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煉金術 THE ALCHEMY OF FINANCE
喬治索羅斯
第五部分 前瞻
第十七章 自由市場與管制
第十八章 走向國際性的中央銀行
第十九章 全面改革的悖論
第二十章 1987年大崩盤
結束語
第十七章 自由市場與管制
進一步批判均衡的概念幾乎是多餘的了。早在第一章裡，我就已經斷定這只是一個假定性的概念，它在同真實世界的切合性方面是很成問題的。而在接下來的各章裡，我檢視了各種類型的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的發展，結果表明，它們從未表現出均衡的趨向。實際上，斷言市場傾向於走入過度的非均衡，恐怕會更有意義一些。這種不均衡遲早將發展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最後不得不進行修正。
據說均衡可以保證資源的最佳配置，如果市場不能自動地向均衡方向發展，那麼有利於市場機制的一個主要的觀點就會喪失其有效性：我們沒有理由再相信市場可以盡善盡美地安排好一切。
這聽起來似乎是個驚人的結論，但其實只不過是老生常談。從參與者不可能獲得完善知識的角度來看，最優化的觀念同均衡一樣都是違背現實的，正因為如此，兩者都預設了完備知識的存在。由此看來，它們同現實世界之間毫無切合性是絕對不會令人感到奇怪的。
還可以給出其他一些有利於市場機制的證據。事實上，在第十五章的討論中就涉及到了一項證明，當時，我指出，金融市場的進展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科學方法的進展——這就是說，一個反覆探索嘗試的過程，實驗終結時的市場價格就是檢驗實驗的標準。但這標準並不符合科學方法的要求，因為市場價格不可能獨立於參與者們的決策，而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自然過程獨立於自然科學家所做的陳述。儘管如此，它們仍然是一項有用的標準，因為同自然現像一樣，它是真實的並且可以接受科學觀察的檢驗的。此外，對於市場參與者來說，它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此，市場機制的價值在於提供了一個客觀的標準，儘管不是沒有偏差的。
這項標準的價值有多大呢？試想如果沒有這項標準，情況將會如何。為此，我們必須對中央計畫經濟進行考察：由於厭惡市場經濟的缺陷，他們已經避免使用價格機制了，產出只能用物理量來計算，經濟畸變較之市場機制下的過度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經講過，民主制度是除了別的政府組織形式之外最糟糕的製度。市場機制也是如此，它是除其他所有資源配置形式之外最糟糕的資源分配系統。實際上，在選舉機制同市場機制之間存在著重要的相似性，很難說選舉一定能夠令國家的政治領導趨於最優化，吸引選票的技巧同候選人當選執政後治理國家所必須具備的素質之間也沒有很大的關係，儘管如此，畢竟他還要通過競選這一關，至少這樣可以有力地遏制其他更加惡劣的醜行。
一項客觀標準的價值也許可以在主觀世界中得到最好的體會。我們都活在幻想的世界。出於對抽象觀念的愛好，我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陷入一個自己營造的主觀世界。而市場則總是時時幫助我保持對於現實世界的清醒感知。這聽起來有些自相矛盾，對現實的感知居然根植於市場活動，而市場的活動又是如此的詭秘，常常被其他參與者視為非現實的。還要進一步指出的是，身為市場參與者，我並不只限於意識到自己同現實世界之間的關聯，實際上我是在用本能來感知它，在市場上，我就像叢林中的動物一樣地警覺。例如，過去我之所以能夠預測即將發生的不利事件，是因為到了這種時候我就會背痛。我當然不可能分辨出將會發生何種形式的不利事件，如果能夠分辨出來，那我的背痛也就痊癒了。有一個時期我在市場上可謂如魚得水——甚至損害了我的人際交往，後來我拉開了自己同市場之間的距離，市場感覺果然受到了損害。很多事件對我來說就像聒噪音一樣。無法從中體會出任何意義。例如，在歷時實驗中，市場進程的輪廓線十分清晰，而在控制對照階段，則出現了毛邊。
一個有趣的考察主題是參與者的市場融入程度同構造抽象觀念能力之間的相關性。一般認為，在市場中過度活躍將會阻礙寫作的進行，然而情況恰恰相反，必須做出投資決策的紀律有助於約束我避免過度偏離現實。在撰寫《意識的重負》（The Burden ofConsciousness）一書的三年時間裡，我喪失了從股票市場賺錢的能力，最後迷失在自己的抽像裡。又例如，在試圖對國際債務問題的迷團進行破解的三年裡，我眼看著自己在市場上的操作能力每況愈下，更為糟糕的是，我很清楚地感覺到自己對債務問題的分析正在愈益遠離現實。與此恰成對照的是，歷時實驗則令我恢復了高水準的投資活動以及表達自己理論的能力。
之所以要提到這一點是因為它也許已經超越了主觀評價的範圍。如果我是學者，我就會堅持自己對債務問題的分析是正確的，假使實際的發展過程未能確證預期的判斷，我會歸咎於新的進展以捍衛自己的分析。最後，也許會有幾項預期真的能夠實現，儘管在時間上要推遲幾年，而作為面向市場的參與者，我認為這種延遲是不能容忍的，我將不得不努力搜索並且認清存在於論據之中的缺陷。但身為學者，我盡可以無關痛癢地發表一項聲明來為自己辯護。同學術辯論相比，市場這個監工頭當然嚴厲許多。
然而，有的時候也很容易走到另一個極端，誇大了這種客觀標準的價值。我們對客觀標準有些過度傾心了，甚至賦予它們原本所不具備的價值。利潤——淨利——效益——本身成了最終的目標而不再是達到目標的手段，我們狂熱地用金錢標準來衡量一切。藝術家的價值取決於其作品的售價，更糟的是，我們還常常指望能夠從一些本該出於其他動機的活動中獲利，政客們收取演講費、兜售回憶錄；白宮顧問成了院外活動家；負責採辦的將軍們競相追逐企業裡最賺錢的職位；為主管機關服務的律師們也莫不如此。利潤動機無所不在，如果單純的思想追求而不是利潤成為動機，我們甚至感到難以接受。美國總經理發現很難理解他的英國員工：因為他們不願意搬家，居然可以拒絕一份好得多的工作。南非的黑人寧願毀掉自己的文明而不肯容忍種族隔離，這在我們的眼裡純粹是一種野蠻行徑——更不必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了，那絕對是超越我們理解力之外的東西。那些能夠驅動人類的各色各樣的價值不可能充分地轉化為客觀的尺度。正因為個體價值標準如此混亂，我們提出了以利潤和物質財富作為標準的價值──甚至上升為某種超級的價值尺度。然則，很明顯這只不過是一種過度的誇張。事實上，在缺乏完備知識的世界裡，任何一種價值觀都會在某種程度上被誇張或扭曲。在我們的文明裡，利潤的價值就是被誇大的一個，客觀性也同樣未能倖免。
讓我們更仔細地考察一下作為標準的市場價格。我們在自然科學方法同煉金術之間所劃下的界線在這裡正好可以派上用場。我曾經指出，在社會現象研究中我們必須區分兩類效度：作為真理的有效性同作為操作效用的有效性。在自然科學中，界線消失了，只有真的理論才可能是有效的，煉金術也因此破產。循此思路，我們可以證明市場價格只是判別效用的標準，而不是判別真理的標準。未來的市場價格將決定參與者的命運，但卻無法判定他們對問題的理解是否正確，只有在市場價格走向均衡的條件下，兩類標準之間的距離才可能彌合，那時的市場價格也就成為「正確」的價格。
現在我們可以體會到均衡概念的重要性了。它是架設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橋樑，它也能消除真理與效用之間令人困擾的分歧，後者是社會現象研究中的固有特性。不幸的是，這座橋樑是靠不住的，面對認識的不完備本性，均衡的觀念顯得不合時宜。由於缺乏趨向均衡的內在動力，事件的進程不再接受科學方法的約束，煉金術卻趁虛而入，狐假虎威。
將自然科學的方法與標準移入社會現象研究注定不會成功，它引發了許多無法實現的過度膨脹的預期，這些預期大大超越了科學知識的直接適用範圍，並且影響到我們整個思維方式。自19 世紀以來，有關經濟政策的目標應該是追求資源最佳配置的觀點盛極一時，支配了政治思想與政治行為，左派人士希望由聯邦政府對此負責，右翼人士則訴諸市場機制。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最優化的企圖導致世界上相當部分的地區甚至徹底放棄了市場機制，即使在市場取向的國家裡，政府也在糾正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逐漸土地，政府介入的負面面向愈益顯著，輿論又開始轉而看好市場機制。
在評價馬克思主義時，我們顯得信心十足，但輪到自己時，卻極不情願承認自由競爭理論充滿謬誤。兩者都建立在存在完備知識的預設基礎上，後者發明了市場均衡，前者則給出歷史過程的無條件預言。應該指出，這兩個理論都成形於19 世紀，當時人們還沒有意識到認識的局限性，科學家正享受著至高無上的地位。
如果我們能夠說服自己放棄最優化的幻想，那麼在評估市場機制的價值與缺陷時就會公道得多。我無意捲入有關財富分配的問題——並不是這些問題不重要，只不過我的分析可能於事無補，我試圖集中探討市場機制中的某一特別薄弱的環節：內在的不穩定性。現在已經弄清楚了這一現象的原因，它導源於思想與現實之間那種我稱之為反身性的雙向聯繫，它並不是無條件地存在於任一時空下的任一市場中，可是只要它已經形成，那麼認知與過程對所謂均衡態的偏離將會是無止境的。
不穩定並非必然有害，實際上，如果將其描述為動態修正，聽起來似乎相當積極。可是如果任其走向極端，就會導致突然的逆轉，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特別是在涉及信貸的場合下，因為附屬擔保品的清算將會導致市場價格的突然下跌，因此，防止過度的不穩定就成為市場機制順利運作的必要條件。市場本身非但無法滿足這項條件的要求，甚至還要助紂為虐。我已經給過證據，證明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傾向不穩定。在外匯市場上，證據特別地清晰。當然，信貸擴張與緊縮的循環也很有說服力。如果沒有信貸的介入，股市是否也會表現出內在的不穩定性呢？這也很難說，因為股市的繁榮總是伴隨著信貸的擴張，顯然，只有某種形式的管制才能防止過度不穩定的發生。
