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美國的復興

21 薯片大王

傑克．辛普洛（JackSimplot）以前常說，美光（Micron）製造「全世界最棒的小玩意兒」。這位愛達荷州的億萬富豪不太懂自家公司的主要產品——DRAM晶片的實際運作原理。晶片業放眼望去到處都是博士，但辛普洛連八年級都沒讀完。他的專業是馬鈴薯，從他平常在波夕市（Boise）駕駛的白色林肯轎車的車牌就看得出來，車牌上寫著：馬鈴薯先生（Mr.Spud）。然而，辛普洛瞭解商業，而且比矽谷那些最聰明的科學家都懂。當美國晶片業疲於因應日本的挑戰之際，像他那樣的牛仔企業家扮演了關鍵要角，扭轉了諾伊斯所謂的「死亡螺旋」，甚至出乎意料地逆轉頹勢。矽谷的復興是靠鬥志旺盛的新創企業及痛苦的企業轉型推動的。美國超越日本的DRAM巨擘，不是靠模仿，而是靠創新來甩開它們。矽谷並未抽離這個產業，而是把更多的生產轉移到台灣與南韓，重新獲得競爭優勢。與此同時，隨著美國晶片業的復甦，國防部押在微電子上的賭注也開始出現回報，美國開始部署其他國家所無法匹敵的新武器系統。1990年代與2000年代的美國之所以所向無敵，是因為美國在電腦晶片方面重新掌握了主導地位。電腦晶片可說是那個年代的核心技術。在所有協助重振美國晶片業的人中，辛普洛是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人物。他最早是靠馬鈴薯致富，率先使用機器來分類、脫水、冷凍馬鈴薯再做成薯條。這不是矽谷式的創新，但那讓他拿下了銷售馬鈴薯給麥當勞的龐大合約。麥當勞用來製作薯條的馬鈴薯中，有一半曾是他供應的。辛普洛資助的美光公司，本來似乎註定會倒閉。1978年，雙胞胎兄弟喬．帕金森（JoeParkinson）與沃德．帕金森（WardParkinson）在波夕市一家牙科的地下室創立了美光，當時可能是創立記憶體晶片公司最糟的時機。日本公司正大量產出高品質又低價的記憶體晶片。美光的第一份合約是為德州的莫斯泰克公司（Mostek）設計64K的DRAM晶片。但美光就像其他的美國DRAM廠商一樣，在市場上根本不是富士通的對手。不久，美光晶片設計的唯一客戶莫斯泰克破產了。在日本競爭的衝擊下，AMD、國家半導體、英特爾與其他的業界領先者也放棄了DRAM生產。面對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損失與倒閉，整個矽谷似乎都要破產了。美國最聰明的工程師可能都要失業，轉行去煎漢堡。至少，這個國家仍有大量的薯條。隨著日本公司搶奪市占率，美國各大晶片公司的執行長花在華盛頓的時間愈來愈多，他們積極地遊說國會與國防部。當日本的競爭加劇時，他們擱下了自由市場的信念，聲稱競爭根本不公平。矽谷憤怒地駁斥「薯片與晶片沒什麼區別」這種說法。他們堅稱，他們的晶片應當獲得政府的協助，因為晶片有戰略意義，馬鈴薯沒有。辛普洛覺得馬鈴薯沒什麼不好，但「矽谷應當獲得特殊幫助」這種說法，在愛達荷州根本說不通，畢竟那裡的科技公司少之又少。美光一開始吃盡了苦頭才募得創業資金。共同創辦人沃德為了在灌溉系統中找到故障的電子元件，穿著西裝走過波夕市商人艾倫．諾保（AllenNoble）那片泥濘的馬鈴薯田，因此結識了諾保。帕金森兄弟利用這層關係，從諾保和他在波夕市的幾個有錢朋友那裡獲得了10萬美元的種子資金。當美光失去了為莫斯泰克設計晶片的合約，決定自己製造晶片時，帕金森兄弟需要更多的資金。於是他們找上了該州的首富：馬鈴薯先生。帕金森兄弟第一次會見辛普洛，是在波夕市中心的皇家咖啡館。他們向愛達荷州的馬鈴薯富豪推銷時，講到汗流浹背。電晶體與電容器對辛普洛來說沒多大的意義，他與矽谷的創投業者幾乎是完全相反。後來他成為美光的董事後，每週一的清晨5點45分在當地的平價鬆餅店Elmer’s主持美光的董事會（Elmer’s的鬆餅一份6.99美元）。不過，當矽谷所有的科技巨擘在日本的衝擊下紛紛抽離DRAM晶片事業時，辛普洛憑直覺就知道，帕金森兄弟這時進入記憶體市場正是時候。像他這種馬鈴薯農清楚地看到，日本的競爭已經把DRAM晶片變成一種大宗商品市場。他接觸大宗商品的經驗非常豐富，知道收購大宗商品企業的最佳時機是在價格低迷、其他人都破產的時候。辛普洛決定投資美光100萬美元，後來又追加了數百萬美元。美國的科技巨擘都認為愛達荷州這些鄉巴佬對晶片業一竅不通。賽文（L.J.Sevin）曾是德儀的工程師，如今是頗具影響力的創投者，他指出：「我實在很不想說記憶體晶片已經玩完了，但這個領域確實已經沒戲唱了。」在英特爾，葛洛夫與摩爾也得出同樣的結論。德儀與國家半導體都宣布其5DRAM部門虧損並進行裁員。《紐約時報》宣稱美國晶片業的未來「很嚴峻」。而辛普洛就在此時進入了這個產業。帕金森兄弟會刻意渲染他們的鄉巴佬形象，用略帶鄉下口音的慢速度來講述漫長曲折的故事。事實上，他們和矽谷任何新創企業的創辦人一樣精明幹練。兩人都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畢業後，喬擔任過企業律師，沃德則是在莫斯泰克公司設計晶片。但他們欣然接受了「愛達荷州的局外人」這種形象。他們的商業模式是大舉進軍一個被美國各大晶片公司拋棄的市場，所以他們想當然也不可能在矽谷交到很多朋友。當時的矽谷仍在舔著美日DRAM大戰所留下的傷口。起初，美光取笑矽谷積極爭取政府的協助以對抗日本企業的做法。他們假裝拒絕加入美國半導體協會（該協會是由諾伊斯、桑德斯、斯波克創立的遊說團體）。喬．帕金森表示：「我很清楚他們有不同的行動計畫。他們的策略是，不管日本人進入什麼市場，我們都離開。那些主導半導體協會的人並不想跟日本人正面對決，但我覺得那是一種自扯後腿的策略。」美光決定直接投入日本DRAM廠商所在的市場，挑戰他們，但做法是大幅削減成本。不久，美光發現，關稅可能會有幫助，於是他們改弦易轍，積極遊說政府對進口的日本DRAM晶片徵收關稅。他們指責日本廠商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在美國傾銷晶片，損害美國廠商的利益。辛普洛對於日本的貿易政策破壞了他的馬鈴薯銷售與記憶體晶片，感到非常憤怒。他抱怨道：「他們對馬鈴薯徵收很高的關稅，害我們付出很大的代價。我們可以在技術上超越他們，在生產上超越他們，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但他們簡直是以半買半相送的價格賣晶片。」因此他要求政府徵收關稅。「你問我們為什麼要去找政府？因為法律規定他們不能那樣做。」辛普洛指控日本公司削價太多，這說法有點好笑。畢竟，無論是馬鈴薯還是半導體，他總是說，事業要成功，就必須「以最低成本，生產最高品質的產品」。總之，美光特別擅長削減成本，矽谷與日本廠商都不是它的對手。一位早期的員工回憶道，沃德．帕金森是「組織背後的工程智囊」，他的專長是盡可能以最高效率來設計DRAM晶片。競爭對手大多把焦點放在盡量縮小每個晶片上的電晶體與電容器。但沃德發現，只要縮小晶片本身的尺寸，美光就可以讓每片矽晶圓產出更多的晶片，大幅提升製程效率。沃德開玩笑說：「那是市面上最糟的產品，但也是生產成本最低的。」接下來，沃德與助手簡化了製程。製造的步驟愈多，每個晶片的製造時間愈長，出錯的空間也愈大。到了1980年代中期，美光使用的生產步驟比競爭對手少得多，採用的設備也比較少，又進一步削減了成本。他們調整了從珀金埃爾默、ASML買來的微影成像機台，把它改得比製造商自認可達到的水準還要精確。他們也改裝爐管，使它能每次烘烤250個矽晶圓，而不是業界標準的150個。製程中的每一步，只要能處理更多的晶圓或減少生產時間，就能降低價格。一位早期的員工解釋，「我們是邊做邊摸索」，所以與其他的晶片製造商不同，「我們準備好做一些以前沒明文寫下來的東西」。相較於任何日本或美國的競爭對手，美光員工的工程專業更專注於削減成本。美光非常關注成本，因為它別無選擇。對一家位於愛達荷州的小型新創企業來說，它只能靠這種方法贏得客戶。波夕市的土地與電力比加州和日本便宜也有幫助（水力發電的成本較低）。不過，要在市場上生存下來依然辛苦。1981年，美光的現金餘額一度降到只夠支付兩週的薪資。美光勉強度過了那次危機，但幾年後又再次經歷低迷時，它不得不解雇一半的員工，並削減其餘員工的薪資。打從創業之初開始，喬．帕金森就讓員工清楚明白，他們的生存取決於效率。在DRAM價格下跌時，為了節省電費，他甚至會在夜間調暗走廊的燈光。員工覺得他根本是成本控制魔人，而成果有目共睹。美光的員工別無選擇，只能想盡辦法讓公司活下去。在矽谷，萬一你的公司關門大吉，你可以沿著101號公路開車去下一家晶片公司或電腦製造商求職。相較之下，美光是在波夕市，一名員工解釋：「我們沒別的事可做，就只能製作DRAM，不做DRAM就完了。」另一位員工回憶道，公司充滿了一種「勤奮、藍領的工作氛圍」，一種類似「血汗工廠的心態」。一位早期的員工經歷過DRAM市場連串痛苦的低迷，他回憶道：「記憶體晶片是個非常殘酷的產業。」辛普洛從未失去信心。在他投入的任何事業中，他都挺過了每次低谷期。他不會因為短期的價格波動就放棄美光。雖然美光是在日本競爭達到顛峰之際進入DRAM市場，但美光不僅存活下來了，最終更蓬勃發展。其他的美國DRAM廠商大多在1980年代末期被迫退出市場。德儀持續生產DRAM晶片，但難以獲利，最終把DRAM事業賣給美光。辛普洛的第一筆投資100萬美元，最終膨脹成10億美元的股份。在每一代DRAM晶片的儲存量方面，美光學會與東芝、富士通等日本對手競爭，並在成本上擊敗它們。就像DRAM業的其他公司一樣，美光的工程師突破物理定律的局限，開發出密度愈來愈高的DRAM晶片，為個人電腦提供需要的記憶體晶片。但是光靠先進技術，並不足以拯救美國的DRAM產業。英特爾與德儀擁有許多技術，但就是無法讓業務持續運轉。美光那些鬥志高昂的愛達荷工程師靠著創意及削減成本的技巧，擊敗了太平洋兩岸的競爭對手。美國晶片業經歷了十年的痛苦煎熬後終於反敗為勝，這一切要歸功於美國最強大的馬鈴薯農所展現的經商智慧。

