相互内斗并受到周边强大军队的威胁，两个王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公元前733年到公元前732年，亚述国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Tiglath-PileserⅢ）吞并加利利和外约旦地区后，驱逐了大量当地居民，开创了中东大规模驱逐人口的先河，这一策略一直沿用至今。对以色列人而言，成为驱逐的对象对他们的宗教生活产生了多重影响。在那之前，以色列人身份首先体现为对具体支派的认同，但支派身份衍生自土地归属。一旦他们从故土流放出去，支派身份就很难维系。因为环境的突变由不得他们选择，犹太人被迫重新思考犹太身份的意义。在后来的几千年里，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要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面临类似的挑战。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被流放的十个支派下落如何。流亡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对哪个民族而言，强制移民都非常危险，20世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深受其害。消失的十个支派的下落人们不得而知，但根据圣经的记载，南部犹大王国的两个支派幸存了下来，发展成为后来的犹太民族。南部王国南北受敌，剩下两个支派如何生存下去仍然是一个难题。亚述帝国的军事实力衰落，但巴比伦帝国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南方的埃及帝国依旧强大，对犹大王国虎视眈眈。犹大王国领导人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让王国的形势变得更为严峻。犹大国王误以为巴比伦帝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决定停止进贡，愤怒的巴比伦人于公元前598年入侵犹大王国，杀掉国王，将圣殿洗劫一空，大约一万人沦为奴隶（大多数为士兵和工匠）。为了摧毁犹大王国的民族意志，巴比伦国王使用了亚述国王驱逐当地居民的手段。后来，犹大王国的人反抗巴比伦统治，新的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再次带兵入侵。这一次，为了根除犹太人造反的可能性，巴比伦人不但采用驱逐的老办法，还摧毁了犹太人在以色列地的精神中心：公元前586年，所罗门圣殿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和以色列王国一样，犹大王国也不复存在，犹太人独立的历史告一段落，流散巴比伦的历史开始。从那以后，犹太民族再也没有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生活在以色列地。祭祀仪式和祭司领导体制是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核心，圣殿被毁意味着祭祀仪式和祭司权力消亡，这本可能导致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结束。但凭借过人的社会学和宗教学才华，以色列人的领袖请求追随者们不要把这视为终结，而要在灾难面前保持希望。亲眼看见耶路撒冷陷落的先知耶利米在流散期间发表了对未来的预言，他认为冷酷无情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犹太民族将灭亡，他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耶利米不但告诫人们要充满希望，还要保持耐心。犹太人和上帝间立下的契约仍然有效，但他们需要等待，等待更为强大的力量带领他们回到锡安。圣经先知哈拿尼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巴比伦人只能统治两年，而不是 70年。他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接受流散生活。不同于耶利米，他认为犹太人可以更早回到自己的家园。耶利米和哈拿尼雅之间关于犹太人是适应流散生活还是尽快回到家园的争论一直存在于犹太人生活中。比如，赫茨尔急于创造一个犹太国，而反对他的宗教势力则主张将犹太人的命运交给上帝。以色列早期领导人希望全世界犹太人都回归以色列，而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坚持认为犹太人在先祖之地以外已经找到了美国这个理想的家园。巴比伦之囚持续了几十年，在这期间，他们回到故土锡安的愿望从未消失。身处流散地的以色列人一直心怀故土。《诗篇》137篇就反映了许多犹太人的世界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他们不但哭泣，还梦想回到故土。《诗篇》中另一段文字没有提到眼泪，而是表现了犹太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犹太人长期诵读《诗篇》中这节文字，虽然他们没有看到过这片土地，知道自己可能活不到回归的那一天，对于魂牵梦萦的这个地方也并不了解，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这是犹太民族必将实现的梦想，犹太人终将回到自己的家园。只要那一天还没有到来，锡安之梦就仍然是犹太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支柱。在希伯来圣经的末尾，公元前539年战胜巴比伦的波斯王居鲁士让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回到故土重建圣殿。“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耶路撒冷去]。”我们不知道流散社团中哪些人选择了回到锡安，但人数显然不多。然而，圣经所编织的故事没有关注那些选择留在流散地的人，而是强调居鲁士的规劝——是时候回家了。犹太人的民族故事从上帝要亚伯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即去以色列地）开始，以“可以上[耶路撒冷去]”而结束。意味深长的是，圣经故事始于对家园的应许，而止于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地。圣经故事讲述的这个民族从未放弃过回家的许诺。那些遵循居鲁士指令，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发现这里动荡不安，这种乱象一直持续至今。最终，返回这里的这一小部分人重建了圣殿，尽管它最初只是对第一圣殿的草草模仿。第二圣殿矗立了600年左右，但在此期间犹太人并非一直拥有主权。波斯帝国衰落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此地。