怎樣才算是過分的不穩定呢？這是一個判斷問題，標準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改變。今天我們所能夠容忍的──以諸如失業率之類的指標來衡量的──紊亂程度，在幾十年前還是無法想像的，那時人們對大蕭條記憶猶新，充分就業政策的弊端也還沒有暴露出來，同樣，有關公司改組的嚴厲限制也在60 年代的集團合併和70 年代的企業兼併熱中大大地放寬了。
管制的煩惱在於，管制當局一樣也是人，也可能會犯錯。為了避免獨裁和濫用權力，必須預先規定周全的條例與規則，然而很難設計出具有充分彈性能夠適應所有偶發事件的管制制度。此外，這種制度往往傾向於剛性結構從而阻礙進一步的革新，不僅如此，這種剛性與畸變還具有累積效應，類似於在不受管制的市場中不穩定性的累積。所得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稅率階梯越陡峭，持續時間越長，避稅行為就越是普遍，而稅法條款也越來越複雜。
我不打算繼續這種討論，因為過於一般化，很容易演變為空談。在下一章裡，我會提出一項政策建議。在這裡，我將只限於指出一個普遍性的結論，無論是管制的還是放開的競爭，在走入極端時都可能是有害的。但是，一個極端的破產並不能成為轉入另一個極端的理由，不應該把兩個極端看成是互相轉換的，而應該將它們當成界限，保持正確平衡所必須考慮的界限。這項任務是極端複雜的，因為我們有一種內在的傾向，忍不住要從一種偏見轉向另一種偏見。
在25 年前撰寫的《意識的重負》一書中，我循上述思路發揮，建構了一個相當精緻的綱領。以變化速率作為關鍵變量，我斷言：由於認識上的不完備性，人們注定要從兩個方向上對它進行誇大。其中一個極端表現為傳統的或教條式的思維模式，認為必須原封不動地接受既有現實，因為其他的形式是無法想像的；另一個極端則是徹底的批判和拋棄，主張在未被證偽之前，任何形式都應視為可行。每一種思維模式都對應著一種社會組織的形式，其不完美的程度則對應於構成成員認識的不完備性。於是，傳統思維對應於部落社會，教條主義對應於極權主義社會，批判的模式則對應著開放的社會。顯然，從中可以看出卡爾·波普爾的影響。我自己傾心於開放社會，但這種選擇並非是毫無保留的。人們將會發現，每一種社會組織形式都缺乏某些僅存於其對立面之中的品質。極權社會缺乏自由，開放社會缺乏穩定。由於我們內在的偏向性，介於兩者之間的穩定均衡是不可能的，這正如自由市場經濟中穩定均衡之不可能。人們的觀點總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在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管制制度之後，我們已經轉向了過度的非管制化。只有儘早地意識到管制的必要性，才能充分維持我們所享有的近乎自由市場體制的優越性。
第十八章 走向國際性的中央銀行
經過前面的探討，我們已經可以肯定金融市場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那麼，是否存在著某種可行的、一勞永逸的挽救方法呢？以我自己的能力恐怕很難做出精當的解答，我的長處在於鑑別體系的缺陷而不是設計新體系。長期以來，我一直幻想自己能夠成為像凱因斯那樣的經濟改革家，但是，越是接近獲得陳述自己見解的機會，我就越是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我的特殊專長在於能夠洞察任何體系的缺陷，但在涉及某一特定體系的問題時，我的見解同專家相比還要稍遜一籌，不僅證券分析是如此，在金融與經濟領域中也是一樣的。如果要求我參加證券分析主管的考試，幾乎任何一科我都通不過，在分析信貸與管制的循環時，我缺乏對貨幣理論的透徹研究，此外，讀者還會發現，在歷時實驗中，我的最大弱點就是經濟預測。在投資和寫作的過程中，儘管沒有真正掌握某一特殊領域內的技巧，但那時我至少還可以對付，可是如果我設計出一種新的金融體制，知識上的缺陷便成了致命的弱點。
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自己可以做出某種形式的貢獻，尤其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普通的智慧幾乎無用。凱因斯主義（同凱因斯本人不是一回事）已經在70 年代的通貨膨脹中名譽掃地，貨幣主義面對變動的匯率以及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漸感力不從心，供應學派經濟學看來也只不過是將凱因斯主義所強調的需求賦予一種雙關的意義。總的來說，情況不能令人感到滿意，但誰也說不清問題究竟在哪裡。在這樣的環境下，甚至我的那些含糊其辭的嘗試性觀念也可能是行之有效的。
首先，我們應在經濟政策與體制改革之間做一區分，儘管兩者都是必要的井且不可或缺。很難設想兩者中的任何一個人可以完全自動地發揮其功能。經驗表明，每一種制度——不論是金本位、布雷頓森林體系，還是自由浮動的匯率體制——在缺乏適當的經濟政策配合時都不免歸於失敗。同樣難以想像的是，如果沒有製度上的配套改革，單憑經濟政策就能夠修正普遍性的非均衡。各方面的非均衡有內在的聯繫，不可能個別處理而互不涉及。
我們所面對的是一種非均衡與不穩定的參差不齊的排列組合。只要指出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夠了：不穩定的匯率；國際債務問題；美國的長期預算與貿易赤字、日本的長期貿易順差、全球範圍內長期的農產品和礦產品的超額生產、不穩定的商品價格、特別是石油，不穩定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及不穩定的國際金融市場。其中有些是不恰當的經濟政策的產物，只要改變經濟政策就可以糾正過來，另一些則根源於當前體制的固有缺陷，除了徹底改革這一體製本身，別無它途。
關於第一類的非均衡，可以舉出一個例子：日本希望生產大於消費，而美國，顯然希望消費大於生產。不加審察地看，這些傾向如果按照一定的程序發展下去，日本就會上升為世界上支配性的經濟力量，而美國則將日漸衰弱下去，這種轉變必將導致許多混亂和斷裂，然而若要製止這一前景的出現，只要更改經濟與金融政策就可以做到，因此無需改造金融體制。當然，前提條件是體制必須夠健康，能夠容納這些政策變化，否則也一樣會走向崩潰，進而為各成員國帶來嚴重的危害。
第二類非均衡的例子是目前的匯率體制。我們知道，自由浮動匯率在累積著內在的不穩定性，行政當局也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且在廣場旅館協議中賦予它們管理匯率的責任與權力，然而下一步究竟怎麼走卻止無定論。管理匯率對應於合作的經濟政策，如果能達成自願的合作，當然皆大歡喜，如果不能，那就只好另起爐灶，設計一種新的體制。在這一章中，我將致力於探討體制改革的可能性，有關經濟政策的討論將一帶而過。
依照我的想法，體制改革的需求集中在三個主要的問題領域：匯率、商品價格（特別是石油）、國際債務問題。其中任何一個總理都牽涉眾多方面，不可能進行單獨的分析，只能作為整體的一個部分來加以考慮。第四個主要的問題至今還未被人們接受，即國際資本市場，它們反應、容納並且協助生成各種其他形式的非平衡。它們的發展到處贏得喝采，被視為值得歡迎的改革舉措，成為市場有能力修正自己以適應變化需求的又一例證。回顧以往，我堅決認為國際資本市場的急劇擴張將發展成為另一種市場過熱的形式，就像70 年代國際銀行貸款業務的急劇增長一樣。我們都知道，國際貸款興盛的基礎極不牢靠。我相信，國際資本市場缺陷的暴露也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目前，人們在處理問題時呈現出強烈的就事論事的傾向。比如說，大家一致同意不能再聽任匯率繼續自由飄移，必須採取乾預措施，但同時大家又一致強調幹預必須是漸進式的和嘗試性的。辯論圍繞著目標區的問題：明示還是暗示？回傳固定匯率的可能性或多或少被排除了。與此相似，國際債務問題的解決必須採取某種創新的形式。但貝克計畫所強調的仍是堅持就事論事的方法，個中原因不難理解。針對個別國家的讓步將很快地擴散到其他國家，因此任何有關體制改革的討論都會導致這個體系的突然解體。另一方面，只要問題涉及石油價格，就以為一定要靠歐佩克來解決，而石油消費國通力合作謀求穩定的思想，卻從未得到認真的討論。
比之里甘主持財政部時期的不干涉主義，貝克所鼓吹的那種步步為營的策略代表了一種重要的進步，它表明人們已經認識到不能允許市場自由發展，面對崩潰的威脅，當局必須採取某些指導措施。五國集團在廣場會議上所表現出來的首創精神激發了全球範圍內股票和債券市場的一次主要的上升浪潮，可是廣場會議所產生的動量到現在已經煙消雲散了，我們又一次陷入了危險的自由飄移。如果可以藉助某種特別的方法重新獲得動力，那當然再好不過了。可是，如果國際間不能採取有效的合作，保護主義、貨幣混亂以及償債中斷的危險將會愈益加強，從而相應地增大了體制改革的壓力。
一旦轉向體制改革，方法就截然不同了，不可能再孤立地處理個別問題，必須尋求集中的解決方案。那些個別看來難以解決的問題可以在一個範圍更大的解決方案中找到出路。方案越複雜，成功的機會就越大。也許可以對我們在這裡所涉及的三個或四個問題領域分別進行的處理，但集中處理的效果無疑要好得多。我也知道，任何激進的變化都同現行體制格格不入，尤其是在國際合作領域，因為國際間利益將不得不讓位於國家利益，但是也確有幾次這樣的機會，改革似乎不僅是必要的並且也是可能的，通常，這都是在危機時期。
接下去我就開始對各個主要問題領域分別進行探討，在後文中提出的解決方法將可以把它們聯繫在一起，其中包括了一個創建國際性中央銀行的設想。從歷史上看，中央銀行體系的確立，本來就是對各類危機所做出的反應。各個中央銀行都是針對自己的問題而獨立發展起來的，儘管某一金融中心的發展可能會影響到其他金融中心。目前的問題基本上是國際性的，因此，問題的解決也必須是國際性的，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國際性中央銀行的雛形：為應付德國的債務問題，1930 年成立了國際清算銀行，1944年，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下一步的工作應該是擴張它們的功能或建立一個新的機構。