22 顛覆英特爾

「嘿，克里斯汀生，我很忙，沒時間看學術界的廢話連篇。」葛洛夫對哈佛商學院最著名的教授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Christensen）這麼說。幾年後，兩人一起登上《富比士》雜誌封面時，203公分高的克里斯汀生聳立在葛洛夫的身邊，葛洛夫的禿頂還不到克里斯汀生的肩膀。但葛洛夫的熱情超越了周遭的每個人，他的長期副手說，他是「匈牙利來的狠角色」，「他會把人罵得體無完膚，大吼大叫，不斷質疑，盡可能地把你逼到極限」。最重要的是，葛洛夫的堅韌避免了英特爾破產，使英特爾變成全球最賺錢、最強大的公司之一。克里斯汀生教授以「破壞性創新」理論著稱。該理論是指新技術顛覆了現有的公司。隨著DRAM產業的衰退，葛洛夫意識到曾是創新代名詞的英特爾，如今正遭到顛覆。到了1980年代初期，摩爾仍在英特爾扮演要角，但葛洛夫是英特爾的總裁，負責日常營運。葛洛夫在暢銷著作《10倍速時代：唯偏執狂得以倖存》（OnlytheParanoidSurvive）中描述他的管理理念：「對競爭的恐懼，對破產的恐懼，對犯錯的恐懼，對失敗的恐懼，都可能是強大的動力。」漫長工作了一天後，正是恐懼促使他不停地翻閱他與下屬的通信或通話內容，深怕他錯過了產品延遲或客戶不滿的消息。表面上，葛洛夫實現了美國夢：曾經一貧如洗的難民如今變成科技大亨。然而，在這個矽谷成功故事的背後，是一位匈牙利的流亡者，童年時期躲避蘇聯與納粹軍隊的記憶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底，留下了創傷。葛洛夫意識到，英特爾銷售DRAM晶片的商業模式已經結束了。DRAM價格也許有可能從暴跌中回升，但英特爾永遠無法搶回市占率，它已經遭到日本廠商的「顛覆」。現在，英特爾只有兩個選擇，顛覆自己，或認輸。退出DRAM市場，感覺是不可能的。英特爾開創了記憶體晶片的先河，認輸將是奇恥大辱。一位員工說，就像福特拒絕離開汽車業一樣。葛洛夫自問：「我們怎麼能放棄自己的身分呢？」1985年的大部分時間，他坐在摩爾位於英特爾聖克拉拉總部的辦公室裡，兩人凝視著窗外遠處大美洲主題樂園（GreatAmericaamusementpark）的摩天輪，希望記憶體市場像摩天輪上的某個小包廂一樣，觸底後最終會再回升。然而，DRAM事業的慘烈數字是無法否認的。英特爾永遠無法從記憶體賺到足夠的錢來證明新投資的合理性。不過，英特爾在小型微處理器的市場是領導者，日本公司依然落後，而那個領域的一項發展帶來了一線希望。1980年，英特爾獲得美國電腦巨擘IBM的一份小合約，為一種名叫「個人電腦」的新產品製造晶片。IBM與一個名叫比爾．蓋茲的年輕程式設計師簽約，請他為這台電腦的作業系統編寫軟體。1981年8月12日，在華爾道夫飯店的大宴會廳裡（背後是華麗的壁紙與厚重的簾幕），IBM宣布推出個人電腦，售價1565美元，包含一台笨重的主機、一個箱型顯示器、一個鍵盤、一台印表機及兩個磁碟機，內建一個小小的英特爾晶片。微處理器市場看來幾乎一定會成長，但葛洛夫的一位副手回憶道，當時DRAM是晶片銷量的主軸，「微處理器的業績可能超過DRAM」這種展望實在令人難以置信。葛洛夫別無選擇，他問當時想繼續生產DRAM晶片的摩爾：「如果我們被趕下台，董事會找來新的執行長，你認為他會怎麼做？」摩爾不好意思地坦言：「他會讓英特爾退出記憶體市場。」最後，英特爾決定放棄記憶體市場，把DRAM市場拱手讓給日本人，專注為個人電腦生產微處理器。這對一家靠DRAM起家的公司來說，是一次大膽的賭注。「破壞性創新」在克里斯汀生的理論中聽起來很有吸引力，但實務上做起來痛苦極了。葛洛夫回憶道，那是一段「咬緊牙根」、「爭論不休」的時期。過程中，「破壞」是顯而易見的，但「創新」如果真的奏效，則需要好幾年後才看得出來。在等待這次押注個人電腦是否真的奏效時，葛洛夫也以矽谷罕見的方式，善用他那種無時無刻戰戰兢兢的偏執力。每天上班是上午八點準時開始，任何人遲到都會遭到公開批評。員工之間出現意見分歧時，是用葛洛夫所謂的「建設性衝突」（constructiveconfrontation）策略來解決。他的副手克雷格．巴雷特（CraigBarrett）打趣說，他最常用的管理技巧是「抓住某人，用大錘敲他的頭」。這不是矽谷著稱的自由放任文化，但英特爾需要一名教官，它的DRAM晶片跟美國的其他同業一樣，面臨著同樣的品質問題。英特爾在DRAM上還有獲利時，是靠著率先推出新設計取勝，而不是靠量產取勝。諾伊斯與摩爾始終把焦點放在維持先進技術上，諾伊斯坦言，他總是覺得「冒險」比「控制」更有趣。但葛洛夫對「控制」的熱愛，勝過了一切，這也是1963年摩爾把他拉進快捷半導體的原因：解決公司的生產問題。後來葛洛夫跟隨諾伊斯與摩爾到英特爾時，他也被賦予同樣的角色。在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感驅使下，葛洛夫的餘生都沉浸在公司的生產流程與事業的每個細節中。在葛洛夫的重建計畫中，第一步是裁員25％以上的英特爾員工，關閉在矽谷、奧勒岡、波多黎各、巴貝多的工廠。葛洛夫的副手把他的做法描述為：「我的天啊，開除那些人，把船燒了，把事業收了。」他的冷酷與果斷是諾伊斯與摩爾永遠做不到的。第二步是讓製造運轉起來，他和巴雷特拼命地模仿日本的製造方式。「一位下屬回憶道，巴雷特基本上是拿著棒球棍去工廠吶喊：『媽的！我們絕對不能被日本人打敗！』」他逼廠長去日本參訪，並告訴他們：「這才是你們應該做的事。」英特爾新採用的製造方法稱為「完全複製」。一旦確定某套生產流程最有效，他們就會在英特爾的所有工廠內複製同一套流程。在這之前，工程師一直是以微調英特爾的流程為榮。現在公司要求他們別想了，直接複製。一位員工回憶道：「這是很大的文化問題。」因為裝配線的嚴謹取代了自由放任的矽谷風格。巴雷特坦言：「大家覺得我很獨裁。」但「完全複製」這招奏效了：英特爾的良率大幅提高，製造設備的使用也變得更有效率，壓低了成本。每家工廠的運作開始變得不像研究實驗室，而更像一台精準調節的機器。葛洛夫與英特爾也很幸運。1980年代初期，對日本廠商有利的一些結構性因素開始變了。1985至1988年間，日元對美元的匯率漲了一倍，使美國的出口產品變得更便宜。1980年代，美國的利率大幅下滑，降低了英特爾的資本成本。同時，總部位於德州的康柏電腦（CompaqComputer）大舉進軍IBM的個人電腦市場，因為他們意識到，雖然編寫作業系統或打造微處理器很難，但把個人電腦的元件組裝到一個塑膠盒裡簡單多了。康柏採用英特爾的晶片與微軟的軟體，推出自己的個人電腦，價格遠低於IBM的個人電腦。到了1980年代中期，康柏與其他製造「仿IBM個人電腦」的公司所賣出的個人電腦比IBM還多。隨著電腦進駐每個辦公室與許多家庭，電腦價格急劇下降。除了蘋果的電腦以外，幾乎每台個人電腦都使用英特爾的晶片與微軟的Windows軟體——兩者的設計就是為了平順地一起運作。英特爾進入個人電腦時代時，幾乎壟斷了個人電腦的晶片銷售。葛洛夫改造英特爾，可說是矽谷資本主義的典型案例。他意識到公司的商業模式不再適用，決定放棄公司創立時的根基（DRAM晶片），親手「顛覆」英特爾。英特爾在個人電腦的晶片市場奠定了壟斷地位，每一兩年就推出新一代的晶片，提供更小的電晶體與更強的處理力。葛洛夫相信，唯有無時無刻戰戰兢兢的偏執狂才能存活下來。真正拯救英特爾的關鍵，不是創新或專業，而是他的偏執力。