希腊人的统治手段非常严厉，宗教自由被严重限制，虽然许多犹太人接受了古希腊文化，但正如后来犹太历史中反复出现的那样，一小部分人坚决抵抗外族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他们认为仅仅生活在先祖之地是不够的，只有坚持犹太核心观念、信仰和义务，生活在这里才真正有意义。面对希腊人对犹太宗教自由的限制，犹太抵抗组织开始武装反抗，这也是自大卫王以来犹太人最强有力的一次军事行动。公元前164年，马卡比家族的一群犹太人发动反对希腊人的起义，推翻了希腊人的统治，400多年来犹太人第一次在以色列地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犹太国。每年的光明节（Hanukkah），犹太人都会庆祝这次伟大的胜利。犹太人的独立只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犹地亚成为罗马帝国的附庸国。刚开始，生活还可以忍受，由于罗马远离犹地亚，罗马领导人并不关心生活在以色列地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以色列人大多时候实行自治，虽然和那个年代其他被征服民族一样，他们必须缴纳沉重的赋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的统治变得越来越暴虐，他们不但增加税收，还逐渐剥夺犹太人的宗教自治。公元6年，罗马人开始直接统治犹地亚，结束了犹太人对主权抱有的幻想。渴望主权的犹太人再次发动反叛。一小群所谓的奋锐党人（Zealots）主张对罗马人发动军事起义。公元66年起义爆发，最初罗马人节节败退，但罗马帝国毕竟是军事强国，犹太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公元70年，罗马人兵临耶路撒冷城下，整座城市被罗马军队包围，任何人无法进出，城内粮食告罄，饥荒出现。很快，罗马人冲破耶路撒冷城墙，将这座城市洗劫一空，烧毁第二圣殿。罗马人屠杀了大量犹太居民，流放了这一地区剩下的犹太人，开启了犹太人持续了两千年之久的流散。第二圣殿时期走到尽头，耶路撒冷陷落。但不愿向罗马人屈服的决心非常强烈，零零星星的反抗仍在继续，其中坚持时间最久的是马萨达要塞（死海西岸一座建有防御工事的山丘）的奋锐党人，他们的事迹家喻户晓。其实，守卫在那的犹太人也知道，面对强大的罗马军队没有任何胜算。在重重包围之下，他们没有留给罗马人屠杀他们的机会，而是选择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其中几个人杀死了几乎所有的妇女、儿童和男人，最后一个人选择了自杀。马萨达上有将近一千名犹太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两名妇女和五个孩子。同罗马人的鏖战让犹太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对于这段历史，我们的了解主要来自历史学家约瑟福斯的记录。据他记载，数十万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死去，还有许多人沦为奴隶或被迫在罗马矿山劳动。令人惊讶的是，即便这样彻底的失败也没有让犹太人放弃在先祖之地上追求主权的愿望。公元130年，也就是第二圣殿被毁60年后，罗马皇帝哈德良宣布重建耶路撒冷，为了割断这座城市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他将其改名为伊利亚·卡皮托林那（Aelia Capitolina），并计划在这里建立异教祭坛。此外，他把这一地区改称为叙利亚·巴勒斯坦那（Syria Palestina），这也是今天巴勒斯坦名字的来历。由于罗马皇帝的挑衅行为，在年迈的阿齐瓦（Akiva）拉比的支持下，西蒙·巴尔·科赫巴开始策划新的起义，数十万犹太战士加入他麾下。起义于公元132年爆发，和公元66年的起义一样，犹太人在初期获得了一些胜利，巴尔·科赫巴攻下了耶路撒冷和大量其他领土，在所到之处建立起犹太人的自治统治。现代考古学家发掘出大量带有“以色列的救赎”“以色列的自由”“耶路撒冷的自由”等希伯来语铭文的钱币，它们就是巴尔·科赫巴短暂独立时期留下来的文物。和以前的起义一样，罗马帝国在军事上享有绝对优势。哈德良打败了巴尔·科赫巴和他的战士们，迫使他们撤退到耶路撒冷南部一个叫作贝塔尔（Betar）的城市。公元 135年，罗马军队消灭了这里的残余势力，平息了长达三年的起义。据古代史料记载，约58万人被杀，还有很多人被卖到奴隶市场。犹地亚第三次陷落。犹太人的主权再次结束。这一次，犹太人没有在70年后卷土重来，也没有在60年后再次发动起义。这一次，是彻底完了。在接下来的两千年（确切说是1762年），犹太人一直没有获得过政治自治权，他们生活在其他民族的统治下，有时受到礼遇，有时备受欺凌。这一时期犹太人几乎没有认真尝试过恢复政治主权，直到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在巴塞尔组织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赫茨尔呼吁犹太人恢复古代以色列的辉煌，结束漫长的、腐蚀人心的流散。犹太人不应该继续生活在异国他乡，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而应该把历史掌握在自己手中。当1897年赫茨尔站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发表演讲时，犹太人回归故土的梦想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千年。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如果从未见过这片先祖之地，他们如何长时间保持对这里的记忆？用乔治·艾略特的话说，如果从未在那生活过，从未去过，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去，他们如何能清晰地区分出“早年的家园”？虽然没去过以色列地，但犹太人会周期性回忆和想象他们民族的历史，在巴塞尔畅想未来建国也不例外。犹太传统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宗教仪式和节日上让历史得以重现。在他们的言行举止和思维中，以色列地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每日三次的祷告时，他们会面朝耶路撒冷。上千年来，犹太人都会在犹太历埃波（Av）月的第九日禁食，因为这一天被认为是两次圣殿被毁的日子。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波兰，犹太人饭后祷告时会诵读道：“赞美你，上帝，你以仁慈重建了耶路撒冷。”在逾越节晚餐祷告词结束时，不管是在非洲还是欧洲，在也门还是伊拉克，全世界犹太人都会唱“明年耶路撒冷见”。在犹太婚礼上，新郎会故意打碎一只酒杯，提醒在场者即使在欢乐时刻也不能忘记耶路撒冷被毁的历史。让一代代犹太人记住锡安（耶路撒冷）之梦的还有几十上百种宗教仪式，即使从未见过这个地方，他们也绝不会忘记。