匯率
匯率的錯亂是破壞世界經濟的一個主要根源。它威脅著已完成投資的價值實現，破壞了長期投資的安全性，並且根植於美國國內的保護主義情緒。市場機制無法做到令各國貨幣回歸有序的組合，相反，市場投機活動強化了貨幣的無序流動。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自由浮動的貨幣體係不斷累積著自身的不穩定性。
問題是從何處下手？有許多可能的方法：目標區，無論是公開的還是保密的，都是最溫和並且議論頻率最高的替代選擇；我們還可以回到固定匯率體系，可以是金本位的，也可以不是；或者，最大膽的提法，我們可以發行一種國際貨幣。
不論最終做出那種選擇，許多問題還有待解決。首要的問題就是國際資本流動。跨越國境的國際資本轉移深受歡迎，應予鼓勵，但投機資本的運動具有累積不穩定的危害，有必要建立一個令投機行為無利可圖的系統。在理想的情況下，匯率浮動應限於利差所允許的範圍，但這樣一來又多少有點固定匯率體系的味道。
目標區方案未必能打擊投機活動，相反，倒有可能為那些針對管制當局的投機活動大開方便之門，因為風險得到了控制。由於承諾了一系列的目標區，管理當局就被暴露在投機活動的攻擊之下，時間與方向的主動權都掌握在投機者手中。歷史經驗表明，在這種情況下，贏家多半是投機者，因此可以斷言，公開的目標區體係是所有可能方案中最糟糕的一個，它不僅容忍了體系內的投機活動，甚至還鼓勵針對體系本身的投機性攻擊。
保密的目標區可能要走運一些，它為投機者和管理當局安排了一場錯綜複雜的貓捉老鼠的遊戲，在這個戲局中，如果管理當局協調一致並且有能力調動比投資者更多的資金，那麼情況尚有可為，考慮到他們控制著最後的武器——印鈔機——所以應該說成功還是有希望的。只要中央銀行願意無限制地提供供給，任何強勢貨幣的增值都將難以為繼。奇怪的是，中央銀行似乎都缺乏嘗試的膽量。
如果管理當局能夠成功地穩定匯率，「熱錢」就會最終冷卻下來，並轉化為長期投資——這是建立一個健康的國際經濟環境的前提條件然而僅僅穩定主要貨幣的相對價值還是不夠的，避免全球範圍內的過度通貨膨脹與緊縮的危害，也必須穩定貨幣總值。黃金在歷史上一直是個穩定力量，它可以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承擔起這項任務，儘管以今天的眼光看來，它有一項重大的缺陷：新的產出主要來自兩個極權國家— —南非和蘇聯。無論如何，問題不僅限於尋找一種合適的貨幣基礎，考慮到信貸的反身性，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的信貸結構也要進行調整，有必要建立一個機構來協調世界範圍內的信貸成長，這個機構也就是國際性的中央銀行。關於這個題目，也應從其他幾個主要問題領域的角度來考慮，包括國際債務和商品價格，特別是石油。
國際債務
累積起來的債務繼續成為貸款雙方的沉重負擔，人們曾經希望這些問題能夠自然解決，但是他們在計算中卻忽略了債務清償中抵押品的貶值因素。在為維持國際收支平衡而提供的貸款項目中，抵押物還包括出口商品。由於欠發達國家出口的主要是那些缺乏需求彈性的商品，因此如果增加出口，商品就會下跌。
有幾個債務國幸運地進入了我稱之為第二階段的調整過程，其他的則似乎永久性地陷在了逆差的困境之中，提高傳統出口商品產量的做法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其他的成長途徑則尚在探索之中，而出口複雜產品也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但又要碰到保護主義的障礙，如此說來，經濟復甦只有寄希望於國內的經濟增長了。從政治上講，這是很理想的，因為出口的回升有助於美國放鬆進口。此外，債務國國內輿論中要求堅持國內成長的呼聲也與日俱增。
貝克計畫的初衷在於透過增加新貸款來減輕重債務國家的負擔。此基金部分來自國際機構，主要是世界銀行和泛美發展銀行（Inter-AmericanDevelopment Bank），部分來自商業銀行，要求商業銀行在3年內注資200億美元，貸款享有交叉違約請求權，比純粹的商業貸款多一些保障，在世界銀行資金來源枯竭以後，行政當局將轉向國會要求追加資金。
這個計劃在方向上無疑是正確的，不過卻遺下兩個未解決的問題：一個是在債務國無力滿足償債義務時借入的額外債務的積累，另一個則是商業銀行賬簿上可疑貸款的累積，這種貸款本來就已經夠多的了。這個計畫可以緩和第二個問題，因為很大一部分的新增貸款來自政府機構，但絕不是說，這樣一來債務問題就可以一筆勾銷了。此外，這種方式本身也可能被譴責為變相的擔保，因此也難以徵得國會同意增加世界銀行的資本。
很清楚，計劃還不夠徹底。它未能解決遺留問題。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累積債務的清償恐怕早就演變成一場災難了。一項幹預政策要成功，就必須能夠順次削減債務。
近幾年來的經驗表明，一旦債務的累積超越了某一臨界點，常規的調節方法將無能為力。在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家裡，調整已經達到了忍耐與消極資金轉移的極限，甚至早已突破了最大值。儘管如此，外債仍在不斷增加，負債比率幾乎沒有什麼改善——如果說多少還有一點的話，更糟的是，內債也在以驚人的速度累積起來。
每一個已開發國家都設立了特殊的立法程序來處理嚴重的債務問題。破產程序可以確保壞帳能夠按次序進行清償以免造成經濟的過度破壞，現在我們迫切地需要某種國際債務的破產程序。
破產重組的原理十分簡單，時鐘停止在某一特定的時點上，所有現存的權益與負債都保持原封不動，分門別類以備冗長的訴訟程序之用，同時，只要還有可能，該企業仍應繼續運作，續存企業的債務在清償順序上優於先前的債務，正是這項原則保證了破產企業仍能運作。
在國際貸款活動中至今還沒有一個類似的壞帳安排程序，以前也經常發生不能充分清償的事例，通常，無力支付導致完全撕毀合約，雙方關係往往須待幾十年後才能恢復正常，到那時債主已經能夠欣然接受百分之幾的補償了。最全面的債務重新安排活動，是分別於1924年和1929年由道斯（Dawes） 和揚（Young）提出的德國償債計劃，它們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違約，可是其執行結果也並不能令人滿意。
國內的破產程序並非直接適用於當前的情況，因為涉及的金額太大，即令只是暫時延期償付也會導致債主的破產。但是，將以往的一切予以凍結，這項原則無疑還是站得住腳的。
目前，所有的相關人士都很清楚有待解決的問題。外國的債主將承諾減少到最低程度，而國內資本則到海外尋求庇護。重債務國的經濟持續衰弱，政治壓力不斷加強，應當設法扭轉這些趨勢。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反身性的過程，要扭轉整個趨勢就必須引入一股新的風氣，它的影響應該足以改變普遍的傾向。總之，只有一個全面的方案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我無意提出一套具體的行動計劃，這樣的計劃將需要大量的準備和談判，我所能做的只限於給出粗略的框架，它應當能夠解決至少五個主要方面的問題：(1)既存債務的安排；(2)新信貸的供給；(3)銀行體系的保存；(4)債務國家的經濟政策；(5)逃逸資金的回流與吸引外國投資。 1982年6月布萊德雷參議員（Senator Bradley）提出的計劃已經包含了以上各點① 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在1986年12月4日提出的計劃綱要②，同我本人(，)的計劃非常相似，這些貢獻正在將討論引向正確的方向。
可以考慮把以前的債務合併為可流通的債券，在利率方面則要做一些讓步。這些債券可以其票面價值折扣發行，持有債券的銀行將遭受重大的損失。為了保護他們，允許銀行在幾年時間裡逐漸沖銷債券的帳面價值直至等同於市場價格。在這段時間裡，可以用這些債券按其逐漸貶值的官方價格作為抵押品向中央銀行的貼現窗口申請借款。這樣就可以避免擠兌，儘管這些銀行財務狀況已經因債務重建而遭受損失，他們至少可以繞過陷井繼續營運。
僅僅滿足於重新安排舊債務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保證新信貸的持續注入使債務國的經濟得以復甦。不能再指望商業銀行提供用於平衡國際收支的信貸，這本來就不是他們的責任，他們吸取了教訓，即使承諾其現有債權不會遭致任何損失，他們也不想幹。國際收支平衡貸款應該是國際貸款機構的職能，它有足夠的影響力要求債務國執行適當的經濟政策。
目前，重債務國內部的主要問題就是通貨膨脹。償還外債的努力必然導致龐大的預算赤字，抑制通貨膨脹的希望十分渺茫。但是，只要債務負擔能夠減輕，國內改革的成功幾率就會大得多。如果通貨膨脹率較低，那麼實際利率便相對較高，有助於鼓勵逃逸資本回流，甚至外國資本也可能再次被吸引過來。
為了確保充分的新信貸供應，世界銀行（或其他專屬機構）可能要籌集一大筆資金。目前，籌集資金的政治願望正在消失，任何形式的國際金融機構功能的擴大都會給人留下擔保的印象，無論是為銀行、為債務國或兩者兼而有之。一個綜合性的綱領應該能夠克服這些阻力，讓信貸供應和債務人雙方都做出最大的努力，不能允許將新信貸再用於清償舊債務，它們應當在舊債的壓力已經減輕而經濟又急需刺激的時候予以投放，從而推動全球經濟的振興。
① 《關於匯率和合作的國際議會圓桌會議》，蘇黎士，瑞士，1986 年6 月28 日29，30 日The International Parliarnentary Working Round Table on Exchange Rate and Coordina- tion.Zurich，Switzerland，Jane 28，29 and Rate and Coordina- tion.Zurich，Switzerland，Jane 28，29 and 30，1986.
②
《美國國會首腦談債務與貿易》，紐約，1986 年12月3 日，4，5 日The USCongressional Summit on Debt and Trade，New York，N，Yi Dec.3， 4，and 5，1986.
