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喪失領導地位？

15 競爭激烈

「自從你寫了那篇報告以後，我的日子簡直1跟地獄沒兩樣！」一位晶片業務員向惠普（HP）的高層理查．安德森（RichardAnderson）抱怨。安德森是負責決定哪些晶片符合惠普嚴格標準的人。對美國整個半導體業來說，1980年代是地獄般的十年。矽谷本來以為自己高居世界科技業的頂端，但在歷經20年的快速成長之後面臨到生存危機：來自日本的激烈競爭。1980年3月25日，安德森前往華盛頓歷史悠久的五月花飯店（MayflowerHotel）參加產業大會。他登台致詞時，現場觀眾都洗耳恭聽，因為每個人都想把晶片賣給他。他任職的惠普公司在1930年代發明了矽谷新創企業的概念，當時史丹佛大學的畢業生戴夫．普克德（DavePackard）與比爾．惠利特（BillHewlett）開始在帕羅奧圖的車庫裡研發電子設備。現在，惠普已是美國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也是最大的半導體買家之一。安德森對每款晶片的評價，可以左右任何半導體公司的命運，但矽谷的業務員從來不准請他喝酒或吃大餐。他不好意思地坦承：「有時我還是會讓他們帶我出去吃午餐。」但整個矽谷都知道，幾乎每個人的最重要客戶都是由他把關。他的工作讓他對半導體業有全面的瞭解，包括每家公司的運作績效。除了英特爾、德儀等美國公司，東芝（Toshiba）、NEC等日本公司現在也製造DRAM記憶體晶片——雖然矽谷的人大多沒認真看待這些公司。美國的晶片製造商是由發明高科技的人所經營的。他們開玩笑說，日本是「咖嚓、咖嚓」國度，這是指日本工程師帶相機去晶片大會拍照，想抄襲美方概念時所發出的聲音。美國的主要晶片製造商都對日本的競爭對手提出了智慧財產權訴訟，他們視此現象為矽谷仍遙遙領先的證據。然而在惠普，安德森不單只是認真看待東芝與NEC而已，他還測試他們的晶片，而且認為他們的晶片品質遠比美國的競爭對手要好。他指出，三家日本公司中，沒有一家的晶片在最初1000小時的使用中，故障率超過0.02％。相對的，三家美國公司的最低故障率是0.09％，這表示美製晶片的故障比例是日製晶片的4.5倍。品質最差的美製晶片故障率是0.26％，是日製晶片故障率的310倍以上。既然美製DRAM晶片的效能一樣，成本一樣，但故障率卻高出許多，那大家何必買美製晶片呢？晶片不是唯一面臨優質、超高效率日本競爭對手的美國產業。在戰後的那幾年，「日本製」一直是「廉價低劣」的代名詞。但是像盛田昭夫那樣的企業家甩開了這種低價的名聲，提供媲美美國競爭對手的優質產品。盛田昭夫的電晶體收音機是第一個挑戰美國經濟霸主地位的傑出挑戰者，這個產品的熱賣鼓舞了盛田昭夫與日本企業，讓他們把目光放得更高更遠。從汽車業到鋼鐵業，美國的各行產業都面臨日本的激烈競爭。1980年代，消費電子產品已經成為日本的專長，其中又以索尼帶頭推出新的消費品，從美國的競爭對手那裡奪取了市占率。起初，日本公司靠著模仿美國競爭對手的產品，並以更高的品質與更低的價格來製造產品，藉此打敗對手。有日本人開始宣傳一種觀念：日本人擅長實踐，美國人擅長創新。一名日本記者寫道：「我們沒有諾伊斯博士或蕭克利博士。」儘管日本已經開始累積諾貝爾獎得主了。然而，知名的日本人仍持續輕描淡寫日本的科學成就，尤其是對美國觀眾講話的時候。菊池誠是索尼的研究主管，也是著名的物理學家，他曾對美國記者說，日本的天才比美國少，美國有「傑出的精英」。但菊池誠認為，美國也有「智力低於正常水準」的人所組成的「長尾」，這解釋了日本為什麼比較擅長量產。美國的晶片製造商深信，菊池誠對美國創新優勢的看法是正確的，儘管與之矛盾的資料愈來愈多。關於「日本人擅長實踐，美國人擅長創新」這種說法，最有力的反證就是菊池誠的老闆，也就是索尼的執行長盛田昭夫。盛田昭夫知道，模仿只會造就二流地位與二流利潤。他鼓勵工程師不僅要製造最好的收音機與電視，更要想像全新的產品類型。1979年，就在安德森簡報美國晶片有品質問題的幾個月前，索尼推出徹底改變音樂產業的隨身聽（Walkman），每台隨身聽都內建五個該公司5最先進的積體電路。突然間，全世界的青少年都可以把最喜歡的音樂放進口袋，啟動那台裝置的積體電路是由矽谷率先研發，但是由日本發展出來的。索尼在全球售出63.85億台隨身聽，使隨身聽成為史上最熱賣的消費性裝置之一。這可說是最純粹的創新，而且是日本製。美國曾支持日本在戰後轉型為電晶體推銷員。美國占領日本期間，把電晶體發明的知識轉移給日本的物理學家，而美國本土的政策制定者則是確保索尼等日本公司能夠輕鬆地把產品銷往美國市場。美國的目的是把日本變成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個策略的確奏效了。但現在開始有美國人反問，這個策略是不是運作得太好了。讓日本企業有能力自立自強的策略，似乎正在削弱美國的經濟與技術優勢。斯波克覺得，日本的生產力既令人著迷，也令人恐懼。斯波克以前管理奇異的生產線時，他的肖像曾被焚燬。他在加入快捷後開始踏入晶片業，後來離開快捷去接掌國家半導體公司，當時那是一家大型的記憶體晶片生產商。超高效率的日本競爭者似乎會讓他的公司經營不下去。斯波克以擅長從裝配線工人的身上榨取更多的效率著稱，但日本的生產水準遠遠超越了他的工人所能達到的程度。斯波克派遣一名工頭及一群裝配線的工人去日本幾個月，參觀當地的半導體廠。他們回加州後，斯波克把他們的經歷拍成了一支影片。他們說，日本工人「出奇地支持公司」，「工頭把公司看得比家人還重要」。日本的老闆不必擔心自己的肖像被拿去燒。斯波克說，那是一個「精彩的故事，我們所有的員工都可以看到7競爭有多激烈。」