这种保存犹太记忆的策略，就是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的《鸟颂》会在犹太人中产生强烈共鸣的原因。诗中的字句是全新的，但所表达的思想却非常古老。在某种程度上，比亚利克只是在重复耶利米、哈拿尼雅和《诗篇》中已经说过的话：犹太人可能生活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但只有一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家。古老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现出新的活力。19世纪末欧洲人开始强烈排斥犹太人，民族主义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许多犹太人意识到欧洲很快将没有容身之地，他们本能地知道，在欧洲之外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家园。不管是宗教人士还是世俗人士，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东欧犹太人还是西欧犹太人，他们都在对锡安的憧憬中长大，对于赫茨尔的《犹太国》中所提出的梦想再熟悉不过。赫茨尔的思想之所以能迅速传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并非一个全新的思想，它只是激活了犹太人千年来的梦想。所以，一位参加巴塞尔会议的代表作出如下评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说：“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坐在会场，仿佛在见证神迹一般。坦白说，难道我们看到的不是神迹吗？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代表们鼓掌叫好，挥舞着手帕，一直持续了15分钟。”毕竟，对于那些对欧洲已经失去信心的犹太人，对于那些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新的希望和梦想的犹太人，赫茨尔就是第一次被命令“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的亚伯拉罕，就是带领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的摩西，就是让犹太主权获得新生的大卫，就是坚持认为改变历史的时机已到的巴尔·科赫巴。几乎凭借一己之力，赫茨尔激活了犹太人古老的梦想，重新点燃了民族复兴的希望，让犹太人敢于畅想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这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只是将一个古老的梦想重新点燃。

第三章是对话而不是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世纪之交时的分歧

只要犹太人还因为民族身份而经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自尊心受到伤害，财产被剥夺，那么基希涅夫惨案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让我们拯救那些还能被拯救的人！ ——1903年西奥多·赫茨尔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49年，丘吉尔感慨万分地回忆道：“进入20世纪时，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整个帝国乃至全世界都充满了希望，看到19世纪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后期）自由主义的进步，1900年时大多数人感到未来一片光明，日子会越来越好。” 世纪之交的许多犹太人也和后来的丘吉尔一样乐观。丘吉尔提到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理应给欧洲犹太人带来新的机会，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也预示着犹太人即将加入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前途一片光明。但刚刚迈入20世纪，就爆发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许无情摧毁，许多犹太人感到非常震惊。在俄国，首先给犹太人当头一棒的是《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出版。这本书虚构了一本会议“记录”，指控犹太人试图通过操纵媒体和全球经济来控制世界。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广为传播。很快，俄国人对犹太人的敌意从语言攻击发展为暴力袭击，其中最让犹太人惊讶的是1903年发生在基希涅夫的集体迫害，这一恐怖事件发生在4月19日复活节星期日：刚开始年轻人开始驱赶楚夫林斯基（Chuflinskii）广场上的犹太人，后来，借着节日的气氛，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加入进来。当天下午，大概有25支人数在30—50人之间的队伍冲入比萨拉比亚首府的犹太区，男性青少年带头砸房屋和商店的玻璃，皇家学校和市内的宗教学院的学生们拿起铁棍和斧头紧随其后，强盗们也加入进来，掠夺和毁坏财产。当地警察没有干预，秘密警察局局长拉文达（Levendal）还鼓励这些行为……坐在马车里行驶在街上时，东正教主教雅科夫（Iakov）还祝福那些大多为摩尔多瓦人的攻击者。当暴徒们发现政府不会干预，事态就进一步恶化，接下来的事情简直惨不忍睹：当晚人们开始实施谋杀和屠杀……5万犹太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成为这些野蛮行为的受害者……一名两岁男孩还活着时舌头便被割掉……迈耶·韦斯曼（Meyer Weissman）小时候有一只眼睛失明，为了让暴徒饶他一命，他交出60卢布，暴徒首领收钱后不但砸掉了他的小杂货店，还挖掉了他的另一只眼睛，并对他说：“这样你再也看不到基督徒孩子了。”有的犹太人脑部被打入钢钉，身体被切成两半，肚子剖开后被塞进羽毛。妇女和女孩惨遭强奸，有的人还被切掉乳房。恐怖事件不断升级，后来《圣彼得堡宣言报》（St. Petersburgskiye Vedomosti）报道说，上层阶级的人“淡定地走在街上，目睹这些惨状而完全无动于衷”。直到内务部部长给总督发电报，要求他阻止屠杀后，军队才出动，4月21日上午开始戒严。犹太人死伤惨重，集体迫害导致34名男性（包括两名婴儿）和7名女性遇害，后来又有8人死于重伤。财产损失也非常严重。一名在集体迫害后赶到现场的记者说，当地的非犹太人没有表现出“遗憾和悔恨”。集体迫害发生后，敖德萨犹太历史委员会派纳赫曼·比亚利克去基希涅夫采访幸存者，对事件进行报道。