石油
有一個痛苦較少的方法可以幫助世界銀行取得它所需的資金。這是一個宏偉的綱領，把石油價格的穩定同國際債務問題連結在一起。第一次想到這個方案是在1982 年，後來我又在一篇文章裡勾勒出它的雛形，但是這篇文章遭到了嚴厲的批判，被拒絕並且從未印行。有關想法被認為是異想天開，直至今天恐怕還是如此。令人感興趣的是激發該文創作動機的問題迄今尚未獲得解決。因此，文章還同幾年前寫作時一樣適合目前的情況。當然，讀者可以自行評價，我在這裡幾乎是原文照錄。
國際性石油緩衝庫存計畫① 本文試圖扼要指出，在國際間合作的氣氛下可以取得怎樣的成就，當然，可能性不勝枚舉，我所考慮的只是其中具有可行性的，意在表明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法並非不可想像，這將有助於激發實現目標的熱情。
最佳的解決方式將要求主要的石油進口國與出口國達成協議。建立一個能夠將卡特爾的基本特性——價格固定與產量配額——與國際石油緩衝庫存結合的國際組織，以取代歐佩克。
沒有必要甚至不希望所有的消費國與生產國都加入。不錯，工業化國家同歐佩克組織中「溫和派」成員國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有些國家，像伊朗、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等，不一定要發展進來。
方案將按以下模式運行：首先要確定生產與消費配額，配額總計可以超出目前的消費水平，超出的部分就轉化為緩衝庫存。由於儲存成本昂貴，緩衝庫存將主要停留在紙面上，而石油則儲存於地下。
款項不必直接支付給產油國，而是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屬部門的封閉帳戶。基金對因銷售問題未能達到生產配額的產油國實施優惠，未完成消費配額的國家將按配額要求實行支付（差額），其未消費已付款的緩衝庫存則由庫存管理當局記在相應國家的名下。緩衝庫存管理當局的義務就是將石油儲存於地下，直到需求回升。顯然，緩衝庫存管理當局必須有能力確保地下石油儲藏的安全。
消費國應該對進口石油課稅。參加了此方案的產油國可以享有部分減免的優惠，非會員產油國則足額徵稅以示懲戒。減免稅額同樣也要存入國際貨幣基金專屬機構的封閉帳戶中，封閉帳戶只支付極低的利息率，例如1 ％。
負債累累的產油國，像墨西哥、委內瑞拉、奈及利亞以及印尼等，可以使用封閉帳戶來償還外債；盈餘國家，像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則可以建立貸方餘額。
欠發達國家應免於加入緩衝庫存的義務。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獲得比工業化國家價格更低廉的石油，它們的缺席不至於威脅整個方案的可行性。
為了說明的方便，假設基準價格維持在34 美元，賦稅相當高，例如可以高達17 美元，其中的一半，8.50 美元返還產油國。固定配額將定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從而緩衝庫存得以以每天3 百萬桶的速度累積。如果工業化國家進口石油的需求量是每天1 千5 百萬桶，80 ％來自會員石油生產國。這樣，工業化國家每年就可以獲得558 億美元稅收，其中有280 億美元支付給緩衝庫存，剩下的就可以用來減少預算赤字。從而各工業化國家就有能力為膨脹的世界銀行提供必要的股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屬業務部門每年可收入650 億美元，全部用於產油國的信貸帳戶。其中372 億美元來自稅款返還，28 億美元來自緩衝庫存。同1980 年和1981 年的信貸高潮相比，國際貸款淨增額為600 億美元。
石油的市場價格動向如何？因為封閉帳戶只支付1 ％的利率，於是就會出現追求實際銷售而不是緩衝庫存的傾向，緩衝庫存的支付價格因此成為價格的上限，自由市場價格將停留在基準水平以下的某處，低於減免稅後的部分，即低於25.50 美元。對於工業化國家的消費者和生產者來說，價格當然還要包括賦稅，一旦價格超過基準水平，即表明需求強勁，應該提高生產配額。
配額與價格的修正涉及許多棘手的問題，大多數的市場管制之所以漏洞百出，就是因為缺乏適當的修正機制。甚至國際貨幣體係也不例外，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壞就是因為黃金價格毫無彈性空間。一個方案，如果依賴價格作為調節機制的成分越多，則持續生存的機會就大。認清這一點，緩衝庫存的用途也就可以確定：為價格機制提供完成使命所必要的時間，這意味著庫存穩定建立之後，一旦庫存額開始減少，就應該採取上升的修正，先是提高產量，繼而提高價格。同時，當緩衝庫存開始增加之後，就應該開始削減生產配額直至初期所確定的最低限度。
生產配額的分配又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最初的配額可以用有關國家最低限度的財政需要為基礎。隨著全球產量的提高，增加份額的分配應主要考慮被約束的生產能力、儲量，以及儲量的增加或減少。比如說，沙烏地阿拉伯的配額成長就應該比阿爾及利亞或委內瑞拉快一些。即使做出某些規定，在這個問題的判斷上仍然存在著很大的隨意性。
最後，當生產能力已經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之後，個別生產者將不願意再增加生產配額，可以利用這種心理作為提高價格的觸發機制。當然，下一步又要牽涉到判斷的問題。消費配額的分配相對來說可能簡單得多，實際消費可以作為估計的基礎。
為行使自主性的權力，就必須成立一個權威的機構，而有關機構組成與表決權的分配又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除了進行一場艱苦的討價還價的談判之外，別無它途，結果取決於談判各方的實力和談判技巧。
無疑，很大一部分權力將從產油國轉移到工業化國家。這種安排只有在歐佩克瀕臨解體時才可能發生，我堅決認為，歐佩克的破產將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必須採取措施予以補救。在主張實施我的綜合方案的理由中，最動聽的一條是它不會妨礙工業化國家從中獲得最大限度的好處，在這一點上，它同其他可能的方案並無歧異，能夠搶到多少，還要看他們的技巧、勇氣和內聚力。至少，採取這項方案比重新拼湊修補歐佩克好得多。這項方案的最終價值還要取決於如何使用那筆累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業務部門中的基金。所涉及的款項金額龐大，比國際債務危機登峰造極時的金額還要大；即使緩衝庫存不再成長，它們仍將維持龐大的金額。基金的規模應足以從財政上支持全球性的主權國家債務計畫。
可以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屬部門的封閉基金借給世界銀行用於向重債務國提供信貸，也可以將其用於折扣買進他們的未清償債務，從這些借款中獲得的現金收入可用於解凍這個封閉帳戶。
方案的參加者將各自承擔那些義務呢？在很大程度上，這將取決於談判所達成的條款，儘管如此，主要框架還是清晰的。
工業化國家必須放棄短期內低價石油的利益，以換取諸如長期價格穩定、緩衝庫存累積、國際債務問題的某種形式的解決以及政府收入的重大增長等。如果本國就有能源和石油工業，那麼它們還可以從保護政策中獲得額外的利益。
產油國將因此而獲得一個容量遠遠超出目前水準的市場，價格可能會低一些，但想必會比歐佩克一旦垮台後的情況要好得多。有兩個強大的誘因可以吸引它們：石油稅的減免和出售緩衝庫存。儘管這兩者的收入都將歸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屬部門的封閉帳戶，但負債的石油生產國可以以償還債務的名義動用這個帳戶，那些順差盈餘國家只不過多等一段時間，屆時它們也能解凍自己的基金。
不產油的欠發達國家可以趁此機會大幅減輕壓力，它們購買石油的價格比工業化國家低。此外，不論產油國或消費國都可以從全球性債務重新安排方案中獲得好處。本文並未討論將如何實施這項綜合方案的問題──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許一次嚴重的危機才能夠將有關各方召集到一起。
當然，上述方案也應該根據情勢的變化不斷地進行調整，基準價格和稅收指標實際上必須降低許多，這反映了自那時以來歐佩克壟斷利潤所遭受的侵害。
我不打算再花精力修改這個計劃，因為只要偏見仍然盛行，它就始終是不切實際的。任何有關緩衝庫存的方案都將被視為可笑的奇談怪論，以往這類方案都未被採納，並進一步成為駁回的理由。但是人們的偏見不是不可以扭轉的，市場機制是不是就會好一點呢？我們不妨檢視一下石油生產的歷史，只有在市場超量供應以及卡特爾式協定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價格的穩定。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短暫的黃金時期：第一次是由標準石油公司建立的壟斷體制，第二次是由得克薩斯鐵路委員會支配的生產配額，第三次就是歐佩克，每一個階段在其發展中都充滿了紛擾和喧囂，如果必須提出某種穩定方案的話，為什麼一定要由生產商出面呢？為什麼消費國就不可以在其中助上一臂之力呢？畢竟事關他們自己的根本利益。什麼時候人們參透了這個道理，才會把這份計畫從抽屜裡拿出來。
① 寫於1982 年
世界貨幣
在人們接受了石油緩衝庫存方案的構思之後，創立一種穩定的世界貨幣相對來說就容易多了。記帳單位以石油為基礎，緩衝庫存方案可以將石油價格穩住。如果需求超出了供給，那麼它同其他商品與服務的比價將逐漸上升。換句話說，各國貨幣相對於世界貨幣逐漸貶值。
新創立的國際貸款機構以石油作為記帳單位，由於這種貸款可以抵禦通貨膨脹，因此它的利率可以比較低，比如說，3 ％。利息收入（3 ％）與利息支出之間的差額可以用來解凍該封閉帳戶。等到封閉帳戶解凍的時候，貸款機構已經建造了自己的資本儲備。
可以將通常隸屬於中央銀行的權力職能賦予這個貸款機構，它可以透過發售自己的短期或長期債務來管理世界範圍內的通貨供應，並且在規定各國貨幣同記賬單位之間的比價時發揮有力的作用。它也可以施行各種目前歸屬中央銀行的管理職能，由此它的記帳單位就構成為一種世界貨幣。
商業貸款也可以用世界貨幣進行計算，最後，以石油為本位的貨幣在各種國際金融交易中取代了美元和其他各國貨幣，轉變必須謹慎地安排，制度框架的確立也要步步為營。在這裡，我還不可能設計出一個綜合的方案，因為天時地利人和無一具備。很顯然，這樣的一種石油本位貨幣將消除國際資本轉移所帶來的投機性的影響。
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各國是否接受這樣一種貨幣形式。特別是美國，如果美元不再是國際貨幣，那麼美國將遭受極為嚴重的損失。首先，當儲備貨幣的母國向其他國家提供金融服務的時候，它本身就處於一個有利的位置。更重要的是，美國是世界上惟一一個可以以本國貨幣進行無限舉債的國家。如果美元被世界貨幣取代，美國仍然可以藉債，但是它將不得不準備好全額償付。而現在的情況是，美國政府有能力操縱自己負債的價值水準。因為幾乎在事先就可以得出結論，債務在償還時的價值甚至比發行時的價值還要低。