16 與日本開戰

「我不想假裝自己是在打一場公平的架，」超微半導體（AMD）執行長傑瑞．桑德斯（JerrySanders）抱怨道，「我不是。」桑德斯很會打架，他在芝加哥的南區長大，18歲時差點在一場鬥毆中喪命。有人在垃圾桶中發現他奄奄一息，牧師還為他舉行了最後儀式，但三天後他奇跡般地從昏迷中甦醒。後來，他在快捷半導體找到銷售與行銷的工作。在諾伊斯、摩爾、葛洛夫離開快捷去創立英特爾以前曾與他們共事。桑德斯的同事大多是樸素的工程師，但他愛戴名錶，開名車。一位同事回憶道，桑德斯住南加州，每週開車到矽谷上班，因為他與妻子覺得只有貝萊爾（BelAir，洛杉磯最富裕的地區）才真正有家的感覺。1969年創立晶片公司AMD以後，接下來的30年間，他幾乎都為了智慧財產權的糾紛與英特爾纏訟不休。他對一名記者坦言：「我就是無法中途放棄搏鬥。」「晶片業是競爭極其激烈的產業，」曾領導晶片組裝外移到亞洲的高階主管斯波克回憶道，「面對競爭對手，你必須擊倒、奮戰、宰了對方。」斯波克一邊把兩個拳頭碰在一起，說明他的意思。美國晶片製造商之間彼此爭奪面子、專利與數百萬美元，往往變成私人恩怨，但整個產業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讓大家生存。日本的競爭對手卻不一樣。斯波克認為，如果日立、富士通、東芝、NEC成功了，他們會把整個產業搬到太平洋的另一邊。「我在奇異時，負責電視生產那一塊，」斯波克警告說，「你現在開車經過那家工廠，那裡還是空的……我們很清楚危機所在，絕不會讓那種事發生在我們身上。」工作、財富、功績、自尊，一切都岌岌可危。「我們是與日本開戰，」斯波克說道，「不是用槍砲彈藥，而是一場技術、生產力、品質的經濟戰。」斯波克認為矽谷的內部鬥爭是公平之爭，但他認為日本的DRAM公司是靠竊取智慧財產權、保護市場、政府補貼、廉價資本來占便宜。斯波克對商業間諜的看法是有道理的。1981年11月一個寒冷的清晨5點，在康乃狄克州哈特福（Hartford）的一家飯店大廳，日立公司的員工成瀨淳交出一個裝滿現金的信封，換取Glenmar公司的「顧問」所給的徽章，Glenmar公司承諾幫日立取得商業機密。成瀨純拿著那個徽章，就可以進入飛機製造商普惠公司（Pratt&Whitney）的祕密設施拍攝該公司剛安裝的最新電腦*1。拍完照後，成瀨淳在美國西岸的同事林建治發信給Glenmar公司，提議簽訂「諮詢服務合約」。日立的高層授權向Glenmar支付50萬美元，以維持合作關係。但Glenmar其實是一家幌子公司，員工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喬裝的。4日立的員工遭到逮捕，新聞登上《紐約時報》的商業頭版後，日立的發言人面有難色地承認：「看來日立落入圈套了。」日立並非特例，三菱電機（MitsubishiElectric）也面臨類似的指控。日本商業間諜與兩面詐欺手法等指控不止出現在半導體與電腦領域而已。日本工業集團東芝在1980年代中期已是世界領先的DRAM生產商，他們花了數年的時間對抗一項後來證明為實的指控：東芝向蘇聯出售機器，幫蘇聯建造更安靜的潛艇。東芝和蘇聯的潛艇交易，與東芝的半導體業務之間沒有直接關連，但許多美國人把潛艇案視為日本卑劣手段的6進一步證據。記錄在案的日本非法商業間諜案很少，但這究竟是表示竊取機密對日本企業的成功來說幫助很小呢？還是證明日本企業很擅長竊取機密，所以被逮到的不多？潛入競爭對手的設施是非法的，但密切注意競爭對手是矽谷的日常。此外，指責競爭對手挖角、竊取概念與智慧財產權也很常見。畢竟，美國的晶片製造商一直互相告來告去。例如，快捷與德儀打了10年的訴訟才解決積體電路究竟是諾伊斯發明的、還是基爾比發明的問題。晶片公司也常挖走競爭對手的資深工程師，希望獲得經驗豐富的人才，同時瞭解競爭對手的生產流程。諾伊斯與摩爾離開蕭克利半導體公司，創立了快捷，後來又離開快捷去創立英特爾。他們在英特爾雇用了數十名快捷的員工，包括葛洛夫。快捷曾考慮提告，但後來判斷不太可能告贏那些打造晶片業的天才而作罷。追蹤及模仿競爭對手，是矽谷商業模式的關鍵。日本的策略難道有什麼不同嗎？斯波克與桑德斯指出，日本公司因國內市場受到保護而受益。日本公司可以向美國銷售產品，但矽谷很難在日本搶得市占率。1974年以前，日本一直對美國公司可在日本銷售的晶片數量實施配額限制。即使後來配額限制取消了，日本公司從矽谷購買的晶片仍然很少，儘管日本購買的半導體數量占全球總量的四分之一。索尼等公司把購買的半導體內建到電視與錄影機等產品中，再銷往全球。一些大型的日本晶片買家，例如有獨占性質的國家電信事業NTT，幾乎只從日本的供應商進貨。這表面上是商業決定，但NTT是國營企業，所以這也涉及政治因素。矽谷在日本的低市占率，使美國公司喪失了7數十億美元的銷售額。此外，日本政府也補貼日本的晶片製造商。在美國，反托拉斯法阻止晶片公司合作。日本與美國不同，日本政府會推動公司合作，並在1976年成立一個研究聯盟，名叫超大型積體電路計畫（VLSIProgram），由政府資助8約一半的預算。美國的晶片製造商以此作為日本不公平競爭的證據，雖然VLSI計畫每年在研發上的支出約7,200萬美元，大約與德儀的研發預算相當，比摩托羅拉的研發預算還少。況且，美國政府自己也深入支持半導體業，只不過美國政府的資助是採DARPA補助金的形式（DARPA是國防部的一個單位，負責投資高風險技術，在資助晶片創新方面扮演關鍵要角）。桑德斯認為矽谷最大的劣勢是高昂的資金成本。他抱怨日本人「為資本支付6％，或許7％的成本。我最好的時候，9至少也要付出18％。」建造先進的製造設施，成本高得驚人，因此信貸成本極其重要。下一代晶片約每兩年就會出現，需要新的設施與新的機台。1980年代，由於美國的聯準會試圖打擊通膨，美國的利率高達21.5％。相對的，日本DRAM公司獲得的資金就便宜多了。日立、三菱等晶片製造商都隸屬於大型企業集團，與銀行關係密切，銀行會提供他們大額的長期貸款。即使日本公司沒有獲利，他們的銀行也會繼續提供他們信用額度，讓他們維持生存。要是換成美國銀行，那些日本公司10早就被逼到破產了。日本社會本來就習慣大量儲蓄，因為戰後的嬰兒潮以及迅速轉變為獨生子女的小家庭，造就了大量專注為退休儲蓄的中年家庭。日本薄弱的社會保障系統，又進一步刺激民眾多儲蓄。與此同時，股市與其他投資標的的嚴格限制，使民眾別無選擇，只能把儲蓄存入銀行帳戶。結果是，銀行有充裕的存款，就能以低利率放貸，因為銀行手頭上的現金太多了。日本公司的債務比美國公司還多，11借款利率卻比較低。日本公司憑著這些廉價資金，拼命爭搶市占率。雖然一些美國分析師為東芝、富士通等日商勾勒出合作的形象，但它們之間的競爭也一樣激烈。由於幾乎可以獲得無限的銀行貸款，日商可以一直承受虧損，等待競爭對手宣告破產，退出市場。1980年代初期，日本公司在生產設備上的投資，比美國的競爭對手多60％，即便該產業的每家業者都面臨同樣激烈的競爭，幾乎沒有一家有多少獲利。日本的晶片製造商不斷地投資與生產，搶占愈來愈多的市占率。正因如此，在64K的DRAM晶片推出五年後，十年前率先推出DRAM晶片的英特爾公司在全球DRAM市場的市占率僅剩1.7％，而日本競爭對手的市占率則是12持續飆升。隨著矽谷被擠出市場，日本公司在DRAM生產上加倍投入。1984年，日立在半導體事業上的資本支出是800億日元，對比10年前是15億日元。在東芝，資本支出從30億增至750億。在NEC，資本支出從35億增至1100億。1985年，日本公司在半導體上的資本支出，占全球資本支出的46％，而美國占35％。到了1990年，這兩個數字之間的落差更懸殊了，日本公司在晶片製造設施與設備方面的投資占全球投資的一半。只要日本銀行願意放貸，日本的執行長就會13繼續建造新的設施。日本的晶片製造商聲稱這一切並沒有什麼不公平之處。美國的半導體公司獲得政府的大量幫助，尤其是國防合約的支持。況且，像惠普這樣的美國晶片買家也提出確鑿的證據，證明日本的晶片品質就是比較好。因此，1980年代，日本在DRAM晶片的市占率年年成長，而美國的競爭對手則是節節敗退。無論美國的晶片製造商提出什麼末日預言，日本半導體業者的強勢崛起似乎勢不可擋。不久，整個矽谷都被遺棄，就像十幾歲的桑德斯被扔在南區的垃圾桶裡一樣，奄奄一息。