23 我的敵人的敵人——韓國崛起

李秉喆幾乎賣任何東西都能賺錢。他生於1910年，只比辛普洛小一歲，於1938年3月開始經商，當時他的祖國韓國仍屬於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日本與中國正在交戰，不久又與美國開戰。李秉喆最早販售的商品是魚乾與蔬菜，他從韓國集貨，運往中國北方，供應作戰的日軍。當時的韓國是窮鄉僻壤，沒有工業或技術，但李秉喆已經夢想建立一個「強大又永恆」*1的企業。後來他把三星變成了半導體巨擘，這一切要歸功於兩個有影響力的盟友：美國晶片業與南韓政府。矽谷擊敗日本的一個策略關鍵，就是在亞洲尋找更便宜的供給來源。李秉喆認為這是三星能輕鬆勝任的角色。南韓很習慣在更大的競爭對手之間遊走。李秉喆創立三星的七年後，1945年美國戰勝日本，三星原本可能就此瓦解。然而，李秉喆巧妙地轉變交易對象，他更換交易對象就像賣魚乾一樣順利。他與戰後占領韓國南半部的美國人建立關係，並擊退了那些想要分拆三星等大型財團的南韓政客。當北韓的共產政府入侵南韓時，他甚至保住了自己的財產——不過，當敵人短暫地占領首爾時，一名共產黨領導人沒收了李秉喆的雪佛蘭，開著那台車在被占領的首都穿梭。戰爭期間，李秉喆仍持續擴大商業版圖，在南韓複雜的政治圈裡遊走。1961年，軍政府掌權後，把李秉喆的銀行收歸國有，但他的其他公司完好無損。他堅稱，三星是為了國家利益而努力，而國家利益取決於三星能否成為一家世界級的公司。李氏家族的家訓第一條就是「事業報國」。他從販賣魚乾與蔬菜起家，接著多角化投入糖、紡織、化肥、營建、銀行、保險等事業。他把韓國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的經濟榮景，視為他事業報國的證據。然而，批評者說，1960年他已是韓國首富，他的財富根本是這個國家與貪腐政客為他服務的證據。長久以來，李秉喆目睹東芝、富士通等公司在1970年代末期與1980年代初期搶下DRAM市占率，他一直很想打入半導體業。美國或日本的晶片製造商把晶片的封裝外移時，南韓已是重要的地點。此外，美國政府曾資助1966年成立的韓國科學技術院，而且有愈來愈多的韓國人從美國的名校畢業，或在韓國接受留美教授的指導。然而，即使有熟練的勞力，一家公司想從基本的封裝直接躍升到先進的晶片製造並不容易。三星之前曾涉足簡單的半導體事業，但難以獲利或發展出先進技術。然而，1980年代初期，李秉喆察覺環境變了。1980年代，矽谷與日本之間激烈的DRAM競爭提供了一個契機。與此同時，南韓政府也把半導體列為優先產業。正在思索三星的未來的李秉喆，於1982年的春天前往加州，參觀了惠普的設施，他對惠普的技術驚歎不已。如果惠普能夠從帕羅奧圖的小車庫發展成科技巨擘，像三星這樣賣魚乾與蔬菜的商店肯定也能做到。惠普的一名員工告訴他：「這一切要歸功於半導體。」李秉喆也參觀了IBM的一家電腦廠，他很訝異自己被允許在廠內拍照。他對那位帶他參觀工廠的IBM員工說：「你們工廠裡肯定有很多祕密。」那位員工信心十足地回應：「光看是無法複製那些祕密的。」不過，複製矽谷的成功，正是李秉喆打算做的事。那樣做需要數百萬美元的資本支出，而且不保證奏效。即使對李秉喆來說也是一場豪賭。他猶豫了好幾個月。萬一失敗，很可能會拖垮他的整個商業帝國。不過，南韓政府表示願意提供金援，政府曾經承諾投資4億美元來發展南韓的半導體業。而且南韓的銀行也會依循政府的指示，再提供數百萬美元的貸款。因此，南韓的科技公司就像日本一樣，不是從車庫中誕生的，而是從那些能夠獲得廉價的銀行貸款及政府支持的大型財團中誕生的。1983年2月，李秉喆度過緊張、無眠的一晚之後，打電話告訴三星電子部門的負責人：「三星將生產半導體。」他表示，他要把公司的未來押在半導體上，並準備投入至少1億美元。李秉喆是個精明的企業家，南韓政府也堅定地支持他。然而，如果沒有矽谷的支援，三星在晶片上的豪賭不可能奏效。矽谷認為，想要因應來自日本的記憶體晶片競爭，最好的方法是在南韓找到一個更便宜的來源，同時讓美國的研發專注在價值更高的產品上，而不是已經大宗商品化的DRAM。因此，美國的晶片製造商把韓國的後起之秀視為潛在的合作夥伴。諾伊斯告訴葛洛夫，「有韓國人在身邊」，日本「不惜一切代價的傾銷」策略就無法壟斷全球的DRAM生產，因為韓國人會把價格壓得比日本廠商還低。諾伊斯預測，結果將對日本的晶片製造商造成「致命」的影響。因此，英特爾為韓國DRAM廠商的崛起歡呼。1980年代，包括英特爾在內的幾家矽谷公司與三星簽約，成立合資企業，銷售三星代工的晶片。他們打的如意算盤是，協助韓國的晶片業，可望降低日本對矽谷的威脅。此外，韓國的成本與工資遠低於日本，因此三星等韓國公司即使製程不像日本那麼有效率，也有機會搶到市占率。美日的貿易關係緊繃也有助於韓國企業。1986年，美方揚言，日方若不停止「傾銷」，就要祭出關稅。日方因此同意限制銷往美國的晶片，並承諾不低價銷售。這讓韓國公司有機會以更高的價格出售更多的DRAM晶片。美國人本來沒有打算圖利韓國公司，但他們很樂見日本以外的國家生產他們需要的晶片。美國不僅為韓國的DRAM晶片提供了市場，也提供了技術。由於矽谷的DRAM廠商大多瀕臨倒閉，他們對於把先進技術轉移給韓國幾乎沒什麼猶豫。李秉喆提議向資金拮据的記憶體晶片公司美光取得64KDRAM設計的授權，並在過程中與其創辦人沃德．帕金森成為朋友。當時沃德亟需資金，熱切地答應授權，即使那意味著三星會學到他們的許多製程。沃德回憶道：「不管我們做什麼，三星都照著做。」他認為，三星提供的現金挹注對於美光的生存「雖不是關鍵，但很接近了」。摩爾等業界領袖擔心，有些晶片公司可能已經窮途末路，不惜「放棄愈來愈有價值的技術」。然而，當生產記憶體晶片的美國公司大多瀕臨破產時，其實很難證明DRAM技術特別有價值。矽谷的公司大多很樂於與南韓公司合作，讓他們削價與日本對手競爭，幫南韓變成全球一大記憶體晶片的製造中心。背後的邏輯很簡單，誠如AMD創辦人桑德斯所說的：「我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1 三星意思是「三顆星」，在韓國「三」代表大、多、強；「星」永遠閃耀著光芒，代表明亮、永恆與不滅，李秉喆的願景是讓公司「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強大而永恆」。