其他國家對美國預算赤字進行財政支持的耐心是有限的，現在我們可能已經接近這些邊限了。但是，惟有日本，儘管它很清楚永遠也別指望美國會徹底清償，仍然毫不介懷，繼續從財政上支持美國，這是因為唯有如此，日本才能成為世界「第一」。日本早已取代美國成為其他國家的主要資本供給者，日圓取代美元成為主要的儲備貨幣也只是時間的問題了，轉變將伴隨著許多混亂與躁動，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英鎊向美元過渡時那樣。
世界貨幣的引入可以避免擾動，不僅如此，它還有助於制止已經開始的美國經濟力量的衰退。我們恐怕不會再享有優惠累積債務的特權了。因此必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問題在於政府是否有足夠的遠見、人民是否有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來承受應用國際貨幣所要求的紀律。只有當我們下決心減少借款的時候，捨棄優惠的信貸條件才是有意義的。這意味著必須削減預算和貿易赤字，在這裡，體制改革同經濟政策的問題結合起來了。
關於貿易，有兩種替代的選擇：一是藉助保護主義措施排斥進口，另一個則是努力增加出口。保護主義是一個令人反胃的處方。它會導致重債務國將突然之間完全喪失其清償能力，從而導致國際金融體系的解體，即使不出現金融災難，因此而失去的許多有利條件也會導致全球範圍內生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在沒有配套體制改革的情況下，顯著增加出口也不那麼容易。債務改革將會加強債務國的清償能力，而貨幣改革可以提供穩定的因素，這對美國成功地完成經濟修正過程是不可或缺的。
可以斷言，過度的金融不穩定正在嚴重地危害美國經濟的結構。真實資產不可能像金融資產那樣對宏觀經濟變動做出靈活的反應，因此，始終存在著由真實資產轉向金融資產的強大動因，而這一轉化本身就是削弱「真實」經濟的一個主要因素。在對金融資產的使用方向進行考察之後，我們就可以理解這種破壞已經達到何種程度。大部分的資產被用於聯邦預算赤字、重債務國貸款以及槓桿操作之中，「真實」資本形成實際上正在下降。當然，如果我們能夠指望來自海外的穩定收入，情況也許不會這麼糟。問題是我們的貿易逆差一部分是由欠發達國家的債務償還來彌補的，這至少應該說是極不穩定的；另一部分則依靠資本輸入，而這終究也是要償還的。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為了挽救「金融經濟」正在犧牲「真實」經濟。
為減少對外來資本的依賴，預算赤字必須加以遏止。在我看來，最令人心儀的前景是與蘇聯達成有利的裁軍協議。雷根總統執政期間巨額的國防支出可以看成是一場報酬豐厚的巨賭：大循環將讓位於一種更穩定的構形，在新的構形中，預算與貿易將會接近於平衡。
當然日本人當然可以繼續維持超過自身消費的產出。只要他們願意儲蓄並輸出資本，那麼就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他們成為世界上頭號經濟力量。但是日本的崛起並不必然以美國的衰退為代價，在世界貨幣的幫助下，兩個經濟領導力量可以並存。
第十九章 全面改革的悖論
在前邊的討論中，我不僅給出了一種可行的國際金融體系的輪廓，同時也給出了一項可行的美國經濟政策的輪廓。當然，這些只能說是框架或視角，但只要稍加修葺，它們也一樣可以涵蓋那些我們尚未涉及的領域。
還有兩個最基礎的問題，一個是抽象問題，一個是個人問題。抽象的問題關涉所有有關體制改革的嘗試，由於認識所固有的不完備性，全面改革是否存在著悖論？我們真的有希望搞成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系統嗎？個人問題關涉我對官僚主義的厭惡，國際央行恐怕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避免官僚主義。
我相信，全面改革的弔詭只是一個假象，不過還是該認真看待。除非我們能夠獲得永久和完善的解決方案，否則就很難證明它的有效性。問題在於，認識的不完備性否定了永久的和完美的解決方案的現實性。生命是短暫的，唯有死亡是永恆的。生活方式的選擇將為人們的生活面貌帶來根本性的差異，暫時的解決方案總比一無所有好得多。
所謂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是極富誘惑力的。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考慮死亡與生命的意義。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類情感中體驗最深的部分之一。我們總覺得死亡的想法是完全無法接受的，我們抓住每一根稻草試圖逃避死亡。追求永恆與完美只不過是逃避死亡的一種方式，但結果證明這是一場騙局。我們非但未能躲開死亡，反而挺身擁抱了死亡，永恆和完美也意味著死亡。
很久以來，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生活與死亡的含義，並且終於悟出了自認為滿意的破解，我將在這裡予以總結，儘管我知道這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沒有什麼意義。問題的關鍵在於區分作為事實的死亡與作為觀念的死亡，作為事實的死亡同作為事實的生活聯繫在一起，作為觀念的死亡則同作為觀念的意識並到一處，意識與死亡水火不容，但生活與死亡卻不然。換言之，死亡作為事實並不像作為觀念那麼可怕。
作為觀念的死亡具有壓倒一切的力量，在死亡面前，生活以及與之相聯繫的一切都失去了重要性。但是作為觀念的死亡只不過是一種觀念，事實與觀念之間的關聯也是很不清晰的。將事實與觀念同樣看待，這恐怕是個錯誤。只要還能談論事實，那麼最直接、最清楚的事實就是我們還活著，作為事實的死亡尚隱然於天際。但是，當我們真實地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作為事實的死亡卻又把我們同作為觀念的死亡體認截然分開了。換句話說，當這一刻真的到來時，我們對死亡的恐懼反而無從體會。
在思索生存與死亡的問題時，我們必須做出選擇：生存或死亡，哪一個是出發點呢？兩者並非互相排斥，但卻都是無法迴避的──作為思想和作為事實。但是我們所接受的觀點卻總不免帶有傾向性，這種傾向性於存在及思考之中無所不在。有些文明，如埃及，獻身於死亡崇拜；有些，如希臘，似乎連神靈也渴望塵世的生活。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兩種立場相互齟齬，它們之間的鬥爭構成了人類的歷史。基督教史上神靈與世俗的對立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樣的場景如今又在蘇聯重演，在那裡，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要求難以將軍事力量與經濟效率的要求協調起來。
這些偏見相互之間的碰撞有可能以許多相當隱晦的形式表現出來。例如，關於經濟管制，我們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態度。一種立場認為管制毫無效用，因為它擾亂了原本的秩序，最終將導致體系的崩潰。而關於市場機制自然傾向於均衡的斷言也有力地支持了這個觀點。對立觀點則認為完美乃不可企及之境界，無論是市場或管制。市場太不穩定，管制又過度僵化。市場必須管制，但管制缺乏彈性與主動，必須不斷修正。不存在完善體系這一事實並不能成為反對體系完善化努力的有效證據。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例：最終的崩潰並不能抹除輝煌的歷史，因為它奠定了長達1/4 世紀的繁榮。
如果要在兩種態度之間做出選擇，那麼我將旗幟鮮明地選擇生活，選擇我們在其中所創造的短暫而不完整的結構。儘管我擁護對金融體系進行全面性的改革，但我絕不會臆想新體制比舊的更完美或更持久。相反，我很清楚對永恆和完美的追求只不過是一種幻想。一個功能齊全的體系將令我們落入自鳴得意的陷井中，布雷頓森林體係就是其中的一例。如果下一個體係被設計得過於完美，那麼它的命運也會是一樣的。
於是討論就進入了第二個問題。體系必須由官僚來運作，而我則本能地反感官僚主義。由於對加強管制採取贊同的立場，這似乎在表明我所期望的正是我所厭惡的。
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任何一個官僚機構都具備追求永久化的鮮明特質。每一種體係都面臨在官僚手中日益僵化的危險，基督教如此，共產主義也不例外。很難粉碎官僚主義的死亡之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試圖克服官僚主義，結果卻更糟。
但障礙並不是不可以克服的，當官僚試圖管理市場的時候，市場的表現將迫使他們隨時保持警覺。經驗表明，中央銀行屬於最富於靈活性、革新精神以及最有效率的官僚機構。原因就在於市場提供了一個標準，可以判斷決策的成效。同其他人一樣，他們也可能受制於錯誤的觀念體系，但是如果一項決策不能發揮效力，除了正視這一事實之外，他們別無選擇。例如，聯邦儲備局在1979 年接受了貨幣主義的立場，但到了1982 年8 月又放棄了。與此類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重債務國打交道時一向奉行某種極為僵化的的傳統，但是逐漸地它被迫放棄了這種不合時宜的工作方法。中央銀行經常因為政策失誤而受到抨擊，正因為這些失誤公諸於世而無可遁逃，才會產生強而有力的約束。此外，中央銀行在危機處理中也展現了驚人的革新精神。 1974 年，英格蘭銀行發明了“救生船”，在1982 年的國際債務危機中，聯邦儲備局又將這一模式推廣到全球範圍。特別是沃爾克，他在危機關頭脫穎而出，盡展才華，由沃爾克這樣的傑出人才來執掌中央銀行，這一事實不應該被看作是一種偶然①。
總之，創建國際央行並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實際上，對永久性解決方案的追求本身就在為下一次危機播下種子。
① 應該說，同其他官僚機構相比，中央銀行為害最淺。
第二十章 1987年大崩盤
1987年股票市場大崩盤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我們必須回溯到1929年、1907年、甚至1893年的崩盤，才能找到可供比較者。就許多方面來說，最有關聯並且最廣為人知者的就是1929年了。但在做比較時，我們必須注意不要將崩盤本身與其後果混為一談。
在1929年崩盤時，紐約股票市場大約跌了36％，這一數字與1987年崩盤的跌幅大致相同。隨後，股價回升到跌幅的一半，接下來的從1930年到1932年的漫長空頭市場中，股價下挫了80％。空頭行情配合著經濟大蕭條，令人不堪回首。正因為有過這段無法磨滅的惡夢，我們可以確信歷史不會重演。政府對崩盤所做的迅即反應支持了這項見解。 1929年時，貨幣當局犯了嚴重錯誤，沒有提供充分的流動資金；而今天它們犯了另一種的錯誤。以它們最初的反應判斷，這次的危險在於，為了避免經濟衰退而破壞了美元的穩定，至少在大選年是如此。
就技術分析面來說，1987年的崩盤與1929年的崩盤，其間有明顯的相似性。下跌的形式與幅度，甚至於每天的價格波動都非常接近。主要差異在於1929年的第一波賣壓高潮出現後，幾天之內又出現了第二波賣壓，將股價帶到新低點。在1987年，第二次賣壓並未出現，即使行情在未來再創新低，其形態也不同了。這種差異證實主管機關決心避免重蹈1929年覆轍的決心。在崩盤之初，雷根總統和胡佛總統的說法十分類似，但在10月22日星期四舉行記者招待會上，他已經審慎地避免了這種類似。
