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怎麼了
王緝憲
序言
一個久居香港的北京人對香港的看法
第一章
香港經濟怎麼了
第二章
香港社會怎麼了
第三章
香港政治怎麼了
第四章
香港未來─
再國際化、建立全球消費網絡樞紐
第五章
香港未來─
從重視「港」到重視「香」、從依托海港變依托機場
第六章
香港未來─港深「兩制雙城」都市圈與建設世界級宜居城市
結語
城到中年
序言
一個久居香港的北京人對香港的看法
1985年的春天到香港大學讀書，1989年到加拿大攻讀博士，1993年秋天從多倫多回到香港教書，一轉眼就是30年。香港已經成為我的第二故鄉。這些年，我親歷了港英政府時期、香港的回歸，然後看着香港一步步走到「佔中」，再到今天打着「本土」旗號搞港獨的團體出現。
近來，香港經濟眼看愈來愈不濟，各種指標，包括港人引以為傲的「自由經濟」競爭力排名亦開始下跌，而我們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些「指標」也在下滑。例如，下機後等候領取行李的時間愈來愈長，各種消費服務愈來愈貴，而且品質下降— 在一個全新的影院花80元看新電影《北京遇到了西雅圖之不二情書》，居然斷片10分鐘（這是我在香港居住這麼多年第一次碰到）。
當然，我的這種描述，比起最近常住廣州和深圳的作者所寫文章中的香港，已是輕描淡寫得多。在他們看來，香港在經濟發展和政治形態上已全面落後：經濟上，在製造業離開而又沒有高科技接力發展的情況下，過度依賴地產和服務業已經沒有未來；政治上，因為被西方長期洗腦，無法真正實施「一國兩制」，更無法與內地融合；民眾眼看着香港被大陸趕超，仍然孤芳自賞，看不到自己的問題。結論是：回頭是岸，與深圳聯手發展一個港深大都市，才是有想像力的明天。我認為他們的確代表了不少深圳，甚至內地很多人對香港的看法或印象，就是：香港被深圳超過指日可待（就是這個詞所內含的心態）； 香港若不幡然醒悟，就不可救藥。
比這些說法更激進的，是在過去大約兩年不到的時間，特別是「佔中」和一些與大陸遊客相關的事件在網上和媒體頻繁出現後，中港兩地更出現了各種隔空對罵的現象。不少內地人，包括我的親戚和朋友都有一種印象，即過去港人對內地同胞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歧視心態，現在內地經濟起飛，生活水準大幅改善，不少港人心態不平衡。同時，大陸經濟開放後，不再像以前那樣依賴香港，所以香港人的傲慢更顯得無理。
但久居香港的我卻覺得，雖然港人裏一定有這種人，但這不是香港整體的現實。這些典型的偏見來自他們在內地看到有關香港的報導和評論，以及他們短期到訪香港留下的印象。
不過，偏見不等於沒有見，因為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香港自身出了問題。每個港人都可以感覺到目前的香港是一個有大問題的香港，儘管這個大問題可能與中國是不是需要香港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內地和香港在愈來愈多的事情上產生誤解， 不論對香港還是中國，都不是好事，而且很可能就是這個大問題不能化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為出生在北京，長大在北京，在北京和香港分別居住了人生各一半時間的我，希望盡力化解這些誤解。我的研究領域包括香港和內地，每年多次回大陸進行調查研究，以及參加各種會議，我想我可以一般香港市民、對內地有深入了解的學者身份，與讀者交流自己對今天香港的認識和看法。
本書共分六章。前三章分別討論香港的經濟、社會、政治三方面的深層問題；後三章集中討論香港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由於本書的主要內容曾於2016年5月至6月期間在內地傳媒網站
《澎湃新聞》上發表，所用的語言和表達方式也主要是讓內地讀者容易理解。現在修訂後以書的形式出版，在用詞上做了適當的調整，以符合更多人的閱讀習慣。
序言
第一章
香港經濟怎麽了
今天的香港，不論是一般市民、學者、商人，還是企業家，都很少有人知道，或提及香港近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這已經不是香港傳媒的關注焦點。相反，我看到內地關於香港的議論普遍都說，隨着中國經濟開放和崛起，香港對中國而言已漸漸沒有那麼重要。雖然香港人從不認為香港這個邊陲城市對中國有多重要，但這種說法似乎真的在影響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思維。那麼，如果站在香港本土的立場看，香港經濟到底是怎麼回事？現在的問題又在哪裏？
從本地/國民生產總值（GDP）說起。2014年香港的人口接近730萬，GDP為2,910億美元，人均GDP（PPP）為52,552美元。相較之下，新加坡在2014年的人均GDP（PPP）是78,958 美元；而上海和北京在2015年的人均GDP（PPP）則分別是29,156美元和30,241美元。另外，深圳南山區在2014年的人均GDP高達49,000美元，如果以PPP計算，應該比香港還要高。
過去十年，雖然香港的經濟增長速度比中國低很多，一直徘徊在2-5%之間（2015年為1.9%），但縱觀過去40年，香港經歷了由製造業帶動的經濟起飛、從製造業進入服務業主導結構的平穩過渡，以及新結構下經濟再上升這三個階段（見圖1.1）。 數字也清楚顯示，香港經濟起伏是由外部經濟決定的。當世界經濟出現波動時，如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嘯，香港都受到重創。但長時間來看，香港製造業轉移到內地以後，一直依靠中國經濟增長的走勢向上，特別是享有「自由行」消費帶來的直接收益。其他指標，例如3%的失業率、約4%的通貨膨脹率、33%的政府負債佔GDP比重等，均顯示出香港經濟在世界範圍內屬於很健康的水平。作為一個發達經濟體，香港能在如此風高浪急的十年間繼續以2- 4%的增長率前行已經十分幸運。
那麼，在香港和內地的人，為什麼都覺得香港經濟不行、看不到前途呢？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我們通常會將香港與新加坡和中國（或深圳、上海、廣州等其他內地城市）比較；結果發現香港一直在爬行，而新加坡和中國的主要經濟城市都在猛進。為什麼香港的經濟增長比內地城市慢？這並不難解釋，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發展基數不同。比較之下，深圳的成功之處，就是推動了高科技和互聯網經濟的發展。這兩點，香港根本不是它的對手，主要是因為從一開始，兩者就沒有向同一方向發展。就像一個是世界游泳新冠軍，另外一個是帆船賽明星。香港沒有龐大的互聯網市場是事實，香港特區政府沒有及時發展IT也是事實。還有另一個比較，就是把新加坡放進來 一起比。2001年至2016年間，新加坡就已經把香港甩了一大截，人均GDP竟然高了近50%！為什麼？直接與根本的差別， 就在於新加坡有很強勁的高科技產業和石油加工工業，而這兩個行業的產品在過去十幾年間都愈賣愈貴，新加坡幣兌美元的匯率也在上升（直到最近才稍微回落，而港幣是和美元掛鉤的）。
與此相反，香港的經濟愈來愈依賴旅遊業。隨着「自由行」逐漸從中國大都市開放到二三線城市，訪港的內地遊客愈來愈多多，但他們的質素和文化水平卻參差不齊。內地遊客來港的消費支出主要在購物，而不是酒店美食和觀光，因此對於商舖以外的旅遊相關行業來說就如廣東話所言的「旺丁不旺財」。
港口也是如此。低收費的中轉貨櫃愈來愈多，從2000年佔總輸送量的30%，增加至2015年的70%。陸路直運的高收費生意， 以及在香港有開箱物流增值服務的轉口貿易箱，卻愈來愈少。一般市民未必注意到，世界最大的貨櫃碼頭經營商和記黃埔， 其實早在2008年金融海嘯以前就已經把其香港葵青碼頭的主要股份賣給了迪拜港務集團。
也就是說，香港雖以高效率處理增加的流量，但每個單位的流量（貨櫃）帶來的增值卻愈來愈少：城市的主要經濟支柱進入了效益遞減的通道。當中的間接或深層次的原因，就是香港在需要轉型發展高科技的年代，沒有像「新加坡公司」那樣，在政府引導下整體投入，並向新經濟轉型。無可否認，不論回歸前後，香港政府都未能下定決心改變「積極不干預」政策，因為該基本「市策」在2012年梁振英提出「適度有為」的政策調整以前，一直被認為是香港過去經濟成功起飛的奠基石之一。過去這麼多年堅持該政策的結果，就是市場（其實就是主要投資者、本地大資本家或財團）不認為香港會在高科技等明日工業中有前景，因為香港是一個缺少傳統研發的經濟體，而這類工業的初期又需要政府大力支持，於是資本便選擇走向中短線回報最好的服務業、旅遊業、房地產，以及將大量資金投放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等地。
這樣做的後果，有顯性的，也有隱性的。從顯性開始說起，香港在過去二三十年，沒有再出現哪怕一個新的大企業，但卻聚集了大量跨國公司的區域總部（特別是金融和其他服務業）。而原來的大企業，如和記黃埔、新鴻基、東方海外等，則主要到中國大陸或其他國家投資，中小企也紛紛湧到珠三角建立出口加工業，以賺取政府出口退稅的錢。
漸漸地，香港本地企業的宏觀結構特徵，導致晉升機會愈來愈少。同時，香港需要到內地工作的機會愈來愈多，但很多富三代甚至90後，總體上都不願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而寧願留在香港做些有一搭沒一搭的事情。每年升職機會不多，但跳槽的人很多，據稱也是人們對今天社會不滿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更顯性的變化，當然是旅遊業從滿口日語到「驅趕蝗蟲」。在1990年代，位於銅鑼灣的著名日本百貨公司崇光百貨（SOGO），要求每個服務員都能用簡單的日語交流；到2000 年代，不論是崇光，還是莎莎，不僅售貨員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顧客中也幾乎聽不到幾個說其他語言甚至粵語的人了。聽旅遊界的人士講，不少就業前途不太好的新移民，抓住內地遊客這一商機，大量進入導遊業。這既是好事，也成了麻煩。好在解決了就業，特別是低端就業問題，麻煩是他們沒有接受過良好的培訓就上任，還急着賺大錢，於是使出各種招數。我們在報章上常常看見一些欺負遊客的事情，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旅遊業從業員的培訓和旅遊業管理追不上需求，不僅害了遊客，更害了香港！
再談談什麼是「積極不干預」政策下市場選擇帶來的隱性轉變。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一個專項調查，香港企業在中國大陸的離岸投資於2013年產生的增值量，已超過香港當年的GDP 總值。也就是說，香港資本在香港之外再造了一個香港。我們不知這部分GDP產生的利潤到底有多少回到了香港來消費，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它們沒有被計算在香港的人均GDP中，也不在人均收入中。從香港經濟指標表現上看不到的這一巨大財富，也許是香港貧富懸殊的隱性原因之一。這或許可以幫我們解開一個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的謎：為什麼香港經濟貌似不好的情況下，高級餐廳和娛樂場所卻天天爆滿？那裏通常是商人和講本地話的80後、90後年輕人，他們開特斯拉（Tesla）和寶馬（BMW），是內地經濟起飛製造出來的香港富二代。他們與在香港社會底層工作、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一批藍領與底層服務業白領，以及住在新界北公屋的新移民，完全生活在兩個世界。
香港這個號稱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張五常、佛利民的話語及一些機構的排名）當中，另一個隱性的東西就是稅收的轉嫁。香港的個人所得稅（薪俸稅）和企業所得稅（利得稅）都很低，分別不高於15%和16.5%。除了極少數的煙酒類限制品外，貨品進出口都是免稅的。資金來往也是自由的，因此對投資者有吸引力。
低稅率的政府靠什麼養活自己和公務員，進行公共設施的投資建設與維護開支？一個重要財政來源，就是賣地、地租，以及對已經賣出的土地使用權收取根據市場波動調節的物業租金— 差餉。差餉是指就房產物業徵收的稅項，屬間接稅收的一種。差餉是按照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再乘以一個百分率徵收，該租值是假設物業在指定的估價依據日期空置出租時，估計可取得的合理年租而計算。目前的差餉徵收率為5%。而差餉佔目前政府收入的5%左右。
圖1.2 香港特區政府的收入來源
270億元投資收入
700億元地價收入
62億元其他非經營收入
1,126億元其他經營收入
438億元印花稅
1,176億元利得稅
529億元薪俸稅
圖表來源：香港特區政府2014-15年度預算案www.budget.gov.hk/2014/chi/highlights.html