24 「這就是未來」

美國的晶片業受到日本的DRAM衝擊後還能夠重生，要歸功於葛洛夫的偏執、桑德斯的奮起抗爭，以及辛普洛的草根競爭力。矽谷那種由男性賀爾蒙與股票選擇權推動的競爭，往往不像教科書所描述的無聊經濟學，而更像是達爾文式的競爭，講求適者生存，優勝劣汰。許多公司倒閉，嚴重虧損，遣散了數萬名員工。英特爾、美光等公司之所以倖存下來，主要不是因為它們的工程技能（雖然這也很重要），而是因為它們能夠善用技術天賦，在競爭激烈、無情的產業中賺錢。然而，矽谷的重生不單只是一個英勇企業家與顛覆創新的故事。在這些新產業巨擘崛起的同時，一批新的科學家與工程師也正在大幅推進晶片的製造，並以革新的方法運用處理力，其中有許多發展是與政府互相協調推動的。這些官方助力通常不是來自國會或總統的強勢推動，而是來自像DARPA這種靈活的小組織。這些組織獲得授權，可以大舉押注在未來技術上，並打造出那些賭注所需的教育與研發基礎設施。日本以高品質、低成本的DRAM晶片橫掃市場，並不是矽谷在1980年代面臨的唯一問題。摩爾定律預測，每個晶片上的電晶體數量將呈指數成長，但這個夢想變得愈來愈難實現。1970年代末期，許多積體電路都是以相同的流程設計：英特爾的費德里科．法金（FedericoFaggin）用來生產第一個微處理器的流程。1971年，法金花了半年的時間，以當時英特爾最先進的工具——直尺與彩色鉛筆——伏案畫設計圖。接著，他用小折刀把這個設計切成紅色薄膜。然後用一台特殊相機，把紅色薄膜上雕刻的圖案投射到光罩上。光罩是一塊外面覆著一層鉻的玻璃板，完美地複製了紅色薄膜的圖案。最後再讓光罩曝光，並以一組透鏡把縮小版的圖案投射在矽片上。經過幾個月的繪圖與雕刻，法金創造了一個晶片。問題是，鉛筆與鑷子雖然足夠應付一個有上千個元件的積體電路，但是對一個有上百萬個電晶體的晶片來說，則需要更複雜的東西。留著山羊鬍的物理學家卡弗．米德正為了這個難題傷透腦筋。米德是摩爾的朋友，有人介紹他認識全錄（Xerox）帕羅奧圖研究中心（PaloAltoResearchCenter，簡稱PARC）的電腦架構師琳．康維（LynnConway）。當時，PARC才剛發明了附帶滑鼠與鍵盤的個人電腦概念。康維是傑出的電腦科學家，但跟她交談過的人都會發現，她腦中充滿了多元領域的知識，從天文學到人類學，再到歷史哲學，可說是包羅萬象。她解釋，1968年她因動了變性手術而被IBM解雇，在1973年以「隱姓埋名」的方式加入全錄。她很驚訝地發現，矽谷的晶片製造商比較像藝術家，而不是工程師。晶片製造者是以高科技的工具搭配簡單的鑷子，在每一塊矽片上製造出極其複雜的圖案，但他們的設計方法竟然像中世紀的工匠那樣。每家公司的晶圓廠都有一套冗長、複雜的專利指令，說明晶片要在該廠生產所必須遵守的設計規則。身為電腦架構師，康維受過的訓練是以任何電腦程式都適用的標準化指令來思考。她覺得晶片製造業的設計方法出奇地落伍。康維意識到，米德預言的數位革命，需要演算嚴密性才有可能實現。一位共同的朋友介紹她與米德認識後，他們開始討論如何把晶片設計標準化。他們想，為什麼不能用程式設計來開發一種可以設計電路的機器呢？米德說：「一旦你能寫一個程式來做某件事，就不需要任何人的工具組了，你可以自己編寫。」康維與米德最終開發出一套數學的「設計規則」，為自動化晶片設計奠定了基礎。設計師採用康維與米德的方法，就不必畫出每個電晶體的位置，而是從他們的技術所促成的「可互換元件庫」抓出來繪圖。米德喜歡把自己想像成約翰尼斯．古騰堡（JohannesGutenberg），古騰堡把圖書生產加以機械化，讓作家可以專注於寫作，讓印刷商可以專注於印刷。不久，麻省理工學院就邀請康維去開課，傳授這種晶片設計方法。她的每個學生都設計了自己的晶片，接著把設計送到晶圓廠製造。六週後，從未踏進晶圓廠的學生，就可以從郵件收到運作正常的晶片。古騰堡時刻來臨了！沒有人比國防部對這場「米德—康維革命」（Mead-ConwayRevolution）更感興趣了。國防部的國防先進研究專案局（DARPA）資助了一項計畫，讓大學的研究人員把晶片設計送到先進的晶圓廠生產。雖然DARPA以資助未來武器系統著稱，但他們在半導體方面同樣致力打造教育基礎設施，要讓美國培養出足夠的晶片設計師。DARPA也幫大學取得先進的電腦，並邀請產官學者來開研討會，讓大家一邊享用美酒、一邊討論研究問題。DARPA認為，幫助企業與教授延續摩爾定律，是維持美國軍事優勢的關鍵。晶片業也資助大學研究晶片設計技術，成立了半導體研究機構（SemiconductorResearchCorporation，簡稱SRC），向卡耐基梅隆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大學發放研究補助金。1980年代，來自這兩所大學的學生與教職員創立了多家新創企業，形成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產業：半導體設計的軟體工具。如今，每家晶片公司都使用三家晶片設計軟體公司的工具，而這三家公司都是由DARPA與SRC資助的研究課程所培養出來的校友創立的。DARPA也支持研究人員探索第二組挑戰：為晶片日益增強的處理力尋找新的用途。無線通訊專家厄文．雅各布（IrwinJacobs）就是其中一位研究人員。雅各布生於麻州的餐廳世家。在愛上電機工程學以前，他原本打算跟隨父母的腳步進入餐飲業。1950年代，他一直在摸索真空管與IBM計算器。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碩士期間，雅各布研究了天線與電磁理論，決定把研究重點放在資訊理論上——研究如何儲存與交流資訊。無線電已無線傳輸數十年了，無線通訊的需求愈來愈大，但頻譜空間有限。如果你想要一個99.5FM的廣播電台，你必須確保99.7FM沒有廣播電台，否則干擾會讓人聽不清楚你的傳訊。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其他形式的無線電通訊。一段頻譜中包含的資訊愈多，這些資訊朝著無線電接收器傳送時，從建築物反彈回來的混雜訊息相互干擾所造成的錯誤空間愈小。雅各布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長期同事安德魯．維特比（AndrewViterbi）在1967年設計了一種複雜的演算法，來解碼一組在嘈雜電波中回蕩的雜亂數位訊號。科學家稱讚那是一個出色的理論，但維特比的演算法似乎很難在實務中落實。說一般的無線電可以運算複雜的演算法，那概念似乎令人難以置信。1971年，雅各布飛往佛羅里達州的聖彼德堡，參加一場有關傳播理論的學術會議。許多教授悲觀地認為，「把資料編碼成無線電波」這個學術子領域已經達到實務上的極限。無線電頻譜只能容納有限數量的訊號，超過那個極限後，訊號就無法辨識與解讀。維特比的演算法提供了一種理論上可行的方法，把更多的資料塞入相同的無線電頻譜中。但問題是，沒有人有足夠的運算力可以大規模地運用這些演算法。透過空中傳輸資料的流程似乎遇到了瓶頸。一位教授宣稱：「程式編碼已死。」雅各布完全不認同這種看法。他從後排站起來，高舉一塊晶片說：「這就是未來。」雅各布發現，晶片的進步速度極快，很快就能在同一個頻譜空間中編碼無數倍的資料。由於每塊晶片上的電晶體數量是呈指數級成長，透過某道無線電頻譜發送的資料量也將飛速成長。雅各布、維特比與幾位同事創立了高通無線通訊公司（Qualcomm，縮寫自qualitycommunications）。他們認為，隨著微處理器變得愈來愈強大，不久就可以把更多的訊號塞入現有的頻譜頻寬中。最初，雅各布獲得DARPA與NASA的合約，建造太空通訊系統。1980年代末期，高通把業務多元化，跨入民用市場，為卡車運輸業推出衛星通訊系統。但即使在1990年代初期，使用晶片透過空中發送大量資料似乎仍是小眾事業。對於像雅各布這種教授出身的企業家來說，DARPA的資金與國防部的合約對於維持他的新創企業營運非常重要。但只有部分的政府專案真的發揮了效用，例如，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Sematech）試圖拯救美國微影成像業的領導業者，就是不幸的失敗。面對瀕臨倒閉的公司，政府提供再多的幫助也沒有用。政府的幫助若要奏效，應該要善用美國既有的優勢，提供資金讓研究人員把聰明的概念轉化為原型產品。國會議員要是知道，DARPA這個國防機構居然宴請電腦科學的教授來討論晶片設計理論，肯定會大發雷霆。但正因為有這些資助，科學家縮小了電晶體，發現了半導體的新用途，促使新客戶購買半導體，並為下一代更小的電晶體提供了資金。在半導體設計方面，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創新生態系統比美國更好。到了1980年代末期，容納上百萬個電晶體的晶片已經出現了：英特爾發布486微處理器，一塊微小的矽晶片上就容納了120萬個微型開關——這在1970年代康維剛抵達矽谷時是無法想像的。

