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中國的挑戰

42中國製

2014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宣稱：「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習近平的父親是中國早期的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習近平在大學讀的是工程，後來他在政壇嶄露頭角，是憑著如變色龍一般的身段，能展現出特定受眾想要的任何形象。對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來說，他的「中國夢」計畫承諾了民族復興與大國地位。對於企業，他誓言推動經濟改革。有些外國人甚至覺得習近平其實是民主主義者，《紐約客》在他上台後立即表示，習近平是一位「意識到中國必須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領導人」。大家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習近平確實有從政的天賦。他的觀點就隱藏在緊閉的嘴唇與偽裝的微笑之後。在那微笑的背後，是一種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在習近平統治中國的10年裡，那種不安全感持續推動著他的政策。他認為最主要的風險在於數位世界。多數觀察家都認為，在保障他個人的數位安全方面，習近平沒什麼好擔心的。中國領導人擁有全球最有效的網路控制系統，雇用數千名審查員來監管網路上的交流內容。中國的防火牆使中國公民無法造訪網路上的大片區域，斷然推翻了西方對網路的預測。西方預測網路將成為一股解放的政治力量，傳播民主價值觀。然而，習近平覺得自己在網路上強大到可以嘲笑西方的這種信念。他宣稱「互聯網讓世界變成了地球村，」卻避而不談中國直接禁止許多世界上最受歡迎的網站，如Google與臉書。他心目中的全球網路，與網路初期的烏托邦不同。他心目中的全球網路是中國政府可用來恣意展現權力的網路。他在另一個場合宣布：「我們要鼓勵和支持我國網信企業走出去，深化互聯網國際交流合作，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這是指讓世界融入中國建造的基礎建設，這些基礎建設不僅包括道路與橋樑，也包括網路設備與審查工具。利用數位世界達到專制目的，中國是做得最成功的國家。中國馴服了美國的科技巨擘。Google與臉書遭到屏蔽，由百度、騰訊等本土公司所取代，這些公司在技術上與美國的競爭對手不相上下。蘋果、微軟等獲准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科技公司，也是因為同意配合中國的審查工作。中國讓網路順從其領導人所願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其他國家。外國的網路與軟體公司必須服從共產黨想要的任何審查規則，否則只能放棄進入那個龐大的市場。既然如此，習近平為什麼還擔心數位安全呢？中國領導人對中國的技術能力瞭解得愈多，就愈察覺到他們的網路公司重要性似乎不那麼高。靠1與0運作的中國數位世界，主要都是在進口的半導體上處理與儲存。中國的科技巨擘需要資料中心，而資料中心裡都是外國的晶片，大多是美國生產的。愛德華．史諾登（EdwardSnowden）逃往俄羅斯以前所洩露的檔案，顯示出美國的網路竊聽能力，甚至連中國的網路監聽專家也感到訝異。中國公司在開發電子商務、線上搜尋、數位支付等軟體方面複製了矽谷的專長，但這些軟體都需要依賴外國的硬體。說到支撐運算的核心技術，中國極其依賴外國的產品，其中有許多產品是矽谷設計的，而且幾乎所有的產品都是由美國公司或其盟友生產的。習近平認為這是一種難以防守的風險。2016年，習近平宣稱：「一個互聯網企業即便規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嚴重依賴外國，供應鏈的『命門』就掌握在別人手裡。」習近平最擔心的核心技術是什麼？一是軟體產品：微軟Windows。儘管中國一再努力開發有競爭力的中國作業系統，中國大多數的個人電腦還是使用微軟Windows。然而，習近平認為更重要的核心技術，是啟動中國的電腦、智慧型手機、資料中心的晶片。他提到：「微軟的視窗操作系統只配對英特爾的芯片。」因此，中國的多數電腦都需要美國的晶片才能運行。在2000年代與2010年代的多數時間，中國進口半導體的支出，比進口石油的支出還多。在推動中國的經濟成長方面，強大的晶片與石油一樣重要。然而，與石油不同的是，晶片的供給遭到中國的地緣政治對手所壟斷。多數的外國人很難理解中國為什麼會緊張。這個國家不是已經建立了價值數千億美元的大型科技公司了嗎？報紙頭條一再宣稱中國是領先全球的科技強國之一。前Google大中華區總裁李開復寫的書《AI新世界》（AISuperpowers）亦指出，中國是全球兩大AI超級大國之一。中國打造了一個融合AI與威權主義的二十一世紀系統，充分利用監控技術。但即使是追蹤中國異議人士與少數民族的監控系統，也是依賴英特爾與輝達等美國公司的晶片。中國所有最重要的技術，都是建立在進口矽晶片這塊脆弱的基礎上。中國領導人深知他們的國家應該在國內製造更多的晶片。這不單只是為了避免供應鏈的脆弱。中國與鄰國一樣，唯有生產中國領導人所謂的「核心技術」（世界其他地區不可或缺的產品），才有可能獲得更有價值的業務。否則中國可能只能延續蘋果手機那種低利潤的營運模式。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參與了手機的組裝，但這些裝置賣給最終用戶時，蘋果賺走了大部分的錢，其餘的利潤大多歸屬每部手機內建晶片的製造商。中國領導人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轉型成有能力生產出全球夢寐以求的晶片。當日本、台灣、南韓想打入晶片業複雜又高價值的環節時，他們為本土的半導體公司挹注了大量的資金，號召政府投資，但也對民間銀行施壓，要求銀行放貸。再者，他們試圖吸引在美國大學求學以及在矽谷工作的科學家與工程師返國。第三，他們與外國公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但要求外國公司轉移技術或培訓本土勞工。第四，他們促使外國人相互較勁，利用矽谷公司之間的競爭（後來又利用美國公司與日本公司之間的競爭）為自己爭取最好的條件。李國鼎在協助創立台積電時曾對張忠謀說：「我們想在台灣建立半導體產業。」習近平當然也想建立半導體產業，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43「把衝鋒號吹起來」