*1 普惠公司是最先安裝IBM 3380電腦的公司。

17 「出產垃圾」

隨著日本巨擘橫掃美國的高科技業，陷入困境的不單只有生產DRAM晶片的公司而已，他們的許多供應商也跟著受困。1981年，GCA公司被譽為美國1「最炙手可熱的高科技公司」之一，靠著銷售讓摩爾定律得以延續的設備而迅速發展。二十年前，物理學家萊斯羅普首次把顯微鏡顛倒過來，讓光照在光阻劑上、把圖案「轉印」到半導體晶圓，在那之後，微影成像製程變得複雜許多。早期，諾伊斯必須開著他的破舊老爺車2在加州101號公路上往返，為快捷臨時打造的微影成像設備尋找攝影鏡頭，那種克難的日子早已不復見。現在，微影成像是一門大生意，而GCA在1980年代初期是這方面的頂尖業者。微影成像技術已經比萊斯羅普把顯微鏡顛倒過來的時代精確很多，但原理還是一樣的。光照過光罩與透鏡，把聚焦的形狀投射到覆蓋著光阻劑的矽晶圓上。在光照到的部分，光阻劑會與光發生反應，變得很容易溶解、暴露出矽晶圓表面的微小凹洞。接著，把新材料注入這些洞中，在矽晶圓上建立電路，再以特殊的化學物質侵蝕剩餘的光阻劑，留下完美的形狀。製造一塊積體電路通常需要5次、10次或20次的微影成像、沉積、蝕刻、研磨，結果就像一個層次分明的幾何狀婚禮蛋糕那樣。隨著電晶體的縮小，微影成像製程的每個部分——從化學物質到透鏡，再到使矽晶圓與光源完美對準的雷射——都變得更加困難。德國的蔡司（CarlZeiss）與日本的Nikon是透鏡製造的領頭羊，不過美國也有一些專業的透鏡製造商。珀金埃爾默（PerkinElmer）是康乃狄克州諾沃克（Norwalk）的一家小型製造商，二戰期間曾為美軍生產3投彈瞄準器，也為冷戰時期的衛星與偵察機生產鏡頭。該公司發現這項技術可以用於半導體的微影成像，並開發了一種晶片掃描器，以近乎完美的精準度，對齊矽晶圓與微影成像的光源。為了讓光精準地照在矽晶圓上，這點非常重要。這台機器就像影印機一樣，在晶片上移動光線，使覆蓋著光阻劑的晶圓曝光，彷彿是把光線塗上去一樣。珀金埃爾默的掃描器可以製造出寬度近一微米（百萬分之一米）的晶片。珀金埃爾默的掃描器在1970年代末期稱霸微影成像市場，但是到了1980年代，它已經被GCA公司取代了。GCA是一家由空軍軍官出身的地球物理學家米爾特．格林伯格（MiltGreenberg）所領導的公司。格林伯格是個充滿野心的天才，個性固執，愛飆髒話。他與空軍夥伴在二戰後，用洛克菲勒家族的種子資金創立了GCA。身為軍事氣象學家，他把大氣相關知識及空軍的工作經驗，運用到國防承包商的工作上，生產高空氣球等設備，用於測量及4拍攝蘇聯的照片。格林伯格的雄心壯志不久又提升了。半導體業的成長顯示，真正的獲利商機在大眾市場，而不是特殊軍事合約。格林伯格認為，GCA那些原本用於軍事偵察的高科技光學系統，也可以用在民用晶片上。在1970年代末期的一次產業大會上，GCA向晶片製造商宣傳其系統，德儀的張忠謀5走到GCA的展區，開始觀察該公司的設備，並詢問該公司的設備有沒有辦法做到逐步移動，讓矽晶圓上的每個晶片曝光，而不是讓光束掃過整個矽晶圓的長度。這種「步進曝光機」（stepper）將比現有的掃描器精確許多。雖然當時還沒有公司開發出步進曝光機這種東西，但GCA的工程師認為他們可以做出這種機器，提供解析度更高的成像，進而使電晶體變得更小。幾年後的1978年，GCA推出6第一台步進曝光機，訂單開始湧入。在推出步進曝光機以前，GCA每年從軍事合約獲得的收入從未超過5000萬美元，但現在它獨家生產這種價值非凡的機器，營收很快就飆破了3億美元，7連股價也跟著飆漲。然而，隨著日本晶片業的崛起，GCA開始失去優勢。執行長格林伯格想像自己是商業大亨，但他花在經營上的時間變少了，反而比較常與政客接觸。他為一個大型新廠破土動工，深信1980年代初期的半導體榮景將無限期地持續下去。但結果是，成本失控，庫存管理嚴重失當。一名員工無意間發現價值上百萬美元的精密透鏡被遺忘在櫥櫃裡。公司裡也開始流傳高階主管刷公司信用卡買Corvette跑車的故事。GCA的一位創辦合夥人坦承，公司花錢就像「酒醉的水手」一樣8揮霍無度。GCA內部的誇張行徑，又剛好發生在不對的時機。半導體業向來有明顯的週期性，需求強勁時，產業就會暴漲；需求不旺時，產業回落。不需要火箭科學家也知道（雖然GCA裡有好幾個），經過1980年代初期的產業榮景後，低迷終究會到來。但格林伯格選擇充耳不聞，一名員工回憶道：「他不想聽行銷部說：『市場將會出現低迷』。」