25 蘇聯KGB技術局

弗拉迪米爾．維特洛夫（VladimirVetrov）是蘇聯KGB間諜，但他的人生比較像契訶夫（Chekhov）筆下的故事，而不是007龐德電影。他在蘇聯情報機構KGB的工作很官僚，他的情婦不是超級名模，妻子對他的愛還不如家裡的西施犬。到了1970年代末期，維特洛夫的職涯與人生都走進了死胡同。他厭惡辦公室的工作，也受夠了被老闆忽視。他也對於妻子與他的朋友搞婚外情感到憤恨。為了散心，他躲到莫斯科北部一個村莊的木屋裡，那裡非常原始，連電都沒有。他不躲到那裡的話，會乾脆待在莫斯科喝個爛醉。維特洛夫的生活並不是一直都那麼枯燥乏味。1960年代初期，他獲得一份派駐巴黎的優渥工作，在那裡擔任「外貿官員」，任務是依照蕭金部長的「抄襲」策略，從法國的高科技業收集機密。1963年，蘇聯為科學家建立微電子城澤列諾格勒那年，KGB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技術局（DirectorateT，T是teknologia〔技術〕的縮寫）。美國中情局的一份報告警告，KGB技術局的任務是「取得西方的設備與技術，並提升其生產積體電路的能力」。1980年代初期，據報導，KGB雇用了約1000人去竊取外國技術。其中約300人派駐海外工作，其餘大多是在KGB位於莫斯科盧比揚卡廣場（LubyankaSquare）的那棟宏偉總部的八樓，下面的樓層在史達林時代曾是監獄與刑訊室。蘇聯的其他情報單位，例如軍方的GRU，也有專注於竊取技術的間諜。據報導，蘇聯在舊金山的領事館有一個60名特務所組成的團隊，專門鎖定矽谷的科技公司。他們直接竊取晶片，或是從黑市購買竊賊供應的晶片。例如，1982年在加州被捕的「獨眼傑克」（OneEyedJack）就是竊賊之一，他被控從英特爾的工廠竊取晶片，並把晶片藏在皮夾克中帶出。蘇聯間諜也會勒索那些可取得先進技術的西方人。至少一位住在莫斯科的英國電腦公司的員工，從他居住的高樓窗口「墜落」身亡。在蘇聯的半導體業，間諜活動持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982年的秋天，一群羅德島的漁民在北大西洋海域打撈出一個奇怪的金屬浮標。他們沒料到魚獲中會出現先進晶片。然而，那個神祕的浮標被送到軍事實驗室後，研究人員發現那是蘇聯的監聽設備，裡面採用的晶片完美複製了德儀的5400系列半導體。此外，英特爾把微處理器商業化以後，蕭金部長乾脆關閉了一個試圖生產類似設備的蘇聯研究機構，直接抄襲美國的微處理器。然而，「抄襲」策略並不像蘇聯那個監聽浮標所示的那麼成功。竊取幾個英特爾最新晶片的樣品很容易，甚至把整批積體電路運到蘇聯也不難（通常是透過設在中立的奧地利或瑞士的空殼公司）。然而，美國的反間諜活動偶爾會揭穿蘇聯在第三國活動的特務，所以這向來不是一個可靠的供應來源。除非晶片能在蘇聯量產，否則竊取晶片設計對蘇聯來說沒有多大的幫助。在冷戰初期，量產很難做到，到了1980年代，量產更是幾乎不可能。隨著矽谷把愈來愈多的電晶體塞入矽晶片，製造晶片變得愈來愈困難。KGB以為那些竊取行動為蘇聯的半導體廠商提供了非凡的機密，但取得新晶片的樣本並不保證蘇聯的工程師就能生產出來。KGB也開始偷竊半導體的製造設備。美國中情局宣稱，蘇聯已經掌握了半導體製程的幾乎每個面向，包括900台準備半導體材料的西方機器；800台微影成像與蝕刻機；300台摻雜、封裝、測試晶片的機器。然而，工廠需要全套設備，而且機器故障時也需要備件。有時，外國機器的備件可在蘇聯生產，但這也帶來更多的無效率與新的缺陷。竊取與抄襲的策略始終運作得不夠好，不足以讓蘇聯軍方的領導人相信他們有穩定供給的優質晶片，因此他們儘量減少在軍事系統中使用電子產品與電腦。西方花了很久的時間才意識到蘇聯竊取的規模有多大。1965年，KGB剛派維特洛夫去巴黎時，幾乎沒有人知道技術局的存在。維特洛夫與同事常以蘇聯外貿部官員的身分從事臥底工作。蘇聯特務造訪外國的研究實驗室，結識企業高管，並試圖竊取外國產業的祕密時，看起來就像外貿官員從事日常工作一樣。要不是維特洛夫搬回莫斯科後，決定為原本枯燥的生活增添一些詭譎色彩，技術局的運作可能依然是國家機密。1980年代初期，維特洛夫的職涯停滯不前，婚姻破裂，生活分崩離析。他雖然是像007一樣的間諜，但伏案的工作比龐德多，喝的馬丁尼比龐德少。他決定寄一張明信片給一位巴黎的熟識，為生活增添點樂趣。據他所知，那位熟識與法國的情報機構有聯繫。不久，維特洛夫就把幾十份有關技術局的文件交給身在莫斯科的法國間諜聯絡人。法國情報單位為他取的代號是「再會」（Farewell）。總計他似乎提供了數千頁KGB的文件，一個專門竊取西方產業機密的龐大官僚機構就這樣曝光了。這個官僚機構有一個關鍵的優先要務：「先進的微處理器」。蘇聯不僅在這方面缺乏熟練的工程師，也缺乏設計先進處理器所需的軟體，以及生產處理器所需的設備。西方間諜這下子才驚覺，蘇聯竊取的資料量有多龐大。維特洛夫從會見法國特務的例常活動中，找到了新的樂趣，但他並沒有因此獲得成就感。法國人送他國外寄來的禮物，讓他去討情婦歡心，但維特洛夫真正想要的是妻子的愛。他的幻想變得愈來愈嚴重。1982年2月22日，維特洛夫告訴兒子自己打算與情婦斷絕關係後，把車子停靠在莫斯科的環城公路邊，在車內捅了情婦好幾刀。他被警方逮捕後，KGB才意識到他背叛了國家，把技術局的機密洩露給西方情報機構。法國迅速與美國及其他盟國的情報機構分享了維特洛夫的相關資訊。雷根政府為此發起了外流行動（OperationExodus），加強對先進技術的海關檢查。到1985年，該計畫已查獲了價值約6億美元的商品，並逮捕了約1000人。在半導體方面，雷根政府宣稱，已經阻止「美國技術大量外流到蘇聯」，但那番說法可能誇大了更嚴格管制的影響。蘇聯的「抄襲」策略其實對美國有利，因為那確保了蘇聯的技術持續落後美國。1985年，美國中情局仔細研究了蘇聯的微處理器，發現蘇聯生產的晶片完美複製了英特爾與摩托羅拉的晶片，他們的技術總是落後美國五年。