2017年1月，就在川普就任美國總統的三天前，習近平獲邀到瑞士達沃斯（Davos）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演講，闡述中國的經濟願景。當他承諾以「充滿活力、創新導向的成長模式」來創造「雙贏」時，現場的執行長與億萬富豪都禮貌地鼓掌。他也宣稱：「沒有人會成為貿易戰的贏家。」這一席話毫不隱晦地挖苦了即將上任的美國總統。三天後，川普在華盛頓發表了措辭出奇激進的就職演說，他譴責「其他國家製造我們的產品，竊取我們的公司，摧毀我們的就業機會」。川普不支持貿易，而是宣稱「保護將帶來蓬勃與強大」。習近平的演說，是那種全球領導人對商業大亨演講時該說的場面話。習近平捍衛經濟開放與全球化、反對川普與英國脫歐等民粹衝擊的說法，獲得了媒體的吹捧。名嘴伊恩．布藍默（IanBremmer）在推特上發文：「他聽起來比美國總統當選人更像總統。」《金融時報》的頭版頭條寫道：「習近平力捍全球化。」《華盛頓郵報》宣稱：「在民粹主義的反抗中，世界各國領導人在達沃斯找到了全球化的希望。」世界經濟論壇的主席克勞斯．史瓦布（KlausSchwab）説：「國際社會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國。」習近平首次出席達沃斯盛會的幾個月前，他在北京舉行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會議上對中國的科技巨擘與共產黨領導人發表了一場 基調全然不同的演講。現場聽眾包括華為創辦人任正非、阿里巴巴執行長馬雲、知名解放軍研究人員，以及中國的多數政要。習近平敦促中國應該「盡快在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最重要的是，「核心技術」就是在說半導體。習近平沒有呼籲貿易戰，但他的願景聽起來也不像貿易和平。「推動強強聯合、協同攻關。要打好核心技術研發攻堅戰……不僅要把衝鋒號吹起來，而且要把集合號吹起來，也就是要把最強的力量積聚起來共同幹，組成攻關的突擊隊、特種兵。」看來川普不是唯一把軍事比喻與經濟政策混為一談的世界領導人。晶片業面臨著來自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統治該經濟體的一黨專政國家的組織化攻擊。中國的領導人指望透過市場與軍事手段的結合，在國內開發先進的晶片。雖然習近平把對手關進牢裡，成為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勢的中國領導人，但他對中國的控制並非絕對的。他可以關押異議份子，甚至審查網路上最隱晦的批評，但他的經濟議程在許多方面，從產業結構調整到金融市場改革等等，依然胎死腹中，被偏好維持現狀的共產黨官僚與地方政府官員所阻撓。官員面對來自中央的討厭指示，經常拖拖拉拉，不願行動。不過，習近平的軍事言論不單只是為了動員那些官僚而採取的計策。隨著時間經過，中國技術地位的不穩定變得日益明顯。中國的半導體進口量連年增加。晶片業正以對中國不利的方式轉變。中國國務院在一份科技政策報告中指出：「投資規模迅速上升，市場份額加速向優勢企業集中。」這些主導企業（主要是台積電與三星）將很難被取代。然而，中國的領導者也意識到，在「雲端運算、物聯網、大數據」的推動下，晶片的需求正「爆炸性增長」。這些趨勢很危險：晶 片變得更加重要，但最先進晶片的設計與生產卻由少數幾家公司壟斷，而且這些公司都不在中國。中國的問題不止在晶片製造而已。在生產半導體的過程中，中國幾乎每一步都極其依賴外國技術，而且這些技術幾乎都由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對手（台灣、日本、韓國或美國）所掌控。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的學者彙整的資料顯示，用於設計晶片的軟體工具是由美國公司主導，中國在全球軟體工具市場的市占率不到1％。核心智慧財產權是電晶體模式的基石，許多晶片都是利用那些模式設計出來的，而中國在這方面的市占率是2％，其餘大多是由美國或英國公司囊括。在矽晶圓及其他的晶片製造材料方面，中國的市占率是4％；在晶片製造機台方面，中國的市占率是1％；在全球晶片設計市場方面，中國的市占率是5％。在晶片製造業務中，中國只有7％的市場，而且這些製造都不涉及高價值的先進技術。喬治城大學的那份研究顯示，在整個半導體供應鏈中，加總晶片設計、智慧財產權、機台、製造、其他步驟的影響，中國企業的市占率為6％，而美國是39％，南韓是16％，台灣是12％。中國生產的幾乎每塊晶片，都可以在其他地方製造。在先進的邏輯、記憶體、類比晶片方面，中國非常依賴美國的軟體與設計；依賴美國、荷蘭、日本的機器；也依賴南韓與台灣的製造。這也難怪習近平會擔心。隨著中國的科技公司進一步向雲端運算、自駕車、AI等領域推進，他們對半導體的需求勢必會增加。仍是現代資料中心主力的x86伺服器晶片，依然是由AMD與英特爾主導。中國沒半家公司生產有商業競爭力的GPU，所以中國必須依靠輝達與AMD取得這類晶片。如果中國真的如中國支持者所承諾以及中國政府所希望的那樣，成為AI超級大國，中國對外國晶片的依賴只會愈來愈高，除非中國找到自己設計及製造晶片的方法。習近平呼籲「組成攻關的突擊隊、特種兵」，這項呼籲看來非常緊迫。中國政府制定一項名為《中國製造2025》的計畫，計畫在2025年以前把中國進口的晶片比率從85％降至30％（亦即把晶片自給率提升至70％）。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每位中國領導人都想發展半導體業。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夢想每個工人都能自己生產電晶體，結果徹底失敗。幾十年後，中國領導人招募張汝京來創立中芯國際，「與中國人分享上帝的愛」。他打造了一個可運作的代工廠，但難以獲利，又遭到台積電祭出連串的智慧財產權訴訟所衝擊。最終，張汝京黯然離去，中國政府取代了民間投資者。到了2015年，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一名前官員被任命為中芯國際的董事長，鞏固了中芯國際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中芯國際在製造實力方面，仍持續明顯落後台積電。不過，中芯國際在中國的晶片製造業中，還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華虹與宏力這兩家中國代工廠幾乎沒有市占率可言，主要是因為掌控它們的國有企業與市政府不斷地干預它們的商業決策。一家中國代工廠的前執行長解釋，每位省長都希望在自己的省建一座晶片製造廠，為了確保工廠建成，他們提供各種補貼，也祭出隱晦的威脅。因此，中國的代工廠最終變成一批遍布全國的低效小廠。外國人以為中國晶片業有巨大的潛力，但前提是要先解決那些糟糕的公司治理與營運流程。一位歐洲半導體公司的高層解釋：「一家中國公司說：『我們來開一家合資企業吧。』我覺得聽起來是在說：『我們一起來賠錢吧。』」那些確實成立的合資企業，普遍沉迷於政府補貼中，很少產出有意義的新技術。2000年代，中國的補貼策略並未創造出一個領先的國內晶片業。然而，中國在政治上無法容忍毫無作為，也就是放任對外國半導體的持續依賴。因此早在2014年，中國政府就為了支持晶片業的新躍進，決定加倍補貼半導體，推出後來所謂的「大基金」*1。這項基金的主要「投資者」包括中國財政部、國有的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以及其他國有公司，包括中國菸草公司，以及北京、上海、武漢市政府的投資機構。一些分析師稱讚這是一種國家支持的「創投」新模式，但迫使中國國有的菸草公司來資助半導體業，其實與矽谷的創投營運模式相去甚遠。中國政府得出中國晶片業需要更多資金的結論是正確的。2014年該基金成立時，先進晶圓廠的成本遠遠超過100億美元。據報導，整個2010年代，中芯國際的營收每年才20幾億美元，不到台積電的十分之一。光靠民間資金，不可能複製台積電的投資計畫，只有政府有本錢冒這種風險。中國投入晶片補貼與「投資」的金額難以估量，因為大部分的支出是由地方政府與不透明的國有銀行提供，但一般普遍認為規模可達數百億美元。然而，中國政府不想與矽谷有任何關連，而是希望擺脫矽谷，這導致中國處於不利的地位。日本、南韓、荷蘭、台灣藉由與美國晶片業的深度融合，在半導體製程的重要環節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台灣代工業的繁榮，是受惠於美國的無晶圓公司。而ASML的最先進微影機台之所以能運作，全靠該公司聖地牙哥子公司所生產的專用光源。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雖然偶爾出現緊繃，但它們有相似的利益與世界觀，因此它們把晶片設計、機台、製造服務方面的相互依賴，當成為全球化生產的效率付出的合理代價。如果中國只是想在這個生態系統中扮演更大的角色，那種野心原本是有可能實現的。然而，中國並不想在一個由美國及其盟友主導的系統中尋找更好的位置。習近平呼籲「打好攻堅戰」，並不是要求中國略微提高市占率。他是要求改造全球的半導體業，而不是與之融合。中國一些經濟政策的制定者與半導體業的高層可能更想要深入融合的策略，但中國領導人對安全的重視更勝於效率，他們認為相互依賴是一種威脅。《中國製造2025》計畫並未提倡經濟整合，而是相反，它呼籲減少中國對進口晶片的依賴。《中國製造2025》的首要目標，是降低中國使用的外國晶片比例。這個經濟願景有可能改變貿易流動與全球經濟。自從快捷半導體在香港設立第一家工廠以來，晶片貿易協助推動了全球化。中國改造半導體供應鏈的願景所涉及的美元價值非常驚人。2017年中國的晶片進口額是2600億美元（也就是習近平首次出席達沃斯那年），遠遠超越了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出口額，或德國的汽車出口額。中國每年花在購買晶片上的金額，比全球飛機的交易總額還多。在國際貿易中，找不到比半導體更重要的產品了。這個願景所牽涉的利益，不單只是矽谷的獲利而已。如果中國實現了在半導體領域自給自足的願景，鄰國都會蒙受更大的損失，因為那些鄰國的經濟大多仰賴出口。2017年，積體電路占南韓出口的15％，新加坡的17％，馬來西亞的19％，菲律賓的21％，台灣的36％。《中國製造2025》對這些數字都提出了質疑。這事關全球最密 集的供應鏈與貿易流動網絡。電子業在過去半個世紀，支撐了亞洲的經濟成長與政治穩定。當然，《中國製造2025》只是一個計畫，政府的計畫往往是以慘敗告終，而且中國在推動先進晶片的生產方面，實在是乏善可陳。然而，中國可利用的工具，例如巨額的政府補貼、國家支持的商業機密竊取，利用進入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的機會來脅迫外國公司遵守其規定等等，這些都讓中國擁有無與倫比的能力，足以塑造晶片業的未來。如果說這世上有哪個國家能夠做到如此雄心勃勃的貿易轉型，也只有中國有此能耐了。那個地區有許多國家都認為，中國有可能成功。台灣的科技業開始擔心台灣所謂的「紅色供應鏈」——中國公司強行進入台灣以前主導的高價值電子元件領域。不難想像，半導體可能是下一個。習近平呼籲中國政府及中國公司「要打好核心技術研發攻堅戰」。早在它撼動西方以前，這個呼籲就已經在東亞掀起反響。川普在推特上發表的保護主義聲明，引起了數百萬人轉發。但中國有一項計畫，有強大的工具，還有40年以來以經濟與技術能力震驚世界的驚人記錄。中國想在半導體業獨立的願景，有可能顛覆全球化，並轉變全球交易最廣泛、最有價值的商品的生產。2017年習近平在達沃斯演講時，現場沒有人注意到他那番陳腔濫調的背後所涉及的利害關係，但即使是川普這樣的民粹主義者，都無法想比那更激進的全球經濟改造。