派给比亚利克这项任务是顺理成章的，在10年前发表《鸟颂》后，他声名鹊起。1901年他出版一本诗集后，被公认为当时最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同样擅长写作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泽夫·雅博廷斯基曾说：“比亚利克是现代文学界中唯一一位用诗歌塑造了一代人灵魂的诗人。”在基希涅夫的所见所闻让比亚利克震惊不已，为此他创作了史诗《屠杀之城》。他在诗中不仅对犯下抢劫、强奸和谋杀罪的暴徒发火，还令人惊异地对犹太人发火。在这首复杂长诗的中间部分，他描述了发生在一户人家地下室的场景，一群哥萨克人残忍地轮奸了一群犹太女人，而犹太男人却懦弱地躲在酒桶后，不敢站出来制止。比亚利克充满讽刺地将这些男人称为“马卡比之子”，以此说明欧洲犹太人身上出了问题。比亚利克还将怒火发向犹太传统。袭击过后，这些男人从惨遭蹂躏、奄奄一息的妻子身上跨过，跑去请教拉比：“我的妻子还能跟我同房吗？” 比亚利克几乎咆哮着质问：“这就是你们所担心的？”你们所爱的人惨遭强奸，伤痕累累地躺在地上，而你们关心的却是在犹太教律法上还能否与妻子同房？你们还有人性吗？你们都成了什么？比亚利克的描述是否属实并不重要，他毕竟是一位诗人，不是历史学家。重要的是他想表达的惊恐之情，对欧洲人的所作所为和犹太人的无所作为的惊恐。在他看来，犹太人这种被动的态度是犹太传统的产物。比亚利克指出，犹太人上千年的流散不但剥夺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还腐蚀了他们的感知能力。换言之，流散生活毁掉了犹太人。犹太传统中的律法体系在历史上曾帮助他们在混乱的世界里获得了纯净而神圣的空间，但现在却禁锢了犹太人的灵魂，让他们对真正重要的事情漠不关心。总而言之，他认为犹太传统是一颗摧毁犹太人人性的毒瘤。所以，对比亚利克和许多同时代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的意义不仅在于创造一个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避难所，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只有回到自己的土地才能创造“新犹太人”。他认为重新打造古老马卡比家族的时机已经来临，犹太民族应当获得重生。因为基希涅夫事件而发生深刻转变的远不止比亚利克一人。在赫茨尔看来，基希涅夫事件再一次证明犹太人迫切需要自己的家园，不管这个家园在哪里。赫茨尔很早前就思考过在阿根廷建立犹太国的可行性。现在，由于同奥斯曼帝国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他开始考虑在巴勒斯坦之外的建国方案。在1903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赫茨尔提到了基希涅夫事件，他说，基希涅夫不是一次事件，也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状态。他说：“只要犹太人还因为民族身份而经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自尊心受到伤害，财产被剥夺，那么基希涅夫惨案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让我们拯救那些还能被拯救的人！”他在给马克思·诺尔道的信中提到，他们应该接受英国关于犹太人在东非建国的提议。他提醒诺尔道说：“这是唯一的提议……总之，我们必须抓住眼前这个政治机会。” 这个“政治机会”是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的，在赫茨尔的政治施压下，他提议犹太人不应该坚持回归巴勒斯坦，而应该在东非寻找一块领土。赫茨尔立即将乌干达方案（实际上此地位于今天的肯尼亚，当时是乌干达保护国的一部分）提交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对于这一计划的争论非常激烈，支持者给出的理由是，乌干达不会成为犹太人的最终目的地，而是回到巴勒斯坦先祖之地前的短暂落足点。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人士的代表本应坚持在以色列地建国，但这时却同赫茨尔一样认为当前形势紧迫，他们投票赞成了这一计划。但反对者的力量更为强大，谁愿意在某处安家后马上又离开？许多犹太人宁可不去乌干达；许多人担心，一旦人们来到乌干达，即使时机到来，他们也不会再去巴勒斯坦。乌干达方案会让回归巴勒斯坦的计划偏离先前的轨道，对他们而言，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为犹太人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更是为了在先祖之地重建家园；甚至许多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对这块土地没有宗教意义上的情感）也反对这一方案，坚持认为“哪怕放弃锡安一个小时都是可怕的歪理邪说”；部分俄国代表也强烈反对在东非建立犹太国的方案，“其中有些人就来自基希涅夫”，按理说他们应该最迫切希望找到一处犹太人的避难所。赫茨尔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引发了一场无法控制的风暴，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分裂，由此造成的损害，赫茨尔短期内无能为力。犹太复国主义者纷纷卷入激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人们逐渐淡忘了在乌干达建国的想法，仍不断有新问题涌现出来。这时已逐渐清晰的是，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是犹太人未来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恰恰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人们存在严重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从这个角度看，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一场运动，更是一场纷繁复杂、充满争论的对话。大家很明白，因分歧而走向全面对立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大会决定回避乌干达方案，只对方案的可行性投票表决，即使这样也激怒了许多代表。投票结束后，带头反对该方案的耶希尔·塔希利诺（Yechiel Tschlenow）愤怒地冲出会场，另外128 名代表随他一起离开。会后，赫茨尔感到非常沮丧。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俄国犹太人的悲惨境地让他痛心疾首，自己的提议又让他苦心经营的复国主义大会分崩离析。