26 抵銷策略的影響

蘇聯元帥尼古拉．奧加可夫（NikolaiOgarkov）預測，「遠距、高度精準、終端導引戰鬥系統，無人機，以及全新的電子控制系統」，將把一般炸藥轉變成「大規模毀滅性武器」。1977年到1984年，奧加可夫擔任蘇聯軍隊的總參謀長。他在西方最出名的事蹟，是在1983年蘇聯意外擊落一架來自南韓的民航客機後，領導媒體攻勢。他非但沒認錯，還譴責那架飛機的機長是在執行「深思熟慮、計畫縝密的情報任務」，並宣稱那架客機遭到擊落是「自找的」。這種說法不太可能讓奧加可夫在西方獲得任何朋友，但他可能也覺得無所謂，畢竟他的人生目標是準備與美國開戰。在冷戰初期的關鍵技術研發競賽中，蘇聯一直與美國並駕齊驅，建造了強大的火箭與龐大的核武儲備。如今電腦運算力取代了火力。說到支撐這種新軍力的矽晶片，蘇聯已遠遠落後。1980年代流行的一個蘇聯笑話是這樣說的，一位蘇聯官員自豪地宣布：「同志，我們打造出全球最大的微處理器了！」以坦克或軍隊數量等傳統指標來看，1980年代初期的蘇聯享有明顯的優勢，但奧加可夫有不同的看法：質比量更重要。他非常注意美國的精準打擊武器所帶來的威脅。奧加可夫對任何願意傾聽的人說，結合更好的監視與通訊工具，精準打擊數百英里、甚至數千英里外目標的能力，正帶來一場「軍事技術革命」。在越南上空，真空管導引的麻雀飛彈錯失九成目標的日子早已不復見。蘇聯的坦克數量遠比美國多，但奧加可夫意識到，與美國戰鬥時，他的坦克很快就會變得遠比美國脆弱。裴瑞的「抵銷戰略」奏效了，而蘇聯無法回應。它缺乏美國與日本晶片製造商所生產的微電子與運算力。澤列諾格勒與其他的蘇聯晶片製造廠都跟不上。裴瑞鼓吹國防部接受摩爾定律，蘇聯的晶片製造業卻因能力匱乏，而要求該國的武器設計師盡可能少用複雜的電子設備。在1960年代，這是可行的方法，但是到了1980年代，這種不願跟上微電子進步的做法，使蘇聯的系統將維持在「智障」狀態，但美國的武器正朝著「智慧化」發展。1960年代初期，美國在義勇兵二型導彈上安裝了一台由德儀晶片啟動的導引電腦，但蘇聯直到1971年才測試第一個內建積體電路的飛彈導引電腦。由於習慣了劣質的微電子產品，蘇聯導彈的設計者精心設計出變通辦法。他們連輸入導引電腦的數學運算也比較簡單，以便盡量減少導引電腦承受的壓力。蘇聯的彈道飛彈通常是根據特定的飛行路線飛向目標，萬一飛彈偏離預先設定的路線，導引電腦會調整飛彈，使它回歸預定的路線。相反的，1980年代的美國飛彈是自行運算出到達目標的路徑。1980年代中期，據公開的估計，美國新型MX飛彈落在離目標364英尺（約110米）範圍內的機率是50％。根據一位前蘇聯國防官員的估計，與新型MX飛彈大致相當的蘇聯飛彈SS-25，平均落點離目標是在1200英尺內（約366米）。在冷戰時期軍事規劃者的嚴格標準下，這種幾百英尺的差距非常重要。要摧毀一座城市很容易，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想擁有摧毀對方核武庫的能力。即使是核彈頭，也需要有不錯的直接命中率，才能破壞堅固的飛彈發射室。只要有足夠的直接命中率，一方就有可能在先制打擊（firststrike）中削弱對方的核武力。最悲觀的蘇聯估計顯示，如果美國在1980年代發動核武先制打擊，它可以摧毀98％的蘇聯洲際彈道飛彈（ICBM）。蘇聯沒有任何犯錯的餘地。蘇聯軍方還有另兩個可對美國發動核武攻擊的系統：遠程轟炸機與飛彈潛艦。一般普遍認為，轟炸機隊是最弱的運載系統，因為它們起飛不久就很容易被雷達偵測到，並在發射核武之前遭到擊落。相較之下，美國的核飛彈潛艇幾乎偵測不到，因此可說是所向無敵。蘇聯潛艇的安全性較低，因為美國正學習運用運算力，使潛艇偵測系統變得更加精準。尋找一艘潛艇的挑戰，在於瞭解聲波的雜音。聲音從海底以不同的角度反彈，並在水中以不同的角度折射，端看水溫或魚群的存在而定。1980年代初期，美國公開承認它把潛艇感測器插入IlliacIV超級電腦——那是最強大的超級電腦之一，也是第一個使用記憶體晶片的超級電腦，是快捷半導體製造的。IlliacIV超級電腦與其他的處理中心透過衛星，連上船艦、飛機、直升機上的許多感測器，就能追蹤蘇聯潛艇。所以蘇聯潛艇很容易被美方偵測到。奧加可夫計算數字後推論，美國在導彈精準度、反潛作戰、監視，以及指揮與控制方面都享有半導體優勢，那項優勢可讓美國發動的先發突襲威脅到蘇聯核武庫的存續。核武應當是最終的保險措施，但誠如一位將軍所說的，蘇聯軍隊現在感到「在戰略武器方面明顯落後」。蘇聯軍方的領導人也擔心爆發常規戰爭。軍事分析家以前認為，蘇聯在坦克與軍隊數量上的優勢，讓它在常規戰爭中享有明確的優勢。然而，首次在越南上空使用的鋪路雷射導引炸彈，已經搭配了一套新的導引系統。戰斧巡弋飛彈可以深入蘇聯的領土。蘇聯的國防規劃者擔心，美國的常規武裝巡弋飛彈與隱密轟炸機可能會使蘇聯無法指揮與控制其核武。這個挑戰直接威脅到蘇聯的生存。蘇聯希望重振其微電子業，但不知道該怎麼做。1987年，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造訪澤列諾格勒，並呼籲該市的工作要有更多的紀律。紀律是矽谷成功的一部分，從斯波克對生產力的執著以及葛洛夫的偏執即可見一斑。然而，光靠紀律並無法解決蘇聯的基本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政治干預。1980年代末期，奧索金被里加的半導體廠解雇。起因是KGB曾要求他開除幾名員工，其中一人寄信給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名女子，另一人拒絕擔任KGB的線民，第三人是猶太人。當奧索金拒絕懲罰這些工人的「罪行」時，KGB開除了他，並試圖解雇他的妻子。在正常情況下，設計晶片已經夠難了。一邊設計晶片，還要一邊對抗KGB，更是不可能。第二個問題是對軍事客戶的過度依賴。美國、歐洲、日本有蓬勃的消費市場推動了晶片需求。民用半導體市場幫忙資助了半導體供應鏈的專業分工，創造出有各種專業的公司，從超純矽晶圓到微影成像設備中的先進光學技術，都有專業的公司。蘇聯幾乎沒有消費市場，所以它生產的晶片只有西方產量的一小部分。一位蘇聯的消息人士估計，光是日本在微電子方面的資本投資就是蘇聯的八倍。最後一個挑戰是，蘇聯缺乏國際供應鏈。矽谷藉由與美國的冷戰盟友合作，打造出一種超有效率的全球化分工。日本引領了記憶體晶片的生產，美國生產較多的微處理器，日本的Nikon與Canon以及荷蘭的ASML瓜分了微影成像設備市場。東南亞的工人包辦了大部分的最後組裝。美國、日本、歐洲的公司在這種分工中爭奪地位，但它們都因為能夠把研發成本分攤到一個遠比蘇聯還大的半導體市場上而受益。蘇聯只有幾個盟友，而且盟友大多沒什麼幫助。以蘇聯主導的東德為例，其晶片業的先進程度堪比澤列諾格勒。1980年代中期，東德憑著精密製造的悠久傳統，以及耶拿市（Jena）的蔡司公司所生產的世界先進光學元件，為了重振其半導體業而放手一搏。1980年代末期，東德的晶片產量迅速成長，但該產業只能生產先進度不如日本的記憶體晶片，而且價格還是日本的十倍。先進的西方製造設備依然難以取得，而且東德也沒有矽谷企業在亞洲各地雇用的廉價勞力。蘇聯振興其晶片製造商的努力徹底失敗了。即使有大規模的間諜活動，又把大量資金挹注在澤列諾格勒那樣的研究設施中，蘇聯與其社會主義的盟友依然趕不上西方。就在蘇聯回應裴瑞的「抵銷」策略開始平息下來之際，世界在波斯灣戰場上赫然瞥見了戰爭的未來。