*1全名是「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

44技術轉移

中國發展論壇是中國政府在北京舉辦的年度盛會。在2015年的中國發展論壇上，IBM執行長羅睿蘭（GinniRometty）對觀眾說：「如果你是一個像中國這樣有13億人口的國家，你會想要一個IT產業。我想，有些公司可能會覺得那很可怕。不過IBM覺得那是很好的機會。」在所有的美國科技公司中，沒有一家公司與美國政府的關係比IBM更密切。近一個世紀以來，IBM為美國最敏感的國家安全應用程式打造了先進的電腦系統。IBM的員工與國防部及美國情報機構的官員有深厚的私人關係。史諾登在逃往莫斯科以前，竊取並洩露了有關美國對外情報行動的檔案。那些檔案顯示，IBM疑似與美國的網路監控單位有合作關係，這個發現並不令人意外。在史諾登洩密事件爆發後，中國公司轉向其他的業者購買伺服器與網路設備，IBM在中國的業績因此暴跌了20％。IBM的財務長馬丁．施羅特（MartinSchroeter）告訴投資者：「中國正在經歷一系列重大的經濟改革。」這個說法巧妙地解釋了中國政府藉由限制IBM的銷售來懲罰IBM。羅睿蘭決定利用半導體技術，主動和中國官方和解。2014年後的那幾年，她多次造訪中國，會見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北京市市長王安順、國務院副總理馬凱等中國高層官員，馬凱曾負責推動中國晶片業的轉型升級。據路透社報導，IBM對媒體表示，羅睿蘭多次造訪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強調這家科技巨擘對當地的合夥關係、未來合作、資訊安全的承諾」。中國的官媒新華社在談到交換條件時更是直言不諱。該報指出，羅睿蘭與馬凱討論了「加強集成電路領域的合作交換」。中國在推動半導體自給自足的過程中，伺服器晶片是一大重點領域。2010年代中期和現今非常類似，全球的資料中心主要是使用x86指令集架構的晶片，雖然輝達的GPU正開始搶攻市占率。僅三家公司擁有生產x86晶片所需的智慧財產權：美國的英特爾與AMD，以及台灣的小公司威盛。實務上，英特爾主導了市場。IBM的Power晶片架構曾在企業伺服器領域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在2010年代失去地位。一些研究人員認為，在行動裝置上很熱門的ARM架構，可能也會在未來的資料中心裡扮演要角，但當時以ARM架構為基礎的晶片在伺服器市場的市占率很小。無論是什麼架構，中國國內幾乎都沒有能力生產有競爭力的資料中心晶片。中國政府決心取得這項技術，對美國公司施壓，迫使那些公司把技術轉移給中國的合作夥伴。主導伺服器晶片市場的英特爾，幾乎沒有動機與中國政府在資料中心處理器上達成協議（但英特爾在地位較弱的行動晶片與NAND記憶體晶片市場上，分別與中國政府支持的公司及地方政府達成協議）。不過，在資料中心市場上輸給英特爾的美國晶片製造商，正在尋找競爭優勢。例如，IBM的羅睿蘭宣布了一項吸引中國政府的策略改變。她宣布IBM將向中國的合作夥伴開放其晶片技術，而不是試圖向中國客戶銷售晶片與伺服器。她解釋，這將使中國的合作夥伴有能力「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新生態系統，由中國公司為本地與國際市場生產國產的電腦系統」。IBM決定以技術換取市場，這個決定在商業上很有道理。一般認為IBM的技術普通，要是沒有中國官方的批准許可，不太可能扭轉史諾登事件後的市場萎縮。此外，IBM同時也正努力把其全球業務從銷售硬體轉為銷售服務，因此分享其晶片設計似乎很合理。然而，對中國政府來說，這種合作不單只是商業考量。據《紐約時報》報導，參與取得IBM新晶片技術的中國人員之一，是中國核彈武器庫的前網路安全長沈昌祥。一年前，沈昌祥還警告，與美國公司合作有「巨大的安全風險」。現在他似乎認為，IBM主動提議轉移晶片技術，是支持中國的半導體策略與中國的國家利益。IBM不是唯一願意幫助中國公司開發資料中心晶片的公司。約莫同一時間，專門生產智慧型手機晶片的高通公司，也試圖使用ARM架構打入資料中心晶片事業。與此同時，高通正與中國的監管機關抗爭，因為中國的監管機關希望高通削減它向中國的公司收取的智慧型手機晶片技術授權費，但授權費是高通的主要收入來源。中國是高通晶片的最大市場，所以中國對高通有很大的談判籌碼。高通與中國官方解決價格糾紛後不久，就同意與中國企業華芯通成立合資公司，共同開發伺服器晶片，有一些產業分析師看出了其中的關聯，他們指出，華芯通之前並沒有設計先進晶片的經驗，但其總部位於貴州省，省委書記是當時前景看好的中共官員陳敏爾。高通與華芯通的合資企業並沒有持續很久。因為幾乎沒有產出價值，該合資企業於2019年關閉。但有一些研發出來的專業技術似乎已經轉移給其他製造ARM型資料中心晶片的中國公司。例如，華芯通參與了一個開發省電晶片的聯盟，另一家製造ARM型晶片的中國公司飛騰（Phytium）也是該聯盟的一員。至少有一名晶片設計師似乎在 2019年離開華芯通，跳槽到飛騰，後來美國指控飛騰幫中國軍方設計高超音速武器之類的先進武器系統。不過，最有爭議的技術轉移例子，是英特爾的主要競爭對手AMD。在2010年代中期，AMD陷入財務困境，個人電腦與資料中心的市占率皆被英特爾搶走。AMD從未瀕臨破產邊緣，但離破產也不遠了。隨著AMD推出新產品上市，公司為了爭取生存時間也不斷在尋找現金。例如，2013年，AMD為了募集資金而出售了德州奧斯丁的企業總部。2016年，AMD以3.71億美元的價格，把它在馬來西亞檳城及中國蘇州的半導體組裝、測試、封裝廠的85％股份，賣給一家中國公司。AMD稱這些設施都是「世界級的」。同年，AMD與一個由中國公司及政府機構所組成的聯盟達成一項協議，授權生產為中國市場修改的x86晶片。這筆交易在業內與華府都引起極大的爭議，因為這筆交易的設計不需要獲得CFIUS的批准（CFIUS是負責審查外國收購美國資產的美國政府委員會）。AMD把這筆交易提交給商務部的相關部門審查，但誠如一位業內人士所言，商務部「對微處理器、半導體或中國一無所知」。據報導，英特爾曾經針對這筆交易向美國政府發出警訊，暗示那筆交易損害了美國的利益，並將威脅到英特爾的事業。然而，政府欠缺直接的阻止方式，因此那筆交易最終還是通過了，並引發了國會與國防部的憤怒。就在AMD敲定協議之際，它開始推出新的處理器系列Zen，扭轉了公司的命運，因此AMD最終得以存續也並不是依賴授權協議的資金。然而，合資企業已經簽約，技術已經轉移。《華爾街日報》刊登了多篇報導，聲稱AMD出售了「壓箱寶」及「王國密鑰」。其他的產業分析師表示，那筆交易的目的是為了讓中國公司向中國政府宣稱，他們正在中國設計先進的微處理器，但實際上他們只是在微調AMD的設計。英文媒體把這筆交易描寫成次要的授權合約，但中國的主要專家告訴官方媒體，那筆交易幫中國實現了「核心技術」的國產化，這樣一來，「我們就再也不會被牽著鼻子走了」。反對這筆交易的國防部官員也認為，AMD嚴格遵守了法律條文，但他們仍不相信這筆交易像辯護者所說的那樣無害。一位國防部的前官員表示：「我依然非常懷疑我們是否有從AMD獲得完整的詳情。」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這家合資企業涉及中國的超級電腦公司曙光（Sugon），那家公司把「為中國的國防與安全做出貢獻」列為其「根本使命」。AMD在2017年發布的新聞稿中稱曙光為「策略夥伴」，這肯定會引起華府的懷疑。顯然，就像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Raimondo）於2021年所解釋的，曙光希望獲得協助來打造世界領先的超級電腦，這些電腦通常是用來開發「核武與高超音速武器」。美國著名的解放軍研究專家埃爾莎．卡尼亞（ElsaKania）指出，曙光本身就有標榜它與中國軍方的關連。即使川普政府決定把曙光列入黑名單，切斷其與AMD的關係後，晶片業分析師安東．西洛夫（AntonShilov）仍發現曙光電路板上安裝了曙光應該買不到的AMD晶片。AMD告訴記者，他們並沒有為那電路板提供技術支援，也不確定曙光是如何取得AMD晶片的。中國市場非常誘人，對企業來說，要避免技術轉移幾乎不可能。一些公司甚至是在誘導下，轉讓了中國子公司的所有掌控權。2018年，設計晶片架構的英國公司ARM把其中國部門拆分出去，並把ARM中國部門的51％股份出售給一群投資者，只保留其餘49％的股份。兩年前，ARM被日本公司軟銀收購，軟銀在中國的科技新創企業投資了數十億美元。因此，軟銀的投資成功與否，有賴中國監管部門的優惠待遇。ARM面臨美國監管機構的審查，美方擔心ARM在中國的業務會導致它很容易受到中國政府的政治施壓。軟銀在2016年以40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ARM，但僅以7.75億美元的價格出售ARM中國部門51％的股份——據軟銀統計，ARM中國部門占ARM全球銷售額的五分之一。把ARM的中國部門拆分出去的邏輯是什麼？沒有確切的證據顯示中國官員對軟銀施壓，要求軟銀出售ARM的中國子公司。不過，ARM的高層倒是很坦白地描述其中的邏輯。ARM的一位高層告訴《日經新聞》：「如果有人正在為中國軍方或中國的監控系統打造晶片系統，中國會希望那個系統只在中國內。有了這種新的合資企業，這家公司就可以發展出那樣的系統。以前，那是我們做不到的。」那位主管繼續說：「中國想要安全且可控的東西。最終，他們希望掌控自己的技術……如果它是以我們帶來的技術為基礎，我們可以從中受益。」無論是監管軟銀的日本官員，還是監管ARM的英國官員，或是對ARM很大一部分的智慧財產權擁有管轄權的美國官員，都沒有選擇調查這件事的影響。晶片公司根本無法忽視這個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當然，晶片製造商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的關鍵技術。但幾乎每家晶片公司在他們沒有領先的子領域都擁有非核心的技術，而他們很樂意以某個價格分享那些技術。此外，當公司失去市占率或需要融資時，他們其實沒有餘裕放眼長期。這給了中國很多的籌碼來誘使外國晶片公司轉移技術、開放生產設施，或授權智慧財產權，即便外國公司明明知道他們正在幫忙培育競爭對手。對晶片公司來說，在中國募集資金通常比在華爾街來得容易。接受中國資本可能是在中國做生意的一個隱性要求。IBM、AMD、ARM在中國達成的交易，從它們自己的角度來看是由合理的商業邏輯推動的。整體而言，這些公司冒著技術外洩的風險。美國與英國的晶片架構和設計以及台灣的代工廠，在中國的超級電腦開發計畫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與10年前相比，儘管中國的能力仍明顯落後於頂尖科技，但中國在設計及生產資料中心所需的晶片方面，對外國的依賴程度已經大大降低。IBM的執行長羅睿蘭認為，與中國達成技術轉移協議是「很好的機會」，這想法確實沒錯，她唯一的錯誤是以為她的公司會是受益者。