所以1980年代中期的半導體進入低迷期時，GCA已經嚴重過度擴張。1984年至1986年間，全球微影成像設備的銷量萎縮了40％，GCA的收入更是暴跌了三分之二以上。一位員工回憶道：「如果公司裡有一位稱職的經濟學家，我們可能會預測到這點。偏偏公司裡沒有這種人，9我們只有格林伯格。」就在市場低迷之際，GCA失去了獨家生產步進曝光機的地位。Nikon原本是GCA的合作夥伴，為其步進曝光機提供精密透鏡，但格林伯格決定排除Nikon，收購自己的透鏡製造商：總部位於紐約的Tropel。該公司為U2偵察機生產透鏡，但難以生產GCA所需的高品質透鏡。與此同時，GCA的客戶服務也愈來愈糟。一位分析師指出，該公司的態度是「你買我們製造的東西就好，但別來煩我們」。GCA的員工坦承：「10客戶已經受夠了。」這是市場壟斷者的姿態，但GCA已經不再壟斷市場了。格林伯格停止採購Nikon的透鏡後，Nikon就決定自己製造步進曝光機。它從GCA買來一台機器，逆向拆解出製作方法。不久，Nikon的市占率就超越了GCA。許多美國人把GCA失去微影成像的產業領導地位，歸咎於日本的產業補貼。日本的VLSI計畫除了支持日本的DRAM晶片生產商，確實也協助了Nikon等設備供應商。隨著美國與日本的公司互相指控對方政府提供不公平的協助，兩者之間的商業關係也開始動盪。但GCA的員工坦承，儘管他們有世界級的技術，量產卻很困難。精密製造非常重要，因為現在的微影成像技術非常精確，一場雷雨過境就可能改變氣壓，從而改變光線折射的角度，就足以扭曲11刻在晶片上的圖案。每年生產數百台步進曝光機，需要非常專注於製造與品管，偏偏GCA的領導人把注意力放在別處。大家普遍把GCA的衰落解讀為日本崛起與美國衰落的寓言，但一些分析師看到製造業有更廣泛的衰退跡象。這種衰退是始於鋼鐵業，接著影響汽車業，現在正蔓延到高科技業。榮獲諾貝爾獎的麻省理工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RobertSolow）是研究生產力與經濟成長的先驅，他在1987年指出，晶片業受到「不穩定結構」的影響，員工在公司之間跳槽，公司又拒絕投資員工。著名經濟學家勞勃．萊許（RobertReich）哀嘆矽谷的12「紙上興業主義」（paperentrepreneurialism）。他認為矽谷過於追求聲望與財富，而不是追求技術進步。他宣稱，在美國的大學裡，「科學與工程科系正在衰退。」美國晶片製造商的DRAM災難，某種程度上也與GCA的市占率崩跌有關。贏過矽谷的日本DRAM公司比較喜歡向日本的工具製造商採購機台，使Nikon受惠，GCA受挫。然而，GCA的問題大多是自己造成的，不可靠的設備，再加上糟糕的客服，導致業績節節下滑。學者是以複雜的理論來說明，日本的大型集團為何比美國的新創企業更擅長製造。但最根本的現實是，GCA並未聽取客戶的意見，而Nikon聽了。與GCA互動的晶片公司都覺得GCA「傲慢」且13「反應遲鈍」，沒有人這樣說過GCA的日本競爭對手。因此，到了1980年代中期，Nikon的系統在任何情況下都已經遠比GCA的系統優異。Nikon的機器明顯良率更好，故障率低很多。例如，IBM改用Nikon的步進曝光機以前，希望每台機器在停機做調整或維修前能運作75個小時。Nikon的客戶連續使用機器的平均時間是14那個時數的10倍。GCA的執行長格林伯格永遠不知道如何挽救公司。他被趕下台以前，始終不知道公司有多少問題是內部造成的。他搭機前往世界各地拉業務時，在頭等艙裡喝著血腥瑪麗，客戶卻覺得這家公司只會「出產垃圾」。員工抱怨，格林伯格只會看華爾街臉色，對股價的關注和對商業模式的關注一樣多。為了達到年終的數字，GCA會與客戶串通好，在12月先運一個裝有用戶手冊的空箱給客戶，隔年才真正出貨。然而，GCA根本無法掩蓋市占率不斷下滑的事實。1978年，以GCA為首的美國公司控制了全球半導體微影成像設備市場的85％。10年後，這個數字已降至50％，而且GCA也沒有15扭轉局勢的計畫。格林伯格把矛頭指向自家員工，一位下屬回憶道：「他會飆罵很難聽的髒話。」另一位下屬想到公司曾禁止員工穿高跟鞋，因為格林伯格認為高跟鞋會破壞公司的地毯。隨著公司內部的緊張氣氛加劇，櫃台的總機小姐與同事設計了一套暗語：打開天花板的燈，就表示格林伯格在辦公室，他離開時就關燈。他不在辦公室時，大家可以16稍微鬆口氣，但這無法阻止這家美國微影成像的先驅迅速墜入危機。