27 戰爭英雄

1991年1月17日的清晨，第一批美國F-117隱密轟炸機從沙烏地阿拉伯的空軍基地起飛，黑色的機身迅速隱匿在黑暗的沙漠空中，目標是巴格達。自越戰以來，美國還沒打過大規模的戰爭，但現在美軍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北部邊境部署了數十萬人及數萬輛坦克，等候高層發出衝鋒向前的命令。數十艘海軍艦艇在近海部署，艦上的火炮與飛彈炮台瞄準了伊拉克。領導這次進攻的美國將軍諾曼．史瓦茲柯夫（NormanSchwarzkopf）曾是訓練有素的步兵，在越南服役兩次。這次，他依賴距外武器（stand-offweapons）來發動先制打擊。位於巴格達拉希德街（RashidStreet）的12層高電話局大樓，是美方認為唯一有足夠的重要性，值得派出兩架F-117戰機去攻擊的目標。史瓦茲柯夫將軍的作戰計畫是摧毀那棟大樓，破壞伊拉克的部分通訊基礎設施。這兩架飛機鎖定了轟炸目標，發射2000磅的鋪路雷射導引炸彈。飛彈貫穿了那棟建築，大樓起火燃燒。突然間，CNN駐巴格達記者的電視訊號消失了。史瓦茲柯夫派出的飛官命中目標。幾乎同時，從近海的海軍艦艇上發射的116枚戰斧巡弋飛彈，擊中了巴格達內部及周圍的目標。波斯灣戰爭就此開打。美軍第一批空襲的目標包括一座通訊塔、一個軍事指揮所、空軍總部、發電廠，以及海珊的度假行館。目的是讓伊拉克迅速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態，切斷他們的通訊，限制他們追蹤戰況或與部隊溝通的能力。不久，伊拉克的軍隊就開始混亂地撤退。CNN播放了數百枚炸彈與飛彈襲擊伊拉克坦克的影片。戰爭看起來像電玩影像，但在德州觀察這一切的沃德知道，這種充滿未來感的前衛技術其實可追溯到越戰。擊中巴格達電話局的鋪路雷射導引炸彈所使用的基本系統設計，與1972年摧毀頷龍橋的第一代鋪路雷射導引炸彈相同。那是以幾個電晶體、一個雷射感測器，以及綁在老式「智障型」炸彈上的一對尾翼製成的。到了1991年，德儀已多次更新鋪路雷射導引炸彈，每次新版都以更先進的電子設備取代原有的電路，減少元件數量，提高可靠性，並增添新功能。波斯灣戰爭開打時，鋪路雷射導引炸彈已成為軍方的首選武器，原因與整個電腦業普遍採用英特爾的微處理器相同：大家都懂這種炸彈，易於使用，成本較划算。鋪路雷射導引炸彈一直很便宜，但在1970年代與80年代期間又變得更便宜了。由於成本低，每個飛行員在訓練演習中都投過鋪路雷射導引炸彈。此外，這種炸彈也有多種用途。目標不需要事先選定，可以在戰場上選擇。而且，擊中率幾乎和電視上看到的一樣好。空軍戰後做的研究發現，非精準打擊軍火的命中率，遠低於飛行員宣稱的命中率；而像鋪路雷射導引炸彈這種精準打擊軍火的命中率，其實比宣稱的命中率還高。相較於無導引炸彈的同類飛機，使用雷射導引來投擲炸彈的飛機，擊中目標的機率是13倍。事實證明，空軍戰力是美軍在波斯灣戰爭中勝出的決定性因素，不僅摧毀了伊拉克軍隊，也把美國的傷亡降到最低。沃德因發明鋪路雷射導引炸彈，改進其電子設備，以及降低其成本（如他最初承諾那樣，不會比一輛老車還貴），而榮獲獎項。美國軍方以外的人過了幾十年才意識到，鋪路雷射導引炸彈與其他類似的武器是如何改變戰爭的。但用過這些炸彈的飛行員都知道，這種炸彈有多大的變革意義。一名空軍軍官在國防部的頒獎典禮上告訴沃德：「約有一萬名美國人因你發明的這些炸彈而免於喪命。」先進的微電子技術與炸彈上增添的尾翼，徹底改變了軍力的性質。裴瑞目睹波斯灣戰爭開打時，他知道雷射導引炸彈只是積體電路徹底改變的數十種軍事系統之一。它們讓系統提供更好的監視、通訊與運算力。波斯灣戰爭可說是裴瑞的「抵銷戰略」的第一次重大考驗。那個戰略是越戰之後設計出來的，但從未在大規模的戰役中部署過。在越戰之後的那幾年，美國軍方仍持續討論軍方的新能力，但許多人沒把那些能力當一回事。指揮越戰的魏摩蘭將軍等軍事領導人承諾，未來的戰場是自動化的。然而，儘管美國相對於北越有普遍的技術優勢，美軍在越戰中依然慘敗收場。既然如此，那為什麼後來更強大的運算力會改變局勢呢？1980年代，除了針對利比亞、格瑞那達等三流對手展開幾次小規模的行動以外，美軍基本上都待在軍營裡。沒有人確切知道國防部的先進設備在真正的戰場上會有什麼表現。精準打擊武器摧毀伊拉克的建築物、坦克、機場的影片，讓人無法否認一件事：戰爭的性質正在改變。即便是以前在越戰中錯失多數目標的真空管型響尾蛇空對空飛彈（Sidewinderair-to-airmissiles），現在也升級改採更強大的半導體導引系統。它們在波斯灣戰爭中的擊中率是越戰的6倍。裴瑞在1970年代末期鼓吹國防部開發的新技術，效果甚至超出他自己的預期。伊拉克的軍隊配備了蘇聯的國防業所生產的一些最佳裝備，但是面對美國的攻擊時完全束手無策。裴瑞宣稱：「高科技奏效了。」一位軍事分析家向媒體解釋：「這是靠資訊化的武器取勝，而不是靠軍火數量取勝。」《紐約時報》的新聞標題寫道：「這是矽對鋼的勝利」。另一篇報導的標題寫道：「電腦晶片或成戰爭英雄」。蘇聯也感受到鋪路雷射導引炸彈與戰斧巡弋飛彈的爆炸威力，他們的感受跟巴格達現場的感受一樣強烈。一位蘇聯的軍事分析家宣稱，這場戰爭是「技術行動」。另一位軍事分析家指出，這是「一場有關無線電波的戰爭」。而戰爭的結果果然不出奧加可夫所料——伊拉克輕易被擊敗。蘇聯的國防部長德米特里．亞佐夫（DmitriYazov）坦承，波斯灣戰爭讓蘇聯開始擔心自己的防空能力。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元帥（SergeyAkhromeyev）原本預測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衝突，但伊拉克的迅速投降證明他的預測有誤，讓他相當尷尬。CNN的影片顯示，美國的炸彈在空中自動導引，擊穿伊拉克建築物的牆壁，證明了奧加可夫對戰爭未來的預測。