45「合併勢必會發生」

對趙偉國來說，從中國西部邊疆餵豬養羊的童年，到中國媒體譽為晶片億萬富豪，是一條曲折的漫漫長路。他的父親在文革期間因創作顛覆性的詩歌而被發放新疆，他從小在新疆成長，但從不打算一輩子在鄉間放牧。後來他考上中國名校清華大學，取得電機學位。從中國開始投入半導體以來，清華大學一直引領著中國半導體業的發展。不過，趙偉國在學生時代究竟學了多少電晶體與電容器方面的專業知識，則不得而知。取得學士學位後，他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後來轉往投資界發展，成為紫光集團的副總裁。這家公司是由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建立的，目的是把大學的科學研究轉為營利事業，但這家公司似乎在房地產領域投入大量資金。趙偉國在這裡獲得了撮合企業交易的聲譽，並踏上累積億萬財富之路。2004年，趙偉國成立自己的投資基金：北京健坤投資集團，投資房地產、礦業與其他產業。在那些領域，投資獲利的關鍵通常是與政治高層的關係。豐厚的財務報酬隨之而來，據報導，趙偉國把100萬人民幣的初始投資，變成了45億人民幣。2009年，趙偉國用那些財富買下了前雇主紫光集團的49％股份，清華大學繼續持有另51％的股份。這是一筆奇怪的交易：一家私人的房地產投資公司如今竟然擁有一家公司近半數的股份，而這家公司原本應該把中國一流研究型大學研發的技術加以商業化變現，但紫光從來都不是一家「普通」的公司。中國前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兒子據傳與趙偉國有私交，曾在擁有紫光集團的控股公司裡擔任黨委書記。與此同時，2000年代的清華大學校長則是習近平的大學室友。2013年，購買紫光集團的股份四年後，就在中國共產黨宣布向中國的半導體公司提供巨額補貼的新計畫之前，趙偉國覺得投資晶片業的時候到了。他否認紫光的半導體策略是為了迎合政府的期望。2015年他接受《富比士》採訪時表示：「大家都認為政府在推動晶片業的發展，但事實並非如此。」他認為自己才是吸引中國官方關注晶片業的功臣。「我們公司先做了一些事情，後來政府才注意到……我們所有的交易都是市場導向的。」然而，大多數的分析師並不會以「市場導向」來描述趙偉國的策略。他沒有投資最好的晶片公司，而是看到市場上有什麼就買什麼。他口中的紫光投資策略，既看不出精妙之處，也沒有太複雜的內容。「你帶著槍上山時，不會知道那裡有沒有獵物，」報導引用他的說法，「也許你會抓到一隻鹿，或一隻山羊，但你不會知道。」但他是個充滿自信的獵人，全世界的晶片公司都是他的獵物。即使擁有據估計20億美元的身家，趙偉國花在建立晶片帝國上的金額依然令人咋舌。2013年，紫光開始在國內啟動收購狂潮，斥資數十億美元收購了中國最成功的兩家無晶圓廠的晶片設計公司：展訊通信公司（SpreadtrumCommunications）與銳迪科微電子（RDAMicroelectronics），這兩家公司是為智慧型手機設計低階晶片。趙偉國宣稱合併將會「在中國與海外產生巨大的綜效」，但近十年來，幾乎沒有證據顯示任何綜效已經出現。一年後的2014年，趙偉國與英特爾達成一項協定，以英特爾的無線數據機晶片搭配紫光的智慧型手機處理器。英特爾希望這個組合可以帶動其在中國智慧型手機市場的銷售，而趙偉國則希望他的公司學習英特爾的晶片設計專業。他公開了紫光的目標，指出半導體是中國的「國家重點」。與英特爾合作將「加速技術發展，進一步強化中國半導體公司的競爭力與市場地位」。趙偉國與英特爾的合作背後有一定的商業邏輯，但許多其他的決定似乎不是為了盈利。例如，紫光主動資助試圖打入NAND記憶體晶片市場的中國公司新芯（後來被長江儲存收購）。該公司的執行長在一次公開場合上坦承，他最初為了興建一座新晶圓廠而要求150億美元的資金，但後來被要求接受240億美元，「理由是，如果他們真的想成為世界領導者，投資的規模就要與世界的領導者相當」。即使是在中國西部邊疆和趙偉國一起長大的牧羊人，應該也看得出來他是在亂開數十億美元的支票。後來有消息指出，紫光除了投資半導體外，也投資房地產與線上博奕，這個消息曝光時，一點也不令人意外。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所支持的「大基金」宣布向紫光投入首批資金逾10億美元的計畫，這代表政府認可該公司的策略。於是，趙偉國把目光轉向海外，只擁有中國的無晶圓廠公司或吸引外國公司到中國投資是不夠的，他想掌控世界晶片業的制高點。他雇用了幾位台灣半導體業的高管，包括台灣第二大代工企業聯華電子的前執行長。2015年，趙偉國親自造訪台灣，敦促台灣取消對中國在晶片設計與製造等領域的投資限制。他購買了組裝及測試半導體的台灣力成科技（PowertechTechnology）的25％股份，這是台灣法規允許的交易。他也尋求入股台灣幾家大型的晶片組裝業者，或與它們成立合資企業。然而，趙偉國真正感興趣的是購買台灣的重要企業：聯發科（美國以外的頂尖晶片設計公司）與台積電（全球幾乎所有無廠房晶片公司都依賴的代工企業）。他提議購買台積電的25％股份，並主張合併聯發科與紫光的晶片設計事業。根據台灣現有的外商投資規定，這兩筆交易都不合法，但趙偉國從台灣返回中國後，在北京舉行的一場公開大會上建議中國，如果台灣不改變那些法令限制，就應該禁止進口台灣的晶片。這場施壓行動使台積電與聯發科承受了不小的壓力，這兩家公司都很依賴中國市場。台積電生產的大部分晶片，是在中國各地的廠房內裝進電子產品中。把台灣最重要的科技公司賣給一個有政府資助的中國投資者完全不合理，而且將導致台灣受制於中國。除了廢除台灣軍隊或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台灣以外，很難想像還有什麼方式比這種交易更嚴重破壞台灣的自主權了。台積電與聯發科都發表聲明，含糊地表達了對中國投資的開放態度。張忠謀表示，他唯一的準則是「只要價格合適，而且對股東有利」——對一筆可能破壞台灣經濟獨立的交易來說，大家幾乎沒料到這樣的回應。但張忠謀也警告，如果中國的投資者能夠任命台灣公司的董事，「想保護智慧財產權就不是那麼容易了」。聯發科表示支持「攜手提升中國與台灣企業在全球晶片業的地位與競爭力」的努力，但前提是獲得台灣政府的許可。然而，台灣政府的立場似乎搖擺不定。台灣的經濟部長鄧振中建議放寬台灣對於中國投資晶片業所設下的限制。在中國的壓力下，他暗示，中國加強對台灣晶片業的控制是無可避免的。他告訴記者：「你無法逃避這個議題。」不過，當時台灣面臨一場競爭激烈的總統選舉，政府延遲了任何政策調整。不久，趙偉國把目光轉向美國的半導體業。2015年7月，紫光提議以230億美元收購美國的記憶體晶片廠商美光，那將是中國在任何產業中收購美國企業的最大購併案。與台灣科技巨擘及台灣的經濟技術官僚不同的是，紫光收購美光的提議遭到堅決的拒絕。美光表示，有鑑於美國政府的安全考量，它認為那筆交易不切實際。不久之後，2015年9月，紫光再次嘗試，提議以37億美元收購另一家生產NAND記憶體晶片的美國公司的15％股份。負責評估外國投資的美國政府機構CFIUS以安全為由，否決了那項提議。接著，2016年的春季，紫光悄悄地收購了另一家美國晶片公司萊迪思半導體（LatticeSemiconductor）的6％股份。趙偉國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表示：「這純粹是一項金融投資，我們完全沒有想要收購萊迪思的意圖。」投資消息公布不到幾週，紫光就開始出售其萊迪思的持股。此後不久，萊迪斯收到加州的投資公司凱橋（CanyonBridge）的收購提案。路透社的記者揭露，凱橋獲得中國政府的祕密資助。美國政府堅決反對該收購提案。凱橋也同時收購了陷入財務困境的英國晶片設計公司進想科技（Imagination）。那筆交易在精心安排下排除了進想科技的美國資產，以免交易遭到美國政府的阻擋。英國監管機構批准了那筆交易，但三年後，當新東家試圖以中國政府投資基金所任命的官員來重組董事會時，英國人就後悔當初的決定了。問題不止在於那些與中國政府有關的基金正在收購外國的晶片公司。他們的做法根本違反了市場操縱與內線交易的法規。凱橋設法收購萊迪思半導體時，該公司的一位共同創辦人向北京的一位同事透露了消息，並在微信及北京一家星巴克所舉行的會議上傳遞了交易細節。他的同事根據那些內線消息買了股票，凱橋的高管因此被判內線交易罪。趙偉國認為，他只是一個認真投入的企業家，他宣稱：「美國與中國的大公司合併，勢必會發生。大家應該從商業角度看待它們，而不是從民族主義或政治脈絡來看待。」然而，紫光的活動根本無法從商業邏輯的角度來理解。有太多的中國國有公司與國家出資的「私募股權」公司繞著世界上的半導體公司打轉，說這不是政府主導收購外國的晶片公司，實在沒有人相信。習近平曾公開呼籲「把衝鋒號吹起來」。趙偉國、紫光，以及政府支持的其他「投資」機構只是在遵循那些公開的指示罷了。在連串的瘋狂交易中，2017年紫光宣布獲得了新的「投資」：來自中國開發銀行約150億美元，以及來自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70億美元——兩者都是由中國政府擁有及掌控的。