1904年春天，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战术错误，作为补救措施，他在犹太复国主义常务会议上表示：“我们的方案只能落实在巴勒斯坦。”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和解会议”。正如赫茨尔所预料的一样，在1905年7月召开的第七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乌干达方案最终被否决。但他没能参加这次会议，1904年7月3日，年仅40岁的赫茨尔因心力衰竭去世。赫茨尔年轻时就知道自己心脏有问题，但为了实现拯救犹太民族的梦想，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惜奉献出了生命。犹太人不会忘记他做出的牺牲，是他让犹太历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一位学者这样评说：“维也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葬礼。”参加了赫茨尔葬礼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则这样写道：七月的那一天很奇怪，所有亲眼看见这一场景的人都将终生难忘。突然，每个车站、每列火车、每个地区、每个港口都有人不分昼夜赶到这里，人数达几千人之多。西欧、东欧、俄国、土耳其甚至偏远村庄的犹太人都涌入这座城市，他们脸上留着听到噩耗后的惊恐表情，这个长期以来被反对者和闲言碎语者经常误传的消息终于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向人们揭晓：这一伟大运动的领袖已与世长辞。维也纳这座城市突然明白，这位死去的人不是普通的作家或诗人，而是一位改变人们思想的巨擘，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整个民族心头一阵剧痛，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人凭借一己之力描绘了一幅雄伟壮阔的蓝图，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无穷的勇气和无尽的希望。犹太民族已有几百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伟人。基希涅夫事件并非只影响到赫茨尔和比亚利克这两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事件爆发后，阿谢尔·兹维·金兹伯格写道：“我满脑子都是基希涅夫暴力杀人事件，无法思考任何其他事情。”他也认为犹太人需要改变，他说：“五百万人相互推卸责任，面对屠杀者时主动伸出脖子，哭喊求救，却从来没有尝试过捍卫自己的荣誉与生命，这是他们的耻辱。” 阿谢尔·兹维·金兹伯格1856年（比赫茨尔年长四岁）出生于乌克兰，大家更熟悉的是他的笔名阿哈德·哈姆。他成长于虔诚的哈西德教派家庭，家人们希望他也能成为一名虔诚的哈西德教徒。但和比亚利克等人一样，阿哈德·哈姆被知识分子的世界所吸引，欧洲和哈斯卡拉运动为他提供了认识这一世界的理想平台。这似乎成了普遍现象：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都出生在正统派家庭，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离开了传统犹太世界。在这些人的领导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方面包含丰富的犹太元素，另一方面又包含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小浸染的传统的反抗，成为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不同于那些和犹太传统世界彻底决裂的人，阿哈德·哈姆对塑造他人格的宗教世界充满眷恋之情。据说他父亲禁止他继续读异教徒的书，否则不得进入父亲的图书馆。有一次，为了不让父亲知道他在读异族文献，阿哈德·哈姆情急之下竟然烧掉了一本书，他不愿意被驱逐出父亲那装满犹太经典的图书馆。出于对父亲的服从，他还同意娶犹太教徒为妻，14岁时就和一位出自哈西德派名门望族的女人订婚。虽然阿哈德·哈姆不喜欢她，但有趣的是，他们的结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父亲由于生活困难而病倒（这是许多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共同经历）后，阿哈德· 哈姆来到他心之所向的犹太启蒙运动中心敖德萨，这是俄国唯一一个允许犹太人生活的城市，聚集了大量犹太知识分子，产生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伟大思想家。阿哈德·哈姆沉浸在敖德萨这片犹太文化的浓郁氛围中，但不同于许多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他内心深处对哈西德世界的审美方式情有独钟，1888年在一篇名为《残破的书稿》的文章中，他罕见地表达了这种矛盾的情感：在那些漫漫冬夜，当我和其他启蒙知识分子们坐在一起，桌上不但有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还有扑克牌，我内心很喜悦，表情看上去也很快乐，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当这时，我面前会突然出现一张破旧的桌子，桌脚已经损坏，桌上摆满了残破但神圣的书籍，虽然积满了灰尘，但这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书。借着微弱的烛光，我独自坐在那儿一本接一本地读，虽然字体很小，但我毫不在意……整个世界变得像伊甸园一样美好。他虽然选择了离开哈西德教派的世界，但仍不加掩饰地深爱着那个世界，这使他有别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犹太人最需要的不是主权，犹太人内在的精神性能够将他们和非犹太人区分开来，异教徒的民族主义是基于权力，然而犹太教则认为，精神的力量能够战胜物质的力量。他当时写道：“不以民族文化为依托的政治理想容易诱惑我们放弃对崇高精神的追求，让我们趋向于寻找一条从物质力量和政治优势中获取荣耀的道路，这会切断将我们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应该专注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精神中心，而不是国家。赫茨尔对犹太国的设想缺少犹太特色，这让阿哈德·哈姆恼怒。他说：“如果犹太民族生活在一个沉溺于毫无意义的权力交易的小国中，除了国民是犹太先祖的后裔，这个犹太国和其他国家毫无区别，那还不如让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消失。”