賣地和其他與土地相關的收入，包括地價收入、印花稅（即物業買賣稅）、差餉，還有政府在土地方面的投資收益。從2015 年的情況看（圖1.2），僅地價收入和印花稅兩項，就佔政府整 體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加上差餉，就達到30%以上。
我為什麼認為，作為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賣地是一種隱性的稅收轉嫁呢？因為經由「地產商→商場業主→超市經營商」這一通道，差餉、地租、物業和地價的成本，都暗中轉嫁到我們在超市買到的每一件產品。理髮或看電影的費用裏，也都含有土地和物業的稅項。為什麼香港幾個超級大企業都是地產商？ 我覺得他們早已看透這個制度最脆弱的地方。那就是收入來源靠土地的政府，必須繼續很珍惜地把土地吊起來一點一點賣， 並絕對不希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不能容忍地價和物業價格走下坡。這種依賴土地的城市經營方式，從香港蔓延至中國內地很多城市，是利是弊見仁見智。不過，內地地方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在賣地政策的執行上還是很不同的。香港百多年發展到今天，全境內的土地變為建成區的僅佔22%。填海的量相對較大，但近年來隨着環保壓力增加，靠填海發展的步伐也大大放緩了。
香港政府長期執行這種「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後果，從經濟結構來說，導致如今的香港與深圳完全進入了兩個不同的軌道。我在最近一個會議的發言中指出，深圳與香港差別（不是差距）愈來愈大，是指這兩個城市在經濟結構和全球經濟的角色愈來愈不一樣。深圳成功轉型，成為一個以網路和電子科技為核心的製造業基地。相反，香港經濟中僅有2.5%是製造業，主要是金器首飾、手錶等傳統高增值的產品，而九成以上的本地生產總值來自服務業，其中所謂高檔服務業的金融佔16%，貿易、運輸與物流、旅遊、商業與餐飲，多數都是中低檔的。可以說，香港經濟是以流通為本的服務型經濟。科技產品的高附加值及市場對像，如騰訊、華為這類高科技公司的高估值，讓我們一眼就看到深圳經濟的成長性，以及在對比下香港經濟， 尤其是製造業的過氣狀。
當然，香港經濟走到目前這種狀態，完全歸咎於「積極不干預」政策，並不恰當。我個人認為還有幾個原因也很關鍵，且常常不被提及。
首先，是香港的重商傳統。香港在一百多年前開埠以來，就是一個轉口貿易門戶。雖然香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一度靠加工工業（製衣、玩具、電子為主）和國際海運業成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之一，進入發達經濟行列，但這些主要行業靠的是巧妙地將廉價及勤勞的人力與現成技術結合，並以靈活應對市場的能力打入國際市場。那個階段也誕生了個別高科技企業，如當今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行業的集成和封裝設備供應商ASM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但總體上，香港在技術領域一直是跟隨者和應用者。最終，在本地經濟中成長為巨頭的，除了銀行、地產， 就是與貿易和流通（包括碼頭航運等）相關的企業，如和記黃埔和東方海外。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更讓香港的製造業幾乎全部北上珠江三角洲，留在本地並獲得長足發展和提高的，多是從金融到物流到貿易的各種生產服務業，它們成就了今天香港的世界級金融中心、亞洲最大交通樞紐，以及物流管理中心的地位。這其實是在更高的層次回歸了當年這個彈丸之地成為「香港」的使命— 中國與外部實現貿易流通的商務門戶。重商，才是香港骨子裏的東西。
1985年，我到香港讀研究生的第一個月，就體會過港人那種經商感是「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的：我到街市去買裝雜物的紅白藍塑膠袋，一個看上去只有5至6歲的小男孩在那裏顧店，他看我望着吊掛的袋子在猶豫，就開腔道：「老細（即廣東話的老闆），梗喺買大啲的啦（當然是買大的啦）， 大個嗰個抵啲嘎 （大個兒的更值啊）」。
重商文化，靠在國際貿易中提供增值服務來賺差價，從說明買家選擇實物產品，到後來經營股票證券服務，本質是逐漸向高檔形式的貿易走。
總結一下重商在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麼：一、不太重視學歷， 夠用實用就好。所以香港人讀博士的很少，但企業裏精明高手卻很多；二、精於買賣，市場敏感度高，同時有遵守合同的良好習慣與原則；三、非常習慣從客戶角度思考問題，從客戶得到增值服務的滿意中獲取回報。這幾點，從無名賣菜阿嬸的行為，到上市大公司的舉動，都是一樣的。
這種重商的傾向，與瑞士這個800萬人口的歐洲小國非常不同。為什麼要拿瑞士來比較？香港上海滙豐銀行以前的一位總裁在香港回歸時曾建議香港轉型為亞洲的瑞士。近來又有深圳的文章認為香港與瑞士和新加坡比較，輸就輸在缺少製造業。而不能不提的是，瑞士人和德國人一樣，有一種工匠文化，他們那種對產品精益求精、從產品製造中尋求利益和樂趣的精神，逐漸形成一種本地或本民族的文化。我接觸到的瑞士人動手能力極強。即使是一個跨國連鎖企業的CEO，對具體業務流程中的每個細節也都瞭如指掌，可以親手示範，而且以此為榮，代代相傳。但在香港，不論是製衣廠老闆，還是打工者， 又有幾個會以這種工匠能力為榮，代代相傳？相反，如前面提及的顧店小童，一代傳一代的經商者，到處都是，而且往往是從第一代賣東西的到第二代做金融證券的，伴隨着香港在國際貿易中的角色升級。
除了政府不干預政策與重商精神，第三個影響今天香港經濟結構的，是人才與教育。政府不干預市場，不特別支持任何行業，導致人才自然集中在本地回報最高的行業。根據我在香港大學二十多年的觀察，1980年代至2000年代，香港最好的學生大部分畢業後都集中到社會收入最高或最穩定的幾個職業─ 律師、醫生（包括牙醫）、金融業從業員和政府公務員。直到今天，當我們上課和批改試卷時，還是可以看到，即使是地理系開的公共課，法律系和金融系學生的平均成績也穩定地比其他人文或社會學科學生的高。
香港大學牙科學系的學術排名位居世界榜首（根據2015年QS大學分學科排名榜），是全香港各個學科在世界排名中最高的。而人文和社會科學各個專業學生中的精英，最後也往往被政府、銀行或國際大公司錄取。
香港的大學開始重視研究以及高科技相關的教育，大約是在香港回歸前後。回歸前，特別是香港科技大學建校前，香港的大學教育，就是為英國在這裏實行統治的需要而服務的。這裏不需要做研究，更不需要培養有創新精神的科技人才。哪怕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成立，也是1980年代後期考慮到香港從出口加工業轉型至以商業服務業為主的社會而設立的。香港開始培養出自己的高新科技人才，基本上是回歸後的事。
但是，即便培養了一些科技人才，由於重商的結構，他們也未必能在本地做出成績，或創出一番事業。不說不知道，今天成為世界無人機第一製造商的深圳大疆創新科技的創始人兼行政總裁汪滔，曾於2003年從華東師大退學，並到香港科技大學修讀電子與電腦工程系。2006年研究生畢業後，創立了大疆創新。汪曾經說過：「假如我沒有去香港，便不會取得今天的成就。假如我留在內地或者去了美國，也不會創立大疆創新。」然而，雖然是香港幫助他建立創新思想的基礎，但實現他理想的企業卻設立在深圳。
這個案例，恰恰帶出了我要提出的最後一點，就是香港地理位置和歷史特殊性對其產業結構的影響。人們常常拿香港與新加坡比較，因為兩個都是所謂「city-state」。但事實上，新加坡早在擺脫英聯邦、與馬來西亞鬧翻而獨立的時候，就奠定了他必須依靠經濟的獨立性來確保其政治上的獨立，同時依靠經濟上與國際強勢國家的聯繫來確保政治上的安全。因此，新加坡李光耀那種政府主導式的企業型國家在推進經濟時，時時刻刻想着自己經濟與全球經濟的關係，以及自己經濟在未來經濟中的角色。
相反，香港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靠着自己做出口加工業辛辛苦苦拼出了四小龍的地位；但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成立深圳特區後，突然間，一個靠廉價勞動力在珠三角建廠，然後經香港轉口的賺錢機會冒了出來。香港與新加坡不同，並不存在對世界潛在超級經濟實體的戒心。對香港而言，中國大陸既是市場和服務物件，又是轉口貿易的貨源地。而且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對內地的依賴，無論從政治上， 還是經濟上，都是「政治正確」的，儘管從香港「本土」立場來看，他因此而失去了發展高科技的壓力和動力。香港特區政府的創新及科技局到2015年末才成立，比新加坡晚了整整15 年，就是事實。
附帶說一說另外一個既有得又有失，並影響了今天香港政治經濟情勢的決定，即2003年香港經濟遭到SARS打擊之後推出的「自由行」。
2002年的時候，訪港的中國旅客佔香港總遊客量的41% 。（見表1.1）
所謂「自由行」是一個准許中國公民以個人方式前往港澳地區旅遊的計劃，自2003年7月28日起推行。一般情況下，只要在計劃範圍內的城市，就可以透過簡單的特別簽證手續前往香港及澳門，期間最多可逗留一周。現時，49個內地城市的居民可以個人身份到香港旅遊。以2015年訪港過夜旅客分析看，平均每個內地遊客在港的消費額接近8,000港元，高於大多其他國家的遊客。他們在年齡構成、職業構成方面都與其他國家來的遊客很相似，但從消費內容上差別卻極大。內地遊客將不到三成的錢花在吃住上，接近七成的錢花在買東西上，而海外遊客通常將四成以上的錢用在住酒店方面，而在購物方面則是二至四成不等。（見表1.2）
表1.1 香港SARS前（2002年）的遊客來源分佈
中國內地
0.412
台灣
0.147
南亞及東南亞
0.115
北亞
0.112
美洲
0.081
歐洲、非洲及中東
0.076
澳洲、新西蘭及南太平洋
0.025
總計
16566382
表1.2 訪港過夜旅客分析 （2015年資料）
中國內地
美洲
澳洲、紐西蘭及南太平洋
歐洲、非洲及中東
南亞及東南亞
台灣
北亞
所有國家
人均消費 （港元）
7924
6737
6530
6412
6255
5092
4156
7234
消費模式 （%）
購物
68.8
18.9
24
19.3
37.1
38.3
27.8
58.4
酒店帳單
11.8
48.5
43
44.2
31.1
26.9
36.8
18.4
酒店外膳食
11.2
18.7
17
19
16.9
19.8
19.3
13
娛樂
2.5
3.6
5.9
5.9
5.8
5
4.8
3.2
觀光
0.2
0.8
1
0.7
0.8
0.2
2.1
0.3
其他
5.6
9.4
9.1
10.9
8.3
9.7
9.3
6.6
資料來源： 香港旅遊發展局，《2015年 訪港旅客分析報告》，頁21。
今天，內地遊客總量已達到每個月約300萬人次，佔每月410 萬遊客總量的七成多。迅速膨脹的內地遊客生意和他們與眾不同的消費方式就像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為經濟發展速度緩慢的香港打了一支強心針，即使真正帶來的GDP不一定很高， 至少為很多技能不足的人士提供了就業機會。但另一方面，從著名的奶粉限購政策（限奶令）到網上網下狂罵「蝗蟲」的情況，處處反映出本地人在短期內難以接受大量內地遊客訪港所帶來的種種切身衝擊。有內地經濟學者指責香港限制每人只准帶兩罐奶粉，是對香港這個號稱世界最自由市場的莫大諷刺。我倒是覺得，更諷刺的還有兩件事。一個是為什麼要到香港來買本來國內就可以買到的外國奶粉？難道不是因為內地市場有問題？另一個是如果真有純粹的自由市場存在，為什麼還限制「自由行」的人數？這說明，「自由行」政策本身，就是香港並非一個完全的自由市場的鐵證。而今天，嚷着要加強對「自由行」控制的某些港人，同時也是在不同場合天天說着要令市場經濟徹底完美的那些人，這不是一個更大的諷刺嗎？當然， 這諷刺對香港並不重要，更重要和意想不到的是，「自由行」竟然激發起香港內部的衝突，惡化了中港兩地的關係。
不論是製造業全部轉移到珠三角，甚至越南、柬埔寨，還是每個月300萬的內地遊客，都在反覆證實着一個簡單的事實：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外向依賴型的城市經濟。香港不過是一個擁有730萬人口、1,100平方公里土地的城市，讓這樣一個城市活好，讓香港市民活好，並不需要考慮重新構造什麼「合理產業結構」（第二產業不能少於百分之……），但需要維護一個長期、多元的對外網絡連接。近二十年，這個連接愈來愈偏重於從與內地交往中獲益，這似乎是必然的，但也正正因為如此， 香港似乎在不知不覺中忘記發展自己的國際能力。
「自由行」政策，就是香港並非一個完全的自由市場的鐵證。
第二章
香港社會怎麼了