46華為的崛起

在華為總部接受媒體採訪的任正非，剪裁俐落的西裝與長褲、沒扣上的衣領、充滿活力的笑容，讓他看起來跟矽谷的高階主管沒什麼兩樣。某些方面來說，他確實是如此。華為的電信設備（基地台的無線電設備，可在智慧型手機之間傳輸電話、圖像、電郵）構成了全球行動網路的支柱。而且直到最近，華為的智慧型手機部門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智慧型手機業者之一，在手機銷量上與蘋果及三星不相上下。此外，華為也提供其他類型的科技基礎設施，從海底光纜到雲端運算都有。在許多國家，使用手機一定會用到華為的設備，就好像使用個人電腦很難不碰到微軟產品，或在中國境外上網很難不碰到Google一樣。然而，華為與世界上其他的大型科技公司有一個主要的不同點：華為與美國的國安部門對抗了20年。美國媒體報導了華為在中國政府的間諜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從那些報紙頭條很容易推論，華為是中國國安機構的附庸。華為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確實有據可查，但那些資料很少解釋華為究竟是如何打造出跨越全球的事業。為了瞭解這家公司的擴張，把華為的發展軌跡與另一家專注於科技的企業集團——韓國三星——拿來比較，可能更有幫助。任正非比三星的李秉喆晚一個世代，但這兩位企業大亨的經營模式很像。李秉喆從販售魚乾起家，靠著三大策略，把三星從一家魚乾貿易商，發展成量產全球最先進處理器與記憶體晶片的科技公司。第一，努力培養政治關係，獲得有利的法規與廉價資本。第二，找出西方與日本率先開發的產品，並學會以同等的品質及更低的成本來生產。第三，不斷追求全球化，不僅要尋找新客戶，也要與全球最好的公司競爭，藉此從中學習。執行這些策略使三星成為全球最大企業之一，營收相當於南韓總GDP的10％。中國公司也能執行類似的策略嗎？多數的中國科技公司嘗試的做法不同，沒那麼專注在全球上。雖然中國有強大的出口實力，但中國網路公司的獲利幾乎都來自國內市場，它們在國內受到監管與審查機制的保護。騰訊、阿里巴巴、拼多多、美團等公司如果不是因為稱霸了國內市場，就只是無足輕重的公司罷了。中國科技公司走出國門後，往往難以競爭。相反的，華為從成立之初就積極面對海外競爭。任正非的商業模式與阿里巴巴或騰訊的商業模式有根本上的差異。他借鑒國外首創的概念，以較低的成本來生產優質的版本，然後銷往世界各地，從國際競爭對手的手中搶走國際市占率。這種商業模式使三星的創辦人致富，也讓三星在世界科技生態系統的中心站穩了腳跟。最近以前，華為似乎也是走在同樣的道路上。華為自1987年創立，其國際導向的定位就顯而易見。任正非在中國南部的貴州省鄉下成長，家人都是高中教師。他入伍當兵以前曾在四川省會重慶受過工程訓練。他描述自己在當兵時是在一家生產服裝合成纖維的工廠工作。離開軍隊後*1（有些懷疑者懷疑當時的情況，也懷疑他是否真的與軍方完全斷絕了關係），任正非搬到深圳，當時深圳只是一個與香港接壤的小鎮，香港仍由英國統治。在依然貧窮的中國南部沿海，香港有如一個繁榮的小前哨。中國領導人從大約十年前開始實施經濟改革，嘗試讓個人成立民營企業，刺激經濟成長。中國政府挑了幾個城市作為「經濟特區」，深圳就是其一。經濟特區裡取消了限制性法律，並鼓勵外國投資。隨著香港的資金大量流入深圳，以及中國內地有志經商的創業人士紛紛湧入深圳尋求不受監管的自由，深圳因此蓬勃發展了起來。任正非看到了進口電信交換機的機會（電信交換機是連接通話者的設備）。他以5000美元的創業資金，開始從香港進口這種設備。當香港的合作夥伴發現他靠轉賣那些設備獲利豐厚時，乾脆與他斷絕合作關係，改成自己銷售。於是任正非決定自己生產設備。到了1990年代初期，華為有幾百人從事研發工作，主要是專注於製造交換設備。從那時起，電信基礎設施與數位基礎設施已經合併。傳輸電話的基地台也可以用來傳輸其他類型的資料。因此，華為的設備如今在全球的資料傳輸中扮演要色，甚至在許多國家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現在，華為與芬蘭的諾基亞及瑞典的愛立信（Ericsson）並列為全球三大基地台設備供應商。華為的批評者常聲稱，華為的成功是靠竊取智慧財產權而來，但這只有部分屬實。華為坦承過去有過一些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行為，而且遭到的指控遠不止於此。例如，2003年華為承認公司的某款路由器中有2％的程式碼是直接抄自美國競爭對手思科（Cisco）。同時，加拿大的報紙亦報導，加國的情報機構認為，加拿大的電信巨擘北電（Nortel）在2000年代曾遭中國政府支持的駭客與間諜活動的侵犯，據傳華為因此受益。竊取智慧財產權很可能為華為帶來了好處，但這無法完全解釋它的成功。竊取再多的智慧財產權或商業機密，都不足以打造出像華為那樣龐大的事業。華為開發出高效率的製程，降低了成本，並產出客戶認為優質的產品。與此同時，華為的研發支出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它在研發方面的投入是其他中國科技公司的好幾倍。華為的年度研發預算約為150億美元，僅少數幾家公司能與之匹敵，包括Google、亞馬遜等科技公司，還有默克（Merck）等製藥公司，以及戴姆勒（Daimler）或福斯汽車（Volkswagen）等汽車製造商。即使考量到華為竊取智慧財產權的紀錄，該公司數十億美元的研發支出也顯示，華為與蘇聯的澤列諾格勒，或許多試圖靠廉價打入晶片業的中國公司所採取的「抄襲」策略是截然不同的。華為的高層表示，他們之所以投資於研發，是從矽谷學來的。據報導，1997年時任正非帶著一群華為高階主管到美國參訪，他們參觀了惠普、IBM、貝爾實驗室等公司。他們離開時，不僅認為研發很重要，也相信有效的管理流程也很重要。1999年起，華為聘請IBM的顧問部門來教他們如何像世界級的公司那樣營運。IBM的一名前顧問表示，1999年華為花了5000萬美元的顧問費，當時公司的總營收還不到10億美元。華為一度聘請了100名IBM的員工來改造商業流程。那位IBM的前顧問表示：「工程任務對華為來說並不難，但他們覺得自己在經濟知識與商業知識方面落後了一百年。」拜IBM與其他的西方顧問所賜，華為學會了管理供應鏈，預測客戶需求，發展出一流的行銷，並把產品銷往全世界。華為把這些成果與其推崇的軍國主義精神（所謂的「狼性文化」）結合在一起。據《紐約時報》報導，該公司的研究實驗室掛著一幅書法，上面寫著：「犧牲是軍人的最高付出。勝利是軍人的最大奉獻。」不過在晶片業，任正非的軍國主義思想並不是那麼獨特。葛洛夫寫過一本暢銷書，談無時無刻戰戰兢兢的偏執力有什麼好處。張忠謀也說過，他曾研究二戰中最血腥的史達林格勒戰役（Stalingrad），從中學習商業啟示。除了西方的顧問公司，華為也獲得另一個強大體制的幫助，那就是中國政府。華為在發展的不同階段，分別獲得深圳的地方政府、國有銀行、中央政府的支持。《華爾街日報》統計了中國政府提供的補貼，總額高達750億美元，形式包括補貼土地、國家擔保的信貸、稅賦減免等等，規模遠大於多數西方公司從祖國政府所獲得的補貼。華為獲得的好處，可能與其他東亞國家的政府扶持重點企業的方式沒多大的差別。中國政府對這家看似民營企業的支持規模，引發了外界的警覺，尤其是美國。中國領導人確實一直很支持華為的全球擴張。甚至早在1990年代中期，華為的規模還小時，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等中國高官就曾造訪該公司，並承諾給予支持。吳邦國還與任正非一起出國訪問，協助華為在非洲銷售電信設備。然而，考慮到中國對國際貿易的重商主義態度，以及公私財產之間的模糊界限，外界很難區分這究竟是政府對華為的特別支持，還是只是標準的運作程序。任正非當初從中國人民解放軍退伍後創辦華為，這中間的轉移過程並不明朗，至今依然令人費解。華為的股權架構複雜又不透明，也引發了合理的質疑。華為的高階主管胡厚崑在接受美國國會的質詢時辯稱，任正非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就像「一些美國企業家是民主黨或共和黨」一樣。對美國的分析人士來說，這種說法是故意混淆共產黨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然而，外界一直找不到強而有力的證據，無法證實華為是中國政府特地打造出來的。不過，華為的崛起符合中國政府的利益，因為華為搶了市占率，並把自家設備嵌入世界各地的電信網絡。多年來，即使美國的情報機構發出警訊，華為仍在世界各地迅速擴張。隨著華為的成長，銷售電信設備的老字號西方公司被迫合併或退出市場。例如，加拿大的北電破產了；阿爾卡特—朗訊公司（Alcatel-Lucent，承接AT&T貝爾實驗室的公司）把事業賣給了芬蘭的諾基亞。華為在事業遍及全球後，野心只增不減。除了提供電話通訊的基礎設施，也開始銷售手機。不久，華為的智慧型手機已暢銷全球，2019年的手機銷量僅次於三星。華為每支手機的獲利仍遠低於三星或蘋果，蘋果的行銷與生態系統使它能夠收取高出許多的價格。然而，華為進軍智慧型手機市場並迅速搶得領先地位的能力，也引起了蘋果與三星的注意。此外，華為在為自家手機設計一些關鍵晶片方面也有所進步。華為的內部人士指出，2011年3月，日本東海岸發生地震，引發海嘯衝擊時，華為加快了晶片設計的雄心。當全世界把焦點放在遭到海嘯衝擊的福島第一核電站時，華為的高層則是擔心那場天災可能威脅到公司的供應鏈。華為和各大電子廠商一樣，自家電信設備與智慧型手機的關鍵元件都依賴日本供應商，所以華為擔心那場災難可能造成很大的供給延誤。最終，華為很幸運，他們的零組件供應商只有很少部分真正面臨長期停產。但華為還是請顧問來研判其供應鏈的風險。顧問的報告指出，華為有兩個關鍵弱點：一是使用Google的Android作業系統，這是非蘋果的智慧型手機都採用的核心軟體；二是每支智慧型手機都需要的半導體供應。華為找出其產品所需的250種最重要的半導體，並開始盡量改由內部設計。這些晶片主要是與建立電信基地台的事業有關，但也包括該公司智慧型手機的應用處理器（這些半導體極其複雜，需要最先進的晶片製造技術）。華為就像蘋果及多數頂尖的晶片公司，選擇把這些晶片的製造外包出去，因為晶片的製程頂多只有兩三家公司能夠提供，台灣的台積電是很自然的選擇。到了2010年代末期，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HiSilicon）已經為智慧型手機設計了一些世界上最複雜的晶片，並成為台積電的第二大客戶。華為的手機仍需要其他公司的晶片，比如記憶體晶片或多種訊號處理器。但掌握手機處理器的生產，確實是一項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美國對全球獲利最好的晶片設計業，原本擁有近乎壟斷的地位，如今開始受到威脅。這更進一步證明，華為正成功地複製韓國三星或日本索尼幾十年前做過的事：學習生產先進技術，贏得全球市場，投資研發，挑戰美國的科技領先者。此外，隨著下一代電信基礎設施5G的推出，全球將進入運算隨處可見的新時代。華為似乎已經為了這個新時代，做了得天獨厚的準備。