18 1980年代的原油

帕羅奧圖一個寒冷的春夜，諾伊斯、桑德斯、斯波克聚在一間屋頂如寶塔狀傾斜的屋子裡。明宮是矽谷午餐的主要選擇之一，但這幾位美國科技大亨不是為了這家餐廳出名的中式雞肉沙拉而來。他們三人的職涯都是從快捷半導體開始：諾伊斯是技術遠見家；桑德斯是銷售高手；斯波克是生產部門的老大，擅長逼員工以更快的速度製造出更好更便宜的東西。10年後，他們成了競爭對手，分別是美國三大晶片製造商的執行長。但隨著日本的市占率持續增加，他們認為再次團結起來的時候到了，這事關美國半導體業的未來。在明宮的包廂裡，他們圍坐在桌邊，規劃著拯救美國半導體業的新策略。在忽視政府長達10年後，他們開始向政府求助。桑德斯宣稱，半導體是「1980年代的原油」，「掌控原油的人，將掌控電子業」。身為美國主要晶片製造商AMD的執行長，桑德斯為自家主要產品賦予戰略重要性，當然有很多圖利自己的理由，但他這樣說難道有錯嗎？整個1980年代，隨著個人電腦變得愈來愈小，家用或商用電腦的價格變得夠便宜，使美國的電腦業迅速擴張。每家企業都開始依賴電腦，而電腦沒有積體電路就無法運作。到了1980年代，飛機、汽車、攝影機、微波爐，或索尼的隨身聽也要靠積體電路才能運作。這時，每個美國人的家中與汽車裡都有半導體，很多人每天都會用到幾十個晶片。就像石油一樣，大家的生活也離不開晶片。難道這不是讓晶片變得「有戰略意義」嗎？難道美國不該擔心日本正在變成「半導體業的沙烏地阿拉伯」？1973年與1979年的石油禁運，讓許多美國人意識到依賴外國生產的風險。當阿拉伯國家為了懲罰美國支持以色列，開始削減石油出口時，美國經濟就陷入痛苦的衰退。10年的停滯性通貨膨脹與政治危機接踵而至。美國的外交政策開始把焦點放在波斯灣，以確保當地的石油供給。卡特總統宣布該區是「美國的緊要利益」之一。雷根總統派遣美國海軍去護送運油船進出波斯灣。老布希總統與伊拉克開戰，部分原因也是為了解放科威特的油田。當美國說石油是一種「戰略」商品時，它是以軍力來支持這個主張。桑德斯並沒有要求美國派遣海軍橫跨半個地球去確保矽的供應，但政府難道不該想辦法幫助陷入苦戰的半導體公司嗎？1970年代，矽谷公司以民用電腦與計算機市場取代國防合約時，忽視了政府。到了1980年代，他們才拉下臉，回頭向政府求助。桑德斯、諾伊斯、斯波克在明宮聚會後，與其他公司的執行長一起創立了美國半導體協會（SemiconductorIndustryAssociation），希望遊說政府支持半導體業。當桑德斯把晶片描述為「原油」時，國防部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事實上，晶片甚至比石油更有戰略意義。國防部的官員非常清楚半導體對美國的軍事優勢有多重要。自1970年代中期裴瑞執掌國防部的研究與工程事務以來，使用半導體技術來抵銷冷戰中蘇聯的傳統優勢一直是美國的戰略。國防部要求美國的國防承包商在最新的飛機、坦克、火箭中，安裝愈多晶片愈好，才能提升導引、通訊、指揮控制的品質。在創造軍力方面，這個策略的效果，比裴瑞以外的任何人所想的還好。只不過有個問題。裴瑞曾認為，諾伊斯與那些矽谷業者會繼續在業界維持領先地位。但1986年，日本生產的晶片量已超過美國。到了1980年代末期，日本供應的微影成像設備占全球總供應量的70％。在這個由萊斯羅普在美國的軍事實驗室裡發明的產業中，美國的市占率只剩21％。美國國防部的一名官員告訴《紐約時報》：「我們絕對不能失去微影成像的優勢，否則我們將會完全依賴海外製造商來製造我們最敏感的東西。」但是，要是1980年代中期的趨勢持續下去，日本將會主導DRAM產業，迫使美國的主要生產商倒閉。美國可能會發現，美國對外國晶片與半導體製造設備的依賴程度，甚至比阿拉伯禁運最嚴重的時期，美國對石油的依賴還大。突然間，日本對其晶片業的補貼（大家普遍認為這是英特爾、GCA等美國公司受創的原因）似乎成了國安問題。國防部請基爾比、諾伊斯與其他的業界名人提交一份報告，說明如何重振美國的半導體業。諾伊斯與基爾比在華盛頓的郊區花了幾個小時腦力激盪，與國防業的專家及國防部的官員合作。基爾比長期以來一直與國防部密切合作，因為德儀是武器系統的主要電子供應商。IBM與貝爾實驗室也與政府有深厚的關係。然而，誠如一位國防部官員所說的，英特爾的領導人之前把自己塑造成「不需要任何人幫忙的矽谷牛仔」。如今諾伊斯願意把時間花在國防部上，可見半導體業面臨的威脅有多嚴重，以及這對美國軍方的影響有多可怕。美國軍方比以往更依賴電子產品，因此也更依賴晶片。那份報告發現，到了1980年代，約17％的軍事支出是用於電子設備。相較之下，二戰結束時該比例只有6％。從衛星到預警雷達，再到自動導向飛彈，所有的東西都依賴先進的晶片。國防部的任務小組歸納出以下四個關鍵結論：
．美軍非常依賴技術優勢取勝。
．電子技術是最能充分利用的技術。
．半導體是在電子業掌握領導地位的關鍵。
．美國的國防很快就會依賴外國來源，提供最先進的半導體技術。
當然，日本是冷戰時期的正式盟友——至少當下是如此。二戰結束後美國占領日本時，制定了日本憲法，使軍國主義不可能復甦。不過，1951年兩國簽署共同防禦條約後，美國開始謹慎地鼓勵日本重整軍備，尋求日本在軍事上一起對抗蘇聯。日本同意了，但把軍事支出限制在日本GDP的1％左右。這樣做是為了安撫日本的鄰國，因為他們對日本戰時的擴張主義記憶猶新。不過，由於日本沒有大舉投資武器，它有更多的資金可以投資在其他地方。美國的國防開支是其經濟規模的五到十倍。日本專注於經濟成長，而美國則承擔了捍衛日本的重責大任。結果比任何人預期的還驚人。日本這個曾經被嘲笑為「電晶體推銷員」的國度，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攸關美國軍力的領域，挑戰美國的工業主導地位。長久以來，美國鼓勵日本擴大對外貿易，放手讓美國去遏制共產黨，但這種分工方式似乎對美國不再有利了。日本的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長，日本在高科技製造業的成就，如今正威脅著美國的軍事優勢。日本的進步出乎所有人意料。斯波克對國防部表示：「你不希望看到電視業與相機業發生的慘劇，也出現在半導體業。7沒有半導體，你將寸步難行。」