不少內地人曾到訪香港，但除了買東西和觀光，對港人生活的了解其實很有限。而很多從未踏足香港的內地人，對香港的認識則大多是從媒體（最近多是非常負面或報導成非常負面的新聞）、港產片或電視劇裏得知。本章會談及我在香港生活的感受，特別是那些與內地不同的地方，一方面讓更多內地人對香港有不同角度的認知。另一方面是因為注意到一些駐港的內地外派人員，其實從生活方式到日常接觸的圈子都在某種程度上與港人是隔離的。我希望補充一些大家不太注意的事或了解不清的地方，以減少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誤解。
網上的語言分隔
港人常用的工具網站是Google和YouTube；而社交網站顯然是Facebook位列第一，另外還有香港高登、香港討論區和Uwants等；新聞門戶網站，包括雅虎、MSN、各報紙和電視台的官網，以及個別偏自由派的獨立媒體，英文的主要新聞媒體，如BBC，也有人關注篩選功能較強的交流網站，如reddit；購物網站，包括Groupon、淘寶、Amazon、Wish，還 有線下實體店官網（如屈臣氏）。至於手機應用程式，排名第一的當然是WhatsApp，但也有人用LINE和微信。
為什麼要提起這件事呢？ 由於在內地不能使用G o o g l e 、YouTube和Facebook，結果造成港人與內地人根本不是使用同 一個溝通平台！那些說英文和粵語的香港大律師和議員根本不會知道今天的微信其實比WhatsApp強很多，因為他們從來不用！如果知道不少港人是用繁體字的粵語方言在網上溝通（我無法估計到底這樣的人佔多少百分比），就會明白與內地使用簡體字和普通話交流的平台相比，其實這是一個很小的圈子。同時，香港也有大部分人是直接用英文溝通的，包括很多我的本地同事和我們讀中小學的子女，而他們又基本不會看中文的網站（不論是簡體，還是繁體）。這種局面形成了一個網上交流平台的語言分隔（language divide）。千萬不可小看這種分隔帶來的種種問題，因為它還與社會階層有着對應的關係：對土生土長的下層社會人士而言，使用純粵語和中文的網站就幾乎是他們唯一的交流平台，而且女性偏多。他們既不讀也不看英文。反之，除了為迎合市場需求或拉票外，一些第一語言是英文的港人基本上也不看這些純粵語的平台。在「網絡公平」的今天，一些小事都是從某條網上討論引發的，而網上的討論往往比傳媒的更「激」。我真想知道，整天關注和研究香港的某些內地機構，到底有沒有人在看或了解港人在Facebook和其他本地粵語網站上討論着什麼？他們是不同、非常不同的香港人！
誰是香港人？
在今天的香港，這是一個異常敏感的話題，特別是因為出現了所謂「本土派」的港獨群體。但是，他們的頭目梁天琦卻出生於中國，而母親也是由內地來港的移民。梁天琦的身份被揭露之前，口口聲聲說要反對讓新移民「溝淡」香港的利益，但在身份被揭後，又改口要以是否說一口流利的粵語，是否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觀為標準來界定誰是香港人（當然，按照他港獨的立場，這樣的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蔡玉萍教授的文章，他們於2014年做的一項調查顯示，接近六成半來港未滿七年的內地移民，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而同一研究亦指出，隨着居港時間增加，內地移民與本地居民的政治取向就愈接近。也就是說，「香港人」從來都只是社會的一個建構和想像。
其實，爭議的核心在於香港身份的主觀認同。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認為只要在香港取得了永久性居民身份，法律上就是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永久居民（就好像是外地人有了北京戶口），只要你願意，就可以說自己是香港人。雖然我的看法很簡單，但客觀上，問題真的可以很複雜。例如在香港居住的非華裔人士、既擁有中國內地背景又持有他國護照的人士，甚至已經移民香港的原中國大陸居民，不僅不一定認同自己是港人，更關鍵的是，在一些本地出生和長大的港人眼裏，他們永遠都不是香港人。這種看法的影響可以很深、很麻煩。以下舉兩個例子加以說明。
第一個是香港金融中心所在地中環在過去25年，有愈來愈多中層甚至高層管理人員的第一語言是普通話。「中環是說普通話的地方」，這不僅僅是香港年輕人的一句玩笑。據兩個不同管道的朋友說，在中資和外資背景的大行，最容易被錄用的首先是內地的官二代和富二代，然後是競爭力超強的內地留洋精英「海龜」（海外歸來），接着是那些有洋人父親的青年，最後才是一眾本土青年精英。如果這種情況持續超過十年，當這些非本土精英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並在香港紮根之後，他們是誰？另有一句在現今香港年輕一代中流傳的話，「中國不能沒有香港，但可以沒有香港人」。這話語當中的「香港人」，應該沒有包括這些直接插班與接班的中產精英。這批不被香港人當香港人的新香港人，被認為是擠掉了「真」香港人的晉升機會。我們都不認同那些靠「父幹」混飯吃的人，不管他們是本地出生的，還是從中國或外國來的。但是，對於那些靠自己實力拼搏到大城市，並願意留下來做新香港人的年輕人，他們與那些到北京、上海和廣州、到紐約、倫敦和巴黎打拼的外地人是一樣的。雖然這些年輕人可能只會說英文和普通話，但他們並沒有錯，而且他們的價值觀可能更接近所謂的「中環價值」。
另一個例子是跨境婚姻帶來的問題。2015年底，香港特區政府多個部門聯合提交給香港立法會的一份報告披露，1997年香港回歸後，共有87.9萬名內地人來港定居，佔香港730萬人口的12%，即每八名香港居民中，就有一人來自內地。報告還指出「2014年，跨境婚姻佔本地登記婚姻接近40%。」港男娶內地女性曾由1990年代高達幾乎100%，降至2014年的87%，意味着兩地經濟情況逐漸接近，香港女嫁內地男的比例上升。這個可真是中港融合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大批「新香港人」誕生的過程。不過，絕對不能忽視這種融合在香港社會造成的一些新問題，如香港大學經濟系王于漸教授於2016年1月20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刊登的文章〈公屋戶家庭破碎、貧窮及不滿現狀困境〉所述，「2014年，全年56,454宗婚姻之中，跨境婚姻佔20,698宗，其中（最少一名配偶）屬再婚者佔11,839宗。1986至2014年跨境婚姻累計達680,635宗，佔期內整體婚姻數目的40.3%。1986至2014年，跨境再婚累計129,927宗，佔期內再婚總數46.2%。早年的跨境婚姻，多屬香港單身、經濟條件較低的年長男性從內地娶妻之類。單程證配額制的設立，導致分隔兩地的家庭團聚的日子延誤更久，在培育子女方面造成不良影響；最終得以團聚之後，又往往出現不少家庭問題，這些家庭大都居於偏遠的公共屋邨。」而這些偏遠公屋社區「已漸成離婚家長與子女，以及再婚者與新移民兩類住戶的聚居之處。」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這樣一批低收入，甚至基本上靠補貼度日的單親家庭（通常都是母親與孩子）都住在同一個社區，會發生什麼事情？這裏長大的年輕一代在想什麼？他們會如何理解和認識中港關係？
上面兩個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例子是香港深層社會問題的真實寫照，也是今後幾十年香港要天天面對的問題。香港社會內部與外部交流的問題就是這樣交織在一起。
香港雖然擁有新聞自由，什麼傾向的傳媒都有，也可以任意在網上發表個人意見，但事實上，真正中立客觀反映深層問題的討論並不吃香，因為不論是報紙背後的政治勢力，還是傳媒愈來愈無底線的商業傾向，關注的從來是觀點鮮明、最好愈極端愈好的新聞與評論。但有時候，一個平凡的故事可能可以看到這個社會是如何運作的。讓我講一個這樣的平凡故事吧！
警察、醫院與菲傭
最近，警察成了內地新聞的關鍵字。從武警醫院到洗腳店附近，處處都有警察的身影。香港警察也曾經有過很不光彩的一段歷史：1973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就是為了揭發和清理以總警司葛柏為首的一群警察之重大貪污案。40年過去，港產片裏的警察還是良莠不齊，可現今真實世界的香港警察又是怎樣的？我這個奉公守法的小市民很少有機會和警察打交道，不過每次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次是1980年代後期某個傍晚在港大教員宿舍區一帶步行，被兩個帶槍的警察叫停查身份證，大概是窮學生從頭到腳都像個偷渡客？
另一次更讓我記憶猶新的則是2013年的某個長週末的晚上，我在家裏突然收到一個電話：「你是外籍家庭助理XXXX的僱主王先生嗎？」「我是香港警察。你家保姆因為身體不適，在她週末住所的廁所暈倒了，是她同宿舍夥伴打電話報警的。我們派出了救護車，正在把她送去醫院。你有時間直接來一下瑪麗醫院嗎？」 「當然。」 半小時後在醫院見到這位20歲出頭的年輕警察時，他已經把一切都處理妥當。菲傭已經安然無恙，並安排好臨時住院一個晚上，以便觀察；警察小哥把菲傭的身份證、錢包等私人用品交給我，並讓我看他的本子，上面已經清楚筆錄了事發過程的細節，包括誰什麼時間報的警、當時廁所和宿舍的情況、現在還欠醫院100元急診掛號費等。一切交代清楚後便把病人交給我照顧，然後自己打電話叫了一個交通警來接他。離開時，我謝謝他，他笑笑說，這是他的職責。
這個真實的小故事讓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它體現了這個社會在公共服務方面達到了什麼水準。除了警察的職業操守外，我還看到了我們繳交的稅項花在哪裏：從警車、警察、免費的救護車、醫院就診和免費的住院觀察，所有提供的公共服務都是因為一個有菲律賓口音的電話和這位外來勞工有一張香港身份證就獲得了。這些服務過程中沒有出現歧視、耽擱和賄賂，就是一個非常普通與平常的過程。可是，如果我們再想深一層， 是什麼確保了上述這個平常事件能正常完成呢？警察的良好管理和培訓、急救過程的合理安排，往往都需要長時間形成的； 而對於哪些方面需要政府補貼等亦有成熟的規定，並有按照這些規定執行的人。
老齡化─ 不只是人口
根據香港政府2015年公佈的最新的人口推算（見表2.1），香港65歲或以上的人口將從目前佔總人口的15%，在30年間上升一倍，至2044年的31%。香港從社會、政府以至學界，都在積極討論香港的老齡化問題。這個問題得到社會重視絕不出奇， 因為它涉及如何設計未來的社會養老體系，以及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例如如何建設更多的養老設施、如何吸引年輕的人才或鼓勵生育、如何處理逐漸過剩的小學和那裏的老師等。內地存在類似的問題，並且也正引起愈來愈多的關注。
不過，老齡化或高齡化的不僅僅是人口，還有樓宇。2016年底以前，香港約有11,000幢樓宇樓齡達到40年或以上。按屋宇署粗略估計，未來十年，全港達40年樓齡的樓宇將會按年遞增約600幢。也就是說，屆時應該有超過40萬個單位樓齡太老，需要更新。另外一個關於公營房屋的統計顯示（見表2.2），目前 超過20年樓齡的公共屋邨（廉租屋）單位達到近37萬個，佔整體公屋近一半，即大約六分之一的香港人住在這些開始老化的房子裏。
未來十年，全港會有超過40萬個單位的樓齡太老，需要更新。
香港在短時間內建設了大量公共房屋，在世界上確實罕見。如何實現這方面的更新換代？未來如何處理公屋問題？這些都是重大的民生問題，不能出岔子，但又不是當前的熱點─岔子還沒有暴露─已經暴露的僅僅是電梯不行了，要換了。對於一個發達城市的政府，雖然要關心整體競爭力，從「積極不干預」到「適度有為」，但更要關注民生。
與第一章不同，本章通過零零散散的事件，談及了香港日常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語言平台隔離、就業、居住、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等，不過肯定還是掛一漏萬。聊香港，不能整天盯着經濟。雖然我是修讀經濟出身的，但從北京到香港，我看明白了，政府的第一作用是確保社會正常運轉，特別是城市級別的政府。什麼是正常？看看民生。一個人均GDP五萬美元水準的社會，一般市民更關心社會的公平、生活品質，包括環境、安全、教育品質的改善。至於很多重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可能需要整個社會確立一個共識才行，特別是在言論自由的社會。關於這一點，我會在隨後幾章繼續討論。
第三章
香港政治怎麼了
我不懂政治，而且香港政治在內地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話題。即使是不懂政治的小市民，也時刻感覺到，如今的香港已變得非常政治化，什麼事情都扯上政治。香港要走出困境，就必須先解開政治上的死結。
一國兩制
鄧小平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從體制上找到了一條最大公約數的公式來解決香港回歸，那就是「一國兩制」。在實施這個高相容度制度的過程中，每個「分子」— 利益團體，都對這個制度有不同解讀，為自己謀取利益。