28 「冷戰結束，你們贏了」

1980年代，索尼的盛田昭夫忙著跑遍世界各地，與季辛吉共進晚餐，在奧古斯塔高爾夫球俱樂部打球，與三邊委員會*1（TrilateralCommission）等組織裡的全球精英密切交流。在全球舞台上，大家把他視為商業先知，以及日本這個正在崛起的世界經濟強國代表。盛田昭夫覺得「日本第一」是一個很容易相信的概念，因為他正身歷其境。拜索尼的隨身聽及其他的消費電子品所賜，日本蓬勃發展，盛田昭夫也成了富豪。接著，1990年，危機來襲。日本的金融市場崩盤了，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不久，東京股市的交易價格暴跌至1990年的一半，東京的房地產跌得更厲害，日本的經濟奇跡似乎戛然而止。與此同時，美國在商業與戰爭方面都在復興。短短幾年內，「日本第一」的概念似乎不再精確。日本經濟低迷的研究案例，是曾被譽為日本工業實力典範的半導體業。當時69歲的盛田昭夫眼睜睜地看著日本的財富與索尼的股價下滑。他知道日本這個國家的問題比其金融市場更為嚴重。在那之前的十年裡，盛田昭夫一直告誡美國人，他們需要提高產品的品質，而不是把焦點放在金融市場的「金錢遊戲」上。然而，隨著日本股市的崩盤，該國自詡的長期思維看起來也不再那麼有遠見了。日本表面上的主導地位，是建立在政府支持的過度投資上，但這種基礎是不可能長久延續下去的。廉價資金讓半導體業者可以持續興建新廠，但也導致廠商比較少考慮獲利，只在乎產出。即使美光與南韓三星等成本較低的廠商削價競爭，日本最大的半導體公司仍在DRAM生產上加倍下注。日本媒體也意識到半導體業有過度投資的問題，報紙標題警告「不計後果的投資競爭」及「他們停不了的投資」。日本記憶體晶片廠的執行長明知新廠沒有盈利，卻依然不斷興建新廠。日立的一位高管坦言：「如果你開始擔心」過度投資，「晚上就睡不著覺了」。只要銀行繼續放貸，執行長繼續花錢建廠比承認他們找不到獲利方法來得容易。1980年代，美國資本市場的利率很高，不像是一種優勢，但這種失去融資的風險幫美國公司時時提高警覺。日本的DRAM廠商如果也有葛洛夫那種偏執心態，或像辛普洛那樣瞭解大宗商品市場的波動，應該會受益良多。但他們都把資金傾注在同一市場中，這導致業者幾乎都賺不到大錢。索尼在日本半導體業中是獨特的，它從來沒有重押在DRAM上，而是開發出創新的新產品，例如影像感測器的專門晶片。光子撞擊矽時，這些晶片會產生與光強度有關的電荷，讓晶片把影像轉換成數位資料。因此，索尼在引領數位相機革命方面處於有利的地位，該公司的影像感測晶片如今依然是世界一流的。即便如此，索尼並未削減虧損部門的投資，所以1980年代初期的獲利能力開始大幅下滑。日本的大型DRAM廠商大多沒有善用它們在1980年代的影響力來推動創新。1981年，在DRAM巨擘東芝，中階工廠管理者舛岡富士雄開發出一種新型的記憶體晶片。這種晶片與DRAM不同，即使在斷電後仍可持續「記憶」資料。東芝忽視了這項發現，所以是英特爾把這種新型的記憶體晶片推向市場，這種晶片通常稱為「快閃記憶體」或NAND。不過，日本晶片公司犯的最大錯誤，是錯過了個人電腦的崛起。日本沒有一家晶片巨擘能模仿英特爾轉型生產微處理器，或掌握個人電腦的生態系統。只有NEC一家日本公司真的嘗試過，但它在微處理器市場上只獲得極小的市占率。對葛洛夫與英特爾來說，從微處理器獲利是攸關生死存亡的大事。日本的DRAM公司因為擁有龐大的市占率又沒什麼資金限制，而一直忽視微處理器的市場，直到為時已晚。因此，個人電腦革命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國晶片公司。日本股市崩盤時，日本在半導體業的主導地位已經受到侵蝕。1993年，美國重新奪回半導體出貨量的冠軍寶座。1998年，南韓企業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DRAM廠商，日本的市占率則從1980年代末期的90％，降到1998年的20％。日本在半導體領域的雄心，支撐了該國不斷坐大的全球地位意識，但這個基礎如今看來相當脆弱。在《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中，石原慎太郎與盛田昭夫認為，日本可以利用晶片優勢來影響美國與蘇聯。但是戰爭最終在出乎意料的波斯灣戰場上爆發時，美國的軍力令多數的觀察家感到震驚。在數位時代的第一場戰爭中，有28國派兵去波斯灣，將伊拉克的軍隊逐出科威特，但日本拒絕加入這28國的行列。相反的，日本參與的方式是為聯軍提供資金，以及支持伊拉克的鄰國。當美國的鋪路雷射導引炸彈轟炸伊拉克的坦克縱隊時，日本這種金融外交顯得軟弱無力。

*1 國際性非政府組織，非黨派的討論性團體，目的是在美洲、歐洲、日本之間建立更緊密的 合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