阿哈德·哈姆知道赫茨尔试图拯救犹太民族，但他认为赫茨尔的计划存在严重问题：他不但没有考虑文化因素，他的政治风格也严重偏离了犹太历史的轨迹：他教化民众（阿哈德·哈姆立刻谴责他是在煽动民众），承诺人们能立即获得救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以前那些号称自己是弥赛亚的骗子……他甚至指责赫茨尔在传播异端邪说。阿哈德·哈姆给出了不同的提议，他认为犹太人不应当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而应当建立一个由犹太世界精英人士组成的“聚集地”，这个精神中心能够丰富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精神生活。几千年前，圣经时期的先知以赛亚曾满怀信心地宣称：“训诲必出于锡安。”阿哈德·哈姆显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应该应验先知的这一预言。在他看来，犹太人不应该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锡安一地。他并不看重主权，故而能够接受不同类型的犹太教在不同地方各自繁荣的想法。他相信犹太人可以在美国实现繁荣，他自问自答地说：“去以色列地还是去美国？答案是，美国和以色列地都可以，犹太人问题的经济方面需要在美国解决，但理想方面……只能在以色列地解决。” 1902年赫茨尔出版了《新故土》，他和阿哈德·哈姆（当时对赫茨尔批判最严厉的人）之间的争论白热化。但一年后发生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让一向反感政治的阿哈德·哈姆作出让步。这时大家都意识到，犹太人需要搁置争议，一起寻找逃离欧洲的办法。然而，阿哈德·哈姆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赫茨尔建立犹太国的反对，他坚信建国对犹太人来说是个巨大的错误。两人之间的论争以阿哈德·哈姆的失败告终，犹太复国主义最终实现了建国，但他的思想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影响深远，至今犹存。在阿哈德·哈姆最早的拥护者中，有一群来自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他们成立了布里特沙洛姆（Brit Shalom，“和平契约”之意）。该组织的目的是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主要方法是呼吁犹太人放弃建国。其成员相信，犹太国的存在注定永远要和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发生冲突，建立一个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组成的国家更符合犹太人利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完全可以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个社区和睦相处。这个组织的规模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人，但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它的规模。其中著名的成员包括曾在犹太代办处身居高位的经济学家阿瑟·鲁宾、哲学家马丁·布伯和著名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哥舒姆·肖勒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虽然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但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支持者还有美国改革派拉比与和平主义者犹大·马格内斯，他塑造了希伯来大学的文化（他是该大学第一任名誉校长，后来成为校长），进而影响到很多代以色列学生和学者的思想。后来几代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也深受阿哈德·哈姆的影响。阿哈德·哈姆的追随者尤其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经常大声质疑，认为建国方案是一个战略性错误，无形中将犹太人引入歧途。不管是主张建国还是反对建国的方案，有一点是相同的，方案制定者都希望大量犹太人来到奥斯曼帝国管辖的这个省，这一点在当时看来希望十分渺茫。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也在这一时期形成。马克思·诺尔道是一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后投入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他出生于佩斯一个正统派家庭，曾当过德国自由主义报纸《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驻巴黎记者，一度告别了犹太世界，成为一名德国知识分子。为了拉开与犹太遗产的距离，他不惜将本姓“苏德菲尔德”（Südfeld）改掉。诺尔道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基希涅夫事件。早在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他就主张创造“肌肉型犹太人”（Muskeljuden）。他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迫切希望建立的犹太国应当拥有新的犹太人，他们强壮有力，犹太经学院对他们而言只是遥远的记忆。长久以来我们让自己的肉体坏死，更确切地说，我们利用别人来杀死我们的肉体。看一看隔都里、教堂墓地中和中世纪欧洲道路边堆放的无数犹太人尸体就可以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多么成功……在狭窄的犹太街道上，我们瘦弱的躯干忘记了如何舞蹈，在没有阳光的昏暗房间里我们胆怯地眨眼，长期的迫害让我们不敢大声说话，只敢窃窃私语，只有在临死前我们的殉道者才敢在刽子手面前大声喊出最后的祷告语……让我们抛弃这些传统，再次成为身体强健有力、眼睛炯炯有神的人。并非只有诺尔道一人主张犹太复国主义应当让新时期的犹太人拥有强健体魄。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中，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对弗拉基米尔·泽夫·雅博廷斯基的冲击格外大。雅博廷斯基（后来他把“泽夫”用作自己的第一个名字）1880年出生于敖德萨，是一名多少被同化的世俗犹太人。他年轻时做过记者，在俄国和欧洲当海外通讯员。得知基希涅夫集体迫害的消息时，雅博廷斯基正在敖德萨给犹太文学协会做关于平斯克《自我解放》的演讲，这个消息虽然让他感到震惊，但并不完全意外。