19 死亡螺旋

「我們陷入了死亡螺旋，」1986年，諾伊斯對一位記者說：「你說得出美國在哪個領域沒有落後嗎？」在他比較悲觀的時刻，諾伊斯甚至懷疑矽谷最終會不會像底特律那樣，在外國競爭的衝擊下，眼睜睜地看著旗艦產業萎縮。矽谷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有如精神分裂，一方面要求政府別來干涉，另一方面又向政府求助，而諾伊斯本人就是這種矛盾的例證。他早年經營快捷時，盡量避開國防部的官僚，但同時也因冷戰時期的太空競賽而受惠。現在他認為政府需要幫助半導體業，卻依然擔心政府阻礙創新。1980年代與阿波羅計畫的時代已經不同了，逾90％的半導體是企業與消費者購買的，而不是軍方。這時國防部已經很難塑造這個產業，因為國防部不再是矽谷最重要的客戶。此外，關於矽谷是否值得政府協助，政府內部也沒有共識。畢竟，從汽車業到鋼鐵業，許多產業都受到日本競爭的影響。晶片業與國防部主張，半導體有「戰略意義」。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戰略意義」並沒有很清楚的定義。難道半導體比噴射引擎更有「戰略意義」嗎？比工業機器人更有戰略意義嗎？雷根政府內一位經濟學家所提出的質問被廣泛的引用：「薯片和晶片有什麼區別？（英文都是chips），百元薯片或百元晶片，都是一百美元啊。」這位經濟學家否認曾把馬鈴薯與矽相提並論，但他的觀點也不無道理。如果日本公司能以更低的價格生產DRAM晶片，或許美國直接購買那些晶片可以節省成本，還比較划算。果真如此的話，美國的電腦會因此變得更便宜，電腦業可能進步得更快。究竟要不要支持半導體業，是由華盛頓的遊說決定。矽谷與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一致認同的一個議題是稅制。諾伊斯在國會作證時，支持把資本利得稅從49％降至28％，並主張放鬆金融監管，讓退休基金投資創投公司。這些改變落實以後，大量資金湧入位於帕羅奧圖沙丘路（SandHillRoad）上的創投公司。接著，英特爾的葛洛夫等矽谷高階主管向國會作證時宣稱，日本公司的合法抄襲正削弱美國的市場地位。於是，國會通過了〈半導體晶片保護法〉（SemiconductorChipProtectionAct），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然而，隨著日本DRAM市占率的成長，光是減稅及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似乎還不夠。國防部不願把國防工業的基礎押在智慧財產權的未來影響上。矽谷的執行長於是遊說政府提供更多協助。諾伊斯估計，整個1980年代，他有一半的時間是在華盛頓度過。桑德斯抨擊日本推行的「補貼及產業培育，鎖定與保護市場」。他宣稱：「日本補貼的金額高達數十億美元。」即使後來美國與日本達成取消半導體貿易關稅的協定，矽谷還是很難把晶片賣給日本。貿易談判代表以「剝洋蔥」來比喻他們與日本的談判。一位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表示：「整個過程有如一場禪宗的洗禮。」討論最後是以類似「究竟什麼是洋蔥？」這樣充滿哲理的問題告終。美國對日本的DRAM銷售幾乎毫無變化。在國防部的敦促與半導體業的遊說下，雷根政府最終決定採取行動。連雷根總統的國務卿喬治．舒茲（GeorgeShultz）這樣的前自由貿易者也認為，只有在美國威脅徵收關稅之下，日本才會開放市場。美國晶片業對日本公司在美國市場「傾銷」廉價晶片，提出了連串的正式控訴。美方宣稱日本公司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銷售產品，但這種說法很難證實。美國公司舉「日本競爭對手的資金成本很低」為證，但日本回應，日本經濟的整體利率本來就普遍較低，不是只有半導體業而已。雙方各執一詞，各有道理。1986年，隨著關稅威脅的迫近，美國與日本達成一項協定。日本政府同意對其DRAM晶片的出口實施配額，限制日本向美國出售的晶片數量。由於供給減少，該協議推高了日本以外地區DRAM晶片的價格，損害了美國電腦廠商的利益，因為美國電腦廠商可說是日本晶片的最大買家。更高的價格其實對日本生產商有利，他們繼續主導著DRAM市場。多數美國的晶片生產商已開始逐步退出記憶體晶片市場。因此，儘管達成了貿易協定，只有少數幾家美國公司繼續生產DRAM晶片。這些貿易限制使科技業內的獲利重新分配，但無法拯救美國多數的記憶體晶片公司。國會試了最後一種援助方法。矽谷的抱怨之一是，日本政府幫企業協調研發，並為此提供資金。美國高科技業的許多人認為，美國政府也應該仿效這些計策。於是，1987年，一群領先的晶片製造商與國防部一起成立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Sematech），一半的資金是來自業界，另一半的資金是來自國防部。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的成立理念是，這個產業需要更多的合作來維持競爭力。晶片製造商需要更好的製造設備，而生產這種設備的公司需要知道晶片製造商想要什麼。設備公司的執行長抱怨：「像德儀、摩托羅拉、IBM這樣的公司，就是不肯公開他們的技術。」在不瞭解這些公司採用什麼技術之下，根本不可能賣產品給它們。晶片製造商則是反過來抱怨他們採用的機器不可靠。一位員工估計，1980年代末期，英特爾的設備扣除保養與維修，實際上只有30％的時間在運行。諾伊斯自告奮勇擔任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的領導者。他其實已經從英特爾退休，10年前就把控制權交給摩爾與葛洛夫。身為積體電路的共同發明者及美國兩家最成功新創企業的創辦人，他擁有業內最好的技術與商業資歷，還有無人能及的個人魅力與矽谷人脈。如果真的有人能夠重振晶片業，那就是普遍公認創造這個產業的人了。在諾伊斯的領導下，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既不是一家公司，也不是一所大學或研究實驗室。沒有人確切知道它究竟該做什麼。諾伊斯一開始先幫助GCA等設備製造商，這些業者大多擁有強大的技術，但難以建立持久的事業或有效的製程。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規劃了一些有關可靠性與良好管理技巧的研討會，提供類似迷你MBA的課程。它也開始在設備公司與晶片製造商之間協調生產計畫。如果微影成像或沉積設備還沒準備好，晶片製造商就沒必要準備新一代的晶片製造技術。除非晶片製造商已經準備好使用新機器，否則設備公司並不想推出新機器。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幫他們把生產計畫調成一致。這樣的市場不算是自由市場，但日本的大公司特別擅長做這類協調。總之，矽谷還有別的選擇嗎？不過，諾伊斯把焦點放在拯救美國的微影成像業。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的51％資金是流向美國的微影成像公司。諾伊斯簡單地解釋了其中的邏輯：微影成像技術之所以獲得一半的資金，是因為它是晶片業面臨的「一半問題」。沒有微影成像設備，就不可能製造半導體，但如今美國僅存的主要生產商都營運困難，難以生存。美國可能很快就會依賴外國的設備。1989年，諾伊斯在國會作證時宣稱：「大家對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的評判，很大程度上是看它在拯救美國步進曝光機的廠商方面，成效如何。」這正是陷入困境的麻州微影成像設備製造商GCA的員工所希望聽到的。GCA發明步進曝光機後，五年的管理不善與運氣不佳使它淪為業界無足輕重的小業者，遠遠落後於日本的Nikon與Canon，以及荷蘭的ASML。但是當GCA的總裁彼得．西蒙（PeterSimone）打電話給諾伊斯，討論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是否能幫助GCA時，諾伊斯直接告訴他：「你已經完了。」晶片業裡幾乎沒有人知道GCA要怎麼重振旗鼓。諾伊斯創立的英特爾非常依賴Nikon，而Nikon正是GCA的主要日本競爭對手。西蒙提議：「你何不來一天呢？」他希望能說服諾伊斯相信，GCA依然可以生產先進的機器。諾伊斯答應了，他抵達麻州時，當天就決定購買價值1300萬美元的GCA最新設備，作為「與美國的晶片製造商分享美製半導體設備」這項計畫的一部分，也鼓勵美國的晶片製造商購買更多的國產設備。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在GCA上押了很大的賭注，給予GCA生產深紫外線微影成像設備的合約（當時業界最先進的技術）。GCA的表現遠超出預期，沒有辜負其早期以技術卓越著稱的聲譽。不久，獨立的產業分析師把GCA的最新步進曝光機評為「全球最佳」。GCA甚至獲得了客戶服務獎，擺脫了客服平庸的名聲。GCA機器所使用的軟體，遠比日本競爭對手好。德儀一位測試過GCA最新機器的微影成像專家回憶道：「他們的技術走在時代的尖端。」但GCA依然沒有一個可行的商業模式。「走在時代的尖端」對科學家來說是好事，對尋求業績的製造公司來說卻不見得。客戶已經習慣來自Nikon、Canon、ASML等競爭對手的設備，不想冒險向一家未來不確定的公司購買不熟悉的新設備。萬一GCA破產，客戶可能很難獲得備用的零組件。除非能說服一個大客戶與GCA簽署重要的合約，否則GCA依然會急速陷入崩解。儘管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為GCA提供了7000萬美元的支援，但GCA在1988年至1992年間虧損了3000萬美元。連諾伊斯也無法說服英特爾放棄Nikon。諾伊斯可說是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中最支持GCA的人，1990年，他在晨泳後不幸因心臟病發而過世。他創立了快捷與英特爾，發明了積體電路，並把支撐所有現代運算的DRAM晶片與微處理器加以商業化。然而，事實證明，微影成像技術面對諾伊斯的魔法，依然回天乏術。1993年，擁有GCA的通用訊號公司（GeneralSignal）宣布將出售或關閉GCA。隨著這個自訂的最後期限逐漸逼近，通用訊號公司遲遲找不到買家。已經為GCA資助數百萬美元的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也決定退出。GCA最後一次向政府求助時，政府高階的國安官員也考慮了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否需要拯救GCA。他們最後的結論是，政府也無能為力。於是，GCA關閉大吉，出售設備，成為日本競爭對手擊敗的一長串公司之一。