回歸前，我認為隨着時間推移，兩個制度會越走越近，不用50 年就可以完成過渡。直到2014年「佔中」 （佔領中環）發生，我和很多人一樣才知道到要完成一件如此艱難的融合，50年大概真是合適的時間尺度。於是，我再次認真考慮，到底「一國兩制」是什麼？
先說「一國」，儘管有些港人的心中仍然堅持「一國」僅是中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點在身份認同感上是問題，但在法律上卻不是問題：一、基本法講清了什麼是「一國」；二、回到人民共和國以前的中國也不可能。
不過，「兩制」，就不是那麼清晰。「兩制」確保的是，在內地實行社會主義的同時，在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基本法並沒有說「什麼樣的資本主義」。當香港從「英人治港」的統治時期轉變為「港人治港」，從總督轉到特首之後，政制體制如何變革，在基本法裏雖然有規定，但基本上是原則性的。
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在任期間，感覺上與回歸前變化不大， 貌似「馬照跑、舞照跳」式的資本主義仍在繼續，但特區政府的性質確實發生了實質的改變。因為「鬥爭的對象」不同了。以前從中央政府到香港的所謂「親中」人士和團體是要與「港英政府」做鬥爭的，但自此以後卻變成了特區政府的「強大後盾」和「建制派」。相反，過去支持西方（式）統治的一些個人和勢力變成了反對派，天天盯着特區政府，看它「衰」在哪裏。這樣，特首和特區政府作為「港人治港」的香港人，到底代表哪種香港人，哪個階層和利益集團的香港人，就成了回歸後的政治焦點。從此，特首成了香港最難幹的差事。
第二任特首曾蔭權上台之日，就說了一句標誌性的話─「做好呢份工」。不過，事實上這是一份不可能做好的工作，除非國家的意志與香港大多數人的想法是一致的。為什麼國家意志與香港大多數人的想法並不一致？
香港人的想法是什麼？
第二章已經討論到，誰是香港人是個問題。那麼，誰代表香港人的想法當然也是一個問題。「中環價值」這個有意思的詞語，本由著名的台灣作家龍應台女士提出，認為香港人樂於向國際呈現的，是建築物雄偉、店鋪華麗、英語流利、中產階級打扮光鮮，「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的形象，也就是「中環」形象和價值代表並壟斷了香港。在代表香港的中環，「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裏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
不過，除了中環，香港也與很多國際都市一樣，有市民蝸居板間屋、新移民語言南腔北調、窮人衣着襤褸。《大公報》認為，「中環價值」不僅象徵商界，也象徵中產階級，本港大部分稅收來自商界和中產階級。於是，否定「中環價值」，也就是否定商界和中產階級。不過，這種看法並沒有得到很多港人的認同，因為他們更認為這只是「港式金權政治」，就像你不能說華爾街價值代表美國價值一樣。
不同於「中環價值」， 2003年SARS在香港出現，令政治和經濟陷入低潮。隨後約一年，近300位來自香港42個不同專業、學術界人士在報章聯署《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提出：「香港在過去發展過程中積累了一些成功的經驗，港人不懈的追求造就了有香港特色的地方文化，而支撐這些經驗和文化的，是港人引以自豪，也與全球現代化文明接軌的一些體現香港優勢的核心價值。它們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愈來愈多港人亦已認同，在追求生活質素提升的同時，也應本着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價值，強調公民參與，致力跨代社會公義，尋求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並重視環境保護，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當時幾乎所有本地報章都以商業廣告形式整版刊出了該宣言，相當震撼，之後也有很多討論，包括時任特首董建華先生也公開表示，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皆致力維護融合了「務實精神和理想主義的核心價值：個人自由和人權、法治、平等機會、自由企業、市場競爭、個人創意、尊重私人財產、多元文化和社會、開放、小規模和廉潔的政府、社會和諧、孝道、家庭觀念等」。（見鄭宏泰等：〈十字路口前 再思香港核心價值〉，《信報》2014年11月15日）再之後，現任特首梁振英在其2012年特首選舉的勝利宣言中說，「法治、人權、誠信、廉潔、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八項，構成香港的核心價值。2014年10月底，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發表了一份民調報告，電話採訪了804名成年市民，得出他們對11項不同核心價值的認同程度。
（見表3.1）
該問卷反映的情況是，法治和自由最重要，之後三位依次是公正廉潔、民主和社會穩定。其中沒有一項最重要核心價值的比例超過半數，也就是說，香港的核心價值其實多元多樣。這與香港融匯華洋中西、強調多元包容的歷史和文化十分一致。
至此，精明的讀者不難發現，關於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應該長什麼樣，香港人的看法在什麼地方一致，什麼地方不同，以及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行使管理權的特首對這個核心價值的說法與所謂香港核心價值的差別。
民主與選舉─ 香港不能回避的核心問題
常常聽到有人說，1997年回歸以前，英國人統治了那麼久， 沒見到今天香港嚷着要民主的人，有過在民主方面的訴求。以我個人在香港二十幾年的觀察，第一，確實沒有幾個人，在上世紀80年代曾經爭取民主，特別是今天那幾位「泛民主派」首領。最近紀念「六四」的活動期間，梁家傑先生就說，是
「六四」讓他開始追求民主的，而這已經是1989年的事。第二，前面那個民調報告，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香港當下的民意： 法治、公正廉潔、自由，這三個價值點最重要，但民主和社會穩定也非常重要。第三，我理解的民主，是政府做的事情代表着大部分人的意願，而這種代表性需要受到大多數人的承認，即香港這20年來經常在傳媒中看到的一個詞語—「認受性」。不過，也許這就是我這個政治外行的小市民對民主的理解或誤解。
本地很多「泛民主派」人士，說自己是把民主作為目的，而不是手段。以他們的說法，當選者將來做的事情有沒有認受性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有認受性，即所謂的程式正義。
但是，這個過程究竟設置成什麼樣，才算「真民主」，並沒有統一的認識，否則也不會出現「泛民主派」這個詞語。它的含義是，在反對目前這種選舉過程的各個黨派內部，還存在各種從相對不激進到比較極端的分別。而其共識在於，要擴大與改變現有的候選人提名過程，因為一人一票的普選是否真普選， 取決於候選人的篩選過程。而所謂「建制派」就是基本認同現有挑選候選人機制的黨派。顯然背後有種種政治利益。
當香港逐漸走向民主，但又達不到泛民派要求的時候，就有認同該派的法律系教授提出，通過「公民抗命」，例如「佔中」這種做法，來「違法達義」。
2014年9月下旬至12月，為期七十多天的「佔中」，徹底撕裂了香港。政治爭拗走到一個不能妥協的地步，是最失敗的政治。無論泛民派還是建制派，事後都清楚，這是雙輸的局面。實際上，「佔中」根本不是佔領中環。即使對泛民而言，過程也完全失控，但香港市民確實值得稱讚，因為全世界都不曾有如此克制的非法（治）場面。也許，這恰恰說明了很多市民像我一樣，既不贊成「佔中」，也不認同目前的選舉程序。而今天，一方面，泛民派議員愈來愈常用「拉布」（即用上百個故意製造的小提案，消耗掉會議時間，讓需要通過的重要議題無法按時表決）去降低政府施政的效率，並提出以撤換現任特首作為與政府的談判條件。另一方面，從泛民內部分離出的小部分人，打着「本土」和「內部自治」的招牌，形成港獨勢力。
作為一個小市民，我對用「佔中」這種「違法達義」的手段非常反感，因為它直接違背了香港核心價值中地位最高的法治精神。但同時我不能理解，候選人的挑選過程，為何不能改進到一個最大公約點，即香港各派別和中央都可以認可的方式，達至2017年實現普選這個很多港人期盼的未來？雖然我的想法在政治上可能非常幼稚，但在我個人看來，愈早實現普選，就可以愈早解決香港特首的認受性問題，而且適當地改變候選人的篩選過程，並不會令中央政府任命一個自己不相信的人當特首。因為香港選民不傻，他們是不會讓破壞自己基本利益的人上台的。說到底，這是一個對香港社會的判斷，以及對大部分香港人的信任問題。
本章一再提到「認受性」這個內地讀者非常不熟悉的詞，是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國兩制」這個特定政治體制下，香港政府可以順利施政的基礎。一個候選人最後成為特首，得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和背書，是一種從上而下的「確認」，特首要對中央政府負責，因此這個確認是必須的。而在香港社會，一個領導人需要得到多數人的認同與接受，這就是認受性。而在出現了大量黨派、主要傳媒又都有黨派立場的情況下，普選才能解決這個由下而上的認受性問題。
有人也許要問，為什麼英國港督管理的時期沒有認受性的問題？我想大概有三個原因。第一，那個年代，「發展是硬道理」的港人對政治沒有多少興趣，也沒有太多人有民主意識。第二，當時的英國政府，對香港採取放任的管理制度，如經濟上的「積極不干預」，放手讓香港自己去闖，結果港人倒是把經濟搞得風生水起。第三，從經濟上，香港雖對英國有很多利益，但政治上，香港與英國本土政治沒多少瓜葛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這三個原因，讓港督在很多事上可以扮演着「好人」的角色，所以自然不存在太多認受性的要求。
特首的情況不同。香港回歸以來，我看到了兩個關鍵點。第一，任何一屆特首，施政的成功之處，都是因為得到來自上下兩方面的支持，否則往往失敗。第二，反對派清楚知道，在未來多少年內都不可能執政。因此，他們現在做的一切，不論是支持某些有利民生的提案，還是阻撓其他涉及長遠投資的提案，都是為了爭取民心；而認真研究香港長遠發展的具體方案，除了2007年參選行政長官最有機會的一次，在梁家傑先生的政綱中出現過以外，就再也沒有進入過他們自己的議事日程內。因為在這方面花精力沒有意義，而批評政府，甚至證明政府做錯了，對他們最有利。
在這樣一個到處都是政黨、唯獨不可以有執政黨的詭異政治環境下，不論特首本人是什麼樣的能人，政府都變得小心翼翼， 雖然不至於什麼都不做，但也很難「適度有為」！為香港的長遠未來考慮更不可能是主流，我很心疼看到這樣一個死結，而它已經折磨了香港非常多年！
2016年5月，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訪港，並與泛民代表見面，後者又提出撤換特首的要求，作為化解目前死結的方法。但是，泛民派的一位「公共知識分子」卻在報上指出，他們大律師身份的領袖讓中央撤換特首是違反基本法的，因為基本法規定，中央政府有任命權，但沒有撤換權！要求張德江撤換特首，實際上就是默認了目前這種不民主的體制！看到這裏，我笑了：香港政治是多麼荒唐！
香港人有中國心嗎？
1984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每年一度的春節聯歡晚會（春晚）， 張明敏唱出由黃霑— 這個非常香港的香港人— 作詞的《我的中國心》，讓當時的全國人民都深感港人的中國心。曾幾何時，愛國是一些香港大學的學生會青年領袖努力表現自己的方式。而三十多年後，同樣是港大學生會，有人在熱衷港獨。這大概出乎鄧小平先生的預料。
到底這30年發生了什麼事情，讓某些年輕人走上了另一個極端？為了尋找答案，我查閱了唯一一個自1997年以來每年都進行的統計資料，有關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電話問卷調查，但該統計機構本身卻存在爭議。我採用它的資料，主要的考慮在於， 它是在這方面唯一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統計調查。
不過，我特別提醒大家注意該統計資料的幾個重要特點：一、採訪僅用粵語進行，也就是說，如果不願或不懂用粵語交流的住戶都被剔除（要注意的是目前香港非粵語為第一語言的華人居民已經佔香港總人口的10%以上）；二、電話僅限於某些電話公司的住宅電話，也就是說，沒有住宅電話的居民不會被問到；三、採訪對象是18歲以上的成年人，那麼近20年以來的資料有可能反映出不同群體的看法，因為現在一些被訪者當年還不夠年齡。
問卷的核心問題是：「你會稱自己是：(a)香港人、(b)中國人、(c)香港的中國人、(d)中國人的香港人、(e)其他、(f)不知/難 講、(g)拒絕回答。」其中，前四種身份被認為是判斷香港人對「中國」的概念與認同的關鍵。