这次屠杀前，关于集体迫害的传言已经在散播，雅博廷斯基和其他人已着手搜集枪支，并向人们解释自卫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后来，雅博廷斯基和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激化，特别是当他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奥斯曼帝国和英国这两个先后反对他们实现建国目标的力量前表现得过于软弱和被动时。他希望“修正”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在获取土地和建立国家上妥协与渐进的方法。为此，他创立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分裂出来。理论上，修正派和主流犹太复国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两者都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定居点，犹太人有权动用武装力量，犹太人能够自由向巴勒斯坦移民，而且都主张这一切应当通过同英国外交协商来实现”。两者都认可在圣经中描述的整片以色列地上（包括约旦河两岸）定居。他们唯一的区别在于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使用武力的意愿。雅博廷斯基着手在俄国全境建立以青年为主体的犹太自卫组织。几年后，在1923 年，雅博廷斯基成立了修正派青年运动贝塔尔，这正是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坚守到最后的要塞的名称。贝塔尔的目的是讲授军事战术，强健欧洲犹太青年的体魄。雅博廷斯基在《贝塔尔的思想》一文中解释说，该组织的目标—— 非常简单，但也非常艰难：为了更快更好地建立犹太国，该组织负责培养民族所需的新犹太人……现在之所以存在困难，就是因为现在的犹太人既不正常也不“健康”，长期的流散阻碍了对正常和健康公民的培养。贝塔尔组织遍布整个欧洲，在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巴勒斯坦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在短短10年内，该组织成员就扩展到7万人。不同于阿哈德·哈姆和布里特沙洛姆，雅博廷斯基绝非和平主义者。他提醒人们，犹太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巴勒斯坦。许多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常常觉得军事实力和使用武力多少违背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精神；但雅博廷斯基和追随他的修正派成员则认为，当命运需要犹太人使用武力时，绝不能手软。他们认为，命运周期性地要求犹太人使用武力。令人悲哀的是，历史将证明雅博廷斯基及其追随者确有先见之明。如果说诺尔道和雅博廷斯基认为强健的体魄是塑造新犹太人的关键，其他人则对强健体魄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定义。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俄国革命的失败让许多人出于意识形态的激励而移民巴勒斯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亚伦·大卫·戈登（人们总是称他为A.D.戈登）。作为阿哈德·哈姆哲学的支持者，戈登后来成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他也认为应该培养新的犹太人，但在他看来，新犹太人不需要摈弃传统，不需要从其他世俗文明那儿汲取养料，也不需要拥有多么强壮的身体。新犹太人产生于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过程中。戈登出生于乌克兰小城波多利亚（Podolia），位于现在摩尔多瓦边境上。戈登早年负责管理一位富裕亲戚的房产。1904年，47岁的他不顾劝阻来到巴勒斯坦，把所有的钱财留给妻子和两个孩子，计划不久后把他们也接过来。他先前一直从事白领工作，虽然身体羸弱，年纪不小，仍毅然决然地来到这片土地，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他成功了。不管是在加利利湖（Galilee）附近的佩塔提克瓦（Petach Tikvah）的酒厂，还是最后在德加尼亚（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立的第一个基布兹），他一直辛苦劳作，直到用尽最后的体力。1921年他已经病得很重，但继续劳动，最后和赫茨尔一样耗尽了自己的生命。戈登为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他创立的基布兹运动。他培养的新犹太人都相信“劳动的宗教”：劳动是将人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只有通过劳动才算真正拥有了这块土地；此外，劳动还是创造民族文化的基础。这正是我们所没有的，而且我们意识不到这点。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国家，没有活的民族语言，没有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充满活力的文化不能远离生活，而应当全方位地拥抱生活……包括农业、建筑、修路在内，所有的工作、技能和生产行为都是文化的一部分，真正是文化的基础和实质。戈登认为，犹太人应该回归大自然，用双手在土地上劳作。但长久以来犹太人靠脑力劳动为生，这种生活方式扭曲了他们的灵魂（对于这一点，比亚利克和阿哈德·哈姆肯定都赞同）。在戈登看来，土地是改变这一点的关键，应当让犹太人回归体力劳动的生活。他说：“劳动让我们痛苦，但劳动能够治愈我们的顽疾。” 戈登的观点对最早几十年来到巴勒斯坦生活的犹太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样说并不夸张。早期基布兹运动以务农为主，犹太人以农民的形象重新在这片土地上定居（虽然，即使在人数最多的时候，务农的犹太人比例也很低），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戈登思想的体现。建国前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以从事在某些人眼中枯燥的劳动为荣，也反映了戈登的影响。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有人宣扬“希伯来劳动”（avodah ivrit），和戈登一样，他们认为长满老茧、带有以色列地泥土的双手中能够产生真正的犹太精神。比亚利克和阿哈德·哈姆从来没有失去对犹太经典与传统犹太世界的热爱，这浸润了他们各自的写作。