如同1929年的崩盤，1987年的崩盤也同樣出乎意料。雖然大家都同意全球性的經濟繁榮並不穩健而且無法維繫，但幾乎沒有人能夠掌握正確的時機，我也不例外。我認為股票市場崩盤會從日本開始，後來我為這個錯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事後回顧，我們很容易重建導致崩盤的事件序列。股票市場繁榮是流動資本促成的，而流動性不足卻是崩盤的先決條件。這就一方面來說，1987年與1929年的情況十分類似：回想一下，1929年崩盤之前，短期貨幣市場利率曾經走高。
流動資本不足究竟如何在1987年發生，這是棘手問題，要提出明確的答案，必須做深入的研究。但是，有一點非常明顯：支撐美元的協議扮演關鍵角色。在1987年2月達成盧夫爾協定（Louvre Accord）後的最初幾個月，美元受到封閉式乾預（sterilized intervention）；亦即，國內利率不准受影響。當各國中央銀行發現需要吸收的美元數量超過其所能承受的程度時，他們改變了戰術。在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於1987年4月29日到5月2日訪問華盛頓後，他們容許利率差距擴大到足以吸引民間機構願意持有美元的水平。事實上，他們把該項幹預「私有化」了。
截至目前，我們仍不清楚究竟是封閉的還是非封閉的干預導致了流動性不足。封閉性幹預使大量美元流入各國中央銀行的帳戶，而聯邦儲備局可能沒有向國內貨幣市場注入等量的資金。如果情況如此，其效果在幾個月後就顯現出來了。另外，也可能是因為日本與德國的貨幣主管機關對封閉幹預的通貨膨脹後果感到擔心，為了控制國內的貨幣供給而致使全球利率上揚。
我偏向後一種解釋，雖然我不排除前者也是可能的影響因素。德國以強烈的反通膨偏向而馳名。日本則比較務實，在中曾根康弘返回東京之後，它其實是準許利率下跌。但是，它發現寬鬆的貨幣政策助長了金融資產與土地交易的不健全的投機行為，於是開始另做考慮。日本嘗試減緩銀行放款與國內貨幣供給的成長，但是投機行為在當時已經失控了。即使日本央行緊縮貨幣供給之後，債券市場仍持續上揚。債券市場於九月崩盤前，指標債券＃89之收益率於五月才下跌到2.6％。
在1987年崩盤的歷史年鑑中，日本債券市場崩盤可居於各事件序列之首。 9月債券期貨有相當大量的投機多頭部位無法平倉。避險交易使12月份期貨隨之崩跌，＃ 89債券的收益率在觸底之前，曾經上漲超越6％。我認為債券市場崩跌會蔓延到股票市場，因為股票市場的高估比債券市場更嚴重，但我錯了。投機資金湧向股市在此彌補所蒙受的虧損。結果，日本股票市場在10月又創新高。
上述情況對世界其他各國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美國的公債市場倚賴日本的買盤，當日本人轉成賣方，即使數量相當小，我們的債券市場便會應聲下跌，其跌幅無法用經濟基本面來解釋。毫無疑問，我們的經濟比預期更顯得強勁，但動力存在於工業生產而非消費需求。商品價格呈現漲勢，鼓勵了存貨的累積，招來了通膨的陰影。對通貨膨脹的恐懼只能做為債券下跌合理解釋，即非根本原因。儘管如此，它仍增強了債券市場的下跌趨勢。債券疲弱擴大了債券與股票價格之間的差距，這是1986年底以來的情況。
這種差距可以無限地持續下去，60年代的情況就是如此。但是，差距的擴大將創造出最終反轉的先決條件。反轉的實際時機取決於其他事件的湊合。以本案例來說，政治考量扮演了主要角色：雷根總統已經失去魅力，大選又逐漸迫近。決定因素則是美元新的貶值壓力，股票市場內部的不穩定性會將跌勢轉化為崩盤。
崩盤的第一聲爆裂來自於著名且有廣大追隨者的「大師」普雷克特（Robert Prechter），他在10月6日開盤前發出空頭信號，市場也應聲下跌了90點。這是根本弱勢的跡象，1986年也出現類似情況，卻未引發災難性的後果。美元開始走軟時，情況逐漸惡化。在10月13日星期二，聯邦儲備局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宣布貿易平衡帳戶呈現「深遠的結構性改善」。但是，10月14日星期三所公佈的數據卻令人大失所望。美元承受了嚴重賣壓。由於日本和德國已經調高利率，因此依據非封閉幹預的原則，美國利率需要有更大的調幅。美國當局不願意緊縮，在周四之前，當股市持續下跌時，據說財政部長貝克向德國施壓，迫使其調降利率，以免美元進一步貶值。接著，新聞報導眾議院籌款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Committee）將對融資購併交易所發行的垃圾債券設定抵稅的上限，於是股票市場持續加速下跌。雖然上述條款在星期五被否決，但是由於“公司事件”預期而被拉抬到高價位的股票出現了相當大的跌幅，致使用保證金從事交易的專業套利者被迫斬倉。
星期天，《紐約時報》刊載了一篇煽動性的頭條文章，報導財政部官員公開倡導美元貶值，並責備德國先讓股票市場下跌，而這些評論進一步導致了股價下跌。由於內部的不穩定，10月19日星期一，市場勢必出現賣壓；《紐約時報》的文章則產生了戲劇效果，使原本所累積的不穩定更加惡化。結果是出現了有史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道瓊指數下挫了508點，相當於股票總市值的22%。
從理論上說，證券組合保險（Portfolio insurance）、選擇權出售和其他順勢操作的設計，原則上可以使個別參與者以增加系統不穩定為代價來限制個人的風險。然而，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市場陷入混亂，恐慌瀰漫，抵押品被迫清算，進一步打壓了市場價值。
紐約股市崩盤引起了海外的迴響，其他市場的崩跌又回過頭來影響紐約股市。倫敦市場比紐約更脆弱，一向以穩定著稱的瑞士市場甚至受到更大的打擊。最糟糕的是香港，一群期貨市場投機商想操縱股市在一周的其餘時間停止交易，以迫使期貨合約能以人為價格結算。計劃失敗了，投機商被一掃而空，政府被迫幹預以挽救期貨市場。就在這一周，香港市場停止交易，香港的賣壓擴散到澳洲與倫敦市場。賣壓在黑色星期一之後又延續了近兩週的時間。其他股市不斷創出新低，而紐約在起初的賣壓狂潮後卻未再創新低。
惟一能夠倖免於崩盤的股票市場是日本市場。在黑色星期一的翌日，日本出現單日恐慌性賣壓，股價鎖住跌停板，成交量薄弱（在日本，每天的價格漲跌幅度受到管制）。隔日早盤，日本股票在倫敦市場出現很高的價格折讓。但是，在日本市場再開盤時，大藏省撥了幾通電話，賣單奇蹟般地消失了，大型機構進場積極護盤。因此，市場收復了前一天大部份的跌幅。在恐慌性賣壓消退之後，股市持續緩慢下挫，適逢巨型股日本電話電報公司（Nippon Telephone Telehraph）公開籌措370億美元的資金，於是股市再度下挫，市場似乎又陷入崩盤的絕境。但主管機關再次幹預，它們準許日本四大券商以自己的帳戶進場操作──事實上，無異於準許四大券商操控股市。
1987年大崩盤有兩項顯著的特性：紐約市場未出現第二波賣壓，東京市場相當穩定。這兩項特點值得進一步探索，因為它們可以為研究崩盤的後果提供線索。
1929年崩盤的歷史意義源自於它觸發了經濟大蕭條。它發生於經濟與金融權力從歐洲轉移到美國的時期。權力轉移導致匯率的極度不穩定，最後結果是美元取代英鎊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但是，1929年崩盤本身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明確。
相對地，1987年大崩盤的歷史意義在於它使經濟與金融權力從美國轉移到日本。在過去，日本的生產一直大於消費，美國的消費則高於生產。日本不斷累積海外資產，美國則不斷累積債務。在雷根執政期間所採取的減稅和增加國防開支（就此而言，軍備也是一種消費型態）計劃，使上述過程得到進一步的推動且從此之後便不斷地增強。雙方都不願意承認這一點：雷根總統希望國民以身為美國人為榮，並追求軍事強權的幻想，其代價卻是喪失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日本則希望盡可能在美國的庇護下發展。
1987年大崩盤顯示了日本的力量，並使得經濟與金融權力的轉移清晰可見。日本債券市場的崩跌促使美國的債券市場下挫，並導緻美國股票市場的崩盤。然而，日本卻能獨善其身，免於其股票市場的崩跌。最重要的是，美國的主管機關只要放棄美元保值政策就能避免第二波賣壓。這便是我要求各位特別留意崩盤兩項特色的意義所在。事實上，日本已經成為世界銀行家——接受世界其他國家的存款，投資與放款給世界其他國家。美元不再享有國際儲備貨幣的資格。是否可以建立新的國際貨幣缺席而不至於引發經濟大蕭條，這是仍有待觀察的問題。
事件的預測遠比事件的解釋更困難。誰能預測尚未做成的決定？雖然如此，對於已經做成的決定，我們卻能評估其內涵。
1987年大崩盤使我們的政府面臨一項問題：避免經濟衰退與維護美元幣值，兩者之間何者比較重要？大家的見解並不一致。在黑色星期一之後的第二個星期，便出現放手聽任美元下跌的傾向，而財政部長貝克更在該週末做了正式的宣布。美元應聲下挫，股市的第二波賣壓也沒有出現。避免了1929年的錯誤，但我們卻犯了另一種錯誤。放任美元貶值的決策使我們痛苦地回憶起30年代的競爭性貶值，引鴯止渴的後果是可以想像的。
美國看來有希望免於嚴重經濟衰退，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在崩盤前，消費者支出已經減少，而崩盤勢必使消費者更加謹慎。但是，美元貶值令工業生產受益匪淺，工業的就業情況也十分強勁。預算赤字的刪減幅度太小，因此不會有實際的作用。如果美國企業減少資本開支，外國企業在美國的擴張將填補空缺。所以，消費支出的下降頂多使1988年第一季或上半年的經濟走平。德國與日本很可能會刺激本身的經濟。結果將使世界經濟自1983年以來的低速成長得以延續。股市震盪對實質經濟的直接影響很可能小得令人驚訝。
問題是：導致1987年大崩盤的不平衡因素並未解決，美國的預算赤字與貿易赤字都不可能消除。崩盤的餘波可能會帶來短暫的平靜，但美元最後還是要承受壓力——或許是因為我們的經濟十分強勁而貿易持續出現赤字，或許是因為我們的經濟十分疲軟而需要以低利率政策刺激它。
英國在發現北海油田之前也處於類似情況。結果是「滯脹」與一連串「走走停停」的政策。我們目前的情況也是如此。主要的差異在於，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實體，其貨幣仍是國際上的交易媒介。只要其幣值持續不穩定，國際金融市場隨時會發生意外。我們必須注意：雖然崩盤的先行條件是盧夫爾協定創造的，但崩盤的導火線是美元實際上的下跌。
如果美元繼續貶值，流動資產將被迫逃到別處避難。一旦蓄積了相當的動能，即使調高利率也無法遏止，因為美元的貶值速度將超過對其有利的利率差。最後，調高利率將導致政府當局所不願見到嚴重的經濟衰退。
這種現象過去曾經發生過。在卡特執政的最後兩年，投機資本不斷流向德國與瑞士，即使資金必須支付溢價才能被接受。自從卡特總統於1979年被迫銷售以強勢貨幣計值的債券以來，美元貶值的壓力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大。
崩盤以來，只要美元貶值，全球股市便趨軟，反之亦然。訊息十分清楚：美元進一步貶值將造成不利後果。政治當局似乎已經了解此項資訊：所有美元貶值的討論一概停止，既然預算達成了某種妥協，於是著手重建盧夫爾協定的準備工作。這大致取決於努力會有多成功。不幸的是，政府當局放到檯面上的籌碼不多：參議員派克伍德（Pack Wood）形容預算刪減「微不足道」。另外，1987年大崩盤中實施的對策表明，政府當局對避免經濟衰退的關切程度超過了穩定美元。支撐美元的重擔基本上落在我們的貿易夥伴身上。