*11983年，中國進行重大的軍隊改革，裁撤了50萬名工程兵。任正非經過深思熟慮後，選擇了退伍。

47 5G未來

任正非開始從香港進口電話交換機時，線路設備只能讓電話通話。在電話發展的早期，交換是手工完成，一排排的婦女坐在一整牆的插塞（plug）前，根據通話者的不同，以不同的組合來拔插電話交換板上的電線，再把他們連接起來。到了1980年代，接線員已被電子開關取代，那些電子開關通常是使用半導體裝置。儘管如此，管理一棟大樓的電話線，仍需要一個如衣櫃大小的開關設備。如今，電信業者比以往更依賴矽晶片，但現在一整櫃的設備可以處理電話、簡訊、影片的傳輸，而且通常是透過無線網路傳輸，而不是透過固網。華為已掌握了透過無線網路傳輸電話與資料的最新一代設備，也就是5G。然而，5G的關鍵其實不是電話，而是攸關運算的未來，因此也攸關半導體。5G中的G是generation（代）的縮寫。我們已歷經四代的行動網路標準，每代標準都需要在手機與基地台安裝新的硬體。誠如摩爾定律讓我們在晶片上塞入更多的電晶體一樣，透過無線電波往返手機的1與0數量也穩定增加。2G手機可傳輸圖文，3G手機可打開網站，4G幾乎可以從任何地方串流影片，5G也可以提供類似的技術大躍進。如今多數人覺得使用智慧型手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多虧了功能愈來愈強大的半導體，我們覺得手機上的圖文沒什麼大不了的，影片串流只要稍稍延遲，我們就會不耐煩。管理手機無線上網的數據機晶片，使手機天線可以透過無線電波，傳輸更多的1與0。內建於行動網路與基地台的晶片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透過空中傳輸1與0，又要盡量減少通話中斷或影片串流延遲，是極其複雜的流程。無線電波頻譜的可用空間有限。世界上的無線電波頻率就只有這麼多，其中許多頻率並不適合用來發送大量資料或遠距傳輸。因此，電信公司依賴半導體，把愈來愈多的資料塞入現有的頻譜空間中。亞德諾公司（AnalogDevices）專門生產管理無線電傳輸的半導體，該公司的晶片專家大衛．羅伯森（DaveRobertson）解釋：「頻譜遠比矽還昂貴。」因此，半導體一直是無線傳輸更多資料的基礎。高通等晶片設計公司找到了透過無線電頻譜優化資料傳輸的新方法，而亞德諾等晶片製造商則是製造了名為「無線射頻收發機」（radiofrequencytransceiver）的半導體，那種收發機可以更精準地收發無線電波，而且更省電。下一代的網路技術5G可以無線傳輸更多的資料，這有部分是透過更複雜的方法來共用頻譜空間。要做到這點，需要靠更複雜的演算法，手機與基地台也要有更強大的運算力，才能在無線頻譜的最小閒置空間中插入1與0。此外，5G網路將使用一種新的無線頻譜來發送更多的資料，以前大家認為使用那種頻譜不切實際。先進的半導體不僅可以在某個頻率的無線電波中塞入更多的1與0，也可以把無線電波傳得更遠，並以前所未有的精準度鎖定它們的傳輸。無線網路將辨識手機的位置，並使用波束成形（beamforming）的技術，直接向手機發送無線電波。典型的無線電波（例如傳到汽車收音機的音樂電波），是向四面八方發送訊號，因為它不知道你的汽車在哪裡。這種無線電波不僅浪費了電力，也產生更多的波與干擾。相反的，使用波束成形時，基地台可以辨識裝置的位置，只往該方向發送所需的訊號。結果是，對每個人來說，干擾更少，訊號更強。能夠傳輸更多資料的更快網路，不止可以讓現有的手機運作得更快，還會改變我們看待行動運算的方式。在1G時代，手機太貴了，多數人買不起。到了2G時代，我們開始知道手機可以傳輸簡訊和語音。如今，我們認為手機與平板電腦應該擁有個人電腦的幾乎所有功能。當我們可以透過無線網路傳輸更多資料時，就會讓更多裝置連線上網。我們擁有的裝置愈多，它們產出的資料愈多，當然就需要更多的處理力來解讀那些資料。可以讓更多裝置連線上網並從中獲取更多資料，這樣的前景聽起來可能沒有什麼革命性。你可能覺得，5G網路又不能泡出更好喝的咖啡，但不久的將來，你的咖啡機就會收集及處理它泡每杯咖啡的溫度與品質的相關資料。在商業與工業上，更多的資料與更多的裝置連線，將以多種方式帶來更好的服務與更低的成本，例如優化拖拉機在田間的行駛、協調裝配線上的機器人等等。醫療裝置與感測器將會追蹤及診斷更多的症狀。世界上可感測的資訊，遠比我們目前能夠數位化、傳輸、處理的還多。伊隆．馬斯克（ElonMusk）的汽車公司特斯拉（Tesla）是說明連線力與運算力將如何把舊產品轉化為數位化機器的最佳案例。特斯拉的狂熱擁護者及飆升的股價吸引了大量的關注，但較少人注意到的是，特斯拉也是頂尖的晶片設計公司。該公司聘請吉姆．凱勒（JimKeller）等知名的半導體設計師，專門為其自駕需求開發晶片，那些晶片是以頂尖的技術製造。早在2014年，一些分析師就指出，特斯拉的汽車「類似智慧型手機」。大家常把特斯拉拿來與蘋果相比，蘋果也是自己設計半導體。就像蘋果的產品一樣，特斯拉精心微調的用戶體驗，以及看似毫不費力地把先進運算整合到汽車（20世紀的產品）中，這一切都是靠訂製的晶片才有可能辦到。1970年代以來，汽車就已經採用簡單的晶片了。然而，電動車需要專門的半導體來管理電源。電動車的普及，再加上自駕功能的需求增加，預示著一輛典型汽車內的晶片數量與晶片成本將大幅增加。收發更多資料的能力，將會在處於網路「邊緣」的裝置上、在無線網路本身，以及在巨大的資料中心裡，創造出更多的運算力需求，汽車只是證明這點的最明顯例子而已。2017年左右，隨著世界各地的電信公司開始與設備供應商簽署建設5G網路的合約，中國的華為處於領先地位，提供業界認為高品質、價格又有競爭力的設備。華為似乎可能在5G網路的建設中，扮演比其他公司更大的角色，超越僅剩的兩家無線基地台的主要供應商：愛立信與諾基亞。與競爭對手一樣，華為在無線基地台的設備裡內建了大量的晶片。日本媒體《日經新聞》對華為的無線部門做了一項研究，發現華為非常依賴美國製的晶片，例如萊迪思半導體公司的現場可程式化邏輯閘陣列（萊迪思就是幾年前紫光在俄勒岡收購的公司，後來紫光又出售了該公司的少數股權）。德儀、亞德諾、博通（Broadcom）、賽普拉斯（CypressSemiconductor）也設計及製造了華為的無線設備所依賴的晶片。該研究顯示，美國的晶片與其他元件，占華為每個系統的近30％成本。不過，主處理器晶片是由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在國內設計的，並在台積電製造。華為尚未實現技術上的自給自足，它依靠多家外國晶片公司來生產專用半導體，也依靠台積電來製造其內部設計的晶片。然而，華為自己生產每個無線系統中一些最複雜的電子元件，也知道如何整合所有元件的細節。隨著華為的設計部門證明自己有世界級的實力，不難想像，未來中國的晶片設計公司也會像矽谷巨擘一樣，成為台積電的重要客戶。如果以2010年代末期的趨勢來展望未來，到2030年，中國晶片業的影響力可能與矽谷匹敵。這不單只是顛覆科技公司與貿易流動而已，也會使軍力平衡重新洗牌。