但还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仅是要改变犹太教，更要彻底摆脱犹太教，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俄国学者米嘉·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他最著名的观点是犹太复国主义应当彻底反叛犹太教。犹太人应当将自己从犹太传统、历史和宗教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我重塑。他说：“我们要么做最后一批犹太人，要么做第一批希伯来人。” 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中有这么多人反对传统犹太教，因此，传统犹太世界中的很多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中也有教徒，但对许多其他犹太教徒而言，宗教义务是他们不加入这一运动的外在理由。这些理由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巴比伦塔木德》中有一段经常被讨论的章节，其中提到以色列和世界其他民族立的三个誓言：世界其他民族发誓不会过度压迫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发誓不使用武力进入以色列地，也不反抗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千百年来，犹太人认为不能主动回到先祖之地，除非得到上帝的指引。个中缘由，主要就在于这短短几行经文。大多数人明白，回到那片土地必定要使用武力，这将违背他们的誓言。讽刺的是，包括布里特沙洛姆部分成员在内的世俗和平主义者也像宗教人士那样，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武力。其实这些誓言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宗教人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经过千百年的流散，犹太人认为世界只存在两种状态：流散和救赎。这很像耶利米的预言：当造物主说时间已到，犹太人就能回到那片土地。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许多犹太人（特别是生活在东欧的犹太人）认为继续流散、等待上帝救赎是他们的宗教义务，犹太复国主义试图将历史和犹太人的命运掌握在人的手里，这违背了犹太教的本质。此外，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非但是极端的世俗人士，甚至还具有狂热的反宗教倾向，这让宗教人士更加不能接受这一运动。他们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划清界限。然而，还有一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不像极端正统派教徒那样在原则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介意犹太人自己掌握历史的命运，但他们对犹太复兴的展望和世俗的主流观点还是存在差别。早在19世纪晚期，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开始萌芽，但形成体系还是在1902年以后，这一年召开的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点是犹太文化。同年，第一个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米兹腊希（Mizrachi）诞生。成立该组织的宗教人士主张，光靠文化根本维系不了犹太教，信仰上帝和遵守诫命历来是犹太人精神生活的核心。自从西奈山上得到《托拉》以来，遵守犹太律法就是犹太人生存下来的关键，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只有把宗教作为核心，犹太复国主义才有意义。 1904年，米兹腊希在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会，基希涅夫事件在前一年爆发，赫茨尔在同一年去世。虽然仍然势单力薄，但在大会上他们既驳斥了东欧宗教人士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反对，也谴责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反宗教元素。这支力量顽强地坚持下来，虽然在1967年以前一直处在相对边缘的地位，但之后突然成为一支将永久改变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重要力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出一系列无法达成和解的争论。有的人（如赫茨尔）寻求建国，而有的人（如阿哈德·哈姆）坚持认为建国会导致精神的堕落，犹太人应该建立的是一个精神中心。有的人（如比亚利克）视宗教为残害犹太人的毒瘤（虽然比亚利克一直对犹太宗教经典情有独钟），而有的人（如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觉得宗教是维系犹太民族唯一的希望。有的人一直无视阿拉伯人问题，似乎在他们看来巴勒斯坦根本就没有阿拉伯人；有的人（如赫茨尔）大同小异地希望犹太人将给这一地区带来的进步可以赢得阿拉伯邻居的尊重与赞美；还有的人（如雅博廷斯基）认为这些观点过于天真，如果犹太人不愿战斗，锡安就没有未来。有的人（如诺尔道）设想犹太人如果拥有强健的体魄就能拯救自己，而有的人（如A.D.戈登）主张身体的意义在于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运动，但同时也是相互冲突的梦想的集合。实现犹太国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早在建国前几十年，人们对于如何建国已经存在严重分歧。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成功建国，但这些观念不同、相互对抗的团体将继续存在于这个匆匆宣布独立的国家当中。尽管意见相左，但这些人不得不一起生活，一起去爱，一起上战场，一起建设这个国家，甚至一起去死。在某种程度上，当今以色列动荡而分裂的政治生态正是早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冲突的延续。犹太国建立后，犹太人才开始学习如何在一起生活。正如著名希伯来语作家和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约瑟夫·布伦纳所说，犹太复国主义“还没来得及生根就不得不先把枝干给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