20 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

幾十年來，索尼的盛田昭夫靠著銷售電子產品給美國人，賺了數百萬美元。現在他開始在美國的朋友身上察覺「某種傲慢」。1950年代，他開始向美國企業尋求電晶體技術的授權時，美國是世界科技的領導者。此後，美國面臨一次又一次的危機。慘烈的越戰、種族衝突、都市動盪、水門案的恥辱、長達十年的停滯性通膨、不斷擴大的貿易赤字，以及現在的工業低迷。每經歷一次新的衝擊，美國的吸引力就變得更黯淡。1953年盛田昭夫第一次出國時，他覺得美國是一個「好像什麼都有」的國家。他點冰淇淋時，服務生送來的冰淇淋上插著一把小紙傘。服務生告訴他：「這是你們國家製造的。」他聽在耳裡，覺得那是一種丟臉的提醒，彷彿在提醒他日本有多落後*1。然而30年後，一切都變了。1950年代，盛田昭夫第一次造訪紐約時，紐約似乎很「迷人」，如今則變得又髒又亂，犯罪猖獗，破敗不堪。與此同時，索尼已變成全球知名品牌。盛田昭夫改造了日本的國際形象，日本不再被視為冰淇淋上那個小裝飾的生產國，而是製造全球最高科技產品的國家。盛田昭夫的家族擁有索尼的大量股份，已經因此致富。他在華爾街及美國政府都有強大的人脈。他培養對紐約晚宴藝術的瞭解，就像日本人看待傳統茶道那樣一絲不苟。每次盛田昭夫待在紐約時，他都會在位於第82街與第五大道交叉口的自家寓所內，招待紐約的富人與名人。他的家就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對面。他的妻子盛田良子甚至寫了一本書，向日本讀者說明美國晚宴的習俗，書名是《待客之心》（MyThoughtsonHomeEntertaining）。（不鼓勵穿和服；「每個人都穿同樣的服裝時，和諧感更強烈。」）盛田一家很注重娛樂，但他們的晚宴也是出於專業目的。隨著美日之間的商業局勢日益緊繃，盛田昭夫就像日本的非正式大使，向美國那些有能力左右當權者的人物說明日本的狀況。大衛．洛克菲勒*2（DavidRockefeller）與他有私交。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Kissinger）每次造訪日本都會與盛田昭夫共進晚餐。私募基金的巨擘皮特．彼得森（PetePeterson）帶盛田昭夫去許多執行長最愛去的奧古斯塔高爾夫球俱樂部（AugustaNational）時，他震驚地發現「盛田昭夫已經認識所有人了」。不僅如此，在奧古斯塔時，盛田昭夫還會分別與每位熟識共進晚餐。彼得森回憶道：「他待在這裡時，一天肯定有十場飯局。」盛田昭夫起初覺得，這些美國朋友所代表的權力與財富很誘人。然而，隨著美國踉蹌地經歷一場又一場的危機，季辛吉、彼得森等人周遭的光環開始消退。美國的體制失靈了，但日本的體制依然持續運轉。到了1980年代，盛田昭夫察覺美國經濟與社會都有深層的問題。長久以來，美國一直把自己視為日本的老師，但盛田昭夫認為，在貿易逆差持續增加及高科技業陷入危機之下，美國需要記取教訓。盛田昭夫指出，「美國一直忙著培養律師」，而日本則是「忙著培養工程師」。此外，美國的高階主管過於關注「今年的獲利」，而日本的管理高層比較「放眼長期」。美國的勞資關係是階級制與「老派的」，對廠房員工的訓練或激勵不足。盛田昭夫認為，美國人應該停止抱怨日本的成功。如今該讓美國朋友知道真相了：日本的體制就是運作得比較好。1989年，盛田昭夫在散文集《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TheJapanThatCanSayNo）中闡述了他的觀點。這本書是他與爭議性的極右派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合著的。石原慎太郎仍在讀大學時就因為出版一部充滿性愛色彩的小說《太陽的季節》而聲名鵲起，那本小說還得到芥川獎。他接著利用那個名聲來罵外國人，名聲又因此變得更響亮，後來還成為自民黨的議員。在日本國會，石原慎太郎鼓吹日本應該在國際上維護自己的地位，也鼓吹日本修改二戰後由美國占領當局所制定的日本憲法，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盛田昭夫針對美國的內部危機發表看法時，竟然找石原慎太郎一起寫書，很難想像更具挑釁意味的合著者了。那本書是由一系列的散文所組成，有些是盛田昭夫寫的，有些是石原慎太郎寫的。盛田昭夫的文章大多是重提一些他對美國商業實務的缺點有何看法，但那些文章標題的語氣（例如〈美國，你最好放下某些傲慢〉）通常比盛田昭夫在紐約的晚宴上表達的更嚴苛。在書中，連一向謙和的盛田昭夫也難掩其觀點：日本的科技實力已經為日本贏得了世界強權的地位。當時盛田昭夫對一位美國同業說：「軍事上，我們永遠無法贏過美國，但經濟上，我們可以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石原慎太郎向來毫不猶豫地說出內心的真實想法。他的第一部小說是描述不受拘束的性衝動，他的政治生涯始終支持日本民族主義最令人詬病的部分。他在《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中所發表的文章，呼籲日本擺脫霸道專橫的美國，因為美國對日本頤指氣使已經太久了。石原慎太郎的一篇文章宣稱：「我們不要屈服於美國的恫嚇！」另一篇文章又主張：「抑制美國！」日本的極右派對於日本在美國主導的世界中屈居次等地位，一直非常不滿。盛田昭夫願意與石原慎太郎這樣的人合寫一本書，震驚了許多美國人。這表示美方培養出來的資本階級裡，仍潛伏著一種具有威脅性的民族主義。1945年以來，美國的策略一直是藉由貿易與技術交流，把日本與美國綁在一起。盛田昭夫可以說是美國技術移轉與市場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如果連他都質疑美國的領導地位，那美國就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了。