48下一個抵銷

從成群的無人機，到網路與電磁頻譜中的隱形戰，未來的戰爭將由運算力定義。美國軍方不再是所向無敵的領導者。美軍憑著精準導彈與全能感測器，長驅直入全球海域與領空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據一家媒體報導，1991年波斯灣戰爭後，世界各國的國防部普遍感到震撼，也擔心消滅海珊軍隊的精準攻擊可能被用來對付世界上的任何軍隊。對中國政府來說，這種震撼與擔憂有如經歷了一場「心理核戰」。此後的30年間，中國投入大量資金發展高科技武器，放棄了毛澤東時代發動低技術人民戰爭的教條，積極接納未來戰爭將依靠先進的感測器、通訊、運算技術的概念。如今，中國正在發展先進作戰部隊所需的運算基礎設施。中國的目標不單只是在系統上與美國匹敵，更要發展出「抵銷」美國優勢的能力——這招是借鑒美國國防部1970年代的概念，並拿它來反制美國。中國已經部署了一系列可以系統化削弱美國優勢的武器。中國的精準反艦飛彈，使美國的水面艦艇在戰時行經台灣海峽變得極其危險，因此牽制了美國的海軍力量。中國新的防空系統，對美國在戰爭中控制領空的能力也構成了挑戰。中國的遠距攻陸飛彈，威脅著從日本到關島的美軍基地網絡。中國的反衛星武器，可能癱瘓通訊與GPS網路。中國的網路戰爭能力還沒經歷過戰爭的考驗，但中國會想辦法摧毀美國整個軍事系統。與此同時，在電磁頻譜上，中國可能會干擾美國的通訊及蒙蔽美國的監視系統，使美軍無法看到敵人，或無法與盟友通訊。支持這一切能力的是中國軍方的一個信念：戰爭不僅變得「資訊化」，也變得「智慧化」（這個軍事術語不太貼切，它的意思是把AI應用在武器系統上）。當然，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運算力一直是戰爭的核心，儘管可用來支持軍事系統的1與0數量已是幾十年前的數百萬倍。如今面對的新情況是，美國現在面臨一個實力堅強的挑戰者。蘇聯在飛彈數量方面可與美國匹敵，但在位元組方面比不上美國。中國則認為自己在這兩方面都可以與美國較勁。中國半導體業的命運，不單只是商業問題而已。哪個國家能產出更多的1與0，就擁有更大的軍事優勢。哪些因素將決定這場運算競賽呢？2021年，以Google前執行長艾力克．施密特（EricSchmidt）為首的一群美國科技與外交政策大老發布了一份報告，預測「中國可能超越美國，成為全球AI超級大國」。中國領導人似乎也認同這個看法。誠如中國軍事專家卡尼亞所言，解放軍談論「AI武器」已經至少10年了，這是指使用「AI來自動追蹤、辨識、摧毀敵方目標」的系統。習近平也曾敦促中國人民解放軍，「加快軍事智慧化的發展」，作為國防優先要務。軍事AI的概念，容易讓人聯想到殺手機器人的形象。然而在許多領域裡，應用機器學習可以讓軍事系統變得更好。例如，預測性維護（瞭解機器何時需要維修）已經在幫助飛機持續在空中飛行，船艦繼續在海上航行。AI啟動的潛艇聲納或衛星圖像，可以更精確地辨識威脅。新的武器系統可以更快被設計出來。炸彈與飛彈可以更準確地瞄準目標，尤其是移動的目標。空中、水中、陸面的自動運載工具，已經在學習如何操縱、辨識對手並加以摧毀。上述一切不全然像「AI武器」這個詞所暗示的那麼有革命性。例如，幾十年前美國就已經有自主導引飛彈了。但隨著武器變得更有智慧、更自主，它們對運算力的需求只會增加。在開發及部署AI系統的競賽中，中國不見得一定會贏，部分原因在於這場競賽不是只靠單一技術，而是攸關複雜系統。值得記住的是，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並不是由第一個把衛星發射到太空的國家獲勝的。然而，中國的AI實力無疑令人刮目相看。喬治城大學的班．布坎南（BenBuchanan）指出，駕馭AI需要資料、演算法、運算力等三大要件。運算力除外，中國的能力可能已經與美國相當。在取得可輸入AI演算法的資料類型方面，中國與美國都沒有明顯的優勢。中國的支持者認為，中國的監視體制及龐大的人口，使其可以收集更多的資料，雖然收集中國民眾資料的能力可能在軍事領域沒有多大的幫助。例如，中國即使擁有再多上網購物習慣或中國13億公民臉部結構的資料，也無法訓練電腦辨識潛伏在台灣海峽的潛艇聲音。中國在收集有關軍事系統的資料方面，並沒有任何的先天優勢。在設計聰明的演算法方面，很難說中美哪一方有優勢。以AI專家的數量來看，中國的能力似乎與美國相當。馬可波羅（MacroPolo）是一個專門關注中國的智庫，其研究人員發現，全球頂尖的AI研究人員中，有29％來自中國，20％來自美國，18％來自歐洲。然而，這些專家中有驚人的比例最終留在美國工作，美國雇用了全球59％的頂尖AI研究人員。新的簽證與旅行限制，再加上中國努力留住更多的研究人員，可能會抵銷美國從地緣政治對手奪走最聰明人才的技能。至於布坎南所謂「三大要件」的第三部分：運算力，美國仍遙遙領先，雖然近年來這方面的優勢已明顯削弱。中國仍非常依賴外國的半導體技術（尤其是美國設計、台灣製造的處理器）來做複雜的運算。不止中國的智慧型手機與個人電腦依賴外國的晶片而已，中國大多數的資料中心也是如此，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國那麼努力地從IBM、AMD等公司取得技術。例如，一項中國的研究估計，在中國執行AI任務的伺服器上，有高達95％的GPU是由輝達設計。英特爾、賽靈思、AMD和其他公司的晶片，在中國的資料中心裡也非常重要。即使採用最樂觀的預測，中國也需要5年的時間，才能設計出有競爭力的晶片及其周邊的軟體生態系統；至於在國內生產這些晶片，那又需要更長的時間了。然而，對許多的中國軍事系統來說，取得美國設計、台灣製造的晶片並不難。喬治城大學的研究人員最近檢閱了343份可公開取得的AI相關人民解放軍採購合約，發現其中僅不到20％的合約涉及遭美國出口管制的公司。換句話說，中國軍方想購買先進的美國現成晶片，並把那些晶片嵌入軍事系統，並不是很難。喬治城大學的研究人員也發現，中國的軍備供應商甚至在他們的網站上宣傳自己使用美國的晶片。中國政府備受爭議的「軍民融合戰略」看來正在發揮效果（該戰略是把先進的民用技術應用在軍事系統上）。如果美國的出口限制沒有重大的改變，中國人民解放軍只要從矽谷採購，就能獲得需要的大部分運算力。當然，中國的人民解放軍不是唯一試圖把先進運算力應用到武器系統的軍隊。隨著中國軍方的戰鬥力提升，美國的國防部意識到它需要新的戰略。2010年代中期，美國國防部長查克．海格（ChuckHagel）等官員開始談到需要一種新的「抵銷」策略（這讓人想起裴瑞、布朗、馬歇爾在1970年代為了克服蘇聯的數量優勢所做的努力）。如今美國面臨著同樣的基本困境：中國可部署的艦艇與戰機比美國多，尤其是像台灣海峽這樣重要的戰區。「我們永遠不會在坦克、飛機、人馬的數量上，與對手或競爭者較量。」前國防部的副部長鮑勃．沃克（BobWork）如此宣稱，他是這項新抵銷戰略的發起者，很顯然呼應了1970年代末期的思維。換句話說，美軍只有在擁有決定性的技術優勢時才會勝出。這種技術優勢是什麼呢？沃克認為，1970年代的抵銷策略是由「數位微處理器、資訊科技、新型感測器、匿蹤技術」所推動，這次將由「先進的AI與自主性」推動。美軍已經部署了第一代的新型自駕器，例如海上無人機（Saildrone）。這是一種無人船，可在海上漫遊數月，同時追蹤潛艇或攔截對手的通訊。這些設備的成本只有一艘普通海軍艦艇的一小部分，所以軍方可以部署許多這樣的設備，並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為感測器與通訊提供平台。