香港某些報章在刊登該機構對這個分析結果的解釋時，把「香港人」和「中國的香港人」放在一起，稱為「廣義香港人」（見圖3.1中的淺藍色線），把「中國人」和「香港的中國人」 放在一起，稱為「廣義的中國人」（見圖3.1中的藍色線）。
不過，以我對這個問題的中文表述的理解，即使是稱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也意味着他們清楚知道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像一個上海人可能會說「我是中國的上海人」一樣。而我也想借此再次提醒讀者，該電話調查只用粵語進行。而「我是中國的香港人」與英文中“I am a Hongkonger in China”的意思並不一定完全對等。
因此，我用同樣的資料重新分類，把「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和「中國的香港人」放在一起，將它們視作在不同程度上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一個群體；另外，把會稱自己是香港人的，當作另一個群體（見圖3.2）。如圖中所見，從1999至2008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香港中國人或中國香港人的比例一直在上升，最高達到81%；但從2008年開始，情況出現逆轉，到2015年跌至59%。這不是統計誤差或前面提到的一些調查方法的局限性可以完全解釋的，希望相關專家學者和政府人員，對問題的原因作出深刻的分析。
有人認為，2004至2008年，發生了很多事件，讓港人感到自己身體裏流着中國人的血，是港人最認同「中國」的一段時間。其中包括釣魚島事件（我認識的一位原香港中學退休老師親自上了船，去那裏宣示中國主權）、四川地震（血濃於水的港人捐了很多錢）和北京奧運會，並認為那時有一個屬於比較純行政官僚的特首。但這些或許不能解釋後來的變化。是自由行的負效應？還是對內地一些宏觀政策的憂慮？我不懂政治，也不懂社會學，所以不會解釋。
不過，2007至2012年期間，香港發生的一件事，與港人對國家歸屬感的下降應該有關，就是所謂「國民教育教科書」事件。香港回歸後，推行國民教育，以達到去殖民化的目的，是理所當然。政府定下目標，希望通過國民教育，讓中學生對國家高速發展的經濟成功產生自豪感。這本身不應該是什麼難事。但是，政府沒能把握，如何在資訊完全開放的社會，講述中國的近現代史。
在香港，不可能按照某一套既定的歷史為藍本，來進行課堂教學或國民教育。這裏有兩個原因。
第一，這裏的很多學校，一個國家或世界的歷史，不是按照一本教科書來教的。我兒子告訴我，在實行「IB」系統教學的中學裏，歷史課大綱的要求，有百分之二十幾的分數，是放在能否正確查找和判斷歷史資料，來尋求歷史的真實性上的。他們做作業，就是要努力尋求各種角度和不同立場的當事人所留下的歷史記錄，然後自己作出分析和解讀。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任何一本歷史教材，不論是否政治正確，都不可能成為唯一的「標準教材」。其實，讓香港青少年一代，從不同角度去了解中國過去100年如何折騰，他們才會明白，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才真正在進步，也會更明白中國進一步改革的艱辛，從而理解當前中國面臨的各種挑戰。
第二個原因，或者說是問題，還是在於對港人的中國身份認同上。今天中小學校老師的父母或祖父母一輩，有很多是1949年前夕和1966年文革期間來到香港的。這些人毫無疑問地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種認同，就像我們說香港「回歸」中國，南海諸島、釣魚島和台灣「歷來是」中國的領土一樣，指的是這個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中華」是90%以上港人本屬的民族與文化。這一點，不論是1997年，還是現在都一樣，即認同國家與認同政權不是一回事，後者涉及政治意識形態，前者則不是。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我想鄧小平先生當年英明地提出
「一國兩制」50年不變，他的初心就建基於這種理解上：希望看見香港與內地制度上的主要差異在半個世紀的磨合中逐漸消失。現在，時間過了三分之一。我們看見：一、有兩地愈來愈接近的方面，如經濟制度，內地正式提出了以市場為本的經濟，而不少香港人也從金融海嘯的浪潮中意識到撒手不管式的自由市場並非最好；二、開始有一些接近的跡象，如法律制度，習近平主席最近一直強調法治社會的重要性；三、但還有一成不變甚至分歧變大、離初心愈來愈遠的情況，如港人在中國身份認同上出現了退步。因此，我覺得這方面首要的，還是回到建立對中國國家、對中華的認同的工作上。這才是初心。
在更多場合讓港人了解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解開目前國民教育不濟的一把鑰匙。比如，「溫良恭儉讓」這些在台灣和內地都認同的價值觀，也被很多港人認同，這恰恰體現了他們的中國心。在我看來，中國傳統價值觀中的精華與港人那一套基於現代西方文明建立起來的核心價值體系不僅不矛盾，更可以融為一體。其實，內地不是也需要尋求一個新的價值體系， 以改變目前社會缺少可行的道德體系，解決信仰真空危機嗎？
第四章
香港未來再國際化、建立全球消費網絡樞紐
寫到這裏，希望給自己在前三章提到的一些問題尋找答案，或者至少提出一些觀點供大家討論。但是由於想說的東西比較多，談及香港未來發展的部分將會分成三章，並從經濟開始說起。首先，讓我綜述一下先前提出有關香港經濟的一些基本判斷與反思。
第一，雖然香港當年曾經靠出口製造業躋身亞洲四小龍，但今天的香港回歸並升級到原來的定位：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商業門戶和樞紐。這個外向服務型經濟的形成，是借助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積極不干預」政策下的自由市場、重商文化、特定的歷史背景與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合力。
第二，香港特區政府財政穩健，而香港是一個人口730萬、經濟已達到人均GDP五萬美元（按PPP方式計算）或人均收入四萬多美元的城市。以過去每年GDP增長2- 4%，情況在全世界都是相當良好的。但是近20年，香港經濟從依靠以中國產品轉口為主的貿易，變成依賴中國內地以購物為主的「自由行」遊客。香港已在不知不覺間忘記發展自己在國際流通的能力。
第三，政府靠高地價賣地而減少其他方面稅收的做法，其實是將稅收與物業租金掛鉤。政府這種一旦推行便難以改變的做法，一方面讓早已認清此事本質的房地產商從中獲利不菲。另一方面，昂貴的租金亦導致製造業幾乎絕跡。
第四，香港的資本和企業家早已走出香港，因此形成的離岸貿易額已經超過香港本土GDP總量，但同時香港年輕一代不太願意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香港的人才精英集中到一些在高地價社會仍然可以完好生存的高收入和穩定行業，如金融、法律、醫療、政府等；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士則集中從事旅遊、零售、貿易、運輸和物流等與中港關係有着密切關聯的行業，引發最近不少政治和社會敏感事件在當中發生。
上述判斷是在第一章「香港經濟怎麼了」的語境中提出的，主要從香港內部深入探討目前的經濟走到了一個什麼地方。要探究香港的未來發展方向和機遇，以及相應的措施，就要把香港放在一個更大尺度中，同時考慮香港本體和外在環境因素。
提升香港作為全球消費網絡之區域樞紐的能力
今天，香港的角色與20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香港企業提供的服務和主要服務對象的改變。當年，香港向在珠三角建廠的港資、台資或合資出口加工企業提供各種生產服務，跨境的貨櫃車來往穿梭，皇崗口岸忙得不亦樂乎，而港府加緊建設了連接深圳灣的西部通道和相關公路系統，以緩解公路供不應求的情況。為了支撐世界工廠的運轉，當時的香港葵青貨櫃碼頭和深圳東西部港區均嚴重超出負荷。
可是瞬間過去20年，東莞打個噴嚏全世界就感冒的時代亦已經一去不返。香港這個曾經的世界第一大貨櫃港，其與珠三角之間的貨櫃數量只佔目前港口總輸送量的四成。葵青港已演變成為班輪公司服務的中轉服務港，中轉量高達七成。從貿易額角度看會發現，對香港而言，更重要的是機場。圖4.1顯示， 2015年以空運方式處理的香港商品佔對外貿易總額接近四成， 而海運和河運加起來才佔兩成。我對更詳細資料的分析顯示，陸運與空運（而不是海運）高度相關。也就是說，香港四大經濟支柱的其中兩個行業─物流與貿易，是依靠提供愈來愈多與高貨值最終消費品的相關服務而謀生的。因此，我一直強調，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是香港的經濟命脈。
無獨有偶，我們看到近年來愈來愈多香港上市公司並不屬於製造業，而是屬於其他各種消費和服務行業。也就是說，作為香港最主要經濟支柱金融服務業的直接服務對象，也主要不是生產製造業（見表4.1）。這些資料和上述提及的香港對外貿易按 運輸方式分佈（圖4.1）就說明了香港已從一個主要為生產網絡 服務的樞紐，演變成全球消費網絡樞紐。
位於赤鱲角的香港國際機場不但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樞紐， 還是香港的經濟命脈。
表4.1 香港上市公司中第一和第二產業類別所佔比重
香港上市公司分類
上市公司數量
市值（億元港幣） 2016年6月3日
佔總市值比重
第一和第二產業 小計
791
45558.59
0.2
其中：
能源
56
17520.81
0.08
原材料
112
14698.19
0.06
工業製品
132
4283.03
0.02
資訊科技
159
9056.56
0.04
消費品製造
332
18228.03
0.08
其他公司 小計
745
181132.21
0.8
上市公司 總計
1536
226690.8
1
備註： 統計當日處於停牌狀態的公司市值沒有計入。資料來源：香港經濟日報網站。
全球消費網絡（Global Consumption Network, GCN）是我在今年美國地理學者年會（AAG 2016）就近年形成的電子商貿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意思是世界上存在一個向最終消費者或消費地提供服務的全球化供應鏈網絡，包括由企業向個人消費者（B2C）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供應鏈。假如這些人是遊客， 那麼，為遊客到達旅遊目的地提供服務的網絡，包括資訊網站booking.com、攜程網、Airbnb等，都屬於GCN。自從愈來愈 多的服務實現了「互聯網+」以後，網上購物與網上購服務正改變着全球貿易和出行的方式。它們與傳統貿易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整個供應鏈更直接，少了中間環節：以往典型的供應鏈是生產國的生產商→出口商→進口商→消費國的批發商→消費國的零售企業→消費者。而在優化供應鏈時，並不把最終消費者考慮進去，因此重點是放在如何從買家（零售連鎖店）反推。但今天的網購，一方面能讓最終消費者直接參與其中；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直接接觸生產國的電商，例如美國人從中國速賣通（Ali-Express）的網店（可能是產品製造或供應商） 買東西。這樣不但能重組全球貿易的供應鏈，還能在一開始更直接地確認消費者的要求。
這種新的貿易方式有可能對香港兩個基本角色帶來挑戰。第一，香港參與傳統B2B貿易的企業可能會因為新的B2C電商貿易比重上升，讓他們生意難做。第二，香港以購物為主的旅遊業會因為中國逐步降低很多國外熱門商品的關稅，以及鼓勵愈來愈多的「海淘」（直接網購在外國銷售的產品），而導致遊客來港購物的需求下降。
不過，挑戰歸挑戰，新貿易方式也為香港提供了機遇。例如， 原來不是貿易管道的速遞與郵政突然因為B2C而崛起，為香港具有亞洲最高連接度的機場帶來龐大的流量。香港作為中國大陸境外的自由港，並同時具備世界級的機場和海港，不論是轉入中國所謂「保稅備倉」型的B2B4C管道，還是通過航空郵政速遞的直郵方式，香港都擁有自身優勢。很多外國郵政企業， 以及中國的跨境電商企業，如淘寶的速賣通，均設在香港，證實了這種優勢的存在。
然而，這種優勢能否繼續，有幾個方面要關注。第一，未來真正能夠取代傳統貿易方式、立足不敗的新方式究竟是哪些。第二，香港企業如何在新形勢下做出正確應變，及時把握跨境電商服務業的先機。第三，也是本書希望強調的，政府如何在這方面徹底摒棄不作為的做法，從法律、管制、政策、基礎設施，甚至公營公司的體制改革等「適度有為」，提升香港全球消費網絡樞紐的能力和可持續性。