《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真正讓美國害怕的是，它不僅闡述一種零和心態的日本民族主義，石原慎太郎還找到一種脅迫美國的方法。石原慎太郎認為，日本不需要服從美國的要求，因為美國依賴日本的半導體。他指出，美國的軍事實力有賴日本的晶片。他寫道：「無論是中程核武器，還是洲際彈道飛彈，都是靠極其精密的小電腦來確保武器的精準度。如果不使用日本的半導體，就無法確保這種精準度。」石原慎太郎臆測，日本甚至可以向蘇聯提供先進的半導體，藉此打破冷戰時期的軍事平衡。石原慎太郎說：「電腦核心使用的1MB半導體，面積僅有小指指甲的三分之一，裡面有成千上百萬條電路，這種半導體只在日本製造。日本幾乎囊括了1MB半導體的全部市占率。現在日本在這方面至少領先美國五年，而且差距仍在擴大。」使用日本晶片的電腦是「軍事實力的核心，所以也是日本國力的核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日本已經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其他的日本領導人似乎也抱持同樣挑釁的民族主義觀點。例如，報導引用外務省一名資深官員的說法：「美國人就是不想承認，日本在與西方的經濟競賽中獲勝了。」即將成為日本首相的宮澤喜一公開指出，如果切斷日本電子產品的出口，將使「美國經濟出問題」，並預測「亞洲經濟區將超越北美經濟區」。一位日本教授宣稱，在工業與高科技業的崩解下，美國的未來將成為「主要的農業大國，有如放大版的丹麥」。在美國，《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使美國人群情激憤。中央情報局翻譯了那本書，並以非正式的方式傳播。一位憤怒的國會議員把整本書（以英文出版的非正式版本）放入「國會記錄」（CongressionalRecord）中以便宣傳。書店表示，華盛頓特區的顧客「瘋狂地」想取得盜版。盛田昭夫覺得很尷尬，所以他讓那本書的官方英譯版只刊登石原慎太郎的文章，移除他的文章。盛田昭夫告訴記者：「我現在很後悔參與那個案子，因為它引起太多的混淆。我覺得美國讀者並不曉得我的觀點與石原慎太郎的觀點是分開的。我的『散文』是表達我的觀點，他的『散文』是表達他的觀點。」然而，《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之所以引發爭議，並不是因為書中的觀點，而是因為書中點出的事實。美國在記憶體晶片領域已經明顯落後了。這種趨勢要是持續下去，地緣政治的轉變難免會隨之而來。不需要石原慎太郎這種極右派的煽動者，也能看出這點。美國的領導人也預見了類似的趨勢。石原慎太郎與盛田昭夫出版《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那年，美國的前國防部長布朗發表了一篇文章，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布朗那篇文章的標題是〈高科技是外交政策〉。如果美國的高科技地位正在惡化，它的外交政策地位也岌岌可危。對布朗來說，承認這點很尷尬。1977年他招攬裴瑞加入國防部，並授權他把半導體與運算力列為軍方最重要的新武器系統的核心。布朗與裴瑞成功說服了軍方接受微處理器，但他們沒料到矽谷竟然會失去領導地位。他們的策略在新武器系統方面奏效了，但其中有許多系統現在有賴日本廠商。布朗承認：「日本在記憶體晶片方面領先，而記憶體晶片是消費電子產品的核心。日本人正迅速在邏輯晶片與專用積體電路領域中迎頭趕上。」日本在製造晶片所需的某些設備方面，也高居領先地位，例如微影成像設備。布朗所能預見的最好結果是，未來美國仍會保護日本，但美國是使用日本技術所驅動的武器。美國把日本變成電晶體推銷員的策略，似乎出了可怕的差錯。日本身為一流的科技強國，會願意屈居二流的軍事地位嗎？如果說日本在DRAM晶片領域的成功有什麼借鑒意義的話，那應該是：它將在幾乎每個重要的產業中都超越美國。既然如此，日本何不也尋求軍事主導地位呢？萬一日本真的這樣做，美國該怎麼辦？1987年，美國中情局要求一組分析師預測亞洲的未來。他們把日本稱霸半導體領域視為「日本治世」（PaxNiponica，由日本領導的東亞經濟與政治集團）興起的證據。美國在亞洲的勢力，是建立在技術主導地位、軍事實力，以及把日本、香港、南韓、東南亞等國交織在一起的貿易與投資連結上。從快捷在香港九龍灣設立第一家組裝廠以來，積體電路就一直是美國在亞洲地位的一大特徵。美國的晶片製造商在台灣、南韓、新加坡等地建廠。這些地區不僅靠軍事力量、也靠經濟整合來抵禦共產黨的入侵，因為電子業吸引當地的農民離開農場（農村的貧困經常會催生反抗勢力的游擊隊），轉而從事組裝電子設備以利美國消費的工作。美國的供應鏈管理策略在抵禦共產黨方面，發揮了出色的效果。但是到了1980年代，這個策略的主要受益者似乎是日本。日本的貿易與外國投資都大幅成長了。日本在亞洲經濟與政治中的角色正穩健地擴大。如果日本能如此迅速地在晶片業裡建立主導地位，還有什麼能阻止它取代美國的地緣政治霸主地位呢？

▲ 1980年代，日本挑戰美國在半導體業的霸主地位。索尼的共同創辦人盛田昭夫與井深大率先推出索尼隨身聽之類的革新性產品，證明了亞洲公司不僅能有效地生產，還能獲得利潤 豐厚的消費市場。（Sony）

▲ 面對來自亞洲的競爭，美國的晶片製造商是靠創新競爭。葛洛夫在摩爾之後接任英特爾的執行長，與比爾．蓋茲結盟。40年後，微軟的Windows軟體與英特爾的x86晶片持續主宰個 人電腦事業。（AP Photo/Paul Sakuma）

*1 盛田昭夫馬上聯想到全世界對日本的印象：與小裝飾品和廉價仿製品聯想在一起。*2 曾任大通銀行的董事長兼執行長，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中最年長的在世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