日本保護其出口市場的最佳方法是將其生產設備轉移到美元區，這一趨勢在崩盤前就開始。許多日本企業，以汽車製造業為主，正在美國與墨西哥興建其附屬製造廠。由於股市崩盤和美元貶值，兩者都使得美國資產的購買成本降低，而從海外供應美國市場則變得無利可圖，因此上述過程加速進行。貿易赤字的最後解決方案將是由日本製造業從事進口替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所出現的無法矯正的「美元缺口」（dollar gap）也是如此解決。當時，許多美國企業成為「跨國的」企業，由此美國鞏固了世界經濟霸權的地位。同樣地，在日本躋身為世界銀行家與經濟領導國的同時，日本的跨國企業也誕生了。
大規模的日本投資也使日本在美國取得了相當的政治權力。美國的各州幾乎都在日本設立了貿易促進機構。如果代表各州的國會議員高度支持保護主義措施，則這些機構便難有作為。不論如何，保護主義恐怕已經不再是可行的政策方案。幾年後，當日本建好了工廠，它們自己也將成為最熱切的保護主義分子——防止來自韓國與台灣的競爭。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曾經有許多經濟與金融，最後則是政治與軍事領導權，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的例子。最近的一次發生在兩次大戰期間，美國取代了英國。雖然如此，日本成為世界主要金融強權的前景仍令人忐忑不安，不僅從美國的觀點來看是如此，從整個西方文明的觀點來說也是如此。
從狹隘的美國人立場來說，傷害非常明顯且令人擔憂。喪失主導地位勢必引發國家認同的危機。儘管依靠投入龐大的資金取得了軍事優勢，但這些資金都是從國外借來的，而我們仍未準備好接受已經喪失經濟優勢的事實。相對於英國，我們傳統的國家認同感比較薄弱，因此危機勢必更嚴峻。不論就國內或國際層面來說，其政治後果將難以估量。
這對我們文明的影響也同樣深遠，只是不那麼明顯。國際貿易制度是開放式的製度；其成員國均為主權國家，彼此之間的往來必須基於平等相互對待的原則。如果日本取得領導權，也不會有所改變。相反地，在必要的情況下，日本人會比美國人更謹慎。
問題十分複雜。美國與英國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美國與日本則不然。日本雖然展現了其學習與成長的可觀能力，但所生存的社會與我們的社會有著基本的差異。日本人的思想充滿了主從分畛。這與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形成對比，而兩種文化的差異將成為問題的焦點。
美國與英國都屬於開放的社會：就內部來說，人民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就外部來說，商品、人民、資本與觀念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跨越國界。日本大致上仍是封閉式的社會。其開放社會的特色，如民主政府，繫戰敗而由佔領國所強加的。但是，日本社會所瀰漫的價值體系仍為封閉式的：個人利益從屬於整個社會利益。
從屬並非依靠強製而實現：日本與專制國家毫無類似之處。它只是一個具有強烈國家使命感與社會凝聚力的國家。日本人希望成為爭取第一之群體中的一分子，而這個群體可以是他們的企業或國家。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他們願意付出可觀的犧牲。我們不應該責怪他們擁有這樣的價值觀；事實上，我們更應該批評美國人不願意為了共同利益而承受任何的個人的不便。日本是成長中的國家，而我們已垂垂老矣。
問題是：全球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是否願意接受具有強烈國家認同感的異國社會的領導？問題不僅困擾著我們，也困擾著日本人。有一個影響很大的學派認為，日本應該更開放，以使它更能夠被世界其他國家所接受。但是，它也存在著對傳統價值的強烈認同與幾乎是病態的恐懼，尤其是老一輩的人更是如此，他們擔心日本在躍居世界第一之前便喪失了動力。日本是轉型中的社會，當它承擔領導角色時，更有理由成為一個非常開放的社會。有許多內部的緊張與衝突會破壞社會凝聚力與階級的價值。其程度取決於社會轉型的速度。相對於近來的表現，如果美國能表現得更有生命力，則開放社會的價值體系對日本人也會變得更有魅力。
日本社會的封閉性表現在許多方面。形式上雖然民主，但從引進目前的憲法之後，日本便由單一政黨執政；首相的更替則由私下協商來決定。國內市場形式上雖然是開放的，但外國公司如果沒有國內的結盟便無法打入市場。但是，西方制度的開放與日本的封閉之間的最大差異莫過於金融市場。
西方世界準許金融市場在沒有政府管制的情況下運作已經嚐到苦頭。這是悲慘的錯誤，如同1987 年大崩盤所顯示的。金融市場根本不穩定，穩定惟有在成為公共政策的目標時才能維持。不穩定是累積的。如同我在本書其他章節所顯示的，市場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發展愈久，就變得愈不穩定，最後將導致崩盤。
日本人對金融市場的態度則完全不同。日本人將金融市場視為達成目標的工具，並以此操縱它們。主管機關與機構玩家以微妙的共同責任制度連結。
最近的事件提供了製度運作方式的深入見解。第一個是市場在黑色星期一之後瀕臨崩盤邊緣，但大藏省的幾個電話足以推動金融機構進場拉抬行情。第二次，當日本電話電報公司公開發行股票時，金融機構的反應比較冷淡，或許是因為大藏省在第一次電話溝通時已經用盡籌碼。現在它必須倚賴生存直接受到威脅的證券商。在準許證券商操縱行情的情況下，主管機關得以避免一場災難。
股票市場崩盤是否能無限期地避免，這是當代金融中最吸引人的問題之一。我們仍在等待答案。主管機關已默許東京房地產與股票市場發展成投機泡沫，其規模在歷史上鮮少類似的案例。比方說，日本電話電報公司的股票以270 倍的本益比上市，而美國電話電報（AT&T ）的本益比只有18 倍。如果是自由市場，它早就崩盤了。如此規模的泡沫能夠井然有序地逐漸萎縮，不會突然洩氣，在歷史上尚無前例。主管機關未能防止日本債券市場的崩盤，卻能在股票市場上獲致成功。日圓所展現的持續強勁走勢對它們相當有利。如果它們能成功，則在歷史上成為創舉。這標誌著新時代的來臨，即金融市場可以為公眾利益而加以操縱。
崩盤對日本股市的效果乃是將它推近封閉的系統。在危機之初，外國人持有日本股票的比率不足5% ，但在危機發生時與此後，他們大量拋售持股。有趣的是，拋出籌碼的大部分並非被日本法人機構吸收，而是被日本大眾所承接，他們受經紀商的鼓勵而融資買進。事實上，日本券商確實表示在危機時買進股票是一種愛國行為，其成就將使日本有別於世界其他國家。融資餘額創下了歷史新紀錄。如何降低融資餘額，而不致觸及融資帳戶的斬倉，問題正考驗著主管機關。
日本主管當局最初為何會準許投機泡沫發展？這是有趣的問題，但我們只能推測。當時外部雖然有壓力──美國不斷要求日本調低利率──但是這項政策若非適合當時的情況，日本也絕對不會屈服。
首先，金融資產價格膨脹使得主管機關能夠卸下它們對商業銀行的責任，因為實質經濟當時已深陷困境。如果沒有房地產與股票市場的繁榮，商業銀行對產業界的貸款將出現許多壞賬，盈餘也會受損。土地與股票市場的投機行情促使商業銀行能夠對看似良好的抵押品擴張其貸款組合，而產業界也因此能利用「財技」（zaitech ）——即金融操作——賺取營業外收益，彌補利潤不足。土地價格飆升尚有另一個目的：儘管日圓升值，它有助於維持國內的高儲蓄率與有利的貿易順差。房價上漲的速度超過薪資，日本的勞工階級有強烈誘因增加所得中儲蓄的比率。由於國內經濟衰退，儲蓄可供海外投資之用。這是累積全球財富與權力的理想處方，即使海外投資貶值也是如此。我懷疑至少有一部分的日本權力菁英十分樂於見到投資人人虧損：在日本成為強權之前，這可以防止日本人沉迷於安逸。否則，我們如何解釋民主政府竟然願意以明顯被高估的價格出售股票給選民？
但是土地與股票價格的上漲，很快地開始表現出不利的後果。高儲蓄率帶來來自海外的額外壓力，要求日本刺激其國內經濟，政府當局終於妥協了。此外，土地所有者和非土地所有者之間的財富差距不斷擴大，威脅到社會凝聚力。一旦國內經濟開始復甦，便無需允許銀行融通投機交易。相反地，應該將資源引導到實質經濟。銀行貸款與貨幣供給的控制觸發了我先前所描述的一連串事件。
富於諷刺意味的是，日本人應該比西方世界更了解金融市場的反身性特徵。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他們竟利用它來確保封閉系統的成功。如果我們不滿意所發生的一切，我們應該採取步驟發展可行的替代方案。
股票市場的繁榮分散了我們對美國金融地位根本惡化的注意力。由於金融市場上的瘋狂行為，以及快速獲利的引誘，我們至少可以假裝雷根政府所追求的政策是有效的。 1987 年大崩盤成為苦澀的醒腦劑。巨額利潤化成一場空，瘋狂行為很快地將被死寂取代，前景一片暗淡。無論如此，我們面臨生活水準降低的危險。下一步發展取決於我們的選擇。
最可能的途徑是我先前所描述的，我們將步上英國的後塵。就美國而言，結果也可能十分類似。由於美元的重要性，它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可能非常消極。
保護主義政策也是一種誘惑，但根據我先前所提出的理由，它不再是可行的方案。雖然如此，它仍然可能作祟。
最後，我們仍可能重掌過去所未施展的領導權。這不僅需要整頓我們的內部，同時建立適合於新環境的國際金融新秩序。
缺乏穩定的國際貨幣，國際經濟無法順利運作。在1985 年10 月的廣場協定中，貨幣主管機關便認識了這一事實，並且在1987 年2 月的盧夫爾協定中再次確認它。不幸的是，它們所採取的步驟不夠徹底，而盧夫爾協定也在1987 年大崩盤中瓦解。既然穩定美元的決定將為此次崩盤負責，無論如何，盧夫爾協定修補的可能性便非常低。如果事先達成的協定一遇到危機便被捨棄，則將來不論達成何種協定，其可信度都會大大降低。盧夫爾協定是否應該加以修補，這是非常令人懷疑的——畢竟它導致了1987 年的大崩盤。試圖在無法維繫的水準上支撐貨幣，這將使國家陷入漫長的經濟衰退。 1926 年的英國便是如此，當時它企圖回歸戰前的金本位制。
我們可以主張美元的合理價位為1 美元兌1.65 德國馬克與132 日圓。這種見解所以正確，是因為美元進一步貶值在近期內將無助於貿易逆差的大幅改善，還因為美元在該價位10% 以上時，情況已經如此了。調整過程需要時間，而貨幣貶值會產生立即的負面衝擊（著名的J 曲線效應）。此外，匯率愈不穩定，則人們愈不願意從事投資並做必要的調整。
這項論證只證明美元並沒有合理的匯率水準使它能夠繼續扮演準國際儲備貨幣的角色：在任何價位美元都是不穩健的。金融資產會尋求最佳的價值儲存媒介，而美元就不再具備這種條件。一個擁有龐大預算赤字與貿易赤字的國家，不能期待外國人接受其不斷增加的貨幣流量。但是，國際金融體係若缺乏穩定的貨幣為基礎，便無法發揮功能。這便是1987 年大崩盤所浮現的中心課題。
我們亟需不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但是，日圓目前尚無法充當國際儲備貨幣——一方面是因為日本的金融市場尚未充分開放，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其他國家還不能接受日本的霸主地位。最理想的解決之道是創造真正的國際貨幣，由真正的國際銀行發行與控制。以國際收支平衡為目的的國際貸款將以該貨幣計值，該貨幣的價值將釘住黃金或一籃子商品，以確保債務能全額清償。惟有美元喪失了特權地位，美國才會停止將美元充斥全世界。我們越快從事轉型，則抑制美國經濟衰敗的機會就越大。