在這方面，我有三個建議。第一，讓香港郵政與大型企業聯手，走向世界。當今全球消費網絡的一個骨幹力量就是跨國速遞公司。其中，歐洲最強的DHL和TNT其實是身兼跨國公司和國企雙重身份的企業。在港口業和銀行業，這種公司有新加坡的PSA和星展銀行。在國際市場上，這類企業有跨國公司既按市場規律辦事又以大欺小的競爭優勢；在國內市場，它們又有着自然壟斷的網絡或門戶優勢。如果香港郵政可以和中國郵政EMS聯手打入世界市場，香港將可以大大強化自己在新型跨國電商消費網絡中的樞紐地位。
第二個建議是關於物流倉儲用地的。香港不乏對電商物流服務業感興趣的企業，因為內地或亞洲其他國家和城市在中短期內都不具備國際物流環境，而且缺乏可以獨立經營10年以上，並採用現代化物流設備的大型倉儲空間。政府需要認真研究，找到化解不利環節的辦法，例如向涉及國際物流服務的企業提供有條件的特定減免租金或稅收計劃。
第三個建議，是以全球消費網絡的服務業為主，尋找再工業化（工業4.0）的突破點。單從互聯網產業的發展看，香港和新加坡同樣都有一個無法改變的劣勢，就是市場太小，導致許多相關行業不可能像中國內地那樣有規模效益。不過，互聯網可以配合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優勢，為世界多姿多彩的各種消費提供從產品設計到建設和管理供應鏈需要的服務系統，這些也許在傳統意義上說不上是工業。但是，鑲嵌在消費網絡服務業中有不少技術細節，香港都有領先的思維和處理方式，可以充分發揮在深圳旁邊的優勢，與深圳一同形成高變通性（high agility）的設計/研發-生產-直銷鏈。
再國際化、向多元化國際都市轉型
前面的第一點關於提升香港作為全球消費網絡區域樞紐的討論，核心在於如何把香港這個「中間地」做得更好。然而，中間地的本質，即地理中間性（intermediacy）的角色，是相對 比較容易被其他城市取代的。因此，最好能把「經過」變成「終到」，用中間性培養出中心性（centrality）。
表4.2 2011年至2015年境外公司在港的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及當地辦事處數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地區總部
1340
1367
1379
1389
1401
地區辦事處
2412
2516
2456
2395
2397
當地辦事處
3196
3367
3614
3801
4106
總計
6948
7250
7449
7585
7904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中國版圖上，香港位於邊陲，否則當年也不會成為英國殖民地。我很同意香港著名「寸嘴女作家」王迪詩的一句話，香港本來就在邊緣，怎麼可能被邊緣化？在邊界上發揮中間性容易，但為什麼有機會發展成中心呢？前提只有一個，就是把香港放到更大的空間尺度考量：全球化的今天，每個大洲都需要幾個國際化的大都市，以支撐跨國企業的全球化發展和人口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香港完全應該，而且能夠成為亞洲國際化大都市之一。
讓我們先看香港是如何支撐跨國企業全球化發展。2015年，香港境外母公司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及當地辦事處一共有7,904個（見表4.2），僱傭員工達42萬多人。這是一個龐大的總部經濟。香港政府對此相當重視，每年都針對這些公司做問卷調查。調查內容除了關注這些公司的主要活動內容和服務對象外，更是一個收集他們對香港看法的重要途徑。
表4.3按照被訪問公司認為重要的次序，列出了15項他們選擇在香港開設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或本地辦事處的主要因素和看法。
表4.3 2015年有關選擇設立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當地辦事處地點的因素的重要程度及香港就這些因素的有利程度的意見
香港的有利程度
因素
重要性次序
有利
中立
不利
沒有意見
簡單稅制及低稅率
1
0.68
0.18
0.01
0.13
資訊的自由流通性
2
0.63
0.23
0.01
0.13
廉潔的政府
3
0.54
0.3
0.02
0.13
法治及司法獨立性
4
0.52
0.32
0.03
0.13
員工的生產力
5
0.48
0.35
0.04
0.13
政治穩定及安全性
6
0.41
0.39
0.07
0.13
自由港地位
7
0.59
0.27
0.01
0.13
地理位置
8
0.59
0.27
0.01
0.13
通訊、運輸及其他基本設施
9
0.55
0.29
0.03
0.13
員工的供應及成本
10
0.27
0.44
0.16
0.13
中國內地的商機
11
0.51
0.33
0.03
0.13
工商業樓宇的供應及費用
12
0.14
0.34
0.39
0.13
環境的素質
13
0.28
0.47
0.12
0.13
居所的供應及費用
14
0.12
0.34
0.42
0.13
國際學校學位的供應
15
0.17
0.57
0.13
0.13
註釋：每間作出回應的公司須就上述15項因素的重要性評分，而每項因素的整體次序是根據公司的評分計算得來。
資料來源：《2015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報告》表5.1，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從這些以香港作為總部和辦事處的企業對這15個因素的評價看，前九項都是他們選擇香港的壓倒性原因，特別是前四項， 即（1）簡單稅制和低稅率（2）資訊的自由流通性（3）廉潔的政府（4）法治及司法獨立性。被評為不利條件的兩項，（12）工商業樓宇的供應及費用和（14）居所的供應和費用， 反映出我在第一章所提及的高地價其實是隱性稅務的問題。
所有這些判斷都是來自企業，是從企業本身出發的。香港政府針對上述問卷作出改善，也是為了留住和吸引公司總部繼續常駐香港，但我認為這是不夠的。這種問卷反映港府的骨子裏是相信資本決定一切，要伺候的對象是資本，而不是人。我認為在世界人口流動性愈來愈大的今天，好的城市，留得住人的城市，不但可以創造出更多樣化的就業機會，還能為城市提供發展機會，在文化、藝術、教育、科技、醫療等各個方面變得更吸引人。國際多元文化生活環境一旦產生，就可以讓更多「國際人」 留在香港居住。他們可能是CEO和總部工作人員的家屬和孩子，也可能是很多有衝勁、有想法、各自文化背景不同的年輕人。
讓我們看看香港是否能吸引國際人口。談到人口遷徙，我們往往把目光集中在大規模的遷徙上，如近來湧往歐盟國家的中東、非洲和西亞的難民，或每年大批持單程證來港的內地新移民。毫無疑問，他們的確會造成很多社會問題。如圖4.2第一列資料顯示，2006-2008年香港出現很多家庭問題，特別是新界西北新移民集中的高密度公屋區天水圍，更有超過70宗自殺案，被稱作「悲情城市」。所以，關注並及時改善這些家庭的生活非常重要。不過，我們也不應因此忽略那些從領取個人工作簽證開始，慢慢變成全家都在香港定居的人士。他們很可能是香港社會的正面發展因素。
圖4.2顯示，香港社會發展的國際化趨勢在過去十年一直朝着正 面方向發展。這個由香港非政府組織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制定， 並統計了15年之久的「香港社會發展指數」系統中，用來衡量國際化的是以下八個指標：
1. 能說最少兩種語言的人口百分比
2. 香港市民無需申請簽證可往旅遊的國家
3. 適用於香港的國際條約數目
4. 在香港舉行的國際會議數目
5. 訪港旅客數目
6. 海外直接投資於香港的淨額
7. 在本港以外註冊成立公司的數目
8. 居港人口中的外國人數目
最後一個指標，即居港人口中的外國人數目，近年增長最快， 除了印尼來的家庭傭工外，便是法國人。2000年以來，在港的法國人平均每年增長8.4%，據說目前已達二萬人，註冊了600 多家企業。香港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法國人聚居地。2013年的一個調查顯示，60%以上的居港法國人打算在香港生活五年以上。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政府與法國政府之間有特別的簽證安排，鼓勵雙方的年輕人到對方的城市就業，做法相當不錯。
這些法國人為什麼來港居住和工作？首先是法國和整個歐洲的經濟不景氣，而香港有很多發展個人才能的機會。其次是他們認為在亞洲，香港是最適合法國人居住的地方，因為比起中國內地，這裏相對比較容易適應，一是國際化，二是生活比較簡單，如孩子上學相對容易。香港目前一共有50所國際中小學校，其中28所有完整中小學部的國際學校，17所國際小學，5 所國際中學。相較之下，上海在2015年有28所國際學校，其中14所有全部中小學部，另外14所只有中學部。（資料來自新浪教育）
許多不同國家的人士來港創業，客觀上使香港獲得一個更多元和國際化的發展前景，比起單一依靠內地，要更實在、更突出香港長期的優勢，這對於國家和香港都是好事。例如，這對於香港在中國「一帶一路」的角色也會有幫助，因為近年來在香港愈來愈多的外國人正是來自亞洲各國。
最重要的是，中西文化交融正是香港最「本土」或「本地」（local）的特色之一。1842至1997年，一個小島長成。香港的本質，就是一個95%以上的中國移民，加上英國殖民統治制度的地方。百年統治後留下的制度和文化已影響了香港幾代人（這方面精彩的論述，見陳冠中《我們這一代香港人》）。很多東西並不帶政治或殖民色彩，更多的是生活方式和習慣。它們慢慢成為了香港次文化，即本土的內容。例如把西方人飲用的奶茶和咖啡混和製成的「鴛鴦」，成為香港獨有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據說是由香港的苦力勞工發明。這就是西方文化落地香港的一個小例子。九七回歸、中國經濟崛起和世界進一步全球化，香港本來就應該進一步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同時也進一步向多元文化、多方面國際化發展。
坦白說，我並不喜歡喝「鴛鴦」，但我相信多元文化交融甚至撞擊，如果在合適的環境中發生，最終會帶來深遠而正面的影響。我常常與向我了解香港大學教學情況的內地朋友談起，近十年我校的一個重要進步，就是多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交換生。現在我每學期開設的課程，都有大約10- 20%的交換生。如在
「可持續城市與交通規劃」課上，來自荷蘭、立陶宛、日本、南韓、馬來西亞、美國、紐西蘭等不同國家的學生和香港、中國內地來的同學在同一個教室裏討論他們所在城市的交通問題，並帶他們去香港實地考察城市與交通規劃如何一體化，不僅讓學生大開眼界，學生提出的各種問題，也讓我和帶隊參觀的政府官員受到很大的挑戰。為什麼香港的學校可以做到這些？這與香港多年來累積的國際化優勢有關。從小事，比如路牌都是中英文的，政府主要檔案資料也都是雙語的，到一些關鍵環節，如國際人脈網絡、國際組織成員等，都是支撐進一步國際化的重要因素。
我很期待香港有更多類似鼓勵外國年輕人來香港就業的措施和大學裏的交換生項目。更期待政府當局明白，進一步培育適合多元文化生長、更加國際化的環境，其實應該是一項長期幫助香港提升「在地性」的根本方針。恕我在這裏大膽地提一個說法：就香港這個中國城市而言，國際化就是對「本地性」的強化 (For Hong Kong as a Chinese city, more global means more local)。因為香港無疑是中國最適合發展多元文化和進一步國際化的城市，而香港作為一個人口95%為中國人的城市， 在中國愈來愈強大的過程中，根本不需要擔心非中國化！而中國走向世界，如「一帶一路」這種大型發展戰略和人民幣國際化等，更需要香港國際化。這與鄧小平先生當年為保持香港國際地位提出「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初衷是一致的。
我用「再國際化」這個詞，僅僅是希望香港能夠重新認識和強化自己的優勢。事實上，香港在不知不覺間一直與世界同步。例如，極少數人在網上捅出一些極端話語，以自己的反叛撩起社會的關注甚至爭拗，這是一個全球性的新常態。但這是一種被動的國際化。香港需要有選擇和主動的國際化。
再國際化，向多元文化國際都市發展，是不是會與完善香港的本土民生和改善與中國內地關係背道而馳？我將在下章討論香港與深圳的關係，以及香港如何一方面發展旅遊，一方面建設世界級精品城市。
第五章
香港未來從重視「港」到重視「香」、從依托海港變依托機場
香港是靠港口起家的。不過，前面已經提到相對於海港，今天機場對香港更重要。幾天前看到《明報》上，一位香港教育學院的副教授批評香港機場發展第三條跑道是經濟優先式思維， 不顧環保。類似這樣的說法其實是誤解了香港機場對香港生存的根本作用，而環保的板子也打錯了地方。因此，我不得不再展開關於未來海港和機場的討論，讓大家明白事情的關鍵。