自主水面艦艇、飛機、潛艇也正在研發與部署中。這些自主平台將需要AI來指引它們及做決策，它們內建的運算力愈強，做出的決定就愈聰明。國防先進研究專案局（DARPA）所開發的技術，使1970年代的抵銷策略得以實現。如今DARPA正在將運算力運用在設計戰爭中使用的新系統。DARPA的領導者想像「分布在整個戰場空間的電腦（大至海軍艦艇，小至無人機），能夠相互溝通及協調」。挑戰不在於只把運算力嵌入個別裝置中（如一枚導彈），而是把戰場上的數千個裝置都連接起來，讓它們共用資料，讓機器做更多的決策。例如，DARPA資助了「人機協作」的研究專案，想像一架有人駕駛的戰鬥機與幾架自動駕駛的無人機一起飛行，這些無人機都為人類飛行員增添了另一組眼睛與耳朵。就像那些在美國導彈的導引電腦中穿梭的電子決定了冷戰的勝敗一樣，未來的戰爭可能是由電磁頻譜決定的。世界各國的軍隊對電子感測器與通訊的依賴程度愈高，他們就愈需要爭奪發送訊息或偵查及追蹤對手所需的頻譜空間。目前我們對戰時電磁頻譜的運作，只有初步的瞭解。例如，俄羅斯在對烏克蘭的戰爭中，使用了多種雷達與訊號干擾器。據報導，俄羅斯政府也在普丁總統公務出差期間阻擋GPS訊號，那可能是出於安全考量。DARPA正在研究不依賴GPS訊號或衛星的替代導航系統，使美國飛彈在GPS系統癱瘓下依然能夠擊中目標。爭奪電磁頻譜的競爭，將會是一場以半導體進行的無形戰。雷達、干擾、通訊都是由複雜的無線射頻晶片及數位類比轉換器（digital-analogconverter）管理的，它們靠著調節訊號來善用開放的頻譜空間，向特定的方向發送訊號，並試圖混淆對手的感測器。與此同時，強大的數位晶片將在雷達或干擾器內執行複雜的演算法，評估收到的訊號，並在幾毫秒內決定發出哪些訊號。這都會影響軍隊的偵查與通訊能力。如果自主無人機無法判斷它們在哪裡或正朝著哪個方向運行，它們就沒有多大的價值。未來的戰爭將比以往更依賴晶片——執行AI演算法的強大處理器，處理資料的大型記憶體晶片，以及偵查與產生無線電波的完美調諧類比晶片。2017年，DARPA啟動一項名為「電子復興計畫」（ElectronicsResurgenceInitiative）的新專案，要打造下一波與軍事有關的晶片技術。就某些方面來說，DARPA對晶片重新燃起的熱情，很自然地源於它的歷史。它曾經資助加州理工學院的米德等開創性的學者，也協助推動了晶片設計軟體、新微影成像技術、電晶體結構的研究。然而，DARPA與美國政府發現，要塑造晶片業的未來比以往更加困難。DARPA的預算是每年數十億美元，比晶片業多數大公司的研發預算還少。當然，DARPA在一些更新穎前衛的研究概念上花了更多錢，而英特爾、高通等公司則是把大部分的錢花在未來兩三年就能看到成果的專案上。不過，整體而言，美國政府購買的晶片占全球晶片的比例比以往小。1960年代初期快捷與德儀生產的積體電路，幾乎都是由美國政府購買。到了1970年代，美國政府購買的晶片比例已降至10％到15％，如今更是只占美國晶片市場的2％。蘋果的執行長庫克身為晶片買家，他對晶片業的影響力比當今美國國防部的任何官員還大。製造半導體的成本很高，所以連美國國防部也負擔不起內部製造的費用。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SecurityAgency）曾在其馬里蘭州米德堡（FortMeade）的總部設有晶片製造廠。然而，2000年代，美國政府認為，按照摩爾定律持續升級的成本太高了。如今，連設計先進的晶片（可能耗資數億美元），對多數的專案來說也太昂貴了（最重要的專案除外）。美國軍方與政府的情報機構，都把晶片的生產外包給「信賴的代 工廠」。這種做法對多種類比或無線射頻晶片來說比較簡單，因為美國在這些晶片方面擁有世界級的能力。然而，在邏輯晶片方面，這就會出現一種兩難的局面。雖然英特爾主要是為自己的個人電腦與伺服器事業生產晶片，但該公司的生產力目前是落後領先水準。與此同時，台積電與三星把最先進的製造力留在台灣與南韓。而且，晶片組裝與封裝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在亞洲進行。隨著美國國防部試圖使用更多現成的元件來降低成本，它將從國外購買更多的設備。軍方擔心，國外製造或組裝的晶片比較容易遭到篡改，可能被添加後門或寫入錯誤。然而，即使是國內設計及生產的晶片，也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漏洞。2018年，研究人員發現，英特爾廣泛使用的微處理器架構中，有兩個根本的錯誤，分別稱為Spectre和Meltdown。這兩個漏洞可讓人複製密碼之類的資料，這是很重大的安全漏洞。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英特爾在通知美國政府以前，先向客戶（包括中國的科技公司）披露了那些漏洞，這項舉動又導致國防部的官員更加擔心他們對晶片業的影響力愈來愈小。DARPA正在投資一項技術，希望確保晶片不會遭到篡改，或驗證晶片完全按計畫製造。以前軍方可以依靠德儀等公司在國內設計、製造、組裝先進的類比與數位電子產品，但那樣的日子早已不復存在。如今根本無法避免從國外採購，而且很多東西是從台灣購買的。因此，DARPA只好押注在技術上，才能做到對微電子採取「零信任」：也就是說，什麼都不信任，直接以技術來檢驗一切，例如在晶片上植入微小感測器，偵測晶片是否遭到修改。然而，這些利用微電子技術來激發新的「抵銷」策略，以及重建美國對中國與俄羅斯的明確軍事優勢等做法，都是假設美國將維持它在晶片領域的領先地位。但現在看來，這是一個有風險的賭注。在實行「跑得更快」策略的時代，美國在晶片製程的某些環節已經落後，最明顯的是在製造先進邏輯晶片方面日益依賴台灣。30年來，英特爾一直是美國晶片業的龍頭，但現在顯然已經大不如前。許多業界人士認為，英特爾已經明顯落後了。與此同時，中國正向晶片業投入數十億美元，同時逼外國公司交出敏感技術。對每家大型晶片公司來說，中國的消費市場是遠比美國政府還要重要的客戶。中國為了取得先進技術所投注的心血、中美電子業之間的緊密關連、以及中美兩國對台灣製造的共同依賴，都令人擔憂。美國的發展已經變慢了，而且它現在把軍力的未來押注在一項其主導地位正逐漸下滑的技術上。美國國防部負責這個議題的官員麥特．特賓（MattTurpin）認為：「如果中國與我們坐在同一輛車上，想用抵銷策略來領先中國是幾乎不可能的。」習近平公開呼籲「把衝鋒號吹起來」。中國領導人已經把中國對外國晶片製造商的依賴，視為一個關鍵弱點。他們制定了計畫，藉由收購外國的晶片製造商、竊取他們的技術，以及向中國的晶片公司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補助，來重塑全球的晶片業。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在指望這些努力可以幫他們規避美國的限制，儘管它在追求「軍事智慧化」的過程中仍可以合法買到許多美國晶片。在承認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縮小了中美的軍力差距後，美國的國防部推出新的抵銷行動，尤其是在中國沿海有爭議的海域上。台灣不單只是生產中美兩國軍方都押注的先進晶片，也是最有可能成為未來戰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