不幸的是，我們尚未準備好接受大崩盤的重要教訓。目前普遍的看法仍認為，市場會自我修正而匯率應該任由市場決定其均衡的水準。 1987 年的大崩盤，如果提供了任何教訓，便是增強了這種看法。因此，我們預期金融市場將有一段陷於混亂的時期，雖然其焦點將由股票市場轉移到外匯市場和債券市場，最後則轉移到貴金屬市場。
國際貨幣與國際中央銀行的概念鮮少有支持者。頗有諷的是，它在日本所得到的熱烈回應遠超過美國。在日本，有許多人希望他們的國家能發展成更開放的社會。日本人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表現的獨斷獨行記憶猶新。他們更希望在全球貿易與金融體系中成長，而不願從事閉門造車的不可能的任務。作為新進者，他們願意接受未充分反應目前實力的安排。
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莫過於美國。它使我們得以鞏固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否則我們將有喪失這種地位的危險。我們仍有足夠的優勢，尤其是以軍事力量而言，從事有利的交易。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維持開放的製度，日本會在這過程中逐步開放，成為開放社會的領導成員。本方案提出的時間與30 年代有類似的情況：金融混亂，向鄰國乞討的政策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甚至可能爆發戰爭。
結束語
反身性的概念是貫穿本書首尾的主題。我的闡述主要集中在社會科學的一般和金融市場的特殊，其他領域我幾乎沒有涉及。以下我將簡略地述及這些方面，儘管有關思想還不成熟，詳盡的論述將構成下一本書的內容。不過我擔心也許不會再有機會涉足寫作，特別是因為我將一直留在金融市場。
首先是價值問題。經濟理論將價值作為一種給定，儘管有證據表明它們是由反身性過程所支配的。今天，絕大多數價值可以還原為經濟關係——最近一期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成就就是一種將政治解釋為經濟過程的理論：參與者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值——但並非到處都是如此，即使在今天，世界上仍有許多地區，利益追求被置於其他動機之後。對宗教與傳統進行的經濟分析步履維艱，相較之下，在物慾橫流的文化中對政治進行經濟分析當然要容易得多。我們恐怕很難理解像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之類的現象，在標尺的另一端，我們素來傾心仰慕的主張——團結——也同樣有悖於我們自己的思維方式。
經濟價值之所以能夠在西方以及西方化社會中佔據支配地位，這本身就是我們經濟成功的結果。價值的演化也遵循反身性的模式，經濟活動已經產生正面結果這一事實，加強了我們眼中經濟價值的分量。科學方法也是如此，自然科學的勝利把科學方法的形象提升到難以推理的高度。與此相反，在同我們相差不遠的文化形態中，各種藝術形式仍然頗為活躍，這是因為在藝術活動中取得成就比在經濟活動中取得成就要容易一些。即使在今天，詩歌在東歐仍然大行其道，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蘇聯，這在西方是很難理解的。我毫不懷疑我們對物質價值、利潤和效率的重視已經走向過分的極端了。
反身性過程必然導致過度失衡。但要定義什麼是過分的界限卻是不可能的，因為在涉及價值問題時根本就無所謂標準，也許接受價值主題的最好方法就是乾脆將價值的非現實性作為討論的出發點。由此則可以發現，任何一種價值體係都包含缺陷。接下去我們就可以去發掘每個特定價值體系的不切實際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同現實因素之間的互動。除此之外，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引入帶有我們自己價值體系缺陷的偏見。
在價值同自我的觀念──一個反身性觀念──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思維較之存在更直接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在我們是什麼同我們自以為是什麼之間不存在一致性，但在這兩類概念之間卻存在著雙方的互動。在我們展開自己的現實生活的同時，關於自我的意識也在發展。我們自以為是什麼同實際上我們究竟是什麼，此二者之間的連結是能否獲得幸福的關鍵──換句話說，它規定了生命的主觀意義。
我完全可以給予一份關於個人發展歷程的反身性說明，但我並不打算這樣做，因為這將會過分地暴露自己，更不必說將會牽涉他人了。儘管如此，如果我坦白承認自己一直懷有過分誇張自我重要性的想法，讀者諸君恐怕也不會覺得意外——直截了當地講，我幻想自己是神靈或經濟改革家，就像凱恩斯（作為一般理論的創立者），或更好一些，彷彿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反身性聽起來同相對性有些類似）①。我的現實感足以說服我承認這些期望是過度奢侈的，因此我將它們深藏在心底，彷彿某種犯罪意識。成人之後，這成了我鬱鬱寡歡的主要原因。隨著我在事業上的成功，現實同幻想之間的距離拉近了，至少面對自己我已經敢於承認這個秘密了。誠然，能夠幸運地實現某種幻想的念頭令我喜不自禁——特別是這本書，它給了我極大的滿足與成就感。讀者當然知道，現實同期望之間的反差仍然很大，不過我卻可以不必懷有罪惡感了。本書的寫作，特別是現在這幾行，以我以前從未敢於嘗試過的方式暴露了我自己，但我並不因此而感到緊張。事業上的成就為我提供了屏障，我可以毫無顧忌地對自己的能力進行極限考驗。因為我不知道極限在哪裡，批評剛好有助於我的這種努力。惟一可能對我構成傷害的，是成功的陶醉所誘發的幼年時那種自以為萬能的幻想的重新抬頭——不過，只要我還留在金融市場，這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極小，因為市場會時時刻刻提醒我意識到自己的限制。就我的個性而論，我的職業選擇誠為幸事，不過這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個反身性的過程，是我的職業同我的自我意識協力發展的結果。本來，關於這一方面我還可以提供更多的解釋，但鑑於我仍然置身市場這一事實，我不得求助於第五修正案。在我的性格中存在著某種缺陷，有可能把自我展現轉變為危害性的過程，對此我還缺乏足夠的警惕，這就是自我表現的衝動。就在一分鐘前，我還談到害怕暴露自己，顯然，那有些言過其實。
①
反身性，reflexivity，相對性，relativity--譯註
關於生命意義的客觀性的一面，我也同樣可以給出自己的見地──如果在這裡使用「客觀性」一詞並非自相矛盾的話。我的出發點是，任何一種人類行為都是有缺陷的。如果堅持因為有缺陷而拋棄每一種選擇，我們將一無所有。因此，惟一的辦法就是盡人力之所及，否則只好擁抱死亡。這絕非聳人聽聞，死亡的擁抱並不限於一種方式，在各種名義下追求完美和不朽的徒勞努力，都無異於放棄生活選擇死亡。邏輯的結論是，生活的意義包含了思想上的以及在實踐思想時的各種缺憾，生活本身就是荒謬的沃土。
到目前為止，我的討論還只限於個人性的問題，但個人並不是孤立的存在物，他所固有的認識上的不完備性迫使他更加依賴所從屬的社會。在這裡，最後推出了反身性概念的那種分析思路，同樣有助於理解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事實上，並不存在兩個對等的實體，所謂的關係只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顯然，這種關係形態為我們帶來了認識上的困難，不可能獨立地定義個人與社會而不涉及對方。考慮到我們的語言結構，認識此二者關係在邏輯上的非必然性（contigent nature）的確是極其困難的，從歷史上看，絕大多數總是取其一端。作為這些傾向性的兩個極端的，就是阿格里帕（Agrippa）的將社會比做有機體的縮影以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要避免這些蘊含在極端中的固有偏見，就必須確立一套新的議論範疇。在電腦科學與經濟分析學中，一種合用的語言已經開始出現①。即令我們學會了處理反身性與遞歸性的關係，我們仍然面對一個存在主義式的選擇，應採取一種預設的社會形式，還是應當允許社會成員自己決定他們的社會形態？前者即波普爾所說的封閉社會，後者即開放社會。
我剛從中國回來，在那裡，這一區別是至關重要的。這個國家剛剛熬過一段可怕的時期，並遭受了以集體的名義對個人進行的統治。現在領導著這個國家的人都曾經是這種統治的受害者。這些人有充分的理由狂熱地獻身於爭取個人自由的事業，但他們也必須克服許多障礙，封建主義的悠久傳統，無處不在的官僚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
①
有兩冊書令我十分著迷，巴特森的《邁向思維生態學》和霍夫斯塔特的《GEB：一條永恆的金帶》。 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New York：Bal-lantine 1975，Douglas R.Hofstader，Godel，Escher， 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NewYork：Basic Books，1979.
我驚喜地發現，反身性觀念在那裡引起了異乎尋常的興趣。正如我曾經指出過的，反身性也可以被描述為辯證法，但因為這個名詞負載著沉重的智力文化的積淀，所以我盡量避免使用這個詞。但正是這一層涵義強烈地吸引了中國人，因為這可以幫助他們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黑格爾提出了觀念的辯證法，馬克思去掉前面的觀念二字，換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現在又出現了一種新的辯證法，將參與者的思維同所參與的過程聯繫起來——也就是說，在觀念與物質之間發揮作用。如果說黑格爾是正題，馬克思主義是反題，那麼反身性就是合題。
但是，新辯證法同馬克思主義之間有一種根本性的差異。馬克思認為，一個理論要成為科學的，就必須能夠正確預見歷史發展的未來進程。新辯證法顯然是非決定論的。由於社會形態不可能「科學地」確定，因此只能由參與者們自己選擇組織形式，又因為任何人都不享有真理的壟斷權，最好的安排應該能夠容納一個批判性的程序，各種矛盾的觀點可以自由辯論，並且最後由現實來判決。民主選舉在政治上提供了一個滿足要求的論壇，而市場經濟在經濟領域中也扮演類似的角色。市場也好，選舉也好，都不是客觀的標準，它們只能反映出流行的偏見。但是，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裡，這已經要算是最好的選擇了。於是，反身性的觀念直接通往開放社會的概念──這就是它在當代中國的「魅力」。至此，在幾個主要要素之間已經完成了一個霍夫斯塔特或許會稱之為「遞歸環」的結合體，它們構成了我平生的追求：反身性觀念、金融市場以及獻身於開放社會的理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