先說海港。香港在1990年代曾多年蟬聯世界第一大貨櫃港的稱號。隨後，珠三角港口區域化，貨櫃碼頭經營商和記黃埔、現代貨櫃碼頭（九龍倉下屬）、招商局等，都早已跨境經營多個在地理上屬不同城市的港口。他們先在深圳鹽田（和記黃埔）、蛇口（招商局），後在大鏟灣（現代貨櫃）、廣州南沙（招商局）等港區投下重金。出口加工業也從深圳遷往東莞和惠州，再經過「騰籠換鳥」到了珠江三角洲西部的城市，甚至湖南、江西、廣西、越南，總之是離開香港愈來愈遠。2008年開始，除了廣州南沙港還在擴建外，整個珠三角港口的吞吐量已經出現明顯過剩。
早在2000年，香港的個別碼頭經營商就決定不與深圳廣州競爭直接運輸的貨源（如和記黃埔就自己在經營深圳的鹽田碼頭， 專門發展直航北美市場），而轉型向中轉樞紐發展。所謂中轉貨櫃，就是班輪公司為了其航線合理化，用hub and spoke的模式，以較小的船隻和頻密的班次沿海收集貨櫃，運到樞紐港香港後才換成大船走遠洋。這些貨櫃在中轉港根本不開箱。因為與本地貿易無關，除了港口裝卸和引航費用等，沒有任何其他增值服務，反倒因為一進一出分別由兩條船隻完成，在港口輸送量上算了兩次，顯得好像香港的港口還在發展和增加。
（見圖5.1）
中轉貨櫃增值不大，但從理論上，因為中轉的船隻愈多，意味着香港作為樞紐連接的港口和城市愈多，應該可以增加香港港口的競爭力和連接度，為香港與這些國家和城市之間帶來貿易機會。但根據我研究小組的最新發現，這個理論在香港並不成立，因為香港與這些城市之間並沒有貿易互補性，所以增加的航線並沒有為香港帶來額外的貿易量。相反，愈來愈多與香港貿易並不相關、燒重油的船隻進進出出，導致香港的環境受到嚴重污染。環保署統計的2014年香港空氣污染物排放清單中最重要的六項（見圖5.2），由水上運輸帶來的貢獻在前四項中都 遙遙領先，分別佔二氧化硫的44%，氮氧化合物的33%，可吸 入懸浮粒子的36%及細微懸浮粒子的42%。
再看機場。與港口輸送量下跌10%不同，香港國際機場的三項航空交通量於2015年繼續錄得增長，並刷新年度記錄。年內， 機場共接待旅客6,850萬人次，飛機起降量達406,000架次，年均增長率分別為8.1%及3.8%。貨運量亦比去年上升0.1%，達到438萬公噸的記錄，單日記錄新高的22.8萬人次及超過1,200 架次，機場的航空網絡增至全球190個航點，雖然香港在飛機架次和客運量上對比今天的北京已是小巫見大巫。更重要的是機場逐漸成為香港對外連接的要道，因為它不僅是絕大部分中國以外遊客和商務人員的進出門戶，還是香港39%的外貿商品貨值的通道，而且以每班飛機平均收費重量和平均載客人數計算，香港機場都一定是世界效率最高的（見表5.1）。從環境上，機場帶來的問題本來就不大，而在未來20年，更環保的機型還可以抵消因總量增長而帶來的污染增量。
可是，按照每年增長5%的速度，距離香港機場現有跑道的飽和，大概也只有一年的時間。即使香港第三條跑道今年可通過各種批准，開始動工，最早也要2022年才可能投入使用。也就是說，有五年的時間，作為香港對外連接要道的機場會被卡住，影響香港最低限度的增長。因此，促使立刻建設第三條跑道並不是什麼經濟優先式思維，而是保住基本需求的問題。
環保方面更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減少港口帶來的負面影響。為此，我已經向有關部門建議，發展離岸中轉樞紐港。如果能夠由香港及其他地區的港口經營商聯合投資，把香港葵青港區完整搬遷到大嶼山西南外海的桂山島（隸屬珠海市），政府負責建設一條大約七公里的引橋至港珠澳大橋連接香港，並在桂山島實行按照香港法律代管，類似澳門在橫琴的管理方式。這樣做，不僅可以大大減少香港市區的空氣污染，還可以降低收費，提高港口競爭力，同時將現已成為市區的葵青港區的土地用途改變成可以居住最少20萬人的地方。這是一個城市港口雙贏的局面，就像1960年代紐約港把碼頭從曼克頓遷往新澤西一樣。當然，這樣做的難點是需要有創意的區域協調和管治。從我所了解到的，廣東和珠海方面對此都是持有正面看法的。從企業角度，只要是開放的市場競爭，相信一定有企業會投資這個有利可圖的離岸樞紐。
一言蔽之，香港已經到了要以「香」為本，即環保、公平、效益三為一體的可持續發展時代。然而，從出口加工為本的1960- 1970年代，到前店後廠、以生產服務業為主的1980-1990年代，再到今天全球消費網絡服務樞紐年代（見本書第四章），信息、金融和人員流動網絡的重要性已經超過物流網絡。而對於香港，物流網絡裏面的航空速遞網絡又比海洋運輸網絡更重要。香港中「港」字的主要含義，也已經從葵青轉移到赤臘角。
這些轉變是香港由區域門戶城市演變升級的必然過程。我在2008年提出過一個門戶城市演變升級模型（見圖5.3）指出， 香港和倫敦、紐約、東京一樣，作為一個世界主要沿海經濟活動區域的門戶，有着相似的演進過程：一開始是靠連接海運與內陸腹地的實體運輸和貿易起家，空運、信息與金融屬於重要的配套與支撐，確保人流、信息流和金融流支持貿易物流。隨着本地的租金和人力成本上升，經過海運的實體物流逐漸擴散和溢出到附近城市和地區，進化成集中處理「無形貿易」的股票交易等金融業務和各種供應鏈管理，而且全球化與本門戶城市在區域經濟中的新地位，要求信息與決策的總部經濟，更提高了對信息、金融和人員流動的需求。因此，出現了從「金字塔」到「聖誕樹」的轉變。與此同時，如果本地區經濟繼續增長，某些門戶功能會轉移到附近，導致新的門戶城市出現，並開始經歷類似的發展過程。新門戶的發展潛力和軌跡不可能與第一個門戶相同，因為它會與第一個門戶城市有着互補性質。
這個由海港轉向以空港為本的改變，在紐約倫敦等地已經完成，香港和新加坡也都在步後塵。香港與新加坡兩地的附近有馬來西亞的柔佛和中國內地的深圳崛起。下一章我將會討論香港與深圳形成「兩制雙城」的情況，因為它也涉及上一章提到的再國際化。向多元文化、更國際化的都市發展，是不是會與完善香港的本土民生和改善中港關係背道而馳？
第六章
港深「兩制雙城」都市圈與建設世界級宜居城市
發揮港深「兩制雙城」都市圈的優勢
內地很早就有人提出深港「同城化」、「一體化」等建議。在香港，也不時有人呼籲港深進一步融合。雖然從政治和體制上，談論「同城化」和「一體化」都不合適，但這不應該是香港把自己擋在合作大門之外的理由。
經濟上，兩地來往已經非常緊密，事實上早已構成一個共同體。1980年前後建立的沿海四個經濟特區中，最成功的就是深圳。有深圳人認為，深圳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是，當初那裏什麼都沒有，所以來的都是最勇敢和沒有包袱的人。我同意這個看法，特別是與今天香港年輕一代比較。不過，讓資本和人才集中在深圳的主要原因是，它在香港的旁邊。這正是當初鄧小平在深圳建立特區的初衷。我經常去深圳，很多深圳的好朋友告訴我，在內地，深圳大概是從文化上（在務實和效率方面的文化，如「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最接近香港的了。
今天的港深社會經濟關係有多密切？我嘗試用以下幾個統計資料和圖表來說明。
1. 人員來往：根據香港政府規劃署2013/14年的跨界旅運調查，2014年平均每天來往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人數已經達到60萬人次，是20年前的三倍，其中90%是來往於香港與深圳的。其中每星期跨界香港或內地（主要是深圳） 最少一次的人數已經達到73萬多人，其中跨境探親和讀書的比例愈來愈大（見圖6.1），顯示了兩城的融合程度 不斷加深。
2. 跨境車輛揭示的變化：從2000年開始，來往深港兩地的車輛，愈來愈多的是普通貨車、跨境巴士，以及為跨境商務或公務人員服務的「兩地車」。普通貨車流量增加是與香港機場的貨物輸送量高度相關的。（見圖6.2）
這兩方面的來往，其實體現着兩個城市因為非常不同的經濟結構和社會基本條件，而產生的發展機會和互補效益。
內地有三個最常見的指標，用來量度城市經濟是否良好：一、城市的GDP增長速度；二、GDP總量；三、合理的經濟結構。 但是，我並不認為這些指標能充分解釋一個城市的經濟究竟是好是壞。依我看，這些指標應該用來量度更大的經濟區域或體系，就好像是一個國家，或者至少是一個大省。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網絡化、全球化的世界。金融、資訊、人才和物質的流通正不斷改變着生產要素的配置，以及消費的內容與管道。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如新加坡，為了提高對抗經濟波動的能力，就需要努力保持特定的經濟結構，但位於大國內部甚至邊緣的城市個體，其結構必然會隨着這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特點而顯現自己的特點。
為了說明這一點，讓我們比較一下深圳與香港在經濟結構上的差別。從圖6.3可以看到，如果認為深圳的製造業佔40%是「健康」的，而香港只有1.5%則被批評為「空洞化」的話，那紐約的金融業似乎比重更大，這樣是更健康還是不健康？如果把均衡看做健康的話，也許新加坡最健康，因為那裏的製造業仍然保持着18%。
那麼，讓我們從更大的地理因素考慮，即把深圳和香港看做一個都市圈。鑒於目前港深在GDP總量上相當接近，我們將這兩個城市的資料按照GDP比重加權後做一個疊加，就可以得知這個雙城實體的經濟結構（見最右邊的柱）。原來，它與新加坡很相似呢！
我用這些資料做的「統計百分比變換術」，並不是想說明新加坡的百分比就是合理的。而是說，如果有像香港、深圳這樣兩個緊鄰的大都市，而它們各自又有明顯的經濟要素差異，如土地與房屋租金、人才流動、勞動力成本、資金流動、貿易自由度、資訊自由度、對外運輸連接度等，產業就自然會跑到最適合自己發揮的城市。兩城的差異，從生產要素到體制，恰好為不同行業提供了更多選擇。
縱觀全世界，相鄰的邊界城市並不罕見，近在眼前的有澳門與珠海，遠在天邊的有溫哥華與西雅圖，但卻沒有一組邊界兩側相鄰的城市有如此龐大的經濟體量和人口規模，並且在地理上十分接近。即使在同一經濟體內，也沒有類似的情況。
因此，從都市發展或城市化角度，應該說港深是鄧小平先生培育出的罕有品種— 「兩制雙城」都市圈。雖然過去30年， 兩地在經濟上的繁榮都已經體現於深港的相互依賴，但遺憾的是，我住在香港二十多年，每年到深圳不下十次，參與過許多有關雙方發展的官方或民間研究和討論，至今卻仍然看到雙方之間的不理解和誤解無處不在。若香港和深圳想從「兩制雙城」都市圈的發展中獲得更多好處，第一而且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要增加理解與溝通，減少誤解。
發展觀上的差別是造成誤解的第一個主要原因。根據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2014年亞太地區都市觀察》專題報告的資料，深圳在2000-2014的十年間，經濟增長了40倍，高居世界城市排名的第11位，而香港僅僅增長了60%，排在第110位。至2014 年，深圳的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方式計算，下同） 達到33,731美元（按照官方統計人口1,076.8萬計算）。而香港 則為57,244美元（見表6.1）。若按照《南方日報》2014年6月26日張偉所報導，2013年底人口已達1,800萬（深圳市公安局統計）來計算，則人均GDP為20,179美元。那麼，今天深圳的經濟發達程度應大致相當於香港1990年代初期。
如果我們相信社會物質生活水平決定意識形態的話，也許可以說，雖然在高科技方面，深圳早已領先香港，但今天很多深圳人對社會發展的基本看法，會與25年前港人所想比較類似。即是說，在經濟迅速起飛後，人們依然堅信「（經濟）發展是硬道理」，但慢慢開始關注社會、民生、環境、教育等方面的進步，向着「可持續發展才是硬道理」轉變。
香港進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社會，大致上是在1997年回歸後第一任特首期間，至今已有十幾年。這種差別造成了很多「雞同鴨講」的場景。例如，一些深圳朋友會認為：深圳河南岸（香港側）一直不見「開發」，而深圳河北岸則早已高樓林立，說明香港已經落後；而且，居然還有港人鬧着不讓新界東北區開發，實屬莫名其妙。而在港方，不論是政府的規劃人員，還是新界的居民代表，均強調任何發展都要顧全長遠利益，能少建就少建，儘可能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即使他們可能各自有不同的圖謀。這些港深發展理念上的不同，並不是誰更先進，而是社會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所以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出發點。
香港泛民派人士中，不乏過去幾十年從未踏足過深圳的。有自己拒絕去大陸的，也有因其他原因未能入境的。我個人認為， 如果一個人是真心為香港好，就應該請他到深圳走走看。哪怕是一個普通香港人，也不應該對一個2,000萬人口、緊貼香港發展的超級都市視而不見，因為不管你是否喜歡，香港和深圳在一定程度上都左右着對方的未來。不來往，只會產生更多衝突。
舉一個我親身經歷的小例子。多年前的某天，我經羅湖口岸到深圳後，在排隊等計程車時，讓拿着行李的妻子與孩子站在旁邊等，我去排隊。突然，前面一個正要上車的香港年輕人與司機吵起來，用廣東話批評司機不該挑客拒載。雙方愈吵愈烈。我太太在旁邊好心用粵語跟這位港青說，可以打電話投訴，跟司機吵下去是沒有結果的。可這位港青突然把怒火轉向我妻子：「你港府話都說不標準，就想和他一起欺負我！」這種「發爛渣」（胡攪蠻纏）的情況，就是內地朋友常常提到的某些香港人在內地往往自以為是人上人，但實際上已經變成「港燦」的故事吧？如果這位小兄弟以後再不「上大陸」，就不會知道今天深圳有了各種計程車，如可以用手機付款，漸漸愈來愈少司機拒載；而另外一個改變就是，經常上大陸的港人的普通話也愈來愈容易聽懂了。
政府角色的差別是造成深港誤解的第二個主要原因。以我的了解，兩地公務員其實比較清楚這個差別，反倒是政府以外的人誤解較深。如內地朋友會慣性地認為，香港的很多事情是因為政府效率低，不作為。事實是否當真如此，須就事論事。
無可否認，香港政府一些部門常常出現僵化和不作為的地方。但同時，我也注意到有很多內地政府插手香港的事，但港府卻不管。例如，當我為同一個研究項目走訪深港兩地企業，向企業問「您認為政府在這方面有什麼需要改進嗎」時，深圳的企業會提出各種政府應如何幫助企業或行業發展的建議。相反， 香港的企業則會說，政府做得很好。我問，為什麼？答案是， 他們的企業之所以能夠生存，就是因為行業內沒有任何政府的補貼，使得那些缺乏競爭力的企業無法繼續營運，而選擇自己離開。當然，這個例子不是說，政府在什麼事情上都不能插手。但對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香港社會上的整體看法與內地非常不同，商業實踐中也確實是如此。
總而言之，就經濟發展而言，在內地，沒有政府的參與，你可能什麼大事都幹不成— 雖然一些政府干預少的行業，如網商，發展最健康；但在香港，政府主要是告訴你不能幹什麼， 並確保法律上你與其他企業受到同等對待— 雖然事實上，大企業可能會通過各種方式得到某些好處，競爭並非真正公平。
香港政府與深圳政府可以合作的地方很多，如金融服務與基礎設施方面。香港與深圳民間也有很多可以進一步合作的地方， 如科技、教育、醫療等。
在具體如何合作方面，我不是專家，不能提出什麼建議。不過，有個小提議是，兩地政府的有關部門應該長期合作，統計雙方都需要、有關跨境合作、交流、貿易、教育、醫療等方面的資料。
相對內地很多城市，香港政府的統計資料比較全面，也是公開的。有些資料雖然沒有上載到互聯網，但可以寫信索取，或用成本價購買。深圳這方面在內地也是領先的。但是，兩地的統計口徑和內容不盡一致，跨境活動的資料也非常缺乏，因為它們通常不是政府統計部門的主要統計對象。事實上，對於這對兩制下的雙城，如果我們不是整天比哪個城市排第一（幾乎天天看到有人在做這種無聊的事），而是要扎扎實實地研究如何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質素和提高本地企業的競爭力，就需要更多像前面提及的《南來北往》的統計分析。這類研究不僅是了解跨境有多少人多少車，還要知道是哪類人哪類車，更需要知道兩地往來的活動目的、內容、原因和問題。
沒有好的調查和資料，就會犯政策上的錯誤。例如，在不久之前撤銷了深圳居民來港「一簽多行」的政策，說是為了防止跨境的水貨（及沒有本地代理商的進口貨品）流通。結果發現「帶水貨」的其實多數是港人自己。以流通和服務為本的香港，最不應該做的，就是把流通的閘門關上。需要的可能是某種篩檢程式。
回歸真正的旅遊
我在本書的第一章提到，香港旅遊界把焦點放在內地「自由行」，而「自由行」旅客來港消費的內容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遊客非常不同，把七成以上的錢花在購物上，當內地遊客從2003 年「自由行」開始以前的45%，到2015年佔客源77%（見圖6.4），整個旅遊業就變得愈來愈「購物化」。同時，香港年遊 客訪問人次已高達6,000萬（2014年），為本地人口的8.1倍， 相當於這個彈丸之地天天都開着半個上海世博會！
但是，如此龐大的遊客，為香港帶來的效益卻很有限。在香港四大支柱產業當中，貿易及物流業增加值佔GDP的23.4%（2014年資料，下同）、金融業為16.6%，專業服務及其他生產性服務12.4%，而旅遊業僅佔4.2%。然而，隨着網購海淘盛行、人民幣兌美元/港元下跌，以及韓國等地採用同樣方式競爭，就算香港天天都是購物團，情況也並不樂觀。圖6.5顯示，每個遊客帶來的增值（GDP）（包括購物）從2011年開始下滑。如果再考慮到一些購物團被帶到郊外居住區、居住區商場變名牌大賣場（Outlets） 引起市民不安和抗議的負面效應，香港旅遊業重回「旅遊」 刻不容緩。
以本人愚見，香港旅遊市場最少有兩個新方向可以拓展。一個是面向長途市場（歐美等地遊客）組織大珠三角多日遊。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即將開通。大珠三角有三組「雙城」：香港與深圳、珠海與澳門、廣州與佛山，並且各有鮮明的文化特色和旅遊優勢。這種拓展，不需要香港增加多少酒店房間，而需要增加原有觀光景點（比如維多利亞港）的容量。雖然這種同區域多地多日遊的市場出現，自然有企業會去做，但今日的旅遊和城市推廣，政府責無旁貸。同時，這種旅遊又需要多地政府合作。香港旅遊界和有關香港對外推廣部門，如貿發局， 應該看到現在單一推銷香港已經不足夠，更應該聯合附近城市，一起推廣整個地區，別樣的香港自然就在其中了。
第二個方向是深挖香港獨有的特色。旅遊界專業人士一定比我更清楚，對於不同的遊客，有些景觀和亮點是一樣的，如維多利亞港的夜色，而有些是不同的。例如，沒有多少內地人或香港人坐過歐洲公司在香港開設的旅遊線路Big Bus。它除了途經最熱門的景點，如太平山頂和星光大道，最特別的是其港島線專門挑選行走那些窄窄的半山路，讓遊客在敞篷車頂飽覽夾在兩側高樓中的港式一線天。這些對本地人司空見慣（其實香港人自己也沒有什麼機會這樣看香港！）的生活環境，對從來沒有在超高密度中生活的人而言，卻是永遠的奇觀。我認識的一行法國友人到香港開會後四處走走，印象深刻的除了維港景色，就屬滿山高樓大廈了。
要挖掘高檔和多樣化的客源，光靠賣衣服和戒指、吃海鮮是不行的，業界一定需要更多專業化的付出，例如可以用最新的VR 技術、電影等各種途徑，有效地向潛在遊客的所在目標國家， 宣傳港式一線天等另類賣點。
建設世界級宜居城市
雖然香港人天天批評香港政府無能，可客觀地說，在世界範圍內比較，香港是個管理得不錯的城市。幾位從英國來的同事就跟我說過，真應該請香港人到英國去管理那邊的城市交通。的確，在美國和澳洲學者提出TOD（公共交通導向發展）以前的20年，香港就已經開始TOD了。目前，香港每天有90%的人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上學，40%的住宅和60%的工作崗位都位 於城市軌道交通站500米範圍內。很多巴士站和地鐵站也都按照城市規劃的要求，設在居住社區內部。這些都是近50年持續堅持公共交通優先才得以達成的。
然而，進一步改善變得愈來愈難，因為對於一個已經建好骨架的城市來說，新的擴展規模小了，要求亦高了。新建設，如地鐵繼續伸展到密度較低的地區，投資回報率往往是遞減的。
另外，有得必有失。香港有很多做法，當時看來是成功的經驗，但在今天看卻有不少是後患無窮。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用BOT運作模式建設了兩個過海隧道， 一個是房屋委員會把原來公用的停車場和公屋商場打包上市成「領匯」（香港上市公司），完全私有化。
過海隧道是香港交通的命脈。目前三個隧道的收費差距很大， 導致過海交通效率不足。一條堵，一條空，政府只能調控其中紅磡隧道的價格，其他兩條隧道幾十年內都拿它們沒辦法。當年做出這種決定，只因政府覺得不用自己投資很划算，而BOT 又是社會上流行的做法。但現在看，隧道不僅有很好的經濟回報，更有非常重要的社會整體效益。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領展（Link）：一時賣了個好價錢之後，公 司的資產值大幅上升，而政府雖然名義上控制着該公司，但實質上完全放棄了控股，不僅造成最需要低租金環境的公屋區怨聲載道，而且公司賺大錢，政府完全沒有從中得到好處，只是當年甩掉了一個包袱（其實是金蛋！）。現在世界和中國又流行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香港要小心了。與內地需要減少政府的干預相反，香港需要政府扮演更多的角色。
政府適度有為，是要這個城市保持國際競爭力，最終為每一個市民帶來福祉。據香港貿發局的分析，除了四大支柱產業外， 香港具有明顯優勢可進一步發展的六項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產業、醫療產業、教育產業、創新及科技產業、檢測及認證產業，以及環保產業。2014年，這六項產業的增加值佔GDP的9.2%。
在香港科技園等地，出現了一些不錯的企業。這些企業能否留下並成長，人才、投資、資訊等都不是問題，而是在於缺乏物業租金和政府的長期支持。這方面「適度有為」不能光說不做，而要從根本上解決財政上過度依賴土地回報的問題。
我不懂政府的財務分析，不過新加坡有一點值得我們借鑒，就是它有幾個走向世界的國企，包括主權基金公司淡馬錫、其控股的星展銀行（前新加坡發展銀行），以及新加坡另一個國企PSA集團（前新加坡港務局）。這種把本地國企變成世界級跨國公司的做法，實際上和民營跨國公司經營理念相似，就是用自己在本土培養的競爭優勢打入世界市場。不同於香港的滙豐銀行與和記黃埔港口控股集團的是，這些新加坡公司賺到的錢，是可以入政府口袋的，而最終更可減少其他方面的稅收， 包括賣地和地租。香港確實有這類可以走向世界的「市企」， 如前面提到的香港郵政，還有香港機場管理局、港鐵公司，都是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公司。用國際市場賺的錢回饋香港，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和吸引力，為什麼不呢？現在已經不是1970年代，把國企按照民企的方法公司化管理，完全是做得到的。
太平山頂是香港的旅遊名勝之一，璀璨的夜空、維多利亞港的美景，以及兩岸聳立的高樓大廈都可以在這裏一覽無遺。
結語
城到中年
在一個已經富裕起來的城市裏，人們的思維亦變得不同以往。他們不會把「發展是硬道理」放在心上，也不會在意自己在國家的經濟體系裏有多重要。這不過是一個城市，一個到了中年的城市。既然是城市，很多日常民生的事情本來就是政府最需要關注的，而到了中年，社會公平、廉政、自由、民生，包括環境、經濟、教育、文化、醫療等各方面的改善缺一不可。特區政府每天的任務和長遠的目標，就應該是把香港經營成一個世界級的宜居城市。
我接觸到的香港特區政府部門各級官員、NGO和學界人士， 大部分都在努力推進社會民生的改善。然而，香港近年愈來愈嚴峻的政治氣氛一再證明，有效運作的政府必須是一個高認受性的政府。因此，愈早實現真正的普選，解開認受性問題的死結，香港就愈早可以重振。政府認受性毫無疑問是香港最大的死結所在。這個結就恰好反映出，香港因為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地理因素，所以注定不是一個普通城市，也不是一個獨立體，而是一個最國際化的中國城市；一個既不能脫離祖國，同時又必須依賴與世界聯繫而生存的城市。
這個地理上天生邊緣、體制上人為獨特的城市，進入了中年萬事難的階段。像一個中年人一樣，他的過去已經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未來。但是，他還是可以，而且需要選擇今後的路怎麼走下去。
我每年看着一批批年輕人從香港大學畢業，走進社會，總祝願他們能夠像大多港人一樣，找到一份合心意的工作，過上簡單快樂的日子。同時，希望至少有一部分人，可以像他們很多前輩般，擁有國際視野和國家感，敢闖敢幹，以自己的理念走向世界。最近，以前的一位學生告訴我，新加坡機場管理局準備聘用他去管理俄羅斯某個機場，讓我很受鼓舞。
今天，香港走到一個不解決自己的深層問題就不能再向前的難關。而要邁過這個難關，香港人既要靠自己，又不可能完全靠自己。因此，反省自己，並改善與外界溝通同樣重要。雖然整本書所寫的都只是個人意見，但如果這些內容能夠讓讀者（尤其是香港人）和我一起反省自己，我會感到非常欣慰。
我希望讀到此書的內地朋友知道，在這個彈丸之地，有很多像我這樣的新香港人，以及很多「沉默的大多數」，都明白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當年說「中國好，香港就會好」的含義。同時，我也希望內地人了解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階段裏，很多港人與內地人看法不同的原因。當然，我最希望的是有更多人明白，並從國家層面考慮。其實，香港的國際性和香港人特殊的身份認同觀都不是負面的東西：不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和文化上，香港都可以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實驗站。
最後，作為一個在北京出生和長大、在香港大學以納稅人給的工資為生二十多年的小教員，如果這本小書可以化解哪怕一點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誤解，就已經達到它的目的。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